“特使都负有特殊使命。”10月23日下午，在北京家中，曾经以中国政府特使身份在2005年赴坦桑尼亚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外交官张宏喜和《环球人物》记者谈起了“特使”这一话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使”有时是外交中的礼节性代表，有时是推动一项具体外交工作的关键人物。七十载外交华章中，有不少特使的鲜活身影和精彩故事。

贺龙，新中国第一位外交特使走进了“巴铁”

　　对于巴基斯坦，网民有一个亲切的称呼——“巴铁”，形容中巴之间的铁杆关系。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巴基斯坦时任总理谢里夫时说过，中巴是铁杆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今年9月8日，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在伊斯兰堡会见我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时又一次表示，巴基斯坦将中国视为最值得信赖的铁杆朋友。“巴铁”一词可以说得到了官方认可。
　　历史总有很多偶然与必然的交织。张宏喜给《环球人物》记者整理的一份资料显示了中巴友谊的缘分——新中国第一次派出外交特使，正是前往巴基斯坦。63年前，时任副总理贺龙承担了这项特殊使命。
　　1956年3月22日至25日，应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贺龙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和该国第一任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就职庆典。当时正是美国和西方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封锁政策之时，巴基斯坦是中央条约组织（1955年成立，1979年解散）成员国，刚刚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所以，贺龙这趟特使之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发展中巴睦邻友好关系是关键，对冲破西方封锁亦是关键。
　　3月22日，贺龙一行抵达巴基斯坦;23日上午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下午到卡拉奇日汉哲公园出席了有10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24日上午拜会米尔扎，代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向米尔扎致意。
　　对于贺龙的到来，米尔扎非常高兴，因为他也曾是一名领兵上战场的将军。得知贺龙25日就要回国，他一再追问贺龙何时再来巴基斯坦。他说：“我们两个都是军人，说话是肯定确切的。请你告诉我，你究竟什么时候再来？”贺龙表示，希望在周恩来总理回访巴基斯坦时同行，米尔扎立即说：“这应该是一项军人之间的诺言。”他还坦诚表达敬意：“巴基斯坦对中国怀有极高的敬意。我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十分仰慕。周恩来总理是极正直、极有天才、极有能力的政治家。”他请贺龙带口信给周恩来：如果周总理对巴基斯坦，特别是它和别的国家的关系能给予任何指导，只要这种指导是符合公正的原则，将乐意采纳。
　　二人相谈甚欢，贺龙还把新到任的大使耿飚介绍给了米尔扎，并告诉他，耿飚也是一位将军。米尔扎当下表示：大使有任何困难和问题，无论白天或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我，我都愿接见。之后，贺龙代表毛泽东主席向米尔扎总统赠送了礼品。尽管只有短短4天，但这次出访十分成功，贺龙在巴基斯坦还与该国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和外交部长乔德里见面，交流了许多原则和想法。

　　当年年底，周恩来总理访问巴基斯坦。贺龙遵守承诺，一同来到卡拉奇，再次与米尔扎见面。米尔扎尤为高兴，邀请贺龙一同打猎。12月21日，他们在卡拉奇东北方向90英里外的一处猎场边打猎边叙友谊，傍晚时分才带着猎物回到卡拉奇。
　　在中巴友谊之路上，这无疑是重要一站;在打破西方封锁上，这显示出中国智慧。

王国权，在日本掀起第二场“王旋风”

　　1972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成果丰硕的一年，而此前的1971年，则可谓跌宕起伏、风云巨变——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从西方远道而来，中国总理特使王国权则东渡日本。一东一西，到来与出发，将历史的航标共同指向破冰之旅。
　　基辛格的故事已为人熟知，王国权的名字却还鲜为人知。在《周恩来年谱》中，有一段不起眼的记载：1971年8月22日，致电日本友人松村谦三家属，悼念松村逝世，称松村是“日本卓有远见的政治家”。24日，派王国权以总理特使身份前往日本参加吊唁松村活动。行前，约见王国权谈此行任务和目的以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和通常派出的中国政府特使不同，王国权的身份是“总理特使”。周恩来指示：此番赴日，实际上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状态下开展的吊唁外交，要利用特使的身份，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鉴于佐藤首相执行支持台湾的政策，王国权不主动接触佐藤。
　　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在外交战线工作多年、时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的王国权恰是合适的人选。在他出发前一个多月，也就是1971年7月15日，中美同时发布了基辛格访華的公告，通告美国总统尼克松将在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全世界为之震动。一直跟随美国搞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内阁大受打击，试图赶紧跟上美国改弦更张的步伐。其实此前一段时间，日本国内关于改善日中关系的呼声已经很高，两国民间互动也已热络起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本掀起了“王（晓云）旋风”，日本在野党和社会团体频频访问中国。 　　就在日本官方和民间对华态度冰火两重天的情况下，一直致力于日中民间交流和贸易的日本政治家松村谦三逝世了。1971年8月25日，身负重任的王国权抵达日本东京，并于第二天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和追悼会。
　　这一路，插曲不断。
　　佐藤内阁因为在日本国内遭到潮水般的反对，便想借王国权赴日之机摆出“积极改善日中关系”的姿态，以缓解国内政治危机。由于中日尚未恢复邦交，王国权经香港前往东京。佐藤内阁派出国会议员木村武雄到香港机场迎接。木村一见到王国权，便迎上前说：“您到香港的一切将由我来安排。”他还向日本记者表示，“直接向王先生转达了佐藤首相希望在东京会晤的意思”。对此，王国权未作任何表示，只是说：“我们在日本的活动已由廖承志驻东京办事处安排。”

　　当飞机抵达东京时，佐藤内阁派出的官房长官竹下登已经在羽田机场等候。日本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认为政府派官房长官为代表迎接日本未承认国家的要人，在外交惯例上是没有先例的。
　　然而，这些“积极姿态”的背后，却是佐藤内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荒谬主张和不肯断绝同台湾“外交关系”的事实。佐藤荣作直到1972年6月下野之前，都未放弃“两个中国”立场。甚至在1971年10月20日联合国大会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表决前夕，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向日本政府提出共同议案敦促与中国早日恢复邦交之时，佐藤内阁也依然如故地坚持“两个中国”，日本外相爱知揆一更是在联大发言中喋喋不休地要求保留台湾席位。
　　对于佐藤荣作的惺惺作态，王国权保持了礼貌与距离。在松村谦三的葬礼开始前，佐藤荣作主动走来与王国权握手，葬礼结束后又对他说：“回国后请代我问候周恩来总理。”王国权全程都未作回答，仅有礼貌性的握手与点头。日本记者现场报道说，佐藤和王国权的两次会面都不到10秒钟。
　　这已经显示出中国在原则性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但王国权知道还远远不够。“不主动接触佐藤”是注意事项，“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才是重要任务。一周内，王国权分别会见了日本各界人士500多人，向他们说明中国政府关于中日关系的严正立场和各项原则，使日本各界了解到，只要日本政府不改变对台湾政策、不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就不可能恢复中日正常关系。
　　这是中日交往史上的一场外交风暴。日本《每日新闻》报道：“王国权氏来日本，在我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人感到政财界都已倾倒在地，而日中友好气氛已急剧上升。”“日本越推迟日中邦交正常化，就越成为国际上的孤儿，同时也可以说，这意味着佐藤内阁一直是同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日本经济新闻》则评价这是继年初刮起乒乓球“王（晓云）旋风”后，又一次刮起了“王旋风”。

　　两次“王旋风”使中日恢复邦交的有关原则被日本社会广泛了解和理解，王国权圆满完成特使任务。日本共同社在他离开当天发表评论说：“王国权以胜利姿态回国。”
　　1972年6月，佐藤宣布引退。新组阁的田中角荣在9月25日启程访华。在北京的机场，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手紧紧握在一起。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中日邦交正常化。从甲午海战开始，经历大半个世纪的反侵略和独立自强后，中国终于与日本这个邻国跨过战争鸿沟、重叙正常外交。

钱其琛，堪比马拉松的中苏谈判特使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苏关系的破冰和修复，成为外交工作的一大课题。这就要提到已故外交部长钱其琛，他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与苏联进行了长达7年的政治磋商和谈判。他把这段经历写在回忆自传《外交十记》的开篇，足见这项工作对于钱其琛个人、对于那一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
　　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还鲜明地体现了特使外交在礼节性之外承担的政治性职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志永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谈及：除礼仪性活动之外，外交特使有时也承担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双边谈判，只是当时，很少有人能预计到钱其琛的这一特使身份将持续7年之久。
　　1982年，中苏关系恶化至严重的对抗局面：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再加上此前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中苏之间有了“三大障碍”，三件事均对我国国家安全形成直接威胁。
　　中苏关系中唯一一点松动的消息，来自1982年年初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的讲话，他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邓小平迅速捕捉到了这一信息，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反应。一场新闻发布会迅速举办，地点就在外交部主楼的门厅处，连座位也没有准备，七八十名中外记者就站着开会。他们团团围住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记录下他不足百字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首先反应过来的是苏联记者，钱其琛记得他当场竖起大拇指，喊了一句“奥庆哈拉索”，意思是“很好”。第二天，全世界的重要媒体都报道了这段声明并配发评论。敏感的传媒界首先嗅到了中苏关系可能变化的气息。

　　1982年10月，已经是外交部副部长的钱其琛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特使，在北京与苏联政府特使伊利切夫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第一轮政治磋商。一场艰苦卓绝的谈判马拉松就此拉开序幕，钱其琛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要而又极富挑战性的使命。”
　　中蘇关系改善的条件，邓小平在1982年夏天已经明确：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在长达数十年的交恶后，中苏首轮政治磋商的气氛可说是刀光剑影。从10月5日到21日的六次会议，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伊利切夫不仅被苏联外交界视为谈判高手，而且是苏共的“老资格”，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担任过苏共中央书记。谈判一开始，他就指责中方提出解决“三大障碍”，是为磋商设置了“先决条件”。他总是绕开问题提建议，希望在促进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改善和发展上先达成协议。钱其琛没有被他绕进去，指出在磋商过程中对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
　　这是一次相互摸底的前哨战，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而整整12个回合的持久战才打了第一场。
　　不到半年，第二个回合来了——中苏第二轮政治磋商于1983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其间，钱其琛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有过一次会见。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长长达27年，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历经五代苏联领导人。他因为矜持而好斗，被西方记者称作“说‘不’的先生”。见到钱其琛时，葛罗米柯年事已高，难免有些倚老卖老。他大骂了一通美国人，还以教师爷的口吻对钱其琛说，中国完全可以从美国推行的消灭社会主义的政策中，推导出应该同苏联还是同美国建立何种关系的结论。
　　55岁的钱其琛不卑不亢，马上回应：“谈到国际上的紧张局势，这是客观存在。我想在这种形势下改善中苏关系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于谈到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时期的较量，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讲话，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葛罗米柯一时语塞。
　　从1982年到1988年，中苏两国的12轮政治磋商，钱其琛主持了11轮。这12轮政治磋商最终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改善，推动实现双方的高级会晤。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结束了中苏两国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而特使，正是斡旋其中必不可少的力量。

中国特使穿梭在热点地区

　　进入新世纪后，类似钱其琛这样长时间出任某一主要问题特使的情况，还出现过多次。
　　张宏喜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遇到复杂的国际问题，在短时期内无法解决而需要一位特使长时间担负外交任务，这就产生了常设特使。常设特使一般在资深外交官里选出，由外交部推荐。他们非常熟悉相关地区和事务，有相对丰富的地区外交经验，特别是长期以来建立的国际社会人脉关系更是优势。从2002年开始，中国常设特使主要包括中东特使、朝鲜特使、非洲特使。常设特使的日常工作，一方面是向各方介绍中国对这些问题的主张看法;另一方面是听取对方对形势发展的看法，了解最新情况和各方立场。”

　　以中东特使为例。长久以来，中东是世界最大的热点地区，而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同以色列之间的领土纷争和民族矛盾久拖不决。2000 年4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时，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就明确提出，希望中方任命中东问题特使，以推动中东和平进程。2002年，在巴以冲突升级之际，中国政府就中东问题委任了第一位常设特使——时年66岁的退休外交官王世杰。他早年在埃及留学和工作，并先后在巴林国、约旦哈希姆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出任大使，对中东十分熟悉。“我这个中东特使的使命就是到这个地方去劝和，促进他们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这样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也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种体现。”王世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上任后，王世杰4次会晤被困的阿拉法特，“这样一个曾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被囚禁在只有普通教室那么大的房间里，那情景颇为悲凉”。阿拉法特感谢中国的帮助，对中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赞赏。在担任中东特使的3年间，王世杰多次访问相关国家，同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展开对话磋商，同时，他一直和中东和谈“四方”的特使保持着接触，为巴以双方尽快恢复和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也在相关国际问题上发挥了大国影响。2007年5月10日，在外交战线上工作了35年，从中国驻南非大使任上卸任回国仅一个多月的刘贵今被任命为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围绕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展开工作。达尔富尔位于苏丹西部，长期以来，生活在这里的80多个部落有错综复杂的矛盾，各种武装派别随意攻击平民、抢掠财物，特别是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的对抗持续升级，成为当时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热点和难题。
　　由于西方国家以制裁相威胁，苏丹政府对西方国家心存芥蒂，拒绝非盟以外的任何部队进入达尔富尔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的刘贵今开始了艰难的工作。从5月19日到23日，他接触了苏丹政府高层，实地考察了达尔富尔难民营，会见了州长和各县代表。3个月内，他3次访问非洲，走访了苏丹邻国埃塞俄比亚、埃及等国，不仅深入了解了地缘关系，还与俄罗斯、英、美等国的代表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
　　中国特使的斡旋效果显著。苏丹政府同意在达尔富尔部署非盟-联合国混合维和部队，反对派也开始坐下来与政府谈判。国际社会称赞这一进展是“空前”的，许多国家领导人感谢中国为此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刘贵今将成功归结为：“我们以非洲朋友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说话和做事，所以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是独特的。”像王世杰和刘贵今这样为国际事务奔波的特使还有不少。2014年7月，孙玉玺担任首任阿富汗事务特使。他曾在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主管阿富汗事务长达14年，是名符其实的“阿富汗通”。这些常设特使在特殊岗位上为推动解决世界“急”“难”“险”“热”问题贡献了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