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8月，51岁的梁启超老年添子——他的第九个孩子梁思礼诞生了。也许是相貌最接近于父亲，也许是年龄最小，梁启超格外疼爱他，给他取了个昵称“老白鼻”（英语Baby的谐音）。
　　“老白鼻”生来聪慧、顽皮可人，为梁启超埋首学问之余带来了无尽的喜悦。
　　1929年，梁启超去世，梁思礼不满5岁。
　　梁思礼在天津读完高中后，在母亲朋友的帮助下，申请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母亲变卖了一些家中值钱的物件，尽最大努力凑了400美元给儿子做路费。
　　梁思礼去美国仅半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从此中美之间的通道被全部切断，他和家人也彻底失联。在美留学8年，梁思礼从未得到过家人的接济。
　　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梁思礼寒窗苦读，于1949年在辛辛那提大学拿到了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载着第一批在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梁思礼便在其中。梁思礼随身携带了一个业余无线电收音机，竟然在轮船上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新闻广播。
　　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在举办成立大会的那个简陋食堂里，梁思礼亲眼见证了中国航天从零起步的伟大时刻。
　　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是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从此，他将全部身心都融入到发展我国导弹与火箭的事业之中。
　　东风二号的控制系统很难在我国隐蔽山区准确执行任务，信号会发生畸变。由于使用不便，部队要求研制单位去掉无线电横偏校正系统，即“割尾巴”。在一个型号飞行试验成功接近定型的时候，要求做这样大的方案变动，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实战的需要，梁思礼和他的研制团队必须千方百计去满足。
　　在决定导弹上马哪种制导方案时，设计师系统提出了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坐公共汽车”方案。这种方案比较稳妥，但试验周期长；
　　第二种方案是“半搬方案”。这种方案有一定的风险；
　　第三种方案是“全搬”方案。这种方案承担的风险最大，但一旦试验成功，就能立即把新系统正式用到型号上去，可以大大缩短试验周期。
　　梁思礼等技术负责人充分相信新系统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和实现的可能性，坚决主张上“全搬”方案。由梁思礼带队仅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修改设计及飞行试验，并取得连发连胜的好成绩。
　　梁思礼非常喜欢著名作家萧伯纳的名言：“人生并不是短短的一支蜡烛，而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一支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把它交给后一代人们。”耄耋之年的梁思礼，除了继续为国防事业当顾问外，又当起了“80后志愿者”。
　　1999年10月1日，建国5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北京举行，这一年也正好是梁思礼返回祖国50周年。站在观礼台上，看着威风八面的导弹武器从眼前经过，回顾起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史，梁思礼感慨万千。爱国主义、奋发图强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使受尽屈辱的祖国繁荣昌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他不懈的追求，他用一生的实践在航天事业中兑现着自己的诺言。
　　（编辑：于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