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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到复旦做讲座，周文教授赠笔者《经济学中国时代》一书，该书于2019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随身带着，利用细碎的时间阅读，读罢便有提笔之意。
周文教授是一个勤奋的学者，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很接地气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既发表在国内一流期刊，也大量发表在《环球日报》等时事性强的报纸，还有相当一部分见于新媒体。他的文章笔者大部分读过，给人的感觉是满满的正能量。这与当下一部分学者陷入西方话语窠臼，不能独立思考中国的问题形成鲜明对比。
对学术的认识，有一部分人是力挺无国界的。当然，这一认识也延伸至科学。表面上看，学者或科学家的国籍对规律探索关系甚小，但哪些研究得到支持、得以传播，并成为主流却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直白地写道：科学活动并不是处于某个更高的道德和精神层面，而是也像其他文化活动一样，受到经济、政治和宗教利益的影响。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崛起带动了西方经济学的崛起，两相映照、彼此依托。全球经济学研究中心经历了两次大的变迁。第一次是经济学的英国时代，第二次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进入美国时代。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看，美国和英国国籍的学者最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只有两人。周文教授想向学者传达一个信息，即什么样的学术成为主流并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一个早已设定的“筐”。西方经济理论占领全球思想版图，其目标并不能简单地阐述为帮助各国提振经济。如苏东剧变最开始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最后却以国家的解体为代价。
改革開放以来，中国既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保持了长达40年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成功减少了7.4亿贫困人口。中国经济高速而持久的增长令西方经济学家出乎预料，却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同。201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发文剖析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奇迹的三种误读。他指出，学者从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进行解释，但“话语权却常常不在中国经济学家这里”。中国经济强大了，但中国经济学并不强，这恐怕是中国经济学界当下必须直面的问题。
周文教授是国内最早一批呼吁学界关注并始终身体力行坚持中国经济学建设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国时代》中周文教授写道：在全球化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新问题将全世界带入一种徘徊或迷茫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所要担当的历史责任就是解开全人类“认识上的枷锁”，更好地引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他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被解释对象的重要性。未来30年，中国经济会再次重返世界中心，世界将迈入经济学的中国时代。
对中国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周文教授作了详细阐述。首先，西方理论有瑕疵，中国无法直接借鉴。斯密构建了“看不见的手”，运用完全竞争和完整信息来解决自利的个人与经济秩序维持之间的问题。但是，。完全竞争实际上并不是普遍现象，完整信息更无疑是天方夜谭”。从理论应用场景来看，利他、协作以及广泛的社会联系才吻合实际，互联网也正在强化这些方面。经济学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科学，经济学的生命力不在于自我精致化、复杂化、标准化，而在于能否应对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西方经济学倡导的三板斧（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带来了全球性危害。新自由主义既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更解决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其次，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准备。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存在一些怪象。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形成了路径依赖，将中国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为学习和运用西方理论的成果，当出现问题时就责怪没有很好遵从西方经济理论。这些现象反映出中国经济学理论缺乏自主性和自信力，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经济学的主体意识。第三，中国经济学要形成体系，而不是散打。在周文教授看来，经济学西化、理论奴化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缺乏自己的成熟体系，既无法引领发展中国家，也无法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他强调，中国经济学发展没有跟上中国的发展，很多都停留在“解释”而非“引导“的阶段。中国经济学的构建，需要对中国
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进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能照葫芦画瓢走别人的路，也必须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提供有预见性的认识。
《经济学中国时代> -书就周文教授近十年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思考进行了归纳。“中国经济学应该有自己的主流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发展趋势”“中国经济模式与中国经济学”“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反思”等篇章，围绕“中国经济学”这一主题，既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也指明方法，提出改革路径。此外，他还从新自由主义对全球性危害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从供给侧改革角度提出中国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解析了一些问题，如“中国人应该重读《资本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为国内政治经济学界的知名学者，周文教授并不反对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成熟方法展开研究，但也同时提醒经济学研究要回归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不能抛开国家和阶级谈经济，把经济学建立在苍白的画布之上。长期以来，国内教育体系倾向于西方经济学的传授，在教材、人才、课程、项目等诸多方面，西方经济学普遍而广泛的推进，形成了庞大的理论应用群体。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全面遇冷，学科自信不足，人才青黄不接。
《经济学中国时代>在这个时候面世，是对中国经济学建构者的巨大鼓励。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学建构的过程是漫长的，需要学者抱持“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一代一代地走下去。复旦大学周文教授及其团队是中国经济学建设者的中坚力量，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和团队投入到这个过程中来。
这既是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我们期盼会有更多的学者不负时代之托，不负家国情怀，为了中国的明天交上一份有担当、有创新的答卷。
周文教授是一个勤奋的学者，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很接地气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既发表在国内一流期刊，也大量发表在《环球日报》等时事性强的报纸，还有相当一部分见于新媒体。他的文章笔者大部分读过，给人的感觉是满满的正能量。这与当下一部分学者陷入西方话语窠臼，不能独立思考中国的问题形成鲜明对比。
对学术的认识，有一部分人是力挺无国界的。当然，这一认识也延伸至科学。表面上看，学者或科学家的国籍对规律探索关系甚小，但哪些研究得到支持、得以传播，并成为主流却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直白地写道：科学活动并不是处于某个更高的道德和精神层面，而是也像其他文化活动一样，受到经济、政治和宗教利益的影响。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崛起带动了西方经济学的崛起，两相映照、彼此依托。全球经济学研究中心经历了两次大的变迁。第一次是经济学的英国时代，第二次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进入美国时代。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看，美国和英国国籍的学者最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只有两人。周文教授想向学者传达一个信息，即什么样的学术成为主流并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一个早已设定的“筐”。西方经济理论占领全球思想版图，其目标并不能简单地阐述为帮助各国提振经济。如苏东剧变最开始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最后却以国家的解体为代价。
改革開放以来，中国既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保持了长达40年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成功减少了7.4亿贫困人口。中国经济高速而持久的增长令西方经济学家出乎预料，却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同。201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发文剖析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奇迹的三种误读。他指出，学者从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进行解释，但“话语权却常常不在中国经济学家这里”。中国经济强大了，但中国经济学并不强，这恐怕是中国经济学界当下必须直面的问题。
周文教授是国内最早一批呼吁学界关注并始终身体力行坚持中国经济学建设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国时代》中周文教授写道：在全球化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新问题将全世界带入一种徘徊或迷茫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所要担当的历史责任就是解开全人类“认识上的枷锁”，更好地引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他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被解释对象的重要性。未来30年，中国经济会再次重返世界中心，世界将迈入经济学的中国时代。
对中国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周文教授作了详细阐述。首先，西方理论有瑕疵，中国无法直接借鉴。斯密构建了“看不见的手”，运用完全竞争和完整信息来解决自利的个人与经济秩序维持之间的问题。但是，。完全竞争实际上并不是普遍现象，完整信息更无疑是天方夜谭”。从理论应用场景来看，利他、协作以及广泛的社会联系才吻合实际，互联网也正在强化这些方面。经济学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科学，经济学的生命力不在于自我精致化、复杂化、标准化，而在于能否应对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西方经济学倡导的三板斧（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带来了全球性危害。新自由主义既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更解决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其次，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准备。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存在一些怪象。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形成了路径依赖，将中国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为学习和运用西方理论的成果，当出现问题时就责怪没有很好遵从西方经济理论。这些现象反映出中国经济学理论缺乏自主性和自信力，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经济学的主体意识。第三，中国经济学要形成体系，而不是散打。在周文教授看来，经济学西化、理论奴化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缺乏自己的成熟体系，既无法引领发展中国家，也无法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他强调，中国经济学发展没有跟上中国的发展，很多都停留在“解释”而非“引导“的阶段。中国经济学的构建，需要对中国
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进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能照葫芦画瓢走别人的路，也必须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提供有预见性的认识。
《经济学中国时代> -书就周文教授近十年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思考进行了归纳。“中国经济学应该有自己的主流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发展趋势”“中国经济模式与中国经济学”“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反思”等篇章，围绕“中国经济学”这一主题，既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也指明方法，提出改革路径。此外，他还从新自由主义对全球性危害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从供给侧改革角度提出中国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解析了一些问题，如“中国人应该重读《资本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为国内政治经济学界的知名学者，周文教授并不反对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成熟方法展开研究，但也同时提醒经济学研究要回归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不能抛开国家和阶级谈经济，把经济学建立在苍白的画布之上。长期以来，国内教育体系倾向于西方经济学的传授，在教材、人才、课程、项目等诸多方面，西方经济学普遍而广泛的推进，形成了庞大的理论应用群体。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全面遇冷，学科自信不足，人才青黄不接。
《经济学中国时代>在这个时候面世，是对中国经济学建构者的巨大鼓励。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学建构的过程是漫长的，需要学者抱持“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一代一代地走下去。复旦大学周文教授及其团队是中国经济学建设者的中坚力量，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和团队投入到这个过程中来。
这既是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我们期盼会有更多的学者不负时代之托，不负家国情怀，为了中国的明天交上一份有担当、有创新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