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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王仁昌的《风流巨贾》描写了汉正街下层小商人的平凡人生和风流韵事，他们是汉正街来自底层社会的商人，有的只把商业当成了活命的营生，有的从底层社会中脱颖而出成为巨贾，他们表现出不同的面貌，代表武汉市民中的商人群体形象。
关键词：《风流巨贾》 汉骂 群体形象
《风流巨贾》的作者王仁昌是汉正街商贾出身的个体户，由个体户写个体户，可以真实地还原小说的现实面貌，更能形象化的反映武汉市民的群体形象。所谓群体形象是个整体的观感，由于文本中大众的“公共”性情只能是不同作家在不同立场上进行想象的结果，所以群体形象就成为“沉默的”任由大众评说的大多数，而代表者大多数的群体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频繁出现，充当了个体角色生活的背景，是最能代表“国民”和“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形象。[1]
显然，《风流巨贾》中的武汉市民群体形象就是汉正街“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形象。钱谷融说过“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了普遍的人，把人的形象给描绘了人出来，通过对文学形象的探索，可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具有艺术上的象征特点的群体形象。
正如一次王仁昌的专访中所说：“汉正街是个移民街，人们都来自四面八方，富有冒险精神;汉正街人跟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既有南方人的精明，又有北方人的彪悍，特别是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2]这是一句中肯的话，很有概括性。
汉正街作为一条古老的商业街，浓缩了武汉百年的繁华和商人们的风流韵事，更体现了武汉市民的生活面貌。汉正街的历史与武汉这座城市深深地融在一起，在发展中与外界交流频繁，不同层面的人都流动于汉正街，形形色色的人群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汉正街市民性格的形成，所以市民在某种程度上与商人分不开，同时又不仅仅停留于商人，他们既有商人们的艰苦奋斗、精明强干的优秀品质，又小市民的目光短浅、贪图享乐等陋习。
《风流巨贾》中描写了汉正街下层小商人的平凡人生和风流韵事，他们是汉正街来自底层社会的百姓，有的只把商业当成了活命的营生，有的从底层社会中脱颖而出成为巨贾，他们体现出不同的面貌，而武汉市民群体形象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一
汉正街的商贩几百年来继承着先人们的传统，世代经商，就像农民耕种土地一样，自然稳定，练就了一脑的精明，虽然他们是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但是经商只是生存的一种手段，只不过是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小说集中表现改革开放初期的汉正街商贩经营小百货，他们的对象是广大农村地区，也正是如此他们与底层的百姓命运相连，在底层挣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刚经过动乱，汉正街的商贩能够抓住机遇，迅速行动，操起商业这种活计，摆脱生活困境，追求财富，以素有的精明，利用天时（赶早在码头摆摊卖货，招徕来往的赶早客人）、地利（在电影院门口摆书摊，利用看电影的认得等待时间租书）、人和（商品面向广大的农村，为广大百姓提供方便）的优势做些小本买卖，既稳当又赚钱。出身商人自然是拥有商人的聪明智慧，灵敏的反应和圆滑的打交道方式，另一方面加之他们的勤劳能吃苦，也就成了他们的习惯。汉正街与广东、浙江的商铺相比，开市较早，不辞辛苦，能够在“火炉”的天气下摆摊经营，还可以谈笑自若，全家人无论老小都可以熬夜捡扣子，只用凉水充饥，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正是底层民众艰苦奋斗的写照。当然，几公里长的汉正街仅凭精明和勤劳是不足以使所有的商户凝结在一起发挥巨力量的，他们的目的不是竞争，是为了找到更好生存条件，所以大家都清楚商人只是一种身份，市民才是他们真正的身份，同行未必就是冤家。
在汉正街的地头虽有个别商户的小矛盾，诸如杨耀祖批发扣子，挖墙脚，喜子占陈家地铺等的事偶尔发生，但不会引起大矛盾。他们互相包容，互相帮助，资源共享，能够欢心地成全和祝贺新的店铺开张，可以把自家的货让给邻铺经营，可以把商业信息分享给别人，可以替别人招徕生意，甚至思翼把发明剥瓜子的机子技术毫无保留传给求援人，正是这样，长期以来小商贩们和睦相处，“僧多粥少”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存在，正如岳寡妇所说：“众人拾材火焰高”，所以谁也不会拆别人的台，更不会出现恶劣的商业竞争，他们秉持着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信念和睦相处，团结互助，才让汉正街能够同沿海一些城市一样充满生命力和吸引力。
陈思翮说：“汉正街是冒险家的乐园。”汉正街的商贩与其说是为了生存而奋斗，倒不如说是为了追求财富而敢于冒险。经过沉痛的十年动乱，能够在改革开放情况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大胆搞个体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冒险，陈思翮在广州两次遇险，第一次为托运雨伞，腿被碰割下一块肉，第二次两万块的货物险遭没收，经过多方周旋方才脱险。和他一样的商贩也是往返于沿海之地，坐贾行商，发现商机便勇敢地出手，他们总是能够通过灵活的应变化险为夷，这符合汉正街的特点，它因移民而生，也当然会充满着流动性和冒险性，而受其影响的武汉人自然也是勇于冒险，有一种向外的扩展性，他们就像川流不息的汉江一样忙碌着，好像无法停下来，快节奏地生活，让他们处在了一个加速的状态，生活就是单向的忙碌和随意，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武汉这座城市会到处可见嘴里吃着，手里还拿着食物在街上走着的人，或许正是这种忙碌和随意使得武汉整座城市向上和开放。
二
汉正街的个体户毕竟只是把做经商当个营生，谋个生计，世代以此为业，确切的说是迫于生计的小商人，不是为追求巨大财富而经商，而是把经商当成自然而稳定的职业，所以他们也只是最普通的市民群众，底层小百姓，难免的要沾染小商人的流气，他们看不起乡下人，排斥外来人，投机取巧，明明自己是底层的小商贩，却还具有“比下有余的”优越感，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地位尴尬，不被社会重视，正如陈思翮对二哥说：“看，回去莫再吼乡里人了。在这里，别个还不是把我们当成乡下人吼。”[5]说他们排斥外来人其实也不尽然，思翮想法设法的让浙江人停机生产拉毛领，替自己代销，但最终又能够与外来人很好的相融，这一方面是宽容性，另一方面是“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只要能融入他们，也就是我同类了。至于投机取巧，胡巧丫和黄警察耍伎俩，做买卖托儿，又卖假雪花膏，胖老头把丙纶的纱帐混当尼龙卖等，这是小商人的狡猾，也是市民群众的滑头，同时他们又贪图享乐，目光短小，赌博风气盛行，随着他们商业收入的增加，一些个体户开始放纵自己，不懂得守财守道。黄警察风流成性，乱搞男女关系，调戏和强奸小姨子，屡教不改;岳彩云追求浮艳的生活方式，作风不检点;胡富财搞小三，奸诈骗财，妻子却支持，这些巧取诈骗之事时有发生，同时还有很多的个体户赌博成瘾，倾家荡产等。这些陋习在小说中展现的是小商贩的负面形象，可未尝不是市民形象的负面。 汉正街本身就是在形形色色的市民和人流的交往中形成的具有农村气息的商业街而已，人员混杂，往往是为生存之计，不得不顾及眼前的利益，加之贪图享乐的驱使，自然不求长远发展。另外在武汉人所谓的“彪悍”的火爆脾气之下，易于冲动，形成一股痞子流气、江湖义气、面子情分，行事鲁莽，嘴上不留情，甚至还大打出手。喜子和胡富财械斗，胡富财入室欲杀陈思翮家人泄愤，甚至就连书生气的思翮和思祥兄弟都时常透露着这种气息，也正是于此，笔者认为这一类的武汉市民群体形象是属于小市民的特性，他们为了生活可以充分调动个人的精明才智，像商人一样精明，但是却只把精明停留在了生存上，往往是不能走得太远，他们在底层不断地挣扎，却被迫将生活上的恶习带入到经商和交际上去，所以他们是迫于生计的小商人，却也只是走不出街道的小市民。
三
武汉这座城市以开放的胸怀与外界交流频繁，一面是它的繁华，一面是它的忙碌，都影响了武汉人的性格，一方面不得不保持一种加速的状态，时刻都处在冲动的状态下，另一方面有希望通过简约的方式进行人际交往，以至于太暴露自己的态度。
“武汉人有北方人的彪悍”这句话在武汉可理解为暴脾气和硬气，行事冲动。脾气刚硬，气势不能输，如此一来就难免图个嘴上痛快，说话不经雕琢和修饰，一口武汉的地道骂腔“个把妈日的”、“你个婊子养的”、“搞你妈的么名堂”、“你个苕货”等，在武汉市以外的人看来，多少有些粗俗，少了些礼节，不够庄重，因而也给武汉人打上了不好的印记。但是这骂声里面带有武汉人的多重味道，有愤怒，有亲昵，有痛恨，有牢骚┅┅听起来不雅，实则五味俱全。暴脾气、大大咧咧，但同时又带有武汉人的率真和单纯。《风流巨贾》中小商人小市民往来交流这种情况很多，这汉骂还真是个普遍现象，选它当做武汉市民的群体形象，其实可以更好地反映地道的武汉人。“你个把妈日的，这尖唛，十元给志雄结么婚哪？来，来，我这有一百五，拿去！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皱皱巴巴的，面额各异的票子。”[3]这是陈思翼与妻子的对话，显然不是咒骂，而是一种善意的责备; “彩云见势不妙，反身操起一把剪刀，护住思翮：‘看哪个婊子养的敢动他一下？跟老子滚，不要你管！’她见双方僵持着，挡住弟弟，对思翮一跺脚‘你快走撒，还在这里挺着做么事撒’”[4]岳彩云骂弟护情郎，几分泼辣，一口汉骂，倒让人觉得情深意重。笔者无意于褒贬“汉骂”，“汉骂”是一个社会现象，不做作，任你褒贬。“汉骂”是一种性情，以一种原始的粗犷表达了真切的性情。
四
《风流巨贾》中自然是讲述了一代风流巨贾的成长史。小说中描述了不同的商人的成长道路，有的人只把商业当成了活命的营生，有的人从底层社会中脱颖而出成为巨贾，他们体现出不同的面貌。主人公陈思翮一家是普普通通的市民，因为生计不得不走上经商道路，兄弟四人除了老三思翼没读过书外，其他兄弟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底层，在底层摸爬滚打，和其他个体户有着同样的生活轨迹，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用精明的头脑寻求人生的出路，在思翮身上闪耀着风流巨贾的形象，思翮有着宏大的眼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可以遭受别人的歧视，毅然走上经商道路，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一次一次的困难，凭借着独特的眼光和冒险的精神，不畏惧失败，在小商贩中脱颖而出，做到了作者说的“风流巨贾”，他的成功是超越普通市民的，他不再是小商人，而是个有高尚道德的商人，胸怀天下，忧国忧民，将自己的命运与改革开放深深的联系在一起，对改革进行高瞻远瞩的评估，为这个民族呼吸，是个真正的大商人，也是社会真正需要的一类人才。相比较之下，汉正街的很多商人依然日日夜夜操持着自己的小摊铺，他们平凡，过着一种自然稳定的生活，并没有发生跳跃，而陈思翮所代表的群体形象在跳跃之后，很明显就有了积极光辉的意义。一方面普通大众的保持着顺其自然的生活状态，一方面又包含了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意识，当然更包含了武汉市民性格的向更为积极的转变，也就是说武汉市民形象中普遍的因素，有着一种使人向上的驱动力，这对武汉市民群体形象的塑造是有积极意义的。
小说中对思翮的形象进行了艺术的加工，这是因为个人所代表的武汉市民形象集中体现了武汉市民中的这种优秀元素，虽不算普遍，但却很真实，也更体现出武汉人在对塑造武汉市民群体形象上的追求。
《风流巨贾》是一部汉味十足的市民题材小说，它集中体现了武汉近三十年来市民的群体形象一个侧面，通过地道的汉味讲述，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五彩绚烂市民生活图景。《风流巨贾》中汉正街的商人的生活韵事，构成了武汉市民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虽说是针对商人的，但未尝不可看成普通的市民，在生计生存上所有的武汉市民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身份不同，汉正街百年的繁荣不是光商人就可以完成的，商人只是一种状态，更多的是这种商人的状态流动于整个武汉市，汉正街是武汉市的一小部分，它的一个群体是整个武汉市民群体的缩影，它的群体形象通过商业活动更为生动集中的展现给读者。
《风流巨贾》虽是一部小说，然而小说中的人却来源于真实，人物形象经过艺术的加工，会给我们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通过对小说本身的研究和对武汉市民的群体形象揭露，既可以得见武汉市民形象整体感观，也可以得见武汉市民群体形象的某些独特的方面，更为重要的对武汉市民群体形象把握，可以更好地进行文学活动，甚至社会活动。
参考文献
[1]梁倩.《沉默的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群体形象研究》，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博士论文，2010年4月，第2-3页。
[2]王传晓，胡创.《纸上繁华 第一大道在阵痛》，财经新闻-现在网，2006年11月30日。
[3]任常.《风流巨贾》，第87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
[4]任常.《风流巨贾》，第221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
[5]任常.《风流巨贾》，第9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
（作者单位：湖北监利县第一中学）
关键词：《风流巨贾》 汉骂 群体形象
《风流巨贾》的作者王仁昌是汉正街商贾出身的个体户，由个体户写个体户，可以真实地还原小说的现实面貌，更能形象化的反映武汉市民的群体形象。所谓群体形象是个整体的观感，由于文本中大众的“公共”性情只能是不同作家在不同立场上进行想象的结果，所以群体形象就成为“沉默的”任由大众评说的大多数，而代表者大多数的群体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频繁出现，充当了个体角色生活的背景，是最能代表“国民”和“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形象。[1]
显然，《风流巨贾》中的武汉市民群体形象就是汉正街“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形象。钱谷融说过“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了普遍的人，把人的形象给描绘了人出来，通过对文学形象的探索，可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具有艺术上的象征特点的群体形象。
正如一次王仁昌的专访中所说：“汉正街是个移民街，人们都来自四面八方，富有冒险精神;汉正街人跟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既有南方人的精明，又有北方人的彪悍，特别是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2]这是一句中肯的话，很有概括性。
汉正街作为一条古老的商业街，浓缩了武汉百年的繁华和商人们的风流韵事，更体现了武汉市民的生活面貌。汉正街的历史与武汉这座城市深深地融在一起，在发展中与外界交流频繁，不同层面的人都流动于汉正街，形形色色的人群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汉正街市民性格的形成，所以市民在某种程度上与商人分不开，同时又不仅仅停留于商人，他们既有商人们的艰苦奋斗、精明强干的优秀品质，又小市民的目光短浅、贪图享乐等陋习。
《风流巨贾》中描写了汉正街下层小商人的平凡人生和风流韵事，他们是汉正街来自底层社会的百姓，有的只把商业当成了活命的营生，有的从底层社会中脱颖而出成为巨贾，他们体现出不同的面貌，而武汉市民群体形象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一
汉正街的商贩几百年来继承着先人们的传统，世代经商，就像农民耕种土地一样，自然稳定，练就了一脑的精明，虽然他们是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但是经商只是生存的一种手段，只不过是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小说集中表现改革开放初期的汉正街商贩经营小百货，他们的对象是广大农村地区，也正是如此他们与底层的百姓命运相连，在底层挣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刚经过动乱，汉正街的商贩能够抓住机遇，迅速行动，操起商业这种活计，摆脱生活困境，追求财富，以素有的精明，利用天时（赶早在码头摆摊卖货，招徕来往的赶早客人）、地利（在电影院门口摆书摊，利用看电影的认得等待时间租书）、人和（商品面向广大的农村，为广大百姓提供方便）的优势做些小本买卖，既稳当又赚钱。出身商人自然是拥有商人的聪明智慧，灵敏的反应和圆滑的打交道方式，另一方面加之他们的勤劳能吃苦，也就成了他们的习惯。汉正街与广东、浙江的商铺相比，开市较早，不辞辛苦，能够在“火炉”的天气下摆摊经营，还可以谈笑自若，全家人无论老小都可以熬夜捡扣子，只用凉水充饥，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正是底层民众艰苦奋斗的写照。当然，几公里长的汉正街仅凭精明和勤劳是不足以使所有的商户凝结在一起发挥巨力量的，他们的目的不是竞争，是为了找到更好生存条件，所以大家都清楚商人只是一种身份，市民才是他们真正的身份，同行未必就是冤家。
在汉正街的地头虽有个别商户的小矛盾，诸如杨耀祖批发扣子，挖墙脚，喜子占陈家地铺等的事偶尔发生，但不会引起大矛盾。他们互相包容，互相帮助，资源共享，能够欢心地成全和祝贺新的店铺开张，可以把自家的货让给邻铺经营，可以把商业信息分享给别人，可以替别人招徕生意，甚至思翼把发明剥瓜子的机子技术毫无保留传给求援人，正是这样，长期以来小商贩们和睦相处，“僧多粥少”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存在，正如岳寡妇所说：“众人拾材火焰高”，所以谁也不会拆别人的台，更不会出现恶劣的商业竞争，他们秉持着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信念和睦相处，团结互助，才让汉正街能够同沿海一些城市一样充满生命力和吸引力。
陈思翮说：“汉正街是冒险家的乐园。”汉正街的商贩与其说是为了生存而奋斗，倒不如说是为了追求财富而敢于冒险。经过沉痛的十年动乱，能够在改革开放情况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大胆搞个体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冒险，陈思翮在广州两次遇险，第一次为托运雨伞，腿被碰割下一块肉，第二次两万块的货物险遭没收，经过多方周旋方才脱险。和他一样的商贩也是往返于沿海之地，坐贾行商，发现商机便勇敢地出手，他们总是能够通过灵活的应变化险为夷，这符合汉正街的特点，它因移民而生，也当然会充满着流动性和冒险性，而受其影响的武汉人自然也是勇于冒险，有一种向外的扩展性，他们就像川流不息的汉江一样忙碌着，好像无法停下来，快节奏地生活，让他们处在了一个加速的状态，生活就是单向的忙碌和随意，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武汉这座城市会到处可见嘴里吃着，手里还拿着食物在街上走着的人，或许正是这种忙碌和随意使得武汉整座城市向上和开放。
二
汉正街的个体户毕竟只是把做经商当个营生，谋个生计，世代以此为业，确切的说是迫于生计的小商人，不是为追求巨大财富而经商，而是把经商当成自然而稳定的职业，所以他们也只是最普通的市民群众，底层小百姓，难免的要沾染小商人的流气，他们看不起乡下人，排斥外来人，投机取巧，明明自己是底层的小商贩，却还具有“比下有余的”优越感，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地位尴尬，不被社会重视，正如陈思翮对二哥说：“看，回去莫再吼乡里人了。在这里，别个还不是把我们当成乡下人吼。”[5]说他们排斥外来人其实也不尽然，思翮想法设法的让浙江人停机生产拉毛领，替自己代销，但最终又能够与外来人很好的相融，这一方面是宽容性，另一方面是“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只要能融入他们，也就是我同类了。至于投机取巧，胡巧丫和黄警察耍伎俩，做买卖托儿，又卖假雪花膏，胖老头把丙纶的纱帐混当尼龙卖等，这是小商人的狡猾，也是市民群众的滑头，同时他们又贪图享乐，目光短小，赌博风气盛行，随着他们商业收入的增加，一些个体户开始放纵自己，不懂得守财守道。黄警察风流成性，乱搞男女关系，调戏和强奸小姨子，屡教不改;岳彩云追求浮艳的生活方式，作风不检点;胡富财搞小三，奸诈骗财，妻子却支持，这些巧取诈骗之事时有发生，同时还有很多的个体户赌博成瘾，倾家荡产等。这些陋习在小说中展现的是小商贩的负面形象，可未尝不是市民形象的负面。 汉正街本身就是在形形色色的市民和人流的交往中形成的具有农村气息的商业街而已，人员混杂，往往是为生存之计，不得不顾及眼前的利益，加之贪图享乐的驱使，自然不求长远发展。另外在武汉人所谓的“彪悍”的火爆脾气之下，易于冲动，形成一股痞子流气、江湖义气、面子情分，行事鲁莽，嘴上不留情，甚至还大打出手。喜子和胡富财械斗，胡富财入室欲杀陈思翮家人泄愤，甚至就连书生气的思翮和思祥兄弟都时常透露着这种气息，也正是于此，笔者认为这一类的武汉市民群体形象是属于小市民的特性，他们为了生活可以充分调动个人的精明才智，像商人一样精明，但是却只把精明停留在了生存上，往往是不能走得太远，他们在底层不断地挣扎，却被迫将生活上的恶习带入到经商和交际上去，所以他们是迫于生计的小商人，却也只是走不出街道的小市民。
三
武汉这座城市以开放的胸怀与外界交流频繁，一面是它的繁华，一面是它的忙碌，都影响了武汉人的性格，一方面不得不保持一种加速的状态，时刻都处在冲动的状态下，另一方面有希望通过简约的方式进行人际交往，以至于太暴露自己的态度。
“武汉人有北方人的彪悍”这句话在武汉可理解为暴脾气和硬气，行事冲动。脾气刚硬，气势不能输，如此一来就难免图个嘴上痛快，说话不经雕琢和修饰，一口武汉的地道骂腔“个把妈日的”、“你个婊子养的”、“搞你妈的么名堂”、“你个苕货”等，在武汉市以外的人看来，多少有些粗俗，少了些礼节，不够庄重，因而也给武汉人打上了不好的印记。但是这骂声里面带有武汉人的多重味道，有愤怒，有亲昵，有痛恨，有牢骚┅┅听起来不雅，实则五味俱全。暴脾气、大大咧咧，但同时又带有武汉人的率真和单纯。《风流巨贾》中小商人小市民往来交流这种情况很多，这汉骂还真是个普遍现象，选它当做武汉市民的群体形象，其实可以更好地反映地道的武汉人。“你个把妈日的，这尖唛，十元给志雄结么婚哪？来，来，我这有一百五，拿去！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皱皱巴巴的，面额各异的票子。”[3]这是陈思翼与妻子的对话，显然不是咒骂，而是一种善意的责备; “彩云见势不妙，反身操起一把剪刀，护住思翮：‘看哪个婊子养的敢动他一下？跟老子滚，不要你管！’她见双方僵持着，挡住弟弟，对思翮一跺脚‘你快走撒，还在这里挺着做么事撒’”[4]岳彩云骂弟护情郎，几分泼辣，一口汉骂，倒让人觉得情深意重。笔者无意于褒贬“汉骂”，“汉骂”是一个社会现象，不做作，任你褒贬。“汉骂”是一种性情，以一种原始的粗犷表达了真切的性情。
四
《风流巨贾》中自然是讲述了一代风流巨贾的成长史。小说中描述了不同的商人的成长道路，有的人只把商业当成了活命的营生，有的人从底层社会中脱颖而出成为巨贾，他们体现出不同的面貌。主人公陈思翮一家是普普通通的市民，因为生计不得不走上经商道路，兄弟四人除了老三思翼没读过书外，其他兄弟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底层，在底层摸爬滚打，和其他个体户有着同样的生活轨迹，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用精明的头脑寻求人生的出路，在思翮身上闪耀着风流巨贾的形象，思翮有着宏大的眼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可以遭受别人的歧视，毅然走上经商道路，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一次一次的困难，凭借着独特的眼光和冒险的精神，不畏惧失败，在小商贩中脱颖而出，做到了作者说的“风流巨贾”，他的成功是超越普通市民的，他不再是小商人，而是个有高尚道德的商人，胸怀天下，忧国忧民，将自己的命运与改革开放深深的联系在一起，对改革进行高瞻远瞩的评估，为这个民族呼吸，是个真正的大商人，也是社会真正需要的一类人才。相比较之下，汉正街的很多商人依然日日夜夜操持着自己的小摊铺，他们平凡，过着一种自然稳定的生活，并没有发生跳跃，而陈思翮所代表的群体形象在跳跃之后，很明显就有了积极光辉的意义。一方面普通大众的保持着顺其自然的生活状态，一方面又包含了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意识，当然更包含了武汉市民性格的向更为积极的转变，也就是说武汉市民形象中普遍的因素，有着一种使人向上的驱动力，这对武汉市民群体形象的塑造是有积极意义的。
小说中对思翮的形象进行了艺术的加工，这是因为个人所代表的武汉市民形象集中体现了武汉市民中的这种优秀元素，虽不算普遍，但却很真实，也更体现出武汉人在对塑造武汉市民群体形象上的追求。
《风流巨贾》是一部汉味十足的市民题材小说，它集中体现了武汉近三十年来市民的群体形象一个侧面，通过地道的汉味讲述，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五彩绚烂市民生活图景。《风流巨贾》中汉正街的商人的生活韵事，构成了武汉市民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虽说是针对商人的，但未尝不可看成普通的市民，在生计生存上所有的武汉市民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身份不同，汉正街百年的繁荣不是光商人就可以完成的，商人只是一种状态，更多的是这种商人的状态流动于整个武汉市，汉正街是武汉市的一小部分，它的一个群体是整个武汉市民群体的缩影，它的群体形象通过商业活动更为生动集中的展现给读者。
《风流巨贾》虽是一部小说，然而小说中的人却来源于真实，人物形象经过艺术的加工，会给我们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通过对小说本身的研究和对武汉市民的群体形象揭露，既可以得见武汉市民形象整体感观，也可以得见武汉市民群体形象的某些独特的方面，更为重要的对武汉市民群体形象把握，可以更好地进行文学活动，甚至社会活动。
参考文献
[1]梁倩.《沉默的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群体形象研究》，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博士论文，2010年4月，第2-3页。
[2]王传晓，胡创.《纸上繁华 第一大道在阵痛》，财经新闻-现在网，2006年11月30日。
[3]任常.《风流巨贾》，第87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
[4]任常.《风流巨贾》，第221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
[5]任常.《风流巨贾》，第9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
（作者单位：湖北监利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