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人生经历或成长际遇来说，鲁迅先生也是一个相当繁复的存在，在作为文学家的大纛背后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内（1912—1926）隐藏着中华民国佥事的公务身份（其间亦有在北京高校的兼课讲师角色），在成为专职教授（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短暂一年以后，他却选择了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角色，当然期间也牵涉到由官场到文坛的收入变化，“鲁迅在北京的经济收入在1915年前后比较稳定，生活安定，1921年前后政府拖欠薪水显著，经常举债，为生计奔波。鲁迅经济收入在1924年是个转折点，出现业余收入高于工资收入，统计发现，讲课费、稿酬、版税占全年收入的59%。从经济上讲，鲁迅开始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身份的转变。”①
对于鲁迅担任教育部官员14年的历史，吴海勇曾用《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一本书的篇幅进行了专门描述，相当清晰地梳理了鲁迅不同时间段的公务生涯、优胜劣汰记略、上司与同事、公余时间、气质契合与否，资料翔实，亦有一些论断切中肯綮，他曾经如此界定公务员，“公务员，顾名思义，也就是服务于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试用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公务员制度，是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舶来品’，而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又转受中国科举取仕传统的启发，缘此公务员原本是中国士人的势力范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鲁迅如何就不能做这个‘官’？任职教育部十数年而最终离去，鲁迅实在是民国早期公务员制度的一个生动案例。”②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相当厚重地再现了这种经历乃至气质，其杂文具有相当凌厉的杀伤力，其中亦有一丝“绍兴师爷”气，可谓是旧传统与现代政治体制岗位的糅合。可以理解的是，他自身的气质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孤绝风格，对自己所从事的行当，不只是公务员，还有兼职/专职的大学教师/学者身份亦相当不满，因为时事政治、学院政治、经济纠纷、考核机制等如影相随，他最终弃绝了教授。③
当然，如果历数鲁迅公务员经历中特别令他印象深刻甚至伤脑筋的事情主要有：
其一，陈源对他绍兴师爷出身及文字风格的大力批判。鲁迅先生在《不是信》的正式回应可以显示出在嬉笑怒骂之余他还是耿耿于怀的，“这几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只等于昙花一现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没有将我‘流’进去，不过在后屁股的《西滢致志摩》是附带的对我的专论，虽然并非一案，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口吻了，其实这是事实，法家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名，所谓‘正人君子’是不肯说的，虽然不妨这样做。此外如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④某种意义上说，陈源是鲁迅笔战的第一个真正对手，即使他们不属一个重量级，但我们要认真对待陈源和鲁迅之间就此事展开的论辩，要认真探究并借此发现与辨析鲁迅和绍兴师爷行当有交叉但更多是貌似而神异的存在。⑤
其二，鲁迅和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之间的笔墨官司。尤其是在女师大事件中章士钊非法免去了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鲁迅写有理有据、笔锋老辣的诉状进行申诉，终究获胜：1926年1月16日，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以此案乃前任章总长办理为由取消了过去对鲁迅的免职处分，而平政院于2月23日开会做出裁决，判定鲁迅诉胜，正式取消章士钊对鲁迅的处分。不必多说，这些现实事件可能会对鲁迅造成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他有关公务的小说创作中会有直接或曲折乃至另类的呈现和反思。
更令人兴趣盎然的是，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如何在小说中展开整体批判时呈现公务？毕竟，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和现实存在着繁复而迷人的对话关系，而鲁迅最精彩的小说创作《呐喊》《彷徨》都是在北京完成，争议不断的《故事新编》是一部写了13年的跨时空创制，但亦和公务息息相关，简而言之，鲁迅大约有六成小说涉及了公务。当然，这里的公务不只是现代语境里的指涉，由于鲁迅小说世界涵容广阔，尤其是其间既有古老帝国清王朝的落日余晖，甚至有先秦诸子、历史神话传说的早期指涉，所以这里的公务亦包括貌似没有编制的民间乡绅系统及其类似模型。
相较而言，此类现实与虚构关系的精深研究并不多见，论者多关注鲁迅公务员相关身份的日常，或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或者进行单篇小说分析时偶有涉及，不成系统。为此，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一是官本位的悖谬；二是败德的镜像；三是际遇与再现的技艺，关注公务员生涯之于鲁迅创作风格的可能影响。
一、官本位的悖谬
毫无疑问，鲁迅先生小说书写重要指向就是批判國民劣根性，而官本位正是中间相当重要的一环。作为历史的“中间物”，鲁迅既有祖父中翰林以后做知县的历史传承与群众期待，同时又有在新型体制中摸爬滚打的体验，他对官本位思想的实际感知与文本再现都是相当深邃而全面的。
（一）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
或许是由于封建王朝统治过长，围绕官本位的理念与实践在中国人头脑中变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这种认知让官本位高高在上，成为某种特权思想，甚至成为一种救赎。
《狂人日记》作为鲁迅先生第一篇白话小说，引人注目的是其“封套”结构（古文楔子+白话正文）展示的张力，令人心潮澎湃乃至振聋发聩的“吃人”真相的揭露和“救救孩子”的呼声其实已是过眼云烟，因为托名的男主人公“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这个和鲁迅祖父周福清一度相似的候补经历相当吊诡地呈现出鲁迅背后的悲愤与无奈：被官方收编（或主动招安）和具有中西方文化思想元素的清醒狂人⑥居然是对立统一的存在。
《长明灯》当然具有丰富的隐喻。吉光屯及长明灯其实就是传统文化（糟粕）的象征，他们为对付企图熄灭此灯的疯子可谓不遗余力、群策群力。其中愤怒的阔亭曾经想打死他，“这样的东西，打死也就完了，吓！”灰五婶否定这一做法，“那怎么行！他的祖父不是捏过印靶子的么？”于是众人难免面面相觑。相当有意味的是，这种情况甚至到了中华民国时代似乎仍有余韵。《伤逝》中和子君冲破习俗的涓生，其身份也是一个公务员，“我所豫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正是因为被辞退，他们才失去了赖以支撑的经济来源，可见在鲁迅或者时人的心目中，公务员依然是不错的差事。《故乡》中亦然：一方面是“豆腐西施”杨二嫂对“我”的奉承：“你放了道台了”，而另一方面儿时的伙伴、历经岁月摧残后的中老年闰土见面后吐出的居然是“老爷”。 某种意义上说，对官本位的崇拜和奴性养成往往是一体两面，而奴性的形成机制却又可以繁复多样，或威逼利诱或狐假虎威或以苛律严令冷酷拷打逼他们就范，但也会形成一种令统治者不愿看到的效果：“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⑦
从此角度看，《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作为高不成低不就的科举应试失败者，做一个怪胎和卑贱物，成了底层人士的谈资和笑话而不自知，他也有自己的小毛病，如懒惰和小偷小摸，终于偷到丁举人家去了，“‘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对成功者的莫名崇拜和对失败者的冷酷践踏令人不寒而栗。类似的还有《白光》中的陈士成，作为一个官本位理念深重却又是生活中的失败者，连他自己的私塾小童都看不起他，最后他发了疯，追寻白光而死，鲁迅写道：“至于死因，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剥取死尸的衣服本来是常有的事，够不上疑心到谋害去：而且仵作也证明是生前的落水，因为他确凿曾在水底里挣命，所以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结尾这段话中恰恰反衬出普通人和世界的残酷，即使成了尸体，他也缺乏应有的被尊重。
（二）转换中的尴尬
鲁迅的深刻和伟大之处之一就体现在他对文化革命的深切认知上，政权的更替甚至是政治体制的转换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有关思想的更新和文化范式的转换却往往显得缓慢而沉重。吴海勇指出公务员系统的“办公室恶俗”：“同事惫懒、懈怠，只顾喋喋不休，那是流言、小道消息的滋生和散布之地，还有不得不打交道的势利小人。更可恨的是有人道德严重滑坡甚至作奸犯科，让人惭愧悔恨与其曾经共事。”⑧从更切实的角度说，这更多是一种现象描述，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官本位劣根性的跨时空表征及其新式发展。
1.新的悖论。可以理解的是，《示众》中看客们的焦点，“一个是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手里牵着绳头，绳的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易言之，这里的现代公务成为愚昧无知的看客们猎奇化、符号化的存在，类似的《一件小事》中的巡警成为一个中立的仲裁或执法者。而《起死》中的巡士的存在却是帮好事之徒庄子收拾残局的国家机器，甚至面对五百年前复生的固守彼时历史记忆的汉子也自顾不暇，鲁迅用这个故事狠狠地嘲弄了那些企图以古代中国传统文化拯救现代中国人的妄想和迷梦。
但更常见的往往是新的溃败。《孤独者》阐述了一个时代转换中“失败的成功、成功的失败”的悲剧故事。一开始葆有理想和激情的魏连殳要面对谋生的压力和逼迫，但此时却是失败的成功，因为信念还在；无奈之下，他转向自己革命的对象——杜师长做幕僚，貌似得意狂欢，最终却自戕而死，变成了“成功的失败”，因为他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其中最大的反讽之一就是，启蒙者/革命者却倒向了旧式的官本位机制。
《药》中的夏瑜是一个被叙述的暗线，他的失败之处在于，作为一个被囚禁于牢狱的革命者，他却备受被启蒙者的嘲讽和命名（疯了），甚至被亲人出卖求荣获利，“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这当然可以彰显出夏瑜面对旧式公务系统的失败、悲剧性以及反讽意义。
2.旧的逆袭和新旧合流。《离婚》中的七大人作为地方乡绅的代表，对泼辣少妇爱姑的打压却是采用了多管齐下的方式：以旧文化糟粕（如墓里出土的古人屁塞）的神秘性进行文化资本炫耀、以打手进行人身威吓、以假洋鬼子的言辞进行堵截，最终逼迫爱姑以90元大洋离婚就范。其中耐人寻味的是，旧对新的收编（如对假洋鬼子的狐假虎威使用）。
而另一个值得反思的个案文本则是《阿Q正传》，具有革命意愿、基础和部分行动力的阿Q最终却被出卖：他先是被机关枪伺候，一群人（兵、团丁、警察、侦探们）一拥而上抓住的，他是现代国家机器的执行者捕获的。接着是走程序的审判，審判者对阿Q奴性的蔑视，在“不要跪”的斥责中，“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而过程其实也就是诱引就范的展开，阿Q被定了死罪，签字画押时，不识字的阿Q面对这种规矩却难免羞愧，“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最终阿Q被枪毙了，但反思现代（新）的发展，不难发现，它更多是被旧传统逆袭后的新式装扮，骨子里依然是旧的，它是非不分，对底层依然是蔑视且缺乏起码的理解、认知的，并最终实现新旧合流，也呈现出辛亥革命的某些弊端。
二、败德的镜像
鲁迅在教育部的主要工作（所谓“做官课程表”）包括：1.阅处公文；2.开会；3.办会；4.外出调研；5.部门交涉；6.应酬与仪式；7.其他领导交办之事。⑨这些事务，多数都是相当琐碎而繁冗的，尤其是，在这个巨大的行政机器运转中，个体往往是相对渺小无力的，而且往往被异化成螺丝钉或其他零件。但作为权力运行的齿轮之一，他们中间的某些分子深谙官本位中的权钱、权色交换之道，大肆谋取私利。即便如此，这种行当/职业也对个体人形成了性格镌刻。鲁迅小说中不乏对“败德”的描述。
（一）伪善阴损
一般而言，普通公务员具有较大压力，一方面他们需要面对上级领导，这关系到其升迁改派调动等命运，时间久了难免滋生奴性；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要面对琐碎事务的煎熬，因此在处理下层或普通人事务时又可能耍耍官腔，利用小权力折腾下人或宣泄压力，尤其是经过长时间锤炼，性格中难免有分裂阴损成分。鲁迅在小说中不乏此类书写。 《端午节》这篇小说叠合了鲁迅的现实身份——既是公务员又是兼职大学讲师，亦有被欠薪的经历。茅盾指出，“我以为《端午节》的表面虽颇似作者藉此发泄牢骚，但是内在的主要意义却还是剥露人性的弱点，而以‘差不多说’为表现手段。在这里，作者很巧妙地刻画出‘易地则皆然’的人类的自利心来；并且很坦白地告诉我们，他自己也不是怎样例外的圣人。”⑩不必多说，鲁迅在小说中呈现出对人性的理解之同情——屁股决定脑袋的合理性，但同时鲁迅也对其奉行“差不多主义”进行批判：从此角度看，他缺乏践行的能力，大的事务方面，在教员们集体游行讨薪时，“他仍安坐在衙门中，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在家庭事务的微观层面，他无力面对无米下炊的现实，只会对妻子闹脾气耍横，让小厮赊酒自爽，甚至以知识的面具来躲避现实，也打压妻子的不满，而这种阴柔性格恰恰是老吏懦弱阴损而又自私的表现。
《弟兄》作为一篇不太容易理解的小说亦与公务员身份密切相关。小说开头在无聊八卦的公益局同事面前的沛君呈现出“瘸子里面选将军”的优越性，而在他弟弟靖甫出疹子诊断未出疑似猩红热时他也帮忙热心看病，在中西医先后确诊搞定病情后，他却梦到弟弟去世，自己却要照顾其一家人等大家人口操持的琐碎、粗暴，揭示出其内心怕承担责任的私心。幸好这只是梦，靖甫醒来后表示要译书挣钱，而他在推迟上班后，却积极处理关于无名男尸的公文，“沛君便十分安心似的沉静地走到自己的桌前，看着呈文，一面伸手去揭开了绿锈斑斓的墨盒盖。”如人所论，“作品写张沛君的这种思想变化的脉络，对于反映小公务员在那个社会里生活维艰之中的窘迫状况，展示出在这种状况下思想演变的轨迹，是异常真切的，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不问具体情由，不考虑人物所处的特定境遇，就把这种思想上的闪念称之为人物本质上的‘伪善面目’的暴露，恐怕是于理不通的罢。”11这当然揭露了常人可能有的缺点，但因为其公务员身份而显得更引人注目，而其伪善宛如精神分析般的呈现成为他不懈怠的理由——他远没有和他人对比出来的那样伟大。
《采薇》中鲁迅亦表现出对公务系统的嘲讽，如貳臣小丙君毫无气节，既是害死伯夷叔齐的元凶（其婢女阿金鹦鹉学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击倒了二老的坚守），同时又在二老死后拒绝为其石碑题字，而自己却享受现实的荣华富贵，颇为反讽。鲁迅相当精准的地方还有对正面人物的人性挖掘，小说中的姜子牙是高效、睿智做事的人，但也精于公务，周王朝刚刚推翻纣王，需要收买人心，何况伯夷叔齐手无缚鸡之力老迈垂死必将自行灭亡，何苦他来承担凶手罪名呢？
（二）无聊刻板
不必多说，鲁迅对公务员行当的无聊刻板有着相当清晰而深切的体验，毕竟他又是敏感多情而又锐利的人。按照《鲁迅日记》，1912年5月5日鲁迅抵达北京，6日“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10日，“晨九时至下午四时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到了月末29日，日记中只有“无事”二字，而这天是星期三，教育部的工作日。自此开始，“无事”二字频繁地出现在鲁迅日记当中，似乎已成了一种常态。据刘克敌的统计，“1912年自5月至年底，八个月的时间出现了12次，最多的一个月有4次。1913年则大致与1912年相同，‘无事’之记载每月出现1到2次，全年为20次。1914年为22次，1915年为20次，1916年为19次，1917年为35次，1918年为40次。”他认为，“被鲁迅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的这些有关个人日常生活的叙事绝不会令人兴奋，因为毫无惊险和刺激可言，它们只能给读者，也给鲁迅自己带来更多的无聊与空虚感受……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意志坚强者，如果不甘于被这种日常生活所控制和免于堕落的命运，就必然要寻求一些外力以获得支援力量，这也是我们从其日记中所看到的。”12
《补天》中最令女娲感到讶异的是公务员身份的小东西：“然而更异样了，累累坠坠的用什么布似的东西挂了一身，腰间又格外挂上十几条布，头上也罩着些不知什么，顶上是一块乌黑的小小的长方板，手里拿着一片物件，刺伊脚趾的便是这东西。”不仅如此，他还指斥自己的神圣母亲不合规矩，“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而一旦不理会他，却还会哭，“方板底下的小眼睛里含着两粒比芥子还小的眼泪”。不难看出，鲁迅的“油滑”源自对这些刻板而又虚伪的官员们的厌恶和愤怒。《出关》中则描述了关尹喜的伪善，表面上他对老子是尊敬的，其实不过是例行公事，并且剥削老子在木札上刻出自己的演讲稿，但也不真尊重，最好不过是“提起两串木札来，放在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同时他又以世俗人的精明看清楚走流沙的老子必然会折返来，从而洞穿了知识分子的弱点。
相当具有杀伤力的描述则是来自《理水》，鲁迅在其中对公务、官员、官场恶习的描写相当精彩。文化山上的学者们无聊琐碎、自以为是已经令人大开眼界，巡视的大员们之表现则更令人作呕：他们既颠倒黑白，又敷衍塞责，“第二天，说是因为路上劳顿，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三天是学者们公请在最高峰上赏偃盖古松，下半天又同往山背后钓黄鳝，一直玩到黄昏。第四天，说是因为考察劳顿了，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五天的午后，就传见下民的代表。”而且，他们还谎报灾情弄虚作假，这一切都反衬出默默无闻、脚踏实地、无私奉献的禹的伟大（甚至禹太太无法见自己的老公也是一种侧面证明，当然也反衬出衙门的势利和偏见），但等到大禹治水成功上京后，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在我看来，这是浮华腐化的官场习气对大禹的同化与腐蚀。13
从更宏阔的视角看，公务系统的劣根性其实是中华民族劣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衍生的奴性、阴损、虚伪等败德特征，一直是鲁迅大力批判的对象，也可以理解鲁迅在其小说中对公务的书写往往是批判的、负面的。 三、际遇与再现的技艺
本文标题的关键词之一是“镜像”，换言之，鲁迅的公务书写可谓其来有自，我们有必要探讨其人生现实的际遇与小说虚构的繁复关联，当然，这种书写并非是直接对应，也可能是折射，甚至是一种创造性的凝练或臆想。
（一）北京时期
写实的多元。作为鲁迅担任公务员最为集中的时空，北京时期可谓格外引人注目。鲁迅出仕自然有他的多重原因，如人所论，“是国家的革故鼎新激发了鲁迅的从政热情，遵循传统文化士官路径的余绪，在继承祖业、重振家风的实际需要和潜意识作用下，鲁迅出仕了。”14但无论如何，公务员行当并非与鲁迅的核心气质相吻合，加上欠薪、惫懒的制度等对人的打击，再加上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推助，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转换也就势在必然。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此时的书写既是一种自我排解，又是一种公开的使命（启蒙、为人生等）宣扬，同时恰恰是由于正在感同身受，其小说风格往往也是写实的。
这一时期的有关公务书写的创作主要收集在《呐喊》《彷徨》中，还有《不周山》（后更名《补天》，收入《故事新编》）。不难看出，从整体风格上看，此时的鲁迅往往是相对沉郁的、悲凉的（早期是悲壮），或许是近距离勾画，书写时恰恰是置身其间，内容上现实关怀较重，所以鲁迅先生也显得恳切实在。《风波》中的赵七爷，这个底层乡绅，靠其残缺的《三国演义》知识治理附近的村庄，在听说八一嫂提及“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后”变得怒气冲冲，“‘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表面上看颇有喜剧效果，但对于文化“超稳定结构”坚固的乡间却又自成一统，鲁迅写出了其间的波澜不惊与自身的逻辑。这恰恰也是《呐喊》的风格，指出问题所在，引起“疗救的注意”，让人努力前行。
鲁迅也写出了公务系统逻辑对人的圈限与伤害。比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在做了杜师长幕僚之后的变化，前后对比鲜明，“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么？后来就叫‘老家伙’。……”通过遵从世俗的快意人生与及时行乐来排解痛苦、压力，而在对大良、二良们的态度转变也呈现出他抛弃进化论而转向旧传统、把小孩当作附属品/财物的观念。某种意义上说，鲁迅通过这种风格呈现出《彷徨》的整体格调，即发自内心的挫败感、孤独悲凉及忧郁气质。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在批判挞伐之余，鲁迅对公务员行当亦有着了解之同情，不管是在《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身上投射了痛苦的自我，还是在《端午节》中对方玄绰也不乏理解：个体为谋生进入公务员系统之后的无奈乃至变异。我们不得不说，这其实是鲁迅的一种自我排解与抒怀，如人所论，“鲁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方玄绰要秉持‘差不多’的精神使自己‘仍旧做官’，根本原因还在于鲁迅当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必须努力摆脱由‘无事’而带来的绝望与空虚。但真正能给予方玄绰希望的，仍是文学者的道路。”15
（二）厦穗沪时期
“虚浮不实”。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经上海奔赴厦门，在厦门大学他虽未担任行政职务，却也亲身感受到校园政治——新加坡华人校长林文庆与他的多重冲突16；1927年1月，鲁迅到达中山大学，担任文學系主任、教务主任以及学校组织委员，忙得连轴转，作为大学里的学官，他也深切感受到复杂的学术政治、时事政治、人事纠纷的缠绕；1927年9月底，他离穗赴沪，表面上看他未再担任行政职务，事实上从1930—1936年他就任左联盟主，成为“两个左联”的精神领袖却因没有实权而被另一个听从将令的左联小鬼摆布得七窍生烟，从“四条汉子”到重病中答复徐懋庸的公开信等，让他备尝无形公务缠身之苦，甚至也加速了他死亡的进度。
上述种种，也就足以说明为何《故事新编》除了《奔月》以外均涉公务，而无一例外的是，他对于其间的公务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程度相对较轻的，如《非攻》中，楚王的角色只是一个不太聪明的见证人。而《铸剑》始作于厦门时期，广州时期的4月份才完稿，这个被称为相对严谨正面书写的小说中也有狂欢元素，比如歌谣中的猥亵小曲元素，但即使从对王的刻画角度来看，他也近乎是五毒俱全的：1.有权就任性，杀害了眉间尺的造剑名师父亲，他父亲描述道：“大王是向来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这回我给他炼成了世间无二的剑，他一定要杀掉我，免得我再去给别人炼剑，来和他匹敌，或者超过他。”王貌似威严却又百无聊赖：“游山并不能使国王觉得有趣；加上了路上将有刺客的密报，更使他扫兴而还。那夜他很生气，说是连第九个妃子的头发，也没有昨天那样的黑得好看了。幸而她撒娇坐在他的御膝上，特别扭了七十多回，这才使龙眉之间的皱纹渐渐地舒展。”当然围绕他的一切近乎繁文缛节，即使在死后，“当夜便开了一个王公大臣会议，想决定那一个是王的头，但结果还同白天一样。并且连须发也发生了问题。白的自然是王的，然而因为花白，所以黑的也很难处置。讨论了小半夜，只将几根红色的胡子选出；接着因为第九个王妃抗议，说她确曾看见王有几根通黄的胡子，现在怎么能知道决没有一根红的呢。于是也只好重行归并，作为疑案了。”
相较而言，此一时期的公务书写风格大多“虚浮不实”，题材上往往指向了诸子百家、远古历史乃至传说。可以理解的是，此一时段的鲁迅，尤其是上海时期，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作为自由撰稿人，也面临谋生（天天码字）的巨大压力；同时作为努力扶持后进、甘心做梯子又胸怀天下的他来说，其实太多焦虑、紧张需要疏解。而在文化上亦有传统的反扑可能，更有对新传统的遗忘，如1933年和施蛰存关于《庄子》《文选》的论争等。这些生存周边都让鲁迅在处理公务议题时选择了另类的风格：一方面是自我纾解，以乐写悲更显其悲，同时也是借各种幽默/反讽解压；另一方面是继续刨“坏种们的祖坟”，借较古的议题批判复古的幻想与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的公务书写对于阅读其小说来说只是一个层面或一个主题探究，他自然有他的整体性、超越性乃至客观性，这当然是服务于他的国民劣根性批判与“立人”追求的，就如他小说中的辛亥革命书写一样，也有其高度和独特形式，如人所论，“正是因为爱在他的心灵中扎下了根，他才会在虚构和想象时，没有被自己个人的道德信念遮蔽住，而能成功听到另一个超个人智慧的声音。对于鲁迅而言，辛亥是激发他创造性和形成独特小说风格的重要资源。鲁迅的辛亥故事不是自传，不是史实记录，纯粹是鲁迅式的幻想，是特殊的鲁迅式晶体。”17 结 语
鲁迅小说中的公务镜像颇耐人寻味，作为一个深谙官场习俗、做过14年公务员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对此主题关注甚多。毫无疑问，他刻画出了官本位思想的悖谬：一方面言及其传统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却又呈现出新旧社会转型中的尴尬。相当犀利的是，他也再现了官场中的败德，如伪善阴损、无聊刻板等。而在鲁迅的个人经历与公务镜像呈现中亦有一种风格的关联与變换：北京时期呈现出多元的写实主义，而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则显得“虚浮不实”、走向狂欢。当然公务书写只是上述小说的一个考察面向，我们不可忽略其整体性、超越性和立体性。
【注释】
①韩大强：《鲁迅由北京官场转向上海文场的心路历程——基于鲁迅日记中关于经济收入记载的分析》，载《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12期。
②⑧⑨14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第220-221页，第57-59页，第26页。
③参阅拙文《论鲁迅对学院教授的弃绝》，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④鲁迅：《不是信》，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7页。
⑤参阅陈越：《摆脱陈源的阴影：也谈鲁迅与“绍兴师爷”》，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0期。
⑥参阅拙文《论鲁迅小说中的癫狂话语》，载《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⑦鲁迅：《偶成》，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00-601页。
⑩茅盾：《鲁迅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1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291页。
11王嘉良：《鲁迅小说〈弟兄〉主旨新探》，载《求索》1985年第5期。
12刘克敌：《“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从日记看民国初年鲁迅的日常生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13参阅拙著《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25页。
15崔琦：《从〈游戏〉到〈端午节〉——试论鲁迅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互文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
16参阅拙文《林文庆与鲁迅的多重纠葛及原因》，载《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7姜异新：《经历·书写·虚构——鲁迅的辛亥与国民性经验的审美生成》，载《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0期。
[朱崇科，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
对于鲁迅担任教育部官员14年的历史，吴海勇曾用《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一本书的篇幅进行了专门描述，相当清晰地梳理了鲁迅不同时间段的公务生涯、优胜劣汰记略、上司与同事、公余时间、气质契合与否，资料翔实，亦有一些论断切中肯綮，他曾经如此界定公务员，“公务员，顾名思义，也就是服务于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试用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公务员制度，是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舶来品’，而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又转受中国科举取仕传统的启发，缘此公务员原本是中国士人的势力范围，具有天然的亲和力。鲁迅如何就不能做这个‘官’？任职教育部十数年而最终离去，鲁迅实在是民国早期公务员制度的一个生动案例。”②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相当厚重地再现了这种经历乃至气质，其杂文具有相当凌厉的杀伤力，其中亦有一丝“绍兴师爷”气，可谓是旧传统与现代政治体制岗位的糅合。可以理解的是，他自身的气质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孤绝风格，对自己所从事的行当，不只是公务员，还有兼职/专职的大学教师/学者身份亦相当不满，因为时事政治、学院政治、经济纠纷、考核机制等如影相随，他最终弃绝了教授。③
当然，如果历数鲁迅公务员经历中特别令他印象深刻甚至伤脑筋的事情主要有：
其一，陈源对他绍兴师爷出身及文字风格的大力批判。鲁迅先生在《不是信》的正式回应可以显示出在嬉笑怒骂之余他还是耿耿于怀的，“这几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只等于昙花一现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没有将我‘流’进去，不过在后屁股的《西滢致志摩》是附带的对我的专论，虽然并非一案，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口吻了，其实这是事实，法家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名，所谓‘正人君子’是不肯说的，虽然不妨这样做。此外如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④某种意义上说，陈源是鲁迅笔战的第一个真正对手，即使他们不属一个重量级，但我们要认真对待陈源和鲁迅之间就此事展开的论辩，要认真探究并借此发现与辨析鲁迅和绍兴师爷行当有交叉但更多是貌似而神异的存在。⑤
其二，鲁迅和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之间的笔墨官司。尤其是在女师大事件中章士钊非法免去了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鲁迅写有理有据、笔锋老辣的诉状进行申诉，终究获胜：1926年1月16日，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以此案乃前任章总长办理为由取消了过去对鲁迅的免职处分，而平政院于2月23日开会做出裁决，判定鲁迅诉胜，正式取消章士钊对鲁迅的处分。不必多说，这些现实事件可能会对鲁迅造成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他有关公务的小说创作中会有直接或曲折乃至另类的呈现和反思。
更令人兴趣盎然的是，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如何在小说中展开整体批判时呈现公务？毕竟，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和现实存在着繁复而迷人的对话关系，而鲁迅最精彩的小说创作《呐喊》《彷徨》都是在北京完成，争议不断的《故事新编》是一部写了13年的跨时空创制，但亦和公务息息相关，简而言之，鲁迅大约有六成小说涉及了公务。当然，这里的公务不只是现代语境里的指涉，由于鲁迅小说世界涵容广阔，尤其是其间既有古老帝国清王朝的落日余晖，甚至有先秦诸子、历史神话传说的早期指涉，所以这里的公务亦包括貌似没有编制的民间乡绅系统及其类似模型。
相较而言，此类现实与虚构关系的精深研究并不多见，论者多关注鲁迅公务员相关身份的日常，或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或者进行单篇小说分析时偶有涉及，不成系统。为此，本文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一是官本位的悖谬；二是败德的镜像；三是际遇与再现的技艺，关注公务员生涯之于鲁迅创作风格的可能影响。
一、官本位的悖谬
毫无疑问，鲁迅先生小说书写重要指向就是批判國民劣根性，而官本位正是中间相当重要的一环。作为历史的“中间物”，鲁迅既有祖父中翰林以后做知县的历史传承与群众期待，同时又有在新型体制中摸爬滚打的体验，他对官本位思想的实际感知与文本再现都是相当深邃而全面的。
（一）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
或许是由于封建王朝统治过长，围绕官本位的理念与实践在中国人头脑中变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这种认知让官本位高高在上，成为某种特权思想，甚至成为一种救赎。
《狂人日记》作为鲁迅先生第一篇白话小说，引人注目的是其“封套”结构（古文楔子+白话正文）展示的张力，令人心潮澎湃乃至振聋发聩的“吃人”真相的揭露和“救救孩子”的呼声其实已是过眼云烟，因为托名的男主人公“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这个和鲁迅祖父周福清一度相似的候补经历相当吊诡地呈现出鲁迅背后的悲愤与无奈：被官方收编（或主动招安）和具有中西方文化思想元素的清醒狂人⑥居然是对立统一的存在。
《长明灯》当然具有丰富的隐喻。吉光屯及长明灯其实就是传统文化（糟粕）的象征，他们为对付企图熄灭此灯的疯子可谓不遗余力、群策群力。其中愤怒的阔亭曾经想打死他，“这样的东西，打死也就完了，吓！”灰五婶否定这一做法，“那怎么行！他的祖父不是捏过印靶子的么？”于是众人难免面面相觑。相当有意味的是，这种情况甚至到了中华民国时代似乎仍有余韵。《伤逝》中和子君冲破习俗的涓生，其身份也是一个公务员，“我所豫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正是因为被辞退，他们才失去了赖以支撑的经济来源，可见在鲁迅或者时人的心目中，公务员依然是不错的差事。《故乡》中亦然：一方面是“豆腐西施”杨二嫂对“我”的奉承：“你放了道台了”，而另一方面儿时的伙伴、历经岁月摧残后的中老年闰土见面后吐出的居然是“老爷”。 某种意义上说，对官本位的崇拜和奴性养成往往是一体两面，而奴性的形成机制却又可以繁复多样，或威逼利诱或狐假虎威或以苛律严令冷酷拷打逼他们就范，但也会形成一种令统治者不愿看到的效果：“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⑦
从此角度看，《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作为高不成低不就的科举应试失败者，做一个怪胎和卑贱物，成了底层人士的谈资和笑话而不自知，他也有自己的小毛病，如懒惰和小偷小摸，终于偷到丁举人家去了，“‘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对成功者的莫名崇拜和对失败者的冷酷践踏令人不寒而栗。类似的还有《白光》中的陈士成，作为一个官本位理念深重却又是生活中的失败者，连他自己的私塾小童都看不起他，最后他发了疯，追寻白光而死，鲁迅写道：“至于死因，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剥取死尸的衣服本来是常有的事，够不上疑心到谋害去：而且仵作也证明是生前的落水，因为他确凿曾在水底里挣命，所以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结尾这段话中恰恰反衬出普通人和世界的残酷，即使成了尸体，他也缺乏应有的被尊重。
（二）转换中的尴尬
鲁迅的深刻和伟大之处之一就体现在他对文化革命的深切认知上，政权的更替甚至是政治体制的转换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有关思想的更新和文化范式的转换却往往显得缓慢而沉重。吴海勇指出公务员系统的“办公室恶俗”：“同事惫懒、懈怠，只顾喋喋不休，那是流言、小道消息的滋生和散布之地，还有不得不打交道的势利小人。更可恨的是有人道德严重滑坡甚至作奸犯科，让人惭愧悔恨与其曾经共事。”⑧从更切实的角度说，这更多是一种现象描述，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官本位劣根性的跨时空表征及其新式发展。
1.新的悖论。可以理解的是，《示众》中看客们的焦点，“一个是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手里牵着绳头，绳的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易言之，这里的现代公务成为愚昧无知的看客们猎奇化、符号化的存在，类似的《一件小事》中的巡警成为一个中立的仲裁或执法者。而《起死》中的巡士的存在却是帮好事之徒庄子收拾残局的国家机器，甚至面对五百年前复生的固守彼时历史记忆的汉子也自顾不暇，鲁迅用这个故事狠狠地嘲弄了那些企图以古代中国传统文化拯救现代中国人的妄想和迷梦。
但更常见的往往是新的溃败。《孤独者》阐述了一个时代转换中“失败的成功、成功的失败”的悲剧故事。一开始葆有理想和激情的魏连殳要面对谋生的压力和逼迫，但此时却是失败的成功，因为信念还在；无奈之下，他转向自己革命的对象——杜师长做幕僚，貌似得意狂欢，最终却自戕而死，变成了“成功的失败”，因为他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其中最大的反讽之一就是，启蒙者/革命者却倒向了旧式的官本位机制。
《药》中的夏瑜是一个被叙述的暗线，他的失败之处在于，作为一个被囚禁于牢狱的革命者，他却备受被启蒙者的嘲讽和命名（疯了），甚至被亲人出卖求荣获利，“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这当然可以彰显出夏瑜面对旧式公务系统的失败、悲剧性以及反讽意义。
2.旧的逆袭和新旧合流。《离婚》中的七大人作为地方乡绅的代表，对泼辣少妇爱姑的打压却是采用了多管齐下的方式：以旧文化糟粕（如墓里出土的古人屁塞）的神秘性进行文化资本炫耀、以打手进行人身威吓、以假洋鬼子的言辞进行堵截，最终逼迫爱姑以90元大洋离婚就范。其中耐人寻味的是，旧对新的收编（如对假洋鬼子的狐假虎威使用）。
而另一个值得反思的个案文本则是《阿Q正传》，具有革命意愿、基础和部分行动力的阿Q最终却被出卖：他先是被机关枪伺候，一群人（兵、团丁、警察、侦探们）一拥而上抓住的，他是现代国家机器的执行者捕获的。接着是走程序的审判，審判者对阿Q奴性的蔑视，在“不要跪”的斥责中，“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而过程其实也就是诱引就范的展开，阿Q被定了死罪，签字画押时，不识字的阿Q面对这种规矩却难免羞愧，“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最终阿Q被枪毙了，但反思现代（新）的发展，不难发现，它更多是被旧传统逆袭后的新式装扮，骨子里依然是旧的，它是非不分，对底层依然是蔑视且缺乏起码的理解、认知的，并最终实现新旧合流，也呈现出辛亥革命的某些弊端。
二、败德的镜像
鲁迅在教育部的主要工作（所谓“做官课程表”）包括：1.阅处公文；2.开会；3.办会；4.外出调研；5.部门交涉；6.应酬与仪式；7.其他领导交办之事。⑨这些事务，多数都是相当琐碎而繁冗的，尤其是，在这个巨大的行政机器运转中，个体往往是相对渺小无力的，而且往往被异化成螺丝钉或其他零件。但作为权力运行的齿轮之一，他们中间的某些分子深谙官本位中的权钱、权色交换之道，大肆谋取私利。即便如此，这种行当/职业也对个体人形成了性格镌刻。鲁迅小说中不乏对“败德”的描述。
（一）伪善阴损
一般而言，普通公务员具有较大压力，一方面他们需要面对上级领导，这关系到其升迁改派调动等命运，时间久了难免滋生奴性；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要面对琐碎事务的煎熬，因此在处理下层或普通人事务时又可能耍耍官腔，利用小权力折腾下人或宣泄压力，尤其是经过长时间锤炼，性格中难免有分裂阴损成分。鲁迅在小说中不乏此类书写。 《端午节》这篇小说叠合了鲁迅的现实身份——既是公务员又是兼职大学讲师，亦有被欠薪的经历。茅盾指出，“我以为《端午节》的表面虽颇似作者藉此发泄牢骚，但是内在的主要意义却还是剥露人性的弱点，而以‘差不多说’为表现手段。在这里，作者很巧妙地刻画出‘易地则皆然’的人类的自利心来；并且很坦白地告诉我们，他自己也不是怎样例外的圣人。”⑩不必多说，鲁迅在小说中呈现出对人性的理解之同情——屁股决定脑袋的合理性，但同时鲁迅也对其奉行“差不多主义”进行批判：从此角度看，他缺乏践行的能力，大的事务方面，在教员们集体游行讨薪时，“他仍安坐在衙门中，照例的并不一同去讨债。”在家庭事务的微观层面，他无力面对无米下炊的现实，只会对妻子闹脾气耍横，让小厮赊酒自爽，甚至以知识的面具来躲避现实，也打压妻子的不满，而这种阴柔性格恰恰是老吏懦弱阴损而又自私的表现。
《弟兄》作为一篇不太容易理解的小说亦与公务员身份密切相关。小说开头在无聊八卦的公益局同事面前的沛君呈现出“瘸子里面选将军”的优越性，而在他弟弟靖甫出疹子诊断未出疑似猩红热时他也帮忙热心看病，在中西医先后确诊搞定病情后，他却梦到弟弟去世，自己却要照顾其一家人等大家人口操持的琐碎、粗暴，揭示出其内心怕承担责任的私心。幸好这只是梦，靖甫醒来后表示要译书挣钱，而他在推迟上班后，却积极处理关于无名男尸的公文，“沛君便十分安心似的沉静地走到自己的桌前，看着呈文，一面伸手去揭开了绿锈斑斓的墨盒盖。”如人所论，“作品写张沛君的这种思想变化的脉络，对于反映小公务员在那个社会里生活维艰之中的窘迫状况，展示出在这种状况下思想演变的轨迹，是异常真切的，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不问具体情由，不考虑人物所处的特定境遇，就把这种思想上的闪念称之为人物本质上的‘伪善面目’的暴露，恐怕是于理不通的罢。”11这当然揭露了常人可能有的缺点，但因为其公务员身份而显得更引人注目，而其伪善宛如精神分析般的呈现成为他不懈怠的理由——他远没有和他人对比出来的那样伟大。
《采薇》中鲁迅亦表现出对公务系统的嘲讽，如貳臣小丙君毫无气节，既是害死伯夷叔齐的元凶（其婢女阿金鹦鹉学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击倒了二老的坚守），同时又在二老死后拒绝为其石碑题字，而自己却享受现实的荣华富贵，颇为反讽。鲁迅相当精准的地方还有对正面人物的人性挖掘，小说中的姜子牙是高效、睿智做事的人，但也精于公务，周王朝刚刚推翻纣王，需要收买人心，何况伯夷叔齐手无缚鸡之力老迈垂死必将自行灭亡，何苦他来承担凶手罪名呢？
（二）无聊刻板
不必多说，鲁迅对公务员行当的无聊刻板有着相当清晰而深切的体验，毕竟他又是敏感多情而又锐利的人。按照《鲁迅日记》，1912年5月5日鲁迅抵达北京，6日“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10日，“晨九时至下午四时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到了月末29日，日记中只有“无事”二字，而这天是星期三，教育部的工作日。自此开始，“无事”二字频繁地出现在鲁迅日记当中，似乎已成了一种常态。据刘克敌的统计，“1912年自5月至年底，八个月的时间出现了12次，最多的一个月有4次。1913年则大致与1912年相同，‘无事’之记载每月出现1到2次，全年为20次。1914年为22次，1915年为20次，1916年为19次，1917年为35次，1918年为40次。”他认为，“被鲁迅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的这些有关个人日常生活的叙事绝不会令人兴奋，因为毫无惊险和刺激可言，它们只能给读者，也给鲁迅自己带来更多的无聊与空虚感受……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意志坚强者，如果不甘于被这种日常生活所控制和免于堕落的命运，就必然要寻求一些外力以获得支援力量，这也是我们从其日记中所看到的。”12
《补天》中最令女娲感到讶异的是公务员身份的小东西：“然而更异样了，累累坠坠的用什么布似的东西挂了一身，腰间又格外挂上十几条布，头上也罩着些不知什么，顶上是一块乌黑的小小的长方板，手里拿着一片物件，刺伊脚趾的便是这东西。”不仅如此，他还指斥自己的神圣母亲不合规矩，“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而一旦不理会他，却还会哭，“方板底下的小眼睛里含着两粒比芥子还小的眼泪”。不难看出，鲁迅的“油滑”源自对这些刻板而又虚伪的官员们的厌恶和愤怒。《出关》中则描述了关尹喜的伪善，表面上他对老子是尊敬的，其实不过是例行公事，并且剥削老子在木札上刻出自己的演讲稿，但也不真尊重，最好不过是“提起两串木札来，放在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同时他又以世俗人的精明看清楚走流沙的老子必然会折返来，从而洞穿了知识分子的弱点。
相当具有杀伤力的描述则是来自《理水》，鲁迅在其中对公务、官员、官场恶习的描写相当精彩。文化山上的学者们无聊琐碎、自以为是已经令人大开眼界，巡视的大员们之表现则更令人作呕：他们既颠倒黑白，又敷衍塞责，“第二天，说是因为路上劳顿，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三天是学者们公请在最高峰上赏偃盖古松，下半天又同往山背后钓黄鳝，一直玩到黄昏。第四天，说是因为考察劳顿了，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五天的午后，就传见下民的代表。”而且，他们还谎报灾情弄虚作假，这一切都反衬出默默无闻、脚踏实地、无私奉献的禹的伟大（甚至禹太太无法见自己的老公也是一种侧面证明，当然也反衬出衙门的势利和偏见），但等到大禹治水成功上京后，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在我看来，这是浮华腐化的官场习气对大禹的同化与腐蚀。13
从更宏阔的视角看，公务系统的劣根性其实是中华民族劣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衍生的奴性、阴损、虚伪等败德特征，一直是鲁迅大力批判的对象，也可以理解鲁迅在其小说中对公务的书写往往是批判的、负面的。 三、际遇与再现的技艺
本文标题的关键词之一是“镜像”，换言之，鲁迅的公务书写可谓其来有自，我们有必要探讨其人生现实的际遇与小说虚构的繁复关联，当然，这种书写并非是直接对应，也可能是折射，甚至是一种创造性的凝练或臆想。
（一）北京时期
写实的多元。作为鲁迅担任公务员最为集中的时空，北京时期可谓格外引人注目。鲁迅出仕自然有他的多重原因，如人所论，“是国家的革故鼎新激发了鲁迅的从政热情，遵循传统文化士官路径的余绪，在继承祖业、重振家风的实际需要和潜意识作用下，鲁迅出仕了。”14但无论如何，公务员行当并非与鲁迅的核心气质相吻合，加上欠薪、惫懒的制度等对人的打击，再加上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推助，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转换也就势在必然。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此时的书写既是一种自我排解，又是一种公开的使命（启蒙、为人生等）宣扬，同时恰恰是由于正在感同身受，其小说风格往往也是写实的。
这一时期的有关公务书写的创作主要收集在《呐喊》《彷徨》中，还有《不周山》（后更名《补天》，收入《故事新编》）。不难看出，从整体风格上看，此时的鲁迅往往是相对沉郁的、悲凉的（早期是悲壮），或许是近距离勾画，书写时恰恰是置身其间，内容上现实关怀较重，所以鲁迅先生也显得恳切实在。《风波》中的赵七爷，这个底层乡绅，靠其残缺的《三国演义》知识治理附近的村庄，在听说八一嫂提及“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后”变得怒气冲冲，“‘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表面上看颇有喜剧效果，但对于文化“超稳定结构”坚固的乡间却又自成一统，鲁迅写出了其间的波澜不惊与自身的逻辑。这恰恰也是《呐喊》的风格，指出问题所在，引起“疗救的注意”，让人努力前行。
鲁迅也写出了公务系统逻辑对人的圈限与伤害。比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在做了杜师长幕僚之后的变化，前后对比鲜明，“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么？后来就叫‘老家伙’。……”通过遵从世俗的快意人生与及时行乐来排解痛苦、压力，而在对大良、二良们的态度转变也呈现出他抛弃进化论而转向旧传统、把小孩当作附属品/财物的观念。某种意义上说，鲁迅通过这种风格呈现出《彷徨》的整体格调，即发自内心的挫败感、孤独悲凉及忧郁气质。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在批判挞伐之余，鲁迅对公务员行当亦有着了解之同情，不管是在《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身上投射了痛苦的自我，还是在《端午节》中对方玄绰也不乏理解：个体为谋生进入公务员系统之后的无奈乃至变异。我们不得不说，这其实是鲁迅的一种自我排解与抒怀，如人所论，“鲁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方玄绰要秉持‘差不多’的精神使自己‘仍旧做官’，根本原因还在于鲁迅当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必须努力摆脱由‘无事’而带来的绝望与空虚。但真正能给予方玄绰希望的，仍是文学者的道路。”15
（二）厦穗沪时期
“虚浮不实”。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经上海奔赴厦门，在厦门大学他虽未担任行政职务，却也亲身感受到校园政治——新加坡华人校长林文庆与他的多重冲突16；1927年1月，鲁迅到达中山大学，担任文學系主任、教务主任以及学校组织委员，忙得连轴转，作为大学里的学官，他也深切感受到复杂的学术政治、时事政治、人事纠纷的缠绕；1927年9月底，他离穗赴沪，表面上看他未再担任行政职务，事实上从1930—1936年他就任左联盟主，成为“两个左联”的精神领袖却因没有实权而被另一个听从将令的左联小鬼摆布得七窍生烟，从“四条汉子”到重病中答复徐懋庸的公开信等，让他备尝无形公务缠身之苦，甚至也加速了他死亡的进度。
上述种种，也就足以说明为何《故事新编》除了《奔月》以外均涉公务，而无一例外的是，他对于其间的公务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程度相对较轻的，如《非攻》中，楚王的角色只是一个不太聪明的见证人。而《铸剑》始作于厦门时期，广州时期的4月份才完稿，这个被称为相对严谨正面书写的小说中也有狂欢元素，比如歌谣中的猥亵小曲元素，但即使从对王的刻画角度来看，他也近乎是五毒俱全的：1.有权就任性，杀害了眉间尺的造剑名师父亲，他父亲描述道：“大王是向来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这回我给他炼成了世间无二的剑，他一定要杀掉我，免得我再去给别人炼剑，来和他匹敌，或者超过他。”王貌似威严却又百无聊赖：“游山并不能使国王觉得有趣；加上了路上将有刺客的密报，更使他扫兴而还。那夜他很生气，说是连第九个妃子的头发，也没有昨天那样的黑得好看了。幸而她撒娇坐在他的御膝上，特别扭了七十多回，这才使龙眉之间的皱纹渐渐地舒展。”当然围绕他的一切近乎繁文缛节，即使在死后，“当夜便开了一个王公大臣会议，想决定那一个是王的头，但结果还同白天一样。并且连须发也发生了问题。白的自然是王的，然而因为花白，所以黑的也很难处置。讨论了小半夜，只将几根红色的胡子选出；接着因为第九个王妃抗议，说她确曾看见王有几根通黄的胡子，现在怎么能知道决没有一根红的呢。于是也只好重行归并，作为疑案了。”
相较而言，此一时期的公务书写风格大多“虚浮不实”，题材上往往指向了诸子百家、远古历史乃至传说。可以理解的是，此一时段的鲁迅，尤其是上海时期，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作为自由撰稿人，也面临谋生（天天码字）的巨大压力；同时作为努力扶持后进、甘心做梯子又胸怀天下的他来说，其实太多焦虑、紧张需要疏解。而在文化上亦有传统的反扑可能，更有对新传统的遗忘，如1933年和施蛰存关于《庄子》《文选》的论争等。这些生存周边都让鲁迅在处理公务议题时选择了另类的风格：一方面是自我纾解，以乐写悲更显其悲，同时也是借各种幽默/反讽解压；另一方面是继续刨“坏种们的祖坟”，借较古的议题批判复古的幻想与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的公务书写对于阅读其小说来说只是一个层面或一个主题探究，他自然有他的整体性、超越性乃至客观性，这当然是服务于他的国民劣根性批判与“立人”追求的，就如他小说中的辛亥革命书写一样，也有其高度和独特形式，如人所论，“正是因为爱在他的心灵中扎下了根，他才会在虚构和想象时，没有被自己个人的道德信念遮蔽住，而能成功听到另一个超个人智慧的声音。对于鲁迅而言，辛亥是激发他创造性和形成独特小说风格的重要资源。鲁迅的辛亥故事不是自传，不是史实记录，纯粹是鲁迅式的幻想，是特殊的鲁迅式晶体。”17 结 语
鲁迅小说中的公务镜像颇耐人寻味，作为一个深谙官场习俗、做过14年公务员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对此主题关注甚多。毫无疑问，他刻画出了官本位思想的悖谬：一方面言及其传统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却又呈现出新旧社会转型中的尴尬。相当犀利的是，他也再现了官场中的败德，如伪善阴损、无聊刻板等。而在鲁迅的个人经历与公务镜像呈现中亦有一种风格的关联与變换：北京时期呈现出多元的写实主义，而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则显得“虚浮不实”、走向狂欢。当然公务书写只是上述小说的一个考察面向，我们不可忽略其整体性、超越性和立体性。
【注释】
①韩大强：《鲁迅由北京官场转向上海文场的心路历程——基于鲁迅日记中关于经济收入记载的分析》，载《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12期。
②⑧⑨14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第220-221页，第57-59页，第26页。
③参阅拙文《论鲁迅对学院教授的弃绝》，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④鲁迅：《不是信》，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7页。
⑤参阅陈越：《摆脱陈源的阴影：也谈鲁迅与“绍兴师爷”》，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0期。
⑥参阅拙文《论鲁迅小说中的癫狂话语》，载《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⑦鲁迅：《偶成》，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00-601页。
⑩茅盾：《鲁迅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1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291页。
11王嘉良：《鲁迅小说〈弟兄〉主旨新探》，载《求索》1985年第5期。
12刘克敌：《“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从日记看民国初年鲁迅的日常生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13参阅拙著《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25页。
15崔琦：《从〈游戏〉到〈端午节〉——试论鲁迅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互文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
16参阅拙文《林文庆与鲁迅的多重纠葛及原因》，载《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7姜异新：《经历·书写·虚构——鲁迅的辛亥与国民性经验的审美生成》，载《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0期。
[朱崇科，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