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驱动我不停去做事的是好奇心和英雄主义情怀。文革开始时我才8岁，结束的时候我已经18岁。这10年我父亲一直是被关起来的，其间我母亲也被抓了4年，在我成长过程中，父母双双失踪有4年，加上先天患血友病，我就沒机会去上学，所以我就没被中国式教育给圈住，思维比较活跃，一直保持一颗好奇心。我认字主要靠阅读，家里有很多书，都是姐姐和哥哥弄来的，我哪儿也去不了，就在家读书。我读的那些书，像《青春之歌》《牛虻》，都弥漫着强烈的英雄主义，这对我影响很深，所以我到现在都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
文革10年也教了我很多社会上的“术”。父母都被抓了，我只能跟着姥姥在亲戚家里住，寄人篱下就要学会察言观色，就得知道自己做的每件事会引起的后果。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环境。求生存也好，求安定也好，我必须主观上付出很多努力。
由于受到文革所害，我最痛恨专制，痛恨以国家和集体的名义扼杀生命的价值。我做残友的目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平台，让弱势群体抱团，让每一个脆弱的生命平等、有尊严地快乐生活。“平等”二字对我、对残友都太重要了，有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因为你们是残疾人的企业，才能拿那么多项目？我就告诉他们，我们是为央行服务，是为华为服务的，你认为它们会因为爱心就把关乎到企业命脉的项目交给我们吗？我们赢，是因为我们有极强的竞争力，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竞标拿的。千万别说什么自尊、自强、自立，我不自强，也不自立，我喜欢跟别人一起平等地去打天下。我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比别人高贵多少，我也不认为别人的生命就比我高贵多少，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价值，谁都不能以集体和国家的名义去侵犯和压制它们。
央视采访我时，导演问我能不能谈谈我太太跳楼的事，我说能谈。如果可以重来，我不会做残友了，我会好好跟我太太过，我不会以我做残友能服务更多的人，就忽视她的生命价值。我人生的钟摆本来应该是在集体和个人之间摆动的，结果我把它都停在集体上了，最后让她付出了生命代价，虽然这是抑郁症造成的，但她也不是天生抑郁，是跟我结婚之后得的，那就是我有问题，我对她的精神支持不到位。
因为痛恨专制和独裁，我基于民主为残友做了个顶层结构设计。我们有三个代表不同利益的板块，有从事生产的，有从事社会服务的，还有一个专门的基金会，分别具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职能，所有意见都由这三个组织的负责人代议，他们相互博弈，最后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就像在民主国家，议会吵架，社会才能平安。这种设计可以让残友变成百年老店。要不然的话，我郑卫宁执政的时候叫“郑卫宁时代“，其他人掌门的时候就叫其他的什么“时代”，这跟封建专制有什么区别？说起来改朝换代了，其实换汤不换药。
有人叫我们乌托邦，这没什么不好。乌托邦是社会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这个词现在被许多人曲解了。其实社会主义就是关注99%的人的利益。关注更多人的福祉，这有错吗？ 残友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企业。为什么？这是由它的基因决定的：第一，它是基金会控股，永远保持社会属性不变；第二，它的员工，绝大部分是残障人士，某些部门甚至是百分之百。与此同时，残友模式在各地的实训就业基地，更准确地讲是当地残友的，而不是残友的分公司，因为残友允诺各地的利润一分不拿走，留在当地支持可持续性发展。
不久前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时，与我们一些社会企业家有过一次高端对话，对中英社会企业的差别展开了讨论。在英国，从政府到社会，从精英阶层到老百姓，大家对社会企业都有一个认识：知道这个东西能帮到别人，帮到周围的环境，帮到自己居住的社区、所在的城市和自己所属的国家。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基于公民意识的认知，才有了英国社会企业的大发展，社会企业上交的贡献都是以百亿英镑来计算的。
而在中国，虽然大家都在喊社会企业，实际上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不成熟，与英国有很大差距。
那么政府、社会精英和百姓应该如何对待社会企业呢？政府一方面可以营造环境，培养社会企业家精神和公民意识。另外，在鼓励创业的时候，如果“创”的是社会企业，是不是可以提供更好的政策和更好的资源？
每一个公民也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支持社会企业。比如你可以买公平贸易的咖啡，让种植咖啡的农民受益。
我个人信仰利他主义。在残友模式的探索实践中，我们秉持的就是稻盛和夫的利他主义，用这个观点来看残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残友。所有员工都能成为企业主人吗？企业能为所有员工和他们家人的福祉考虑吗？所有员工会因企业考虑他和家人的福祉而考虑企业的核心利益吗？残友证明：可以。
然而残友做得并不轻松，这么些年，可以说到现在，我们都是困兽犹斗。我们是一群掉在陷阱里的人，抓住一切机会往外爬，幸运的是，在这个爬的过程中企业没有倒，而且发展了。我们在艰苦的环境里长大，我们收支平衡，我们一片繁荣，我们去各地推自己的模式，很快乐。不过，任何人都别把自己的模式当成全世界唯一的模式，因为生命形态复杂，社会形态复杂。但起码残友这样的模式可以作为社会形态之一。
最后，我必须告诉许多想投身社会企业之路的人，这条路根本就不是鲜花和掌声铺就，仅有公益情怀和慈善激情是不够的，除非你有一份英雄主义的情怀和甘愿牺牲的精神，除非你像我一样理解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这段话：“人生是艰苦的。对于不甘于平庸俗鄙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斗争……”
文革10年也教了我很多社会上的“术”。父母都被抓了，我只能跟着姥姥在亲戚家里住，寄人篱下就要学会察言观色，就得知道自己做的每件事会引起的后果。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环境。求生存也好，求安定也好，我必须主观上付出很多努力。
由于受到文革所害，我最痛恨专制，痛恨以国家和集体的名义扼杀生命的价值。我做残友的目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平台，让弱势群体抱团，让每一个脆弱的生命平等、有尊严地快乐生活。“平等”二字对我、对残友都太重要了，有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因为你们是残疾人的企业，才能拿那么多项目？我就告诉他们，我们是为央行服务，是为华为服务的，你认为它们会因为爱心就把关乎到企业命脉的项目交给我们吗？我们赢，是因为我们有极强的竞争力，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竞标拿的。千万别说什么自尊、自强、自立，我不自强，也不自立，我喜欢跟别人一起平等地去打天下。我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比别人高贵多少，我也不认为别人的生命就比我高贵多少，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价值，谁都不能以集体和国家的名义去侵犯和压制它们。
央视采访我时，导演问我能不能谈谈我太太跳楼的事，我说能谈。如果可以重来，我不会做残友了，我会好好跟我太太过，我不会以我做残友能服务更多的人，就忽视她的生命价值。我人生的钟摆本来应该是在集体和个人之间摆动的，结果我把它都停在集体上了，最后让她付出了生命代价，虽然这是抑郁症造成的，但她也不是天生抑郁，是跟我结婚之后得的，那就是我有问题，我对她的精神支持不到位。
因为痛恨专制和独裁，我基于民主为残友做了个顶层结构设计。我们有三个代表不同利益的板块，有从事生产的，有从事社会服务的，还有一个专门的基金会，分别具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职能，所有意见都由这三个组织的负责人代议，他们相互博弈，最后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就像在民主国家，议会吵架，社会才能平安。这种设计可以让残友变成百年老店。要不然的话，我郑卫宁执政的时候叫“郑卫宁时代“，其他人掌门的时候就叫其他的什么“时代”，这跟封建专制有什么区别？说起来改朝换代了，其实换汤不换药。
有人叫我们乌托邦，这没什么不好。乌托邦是社会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这个词现在被许多人曲解了。其实社会主义就是关注99%的人的利益。关注更多人的福祉，这有错吗？ 残友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企业。为什么？这是由它的基因决定的：第一，它是基金会控股，永远保持社会属性不变；第二，它的员工，绝大部分是残障人士，某些部门甚至是百分之百。与此同时，残友模式在各地的实训就业基地，更准确地讲是当地残友的，而不是残友的分公司，因为残友允诺各地的利润一分不拿走，留在当地支持可持续性发展。
不久前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时，与我们一些社会企业家有过一次高端对话，对中英社会企业的差别展开了讨论。在英国，从政府到社会，从精英阶层到老百姓，大家对社会企业都有一个认识：知道这个东西能帮到别人，帮到周围的环境，帮到自己居住的社区、所在的城市和自己所属的国家。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基于公民意识的认知，才有了英国社会企业的大发展，社会企业上交的贡献都是以百亿英镑来计算的。
而在中国，虽然大家都在喊社会企业，实际上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不成熟，与英国有很大差距。
那么政府、社会精英和百姓应该如何对待社会企业呢？政府一方面可以营造环境，培养社会企业家精神和公民意识。另外，在鼓励创业的时候，如果“创”的是社会企业，是不是可以提供更好的政策和更好的资源？
每一个公民也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支持社会企业。比如你可以买公平贸易的咖啡，让种植咖啡的农民受益。
我个人信仰利他主义。在残友模式的探索实践中，我们秉持的就是稻盛和夫的利他主义，用这个观点来看残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残友。所有员工都能成为企业主人吗？企业能为所有员工和他们家人的福祉考虑吗？所有员工会因企业考虑他和家人的福祉而考虑企业的核心利益吗？残友证明：可以。
然而残友做得并不轻松，这么些年，可以说到现在，我们都是困兽犹斗。我们是一群掉在陷阱里的人，抓住一切机会往外爬，幸运的是，在这个爬的过程中企业没有倒，而且发展了。我们在艰苦的环境里长大，我们收支平衡，我们一片繁荣，我们去各地推自己的模式，很快乐。不过，任何人都别把自己的模式当成全世界唯一的模式，因为生命形态复杂，社会形态复杂。但起码残友这样的模式可以作为社会形态之一。
最后，我必须告诉许多想投身社会企业之路的人，这条路根本就不是鲜花和掌声铺就，仅有公益情怀和慈善激情是不够的，除非你有一份英雄主义的情怀和甘愿牺牲的精神，除非你像我一样理解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这段话：“人生是艰苦的。对于不甘于平庸俗鄙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