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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一起生活的54年里，经历了贫困的折磨、政治的磨难，更多的是父女间的亲情和幸福。
父亲罗廉余，是从湖南的田埂默默走来的普通知识分子。他10岁时我的祖父罗喜闻为了寻求救国之道、强国之路，组织和带领一批湖南同乡赴法国勤工俭学，生活的拮据和压力，使祖母得了精神病。身为长子的父亲13岁就挑起了家庭重担，照顾多病的母亲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白天农作，晚上洗衣做饭，冬天挽着裤脚到洞庭湖里捕鱼捉蟹，以补贴家用。清贫艰苦的日子，磨练了他坚韧、耿直、不屈的性格。他在战争中入党，却受尽误解与磨难，在逆境中竭尽所能，给了亲人全部的爱。
我有5个姐姐两个哥哥，父母都是中小学教师，依靠微薄工资养家，一家人生活十分窘迫。记得我4岁的一天，北京漫天黄沙。母亲抱着我，大哥扛着行李，父亲拿着两个大网兜赶往鼓楼后的8路汽车站。那天我特别闹，哭着喊着要吃糖葫芦。当时一串糖葫芦5分钱，相当于全家一顿饭的菜钱。可我不依不饶，父亲对母亲说：“给航买一个吧。”拿到了糖葫芦我安静了，也记住了父亲对我的纵容和宠爱。他走了，很长时间没有回来。长大一点我才知道那天是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京大兴红星农场劳改的第一天。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每个月只有30块钱贴补家用，加上母亲每月63元的收入，养活一大家子谈何容易。我们8个孩子都在上学，吃饭穿衣都成问题。父亲这个大男人竟在中年学会做针线，不仅缝衣服，还学会做鞋。他在农场干重活，回家后一刻不闲着。他找出旧布洗好后在木板上做袼褙（就是抹一层浆糊粘一层布），待干后亲自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针一线密密纳鞋底，做鞋帮，唯恐下次迟迟不能回来。
父亲到农场的第二个秋天，为家里买了一堆大白菜。就为了一斤省几厘钱的白菜，他让哥坐公交车往家里运回小部分，其余的放在借来的三轮车上，从北京最南面的大兴区一步一蹬穿城拉到鼓楼的家。哥是坐头一班公交车出门的，父子俩深夜两三点才到家，整整一天，他们没舍得在外头吃一个火烧，喝一碗汤。
节俭——是父亲给我树立的第一个人生坐标。
父亲参加过抗日宣传队演出，是特好的男中音，高兴起来就带着我们唱《黄河大合唱》，母亲看着我们笑不拢嘴。这是我童年难得的欢乐时光。
1963年的春节，是父亲摘帽回到学校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排练了节目，准备除夕夜轮流表演。父亲买了二十多斤便宜的猪肠子作为过年菜。数九寒冬滴水成冰，他把碱水倒在大木盆里，一遍一遍地洗猪肠，一干就是一天。父亲的手被冰冷的碱水泡出了血口子。我们围在父亲的身边看着，哥哥姐姐争着要帮父亲洗，他借口我们还小弄不干净，不让我们插手。那年家里整整吃了3天肥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北京的重点中学上学，那里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父亲听到说运动来了，嘱咐说：“如果你们不得不卷到里面，但一定要记住做事要留有余地！”
要给别人留有余地。这是父亲给我树立的第二个人生坐标。
1967年底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诬为叛徒、内奸、工贼，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的热潮。1968年我进入北京鼓楼中学。3月14日，北京乍暖还寒，风如刀割。夜里11点多，在我们的焦急等待中父亲回家了，嘴角挂着一丝惨笑，“我对不起你们，今天给你们带‘点心’回来了。”他从布兜里掏出一张绿色的大字报，“学校今天批斗了我和校领导，说他们包庇我这个叛徒，他们让我把大字报带回家，让贴到咱家门口。我给你们带来了灾难，明天你们怎么面对这里的老街坊？怎么面对你们的同学？”父亲看着我叹了口气，早已泪流满面。“文革”已快两年了，我已见过太多亲人反目成仇的悲剧。我当时说了一句让自己欣慰一辈子的话：“爸，我没事，只要您好好的，我不怕别人说！”父亲定定地看着我，目光充满了慈爱、感激、愧疚。
父亲坚定地说：“我要向你们讲清楚，我不是叛徒！你们的爸爸历史上是清白的，对得起你们！对得起你妈妈！她跟我一辈子，最清楚我的为人和历史。我为了你们8个孩子决不会走绝路！”
第二天天刚亮父亲就走了，他被关进牛棚，每天被“革命小将”殴打揪斗，曾一天经历4次批斗。我在院子里看到父亲站在台阶上，挂着牌子，低着头，心里特别难受，头脑一片空白，只盼着早点结束，不要打我的父母。忽然我听到有人大声问道：“你承不承认你是一个大右派、大叛徒？”会场一时死一样的沉静，只听父亲清楚地答道：“我承认我是一个右派，但我不是叛徒，我没有出卖过同志。”话没说完就喊起了一阵打倒声，随后就是一顿拳脚相加。还好，老街坊们没有迎合这种暴打。眼前的一切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
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这是父亲给我树立的第三个人生坐标。
1969年的一个夏日，父亲回家了。他看到我的一霎间眼里充满了慈爱，我大叫着跑回家，“爸回来了！爸回来了！”全家都特别高兴。父亲说:“最难的时候，我想到8个儿女没有一个给我贴大字报，没有一个和我断绝关系，3个孩子还偷偷去看我，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回家！”
一天，父亲告诉我们：“今天湖南省革委来了三个人问我,毛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到的中共湖南省委杜修金，在马日事变时是我摇着小船将他送过湘江的吗。我真是一点也记不得了。不管他现在怎樣，当时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省委重要干部。我不知道他们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不能乱说，免得给杜修金再找麻烦。”
40年后，我在网上看到《杜修金传》,他提到马日事变时我的祖父帮他逃过许克祥、何键的追捕，让我的父亲摇着小船，连夜把他渡过湘江送出了长沙，躲过了军阀的杀害。我想到“文革”中的那个漆黑的夜晚父亲说的事，眼泪流了下来。1927年，一个少年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党的领导人，而事过境迁的1968年，他忘却了这段引以为荣的往事。他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承认这段历史，也许能成为救命的稻草，但他没有这样做。
做一个真诚的人，这是父亲给我树立的第四个人生坐标。
父亲1974年退休，终于结束了在外面受尽欺辱的日子，我们都松了口气。父亲退休完全是为了二姐的孩子小翊，那是一个先天弱智的孩子。二姐在北京重点中学上学。她品学兼优，一直是共青团干部，得过金质奖章，能保送上清华和北大。但因为父亲是右派的关系，她只能被分配到一般的大学，这是我父亲一生的痛楚和内疚。当父亲知道二姐的儿子小翊有病后就提出退休，一心一意地照顾这个弱智孩子的全部生活。小翊5岁才会走路，大便一直不能自理，父亲一把屎一把尿，一天24小时地看护着他，一带就是33年。33年父亲没有玩过一天，没有休息一天。
1978年父亲的历史问题、右派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母亲的党龄得到恢复，享受了离休待遇。父母的生活好了，可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两口依然特别节俭。
对弱势者要慈爱和关怀，这是父亲给我树立的第五个人生坐标。
父亲晚年最大的乐趣除了小翊就是读书。他爱看人物传记，并亲手抄下百万字的新闻述评。晚年的父亲忧国忧民，关注时事，只要看到贪污腐败、违规违纪、欺压百姓的报道就义愤填膺。
父亲的晚年已把人的生死看得很淡。弥留之际，救护车就停在门口，父亲虚弱地喘息着，恳求我们不要抬他上救护车，他不想离开家，也不想我们再麻烦再花钱。我泪流满面，答应了父亲的最后请求。
（责编：辛娅）
父亲罗廉余，是从湖南的田埂默默走来的普通知识分子。他10岁时我的祖父罗喜闻为了寻求救国之道、强国之路，组织和带领一批湖南同乡赴法国勤工俭学，生活的拮据和压力，使祖母得了精神病。身为长子的父亲13岁就挑起了家庭重担，照顾多病的母亲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白天农作，晚上洗衣做饭，冬天挽着裤脚到洞庭湖里捕鱼捉蟹，以补贴家用。清贫艰苦的日子，磨练了他坚韧、耿直、不屈的性格。他在战争中入党，却受尽误解与磨难，在逆境中竭尽所能，给了亲人全部的爱。
我有5个姐姐两个哥哥，父母都是中小学教师，依靠微薄工资养家，一家人生活十分窘迫。记得我4岁的一天，北京漫天黄沙。母亲抱着我，大哥扛着行李，父亲拿着两个大网兜赶往鼓楼后的8路汽车站。那天我特别闹，哭着喊着要吃糖葫芦。当时一串糖葫芦5分钱，相当于全家一顿饭的菜钱。可我不依不饶，父亲对母亲说：“给航买一个吧。”拿到了糖葫芦我安静了，也记住了父亲对我的纵容和宠爱。他走了，很长时间没有回来。长大一点我才知道那天是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京大兴红星农场劳改的第一天。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每个月只有30块钱贴补家用，加上母亲每月63元的收入，养活一大家子谈何容易。我们8个孩子都在上学，吃饭穿衣都成问题。父亲这个大男人竟在中年学会做针线，不仅缝衣服，还学会做鞋。他在农场干重活，回家后一刻不闲着。他找出旧布洗好后在木板上做袼褙（就是抹一层浆糊粘一层布），待干后亲自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针一线密密纳鞋底，做鞋帮，唯恐下次迟迟不能回来。
父亲到农场的第二个秋天，为家里买了一堆大白菜。就为了一斤省几厘钱的白菜，他让哥坐公交车往家里运回小部分，其余的放在借来的三轮车上，从北京最南面的大兴区一步一蹬穿城拉到鼓楼的家。哥是坐头一班公交车出门的，父子俩深夜两三点才到家，整整一天，他们没舍得在外头吃一个火烧，喝一碗汤。
节俭——是父亲给我树立的第一个人生坐标。
父亲参加过抗日宣传队演出，是特好的男中音，高兴起来就带着我们唱《黄河大合唱》，母亲看着我们笑不拢嘴。这是我童年难得的欢乐时光。
1963年的春节，是父亲摘帽回到学校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排练了节目，准备除夕夜轮流表演。父亲买了二十多斤便宜的猪肠子作为过年菜。数九寒冬滴水成冰，他把碱水倒在大木盆里，一遍一遍地洗猪肠，一干就是一天。父亲的手被冰冷的碱水泡出了血口子。我们围在父亲的身边看着，哥哥姐姐争着要帮父亲洗，他借口我们还小弄不干净，不让我们插手。那年家里整整吃了3天肥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北京的重点中学上学，那里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父亲听到说运动来了，嘱咐说：“如果你们不得不卷到里面，但一定要记住做事要留有余地！”
要给别人留有余地。这是父亲给我树立的第二个人生坐标。
1967年底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诬为叛徒、内奸、工贼，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的热潮。1968年我进入北京鼓楼中学。3月14日，北京乍暖还寒，风如刀割。夜里11点多，在我们的焦急等待中父亲回家了，嘴角挂着一丝惨笑，“我对不起你们，今天给你们带‘点心’回来了。”他从布兜里掏出一张绿色的大字报，“学校今天批斗了我和校领导，说他们包庇我这个叛徒，他们让我把大字报带回家，让贴到咱家门口。我给你们带来了灾难，明天你们怎么面对这里的老街坊？怎么面对你们的同学？”父亲看着我叹了口气，早已泪流满面。“文革”已快两年了，我已见过太多亲人反目成仇的悲剧。我当时说了一句让自己欣慰一辈子的话：“爸，我没事，只要您好好的，我不怕别人说！”父亲定定地看着我，目光充满了慈爱、感激、愧疚。
父亲坚定地说：“我要向你们讲清楚，我不是叛徒！你们的爸爸历史上是清白的，对得起你们！对得起你妈妈！她跟我一辈子，最清楚我的为人和历史。我为了你们8个孩子决不会走绝路！”
第二天天刚亮父亲就走了，他被关进牛棚，每天被“革命小将”殴打揪斗，曾一天经历4次批斗。我在院子里看到父亲站在台阶上，挂着牌子，低着头，心里特别难受，头脑一片空白，只盼着早点结束，不要打我的父母。忽然我听到有人大声问道：“你承不承认你是一个大右派、大叛徒？”会场一时死一样的沉静，只听父亲清楚地答道：“我承认我是一个右派，但我不是叛徒，我没有出卖过同志。”话没说完就喊起了一阵打倒声，随后就是一顿拳脚相加。还好，老街坊们没有迎合这种暴打。眼前的一切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
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这是父亲给我树立的第三个人生坐标。
1969年的一个夏日，父亲回家了。他看到我的一霎间眼里充满了慈爱，我大叫着跑回家，“爸回来了！爸回来了！”全家都特别高兴。父亲说:“最难的时候，我想到8个儿女没有一个给我贴大字报，没有一个和我断绝关系，3个孩子还偷偷去看我，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回家！”
一天，父亲告诉我们：“今天湖南省革委来了三个人问我,毛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到的中共湖南省委杜修金，在马日事变时是我摇着小船将他送过湘江的吗。我真是一点也记不得了。不管他现在怎樣，当时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省委重要干部。我不知道他们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不能乱说，免得给杜修金再找麻烦。”
40年后，我在网上看到《杜修金传》,他提到马日事变时我的祖父帮他逃过许克祥、何键的追捕，让我的父亲摇着小船，连夜把他渡过湘江送出了长沙，躲过了军阀的杀害。我想到“文革”中的那个漆黑的夜晚父亲说的事，眼泪流了下来。1927年，一个少年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党的领导人，而事过境迁的1968年，他忘却了这段引以为荣的往事。他完全可以顺水推舟承认这段历史，也许能成为救命的稻草，但他没有这样做。
做一个真诚的人，这是父亲给我树立的第四个人生坐标。
父亲1974年退休，终于结束了在外面受尽欺辱的日子，我们都松了口气。父亲退休完全是为了二姐的孩子小翊，那是一个先天弱智的孩子。二姐在北京重点中学上学。她品学兼优，一直是共青团干部，得过金质奖章，能保送上清华和北大。但因为父亲是右派的关系，她只能被分配到一般的大学，这是我父亲一生的痛楚和内疚。当父亲知道二姐的儿子小翊有病后就提出退休，一心一意地照顾这个弱智孩子的全部生活。小翊5岁才会走路，大便一直不能自理，父亲一把屎一把尿，一天24小时地看护着他，一带就是33年。33年父亲没有玩过一天，没有休息一天。
1978年父亲的历史问题、右派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母亲的党龄得到恢复，享受了离休待遇。父母的生活好了，可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两口依然特别节俭。
对弱势者要慈爱和关怀，这是父亲给我树立的第五个人生坐标。
父亲晚年最大的乐趣除了小翊就是读书。他爱看人物传记，并亲手抄下百万字的新闻述评。晚年的父亲忧国忧民，关注时事，只要看到贪污腐败、违规违纪、欺压百姓的报道就义愤填膺。
父亲的晚年已把人的生死看得很淡。弥留之际，救护车就停在门口，父亲虚弱地喘息着，恳求我们不要抬他上救护车，他不想离开家，也不想我们再麻烦再花钱。我泪流满面，答应了父亲的最后请求。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