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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立世，文化兴邦。文化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如同源头活水一样，能够渗透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每一个要素之中，发挥持久而又深远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持续的滋养，是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在我国要迈入高质量发展关键期，要书写“中国之治”发展新篇章，就要加快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步伐，这是应对我国思想领域所面临的突出文化挑战的现实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举措。制度优势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最大的优势，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关键在于依靠制度的力量。这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发挥“关键少数”在文化制度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以制度的力量筑牢“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而有力的思想文化支撑。
关键词：中国之治;文化根基;文化自信;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制度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1-0068-08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一个方面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1]。这一显著优势不仅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也凸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的科学把握。文化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流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能浸润在人们心中，潛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如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分为“硬件”（hardware）和“软件”（software）两个部分，那么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化规则，是“硬件”部分，而“软件”部分就是文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必须在文化强国建设上迈出坚实步伐。越是接近实现“中国之治”的目标，就越要重视文化的价值。离开了文化的深厚滋养，“中国之治”的推进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与沙中建塔。
目前学术界对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这一重要问题的探讨成果多集中在报纸宣传文章上，从学理性层面进行深入探讨的理论成果还不多。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问题意识为指引，力求探求厚植“中国之治”的内在规律，以期形成更为全面而又富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成果，这既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必备的理论工作，也是于实践中发挥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强大引领作用的必然要求。
一、厚植“中国之治”的
文化根基的思想源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也担负起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使命，在不断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历史进程中，引领中华民族不断实现文化自信。“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不仅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凭借，也是书写“中国之治”发展新篇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独特价值观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被全世界瞩目的灿烂文明，其生命活水滔滔不绝，绵延几千年而从未中断，体现出强大的民族生命力，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自强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根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3]（P201）。包括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因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精神家园，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不仅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更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了精准的提炼，将其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观念，记载了中华民族特色的生存智慧和信仰追求，润物细无声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是推进新时代“中国之治”思想认同的最深层文化根源。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P470-471）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任何民族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不可能摆脱自身的传统文化而存在，这就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深方能叶茂，才能固体。进入新时代，要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也要遵循文化发展的这个规律，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以现代的眼光加快力度萃取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坚决反对“文化复古主义”的倾向，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及形式的调整与改造，激活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培育新时代文化价值观认同，增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观焕发出新的耀眼光芒，进而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最原始、最深层的内生动力。 （二）革命文化：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思想之魂
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革命文化是最好的精神营养剂，是涵养初心与使命的思想源泉。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主要集中表现为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革命理想高于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5]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革命理想主义是革命文化得以孕育发展的精神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正是秉持这一初心，坚信革命事业必然胜利，无数优秀共产党人才英勇地抛头颅，洒热血，以坚定的革命意志迎接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革命英雄主义传承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优良基因，在革命战争年代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救国救民，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强调的那样：“这个军队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6]（P1039）革命乐观主义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对革命曙光的来临抱有必胜信念，因而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革命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本内容之一，表现为革命者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精神，不仅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获取前进力量的思想源泉。这四个主义作为革命文化的灵魂，是无数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凝聚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流淌在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红色基因，也是新时代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思想之魂。
革命文化作为无形的精神力量，并没有因为革命历史场景的退场而失去价值。相反，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斗争的实践需要，以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为增进全体共产党人的价值认同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比如无论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或者是延安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依然是当代中国共产黨人不忘初心的主心骨、永不变色的护身符。有了这些革命文化精神作为“压舱石”，中国共产党人在走好新的长征路的征程中，就能更加自信。当前，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然迫切需要红色文化这一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标识浸润到党员干部的灵魂深处，激励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开启“中国之治”更加美好的前景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支撑力。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强大思想支柱
《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1]这一论断阐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营养，汲取了革命文化的精华，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是激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的精神号角。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引导和塑造各种社会化因素，提高整合社会价值观念的能力，在差异化价值认知的情境下凝聚中国人民的共识，以价值引领优势，减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本，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支撑“中国之治”的逻辑基点所在。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变化，结合当今时代条件，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兴盛，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为新时代的“中国之治”进一步夯实了文化根基。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发展的最新诉求也迫切需要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制度化。为此，《决定》在第七部分指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这是因为只有充分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才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制度的威力将“以人民为中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以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更好地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体系中，并通过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权威性阐释，寻找价值观与制度的张力，把促进全体人民在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最大程度上释放“中国之治”强大的制度感召力、价值吸引力与民族凝聚力。
（四）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思想资源
“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不仅需要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养分，也需要充分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这一取之不尽的文化源泉。“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发展道路以及宗教信仰都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无论是西方文明、非洲文明或者是中亚文明都深深扎根于自己产生的时空背景，体现着各自独特的风采与智慧，是我们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宝贵的思想资源。费孝通先生曾强调只有在“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7]（P188）。只有摒弃“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心理，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思想资源，才能消解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这两种倾向，推进本民族文化的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刻的阐述：“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8]这就需要坚决反对“文明冲突论”，充分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坚持求同存异、择善而从的方针，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在交流借鉴中不断发展完善，在世界上散发出更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为全球治理的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文化使命。 二、厚植“中国之治”的
文化根基的现实理据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这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息息相关。割裂文化的血脉，失去文化的涵养，就会失去照亮民族发展之路的精神之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这重要的历史时期，要有效地应对思想领域各方面的挑战，实现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充分发挥其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的作用，为开辟“中国之治”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条件与思想保证。
（一）应对我国思想领域所面临的突出文化挑战的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9]（P349）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思想领域面临着突出的文化安全挑战，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政治思潮渗透。随着“中国之治”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上焕发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的和平崛起看作是对其制度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的挑战，纷纷利用其国际话语权的优势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在思想文化领域加紧了对我国进行渗透。“直至今天，我国思想文化也还不断受着西方价值观较深的渗透;西方国家时不时地抛出所谓的‘普世价值’污蔑和妖魔化中国，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10]這些思想与影响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企图使中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些美国政客不断抛出“对华接触失败论”的言论，企图在中国国内散布历史虚无论，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还到处散布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言论，企图动摇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这些言论的背后实际隐藏的是道路制度之争。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之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致，于是大肆贩卖这些思想观点想达到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在这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思潮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陷入了迷思，产生了“月亮是西方的圆，空气是国外的甜”的错误认识，甚至开始质疑“中国之治”的优越性。
另一方面，信息现代化的发展对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挑战。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新媒体时代，网络上的“吸收→转发→反应→互动”的信息链条出现的频次不断增加，带来了网络信息的碎片化、失真化，导致网络舆论场中错误思潮的声音越来越多，在某个时间范围内变成了强势声音，迷惑人心。而弱势言论一方保持沉默，造成另一方阵营言论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强势言论一方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而弱势言论一方不断沉默下去的螺旋循环，“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效应显现。一些公众缺乏理性与判断力，偏听偏信，形成犬儒主义价值观，就会对党员干部的决策持有“怀疑一切”的态度，这一态度又加剧了网络负面舆情的扩散，引起了负面舆情的“涟漪效应”（the ripple effect）。“涟漪效应”导致网络负面舆情的火力不仅指向相关的党员干部，甚至也开始攻击国家，这就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权威地位、价值理念、话语方式等方面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冲击。面对这些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挑战，迫切需要我们重视思想意识的先导性与独立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为推动“中国之治”的发展筑牢意识形态的安全防线。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必然要求
目前，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式。只有采取西方的政治模式，才能实现国家制度的自我纠错与自我革新，否则就是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他们幻想中国也会走上西方的政治道路，于是大力输出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模式。然而事实证明了“中国没有走上西方社会学家和民众所预期的道路，市场化也未谱出民主化之乐章。……依然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国家”[11]（P15），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自信，在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破产的同时，也保存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正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我们才“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这“两大奇迹”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的重大标志，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显著优势生动而又鲜活的体现。这也是在中华民族接近伟大复兴的时代关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这个重大问题的现实根由。
深刻理解这一重要问题需要从文化层面思考“中国之治”的根基问题。这是因为制度凝结着相应的文化要素，其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基本、持久而深厚的文化价值的支撑。任何国家，制度和体制的具体构建和制度特色，都不能脱离这个民族既有的文化传统。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漂洋过海而来的“舶来品”，而是深深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中的先进制度。支撑“中国之治”的“中国之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呈现样态与存在方式，内蕴特定的中华文化精神，其内涵以及价值取向必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气息和要求。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以及各项具体制度，均负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不仅符合中华文明的特质，也契合中国人民的精神诉求与民族的心理认同。以此为逻辑起点，要巩固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明显制度优势的“中国之治”，就要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根基，凝聚起中华民族磅礴的精神力量，这也是在历史发展新征程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不竭动力与源泉活力。
（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举措
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前提与最基本要求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1]。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深厚的文化根基为支撑。首先，离不开蕴含着“大一统”思想的传统文化的支撑。孟子曰“天下定于一”，荀子把“一天下”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法家提出“道无双，故曰一”，墨家提出“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秦朝的建立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从这以后，“天下定于一”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就积淀为中华民族“认可合法权威、尊重政治权威”的文化心理。这一文化心理一直伴随着中国政治制度的生成与发展。其次，离不开汲取革命文化的思想养分。民主革命时期，党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在于党员干部能受到革命集体主义文化的熏陶，自觉增强核心意识与看齐意识，在实践中把党中央的决策变成实际行动。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12]（P45）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向党中央看齐，号召党员干部像“一个人”一样团结起来，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奋力拼搏，就源自于对这一革命文化特质的提炼与总结。最后，促进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着制度意识、忠诚意识，经过长期的积淀与升华，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规矩。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针对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先进的思想文化支撑。一言以蔽之，突出治理效率，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离不开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厚植“中国之治”的
文化根基的实践路径
“中国之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有力论证，也是中国人民坚定制度自信的重要根由。制度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起，而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延伸而已”[13]（P39）。文化是制度的价值反映，只有通过制度化的约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举旗聚心的功能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中国之治”的文化之基，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筑牢全体人民共同思想基础、凝聚团结奋进强大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14]（P137）。这是关系到我国文化前进方向的重大制度创新，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凸显了将马克思主义这一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制度化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15]如果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书写“中国之治”新篇章就会像没有航标的帆船，迷失正确的方向。只有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中国人民才能找到思想上的“定海神針”，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这是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基础。
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最重要的是要在全党范围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往心里和实里走。要实现这一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党员干部从经典文本出发，推动党员干部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包括论述摘编、专题文集、重要文献选编等，进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更为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斗争的思想武器。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同时，党员干部也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16]（P540）。因为只有认真学习“四史”，才能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过程中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制度自信，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区别正确和错误的思潮，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确保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朝着正确的轨道前行。
（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着眼战略全局，对“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作出了明晰部署，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根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之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文化制度构建相融相洽，进而为“中国之治”的新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文化支撑。
“礼作，然后万物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制度化，颁布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等系列重要法规，及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使“无形”的文化精神通过“有形”的制度载体固定下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蕴含的思想精华在党员干部中间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根据新形势的发展需要，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5]的相关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完善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系，达到“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15]。的目的，进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奠定牢固的文化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系统性、科学性以及运行机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相比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再加上西方思潮渗透的干扰，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优势认同被不断削弱。基于此，就要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加快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基因融入每一位共产党人的血液中，强化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实质和价值追求的认同感，才能更好地凝聚党员干部的力量，同心同德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发挥出更为显著的制度效能，不断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制度优势与发展活力，巩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精神之基，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三）发挥“关键少数”在文化制度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为政之道，在于用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全局的高度，对“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作出部署，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员领导干部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领头羊”与“排头雁”，在文化制度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发挥“关键少数”在文化制度建设中“关键作用”的前提。在建党99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的重要保障，也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就需要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17]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确保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能得到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有力执行。其次，涵养“关键少数”的浩然正气，发挥党员领导干部文化建设标杆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18]（P44）这二十二个字不仅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相契合，还吸收了红色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具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华，为党员领导干部提供了方向性原则的指引，是党员领导干部涵养浩然正气的必然要求。此外，党员领导干部应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要求，践行好“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15]，在“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15]方面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的标杆与楷模。最后，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执行力，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权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本身并不能自动得到执行，要使制度的效能充分发挥出来，就必须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执行力，避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成为“纸老虎”和“稻草人”。这就需要“关键少数”做好制度执行的表率，保证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各项举措和各个环节都能够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将制度真正变为不可触犯的“高压电”，确保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制度实践呈现出“制度有效发展→维护制度权威→推进制度践行→强化制度权威”的发展互动过程。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才真正能“行得通”“管得住”，释放出应有的制度效能，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迈出更为坚定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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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Origin，Realistic Motivation and Practice Path
SUN Ze-hai，LU Wei-mi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Culture is the lifeblood of a nation，and it enhances national cohesive forces. It is the most basic，deepest and lasting forc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revolutionary culture，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nd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like the living water from the source，can penetrate into every ele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exert lasting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and appeal，and provide continuous nourishmen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s China is entering a critical perio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we must speed up the pace of planting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to write a new chapt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More specifically，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why we should deeply cultivat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prominent cultural challenges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of China，strengthen the self-confidence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to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Deeply Cultivat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must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practice：adhere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system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cultur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get the best out of “key minority”.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uild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and provide a strong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verall goal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the Governance of China;Cultural Roots;cultural confidence;cultural construction;the powerful cultural country;cultural systems
責任编辑：梁 坤
收稿日期： 2020-09-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法治思想研究”（16zzD052）;陕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机理研究”（2016A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泽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陆卫明，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中国之治;文化根基;文化自信;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制度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1-0068-08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一个方面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1]。这一显著优势不仅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也凸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的科学把握。文化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流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能浸润在人们心中，潛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如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分为“硬件”（hardware）和“软件”（software）两个部分，那么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化规则，是“硬件”部分，而“软件”部分就是文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必须在文化强国建设上迈出坚实步伐。越是接近实现“中国之治”的目标，就越要重视文化的价值。离开了文化的深厚滋养，“中国之治”的推进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与沙中建塔。
目前学术界对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这一重要问题的探讨成果多集中在报纸宣传文章上，从学理性层面进行深入探讨的理论成果还不多。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问题意识为指引，力求探求厚植“中国之治”的内在规律，以期形成更为全面而又富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成果，这既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必备的理论工作，也是于实践中发挥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强大引领作用的必然要求。
一、厚植“中国之治”的
文化根基的思想源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也担负起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使命，在不断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历史进程中，引领中华民族不断实现文化自信。“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不仅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凭借，也是书写“中国之治”发展新篇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独特价值观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被全世界瞩目的灿烂文明，其生命活水滔滔不绝，绵延几千年而从未中断，体现出强大的民族生命力，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自强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根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3]（P201）。包括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因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精神家园，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不仅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更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了精准的提炼，将其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观念，记载了中华民族特色的生存智慧和信仰追求，润物细无声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是推进新时代“中国之治”思想认同的最深层文化根源。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P470-471）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任何民族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不可能摆脱自身的传统文化而存在，这就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深方能叶茂，才能固体。进入新时代，要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也要遵循文化发展的这个规律，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以现代的眼光加快力度萃取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坚决反对“文化复古主义”的倾向，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及形式的调整与改造，激活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培育新时代文化价值观认同，增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观焕发出新的耀眼光芒，进而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最原始、最深层的内生动力。 （二）革命文化：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思想之魂
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革命文化是最好的精神营养剂，是涵养初心与使命的思想源泉。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主要集中表现为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革命理想高于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5]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革命理想主义是革命文化得以孕育发展的精神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正是秉持这一初心，坚信革命事业必然胜利，无数优秀共产党人才英勇地抛头颅，洒热血，以坚定的革命意志迎接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革命英雄主义传承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优良基因，在革命战争年代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救国救民，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强调的那样：“这个军队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6]（P1039）革命乐观主义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对革命曙光的来临抱有必胜信念，因而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革命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本内容之一，表现为革命者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精神，不仅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获取前进力量的思想源泉。这四个主义作为革命文化的灵魂，是无数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凝聚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流淌在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红色基因，也是新时代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思想之魂。
革命文化作为无形的精神力量，并没有因为革命历史场景的退场而失去价值。相反，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斗争的实践需要，以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为增进全体共产党人的价值认同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比如无论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或者是延安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依然是当代中国共产黨人不忘初心的主心骨、永不变色的护身符。有了这些革命文化精神作为“压舱石”，中国共产党人在走好新的长征路的征程中，就能更加自信。当前，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然迫切需要红色文化这一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标识浸润到党员干部的灵魂深处，激励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开启“中国之治”更加美好的前景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支撑力。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强大思想支柱
《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1]这一论断阐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营养，汲取了革命文化的精华，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是激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的精神号角。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引导和塑造各种社会化因素，提高整合社会价值观念的能力，在差异化价值认知的情境下凝聚中国人民的共识，以价值引领优势，减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本，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支撑“中国之治”的逻辑基点所在。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变化，结合当今时代条件，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兴盛，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为新时代的“中国之治”进一步夯实了文化根基。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发展的最新诉求也迫切需要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制度化。为此，《决定》在第七部分指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这是因为只有充分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才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制度的威力将“以人民为中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以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更好地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体系中，并通过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权威性阐释，寻找价值观与制度的张力，把促进全体人民在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最大程度上释放“中国之治”强大的制度感召力、价值吸引力与民族凝聚力。
（四）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思想资源
“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不仅需要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养分，也需要充分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这一取之不尽的文化源泉。“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发展道路以及宗教信仰都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无论是西方文明、非洲文明或者是中亚文明都深深扎根于自己产生的时空背景，体现着各自独特的风采与智慧，是我们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宝贵的思想资源。费孝通先生曾强调只有在“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7]（P188）。只有摒弃“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心理，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思想资源，才能消解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这两种倾向，推进本民族文化的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刻的阐述：“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8]这就需要坚决反对“文明冲突论”，充分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坚持求同存异、择善而从的方针，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在交流借鉴中不断发展完善，在世界上散发出更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为全球治理的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文化使命。 二、厚植“中国之治”的
文化根基的现实理据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这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息息相关。割裂文化的血脉，失去文化的涵养，就会失去照亮民族发展之路的精神之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这重要的历史时期，要有效地应对思想领域各方面的挑战，实现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充分发挥其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的作用，为开辟“中国之治”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条件与思想保证。
（一）应对我国思想领域所面临的突出文化挑战的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9]（P349）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思想领域面临着突出的文化安全挑战，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政治思潮渗透。随着“中国之治”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上焕发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的和平崛起看作是对其制度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的挑战，纷纷利用其国际话语权的优势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在思想文化领域加紧了对我国进行渗透。“直至今天，我国思想文化也还不断受着西方价值观较深的渗透;西方国家时不时地抛出所谓的‘普世价值’污蔑和妖魔化中国，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10]這些思想与影响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企图使中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些美国政客不断抛出“对华接触失败论”的言论，企图在中国国内散布历史虚无论，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还到处散布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言论，企图动摇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这些言论的背后实际隐藏的是道路制度之争。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之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致，于是大肆贩卖这些思想观点想达到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在这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思潮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陷入了迷思，产生了“月亮是西方的圆，空气是国外的甜”的错误认识，甚至开始质疑“中国之治”的优越性。
另一方面，信息现代化的发展对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挑战。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新媒体时代，网络上的“吸收→转发→反应→互动”的信息链条出现的频次不断增加，带来了网络信息的碎片化、失真化，导致网络舆论场中错误思潮的声音越来越多，在某个时间范围内变成了强势声音，迷惑人心。而弱势言论一方保持沉默，造成另一方阵营言论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强势言论一方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而弱势言论一方不断沉默下去的螺旋循环，“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效应显现。一些公众缺乏理性与判断力，偏听偏信，形成犬儒主义价值观，就会对党员干部的决策持有“怀疑一切”的态度，这一态度又加剧了网络负面舆情的扩散，引起了负面舆情的“涟漪效应”（the ripple effect）。“涟漪效应”导致网络负面舆情的火力不仅指向相关的党员干部，甚至也开始攻击国家，这就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权威地位、价值理念、话语方式等方面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冲击。面对这些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挑战，迫切需要我们重视思想意识的先导性与独立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为推动“中国之治”的发展筑牢意识形态的安全防线。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必然要求
目前，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式。只有采取西方的政治模式，才能实现国家制度的自我纠错与自我革新，否则就是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他们幻想中国也会走上西方的政治道路，于是大力输出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模式。然而事实证明了“中国没有走上西方社会学家和民众所预期的道路，市场化也未谱出民主化之乐章。……依然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国家”[11]（P15），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自信，在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破产的同时，也保存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正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我们才“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这“两大奇迹”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的重大标志，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显著优势生动而又鲜活的体现。这也是在中华民族接近伟大复兴的时代关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这个重大问题的现实根由。
深刻理解这一重要问题需要从文化层面思考“中国之治”的根基问题。这是因为制度凝结着相应的文化要素，其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基本、持久而深厚的文化价值的支撑。任何国家，制度和体制的具体构建和制度特色，都不能脱离这个民族既有的文化传统。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漂洋过海而来的“舶来品”，而是深深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中的先进制度。支撑“中国之治”的“中国之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呈现样态与存在方式，内蕴特定的中华文化精神，其内涵以及价值取向必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气息和要求。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以及各项具体制度，均负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不仅符合中华文明的特质，也契合中国人民的精神诉求与民族的心理认同。以此为逻辑起点，要巩固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明显制度优势的“中国之治”，就要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根基，凝聚起中华民族磅礴的精神力量，这也是在历史发展新征程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不竭动力与源泉活力。
（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举措
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前提与最基本要求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1]。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深厚的文化根基为支撑。首先，离不开蕴含着“大一统”思想的传统文化的支撑。孟子曰“天下定于一”，荀子把“一天下”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法家提出“道无双，故曰一”，墨家提出“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秦朝的建立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从这以后，“天下定于一”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就积淀为中华民族“认可合法权威、尊重政治权威”的文化心理。这一文化心理一直伴随着中国政治制度的生成与发展。其次，离不开汲取革命文化的思想养分。民主革命时期，党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在于党员干部能受到革命集体主义文化的熏陶，自觉增强核心意识与看齐意识，在实践中把党中央的决策变成实际行动。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12]（P45）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向党中央看齐，号召党员干部像“一个人”一样团结起来，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奋力拼搏，就源自于对这一革命文化特质的提炼与总结。最后，促进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着制度意识、忠诚意识，经过长期的积淀与升华，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规矩。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针对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先进的思想文化支撑。一言以蔽之，突出治理效率，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离不开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厚植“中国之治”的
文化根基的实践路径
“中国之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有力论证，也是中国人民坚定制度自信的重要根由。制度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起，而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延伸而已”[13]（P39）。文化是制度的价值反映，只有通过制度化的约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举旗聚心的功能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中国之治”的文化之基，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筑牢全体人民共同思想基础、凝聚团结奋进强大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14]（P137）。这是关系到我国文化前进方向的重大制度创新，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凸显了将马克思主义这一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制度化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15]如果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书写“中国之治”新篇章就会像没有航标的帆船，迷失正确的方向。只有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中国人民才能找到思想上的“定海神針”，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这是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基础。
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最重要的是要在全党范围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往心里和实里走。要实现这一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党员干部从经典文本出发，推动党员干部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包括论述摘编、专题文集、重要文献选编等，进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更为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斗争的思想武器。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同时，党员干部也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16]（P540）。因为只有认真学习“四史”，才能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过程中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制度自信，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区别正确和错误的思潮，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确保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朝着正确的轨道前行。
（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着眼战略全局，对“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作出了明晰部署，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根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之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文化制度构建相融相洽，进而为“中国之治”的新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文化支撑。
“礼作，然后万物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制度化，颁布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等系列重要法规，及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使“无形”的文化精神通过“有形”的制度载体固定下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蕴含的思想精华在党员干部中间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根据新形势的发展需要，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5]的相关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完善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系，达到“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15]。的目的，进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奠定牢固的文化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系统性、科学性以及运行机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相比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再加上西方思潮渗透的干扰，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优势认同被不断削弱。基于此，就要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加快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基因融入每一位共产党人的血液中，强化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实质和价值追求的认同感，才能更好地凝聚党员干部的力量，同心同德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发挥出更为显著的制度效能，不断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制度优势与发展活力，巩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精神之基，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三）发挥“关键少数”在文化制度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为政之道，在于用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全局的高度，对“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作出部署，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员领导干部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领头羊”与“排头雁”，在文化制度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发挥“关键少数”在文化制度建设中“关键作用”的前提。在建党99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的重要保障，也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就需要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17]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确保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能得到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有力执行。其次，涵养“关键少数”的浩然正气，发挥党员领导干部文化建设标杆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18]（P44）这二十二个字不仅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相契合，还吸收了红色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具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华，为党员领导干部提供了方向性原则的指引，是党员领导干部涵养浩然正气的必然要求。此外，党员领导干部应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要求，践行好“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15]，在“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15]方面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的标杆与楷模。最后，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执行力，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权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本身并不能自动得到执行，要使制度的效能充分发挥出来，就必须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执行力，避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成为“纸老虎”和“稻草人”。这就需要“关键少数”做好制度执行的表率，保证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各项举措和各个环节都能够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将制度真正变为不可触犯的“高压电”，确保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制度实践呈现出“制度有效发展→维护制度权威→推进制度践行→强化制度权威”的发展互动过程。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才真正能“行得通”“管得住”，释放出应有的制度效能，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迈出更为坚定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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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ly Cultivat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deological Origin，Realistic Motivation and Practice Path
SUN Ze-hai，LU Wei-mi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Culture is the lifeblood of a nation，and it enhances national cohesive forces. It is the most basic，deepest and lasting forc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revolutionary culture，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nd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like the living water from the source，can penetrate into every ele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exert lasting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and appeal，and provide continuous nourishmen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s China is entering a critical perio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we must speed up the pace of planting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to write a new chapt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More specifically，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why we should deeply cultivat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prominent cultural challenges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of China，strengthen the self-confidence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to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Deeply Cultivat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must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practice：adhere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system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cultur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get the best out of “key minority”.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uild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and provide a strong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verall goal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the Governance of China;Cultural Roots;cultural confidence;cultural construction;the powerful cultural country;cultural systems
責任编辑：梁 坤
收稿日期： 2020-09-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法治思想研究”（16zzD052）;陕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机理研究”（2016A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泽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陆卫明，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