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她在耶路撒冷看到的是一个假冒的庸人、伪装的恶魔，
　　但她仍然在一个错误的病例身上正确地发现了我们社会的
　　通病——无力思考导致普通人作恶
　　问世53年后，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文版终于和我们见面了。但它出版得太迟了。我们空谈了很多年“平庸的恶”或“恶的平庸”，却差不多完全错过了与此相关的严肃讨论。
　　1961年，前纳粹德国中校、灭绝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具体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法庭受审。战前即逃出德国的汉娜·阿伦特决定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要亲眼见识一个“肉身的”重要的纳粹分子，于是专程前往现场，为《纽约客》杂志写出五篇庭审报道，日后扩编成书。
　　在阿伦特眼中，艾希曼是一个恶人，但他是一个与她想象中的恶人形象截然不同的恶人，她“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他中等身材，瘦，半秃，细脖子，牙不好，近视眼，流鼻涕，记性差，满嘴陈词滥调，沒有任何才气，更没有自己的思想，只知道机械行事。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她写道，“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让她震惊的是（德国演员芭芭拉·苏科娃在2012年的电影《汉娜·阿伦特》中用茫然的表情和恍惚的步态再现了她的这一反应），他远非她心目中的恶魔。她看到的只是一个平庸的恶人，她在他身上发现了恶的平庸。她得出结论：正是这份平庸让他作恶。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激起了强烈的争议。作为20世纪一位高度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和偶像级知识分子，阿伦特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人们指责她背叛受害者，为刽子手开脱。她对当权者一贯的怀疑此时被视为傲慢，而弥漫在字里行间的讽刺很容易被认为是对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司法制度抱有敌意。她对欧洲犹太人上层在大屠杀期间助纣为虐的指責触及了一个不可触碰的巨大禁忌，几乎使一切犹太人组织对她敬而远之。她对德国人性格和行为的批判、对德国青年一代所谓负罪感的揭露，也没有为她赢得太多的喝彩。
　　1975年阿伦特去世以后，围绕此书的争议仍然没有平息。近年来，随着大量历史文献的公开，她笔下的艾希曼形象不断瓦解。艾希曼在战后留存的大量自述表明，他历来是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他有自己的思想，也有足够的决心和充分的动机从事种族灭绝的事业。德国学者贝蒂娜·施唐内特在所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中指出，阿伦特“落入了他的圈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仅仅是一个面具”。美国学者德博拉·利普施塔特也借《艾希曼审判》一书质疑了阿伦特研究方法的不妥：依赖不足为信的证据得出不留余地的结论。阿伦特甚至缺席了多次庭审，审判中途长达五个星期的度假让她错过了至关重要的质证阶段，因而没有看到其他许多现场记者注意到的那个在受攻击状态下性情大变的艾希曼。
　　但是，这并不是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或“恶的平庸”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误诊无损于她建立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条件》等著作之上的地位。也许她在耶路撒冷看到的是一个假冒的庸人、一个伪装的恶魔，但她仍然在一个错误的病例身上正确地发现了我们社会的通病——无力思考导致普通人作恶。
　　我们应该感谢翻译家付出的艰巨劳动，但阅读本书的中文版是个略嫌痛苦的过程。这种感觉不仅来自有时粗糙而随意的翻译（数千和数十万统统成了“成千上万”）、自造的词语（如“魔性维度”）和轻率使用的汉语成语，译文的语气往往也给阿伦特涂上了一层她完全没有的粗俗色彩，如“比任何客观事实都更要命的是艾希曼本人的烂记性”（ faulty memory，有误的记忆）。删掉正文中的德文词语则不仅改变了原文，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造成了不必要的困惑，而不是便利了阅读。这些瑕疵不幸地降低了这本重要著作的学术价值。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作者：〔美〕汉娜·阿伦特
　　译者：安尼
　　出版：译林出版社
　　定价：5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