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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旅游产业中湘西苗绣作为苗族文化的代表符号，在经历了国家主导文化、现代文明的冲击后，在商业利益的追逐中迷失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旅游文化生态建设中，传统手工艺价值观出现回归思潮，苗族人积极寻求湘西苗绣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对话中，重建民族文化認同。
关键词：湘西苗绣；手工艺；价值观；文化认同
苗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苗绣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承形式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由于历史的大迁徙和时代的变迁，分布在各地的苗族在语言上已很难统一，唯独苗绣这一独特文化形式体现出苗族审美意识的群体性特征，并作为民族文化符号传承至今。湘西苗绣承载着苗族历史、信仰、习俗、价值观等精神内涵，它是划分支系和氏族的重要标志，具有分辨社会内部角色的功能。改革开放以后，苗绣成为湘西旅游产业的文化标识，苗服作为苗绣主要载体成为旅游业中必不可少的风景。
一、湘西旅游产业中的苗绣
湘西有红、黑、青、花等二十多个苗族支系，传统苗服以花多、部件多、花带多为主要特征，苗绣常见于胸襟、袖口、肩部和裤筒等固定的位置，并在服装的边缘如袖口、裤筒处饰以花边，刺绣色彩以红、蓝、黑为基调，图案以花卉、鸟兽为主[1]。各支部都有属于“族徽”的苗绣图腾，其图案、纹饰、色彩和针法都有独特的族群烙印。
当下旅游业中，各支部盛装苗服的同台展示是苗寨民俗表演的重头戏。德夯苗寨为强化湘西苗族“衣裳斑斓”的视觉效果，在服装的部件、花带上做现代性“改良”，增加其观赏性，以满足游客对异族风情的文化猎奇心态。苗绣重要的文化价值在观看距离中被淡化，其传统社会功能和美学价值被掩盖。在德夯、花垣的原生态村落中，着苗服的旅游参与者多为中老年人，机械加工的日常苗服将传统苗绣简化为衣缘的机绣纹样。机绣礼服被悬挂在堂屋，成为旅游消费的文化符号。简化的机绣相对于传统手绣，绣工粗糙、绣法单一、图案色彩程式化、缺乏艺术性和文化内涵。苗族特色文化形式被压缩为商业符号，民族村寨的真实性被质疑[2]。在旅游、商业较为发达的凤凰古城，现代服装和苗绣元素的结合成为“民族特色”的招牌模式，这些“苗绣”商品对商业利益盲目追捧，传统苗绣的文化底蕴被机绣生产的批量复制所消解，和各地的汉文化“民族风”服饰相比缺少文化差异，苗族的文化独特性无从依托。
旅游品商店最为常见的苗绣商品是绣片，通过简单的装裱以贴墙悬挂的方式展示，这一展示方式符合旅游商品便于携带的消费需求，苗绣由此脱离服装这一主要载体，其民族文化传承和辨识的文化功能隐退。商业绣片的纹样由于机绣工艺的局限，放弃了丰富的传统苗绣图案，只保留了简单的几何纹及植物纹。在少量的手绣品中，体现苗绣针法特色的打籽绣、叠绣和辫绣极为少见，苗绣的自然情怀和斑斓色彩在旅游商业中褪去了文化基因。100元以内的机绣品以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充斥着旅游市场，将旅游消费对苗族手工艺价值的认知导向了错误的方向。少量商店专营从各苗族村落收集来的老绣品，品种从童帽、巴裙、头饰、绣片、腰带、绣鞋到服装一应俱全。老绣品精湛的工艺、极高的艺术性审美价值是其卖点，但高昂的价格，让大多数消费群体望而却步。这些从原始村落低价收购的老绣品，在贩卖的同时触碰的是苗族文化传承脆弱的神经，对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旅游环境的培育并无益处。
二、湘西苗绣传统手工艺价值观的颠覆
苗绣在旅游业中被商业化粗制滥造，脱离民族文化根源，除了旅游业缺乏文化生态引导这一大环境的影响外，其内在根由是苗族传统手工艺价值观的颠覆，这和苗族社会、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
（一）主导文化的异质解构——历史与民族
苗绣作为传统文化符号，对群体意识和民族认同起着固化作用。近代以来统治阶级一直将苗绣、苗服的异化改造作为同化政策的形式中心。清王朝时期的改土归流，使得苗绣在保留传统图腾的同时，在刺绣工艺上吸纳了清王朝审美形式的特点。国民政府时期，虽未从根本上撼动苗绣文化的图式，却从思想、观念上对苗族产生了震荡性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层面以社会运动形式对湘西苗族文化实施意识形态改造，民族文化被压制，苗族从观念上转化为将主导文化作为“先进”的标准来衡量自身，苗绣作为“落后”文化的代表处于低迷的状态。80年代改革开放初始，国家民族政策相对宽松，处在偏远山区的苗族村寨出现了文化短暂复苏的迹象，传统仪式、传统节日和传统服饰重新隆重回归日常生活，但这种压抑后的情绪宣泄只是对传统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内在动因却丧失了[3]。随着90年代初旅游业的新兴，苗绣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符号受到新的关注，但这种旅游策略中的苗绣不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和研究，在去除民族文化内涵之后，苗绣商品的开发只剩下符号化使用。
（二）现代文明的本土趋势——传统与现代
作为苗绣主体的苗族女性，苗绣技能是传统苗族社会判定其智慧能力的标准。苗族女孩从五六岁起就接受阿米、阿娅的熏陶和指导学习织花、绣花，到十五六岁技艺就比较娴熟了。在这世代相传的苗绣图式中苗族女性追忆祖先、寄托青春、向往未来。
从80年代末始，湘西苗族在与追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外界文化广泛接触后，给传统苗绣手工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首先是文化传承的家庭教育模式的改变，学校教育和国家主导文化的介入，使得苗绣手工艺传承被外出务工和学校就读所替代[4]。更为方便、快捷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出现，使得许多年轻人不愿费时费力学习刺绣，苗绣工艺传承出现断层。其次，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衣着习惯也发生着变化，作为苗绣重要载体的传统服饰成为只在重大节日、庆典活动以及旅游展示中穿着的文化符号，苗族服饰的使用和制作大为减少，苗绣在民间逐步丧失了其历史功能和地位。再者，电脑织绣和机械生产对苗族生活的介入不可避免，机械工艺抹去了苗绣手工技艺所代表的文化体系，引发对传统苗绣手工艺价值的质疑，这一改变在湘西旅游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三）旅游开发的导向策略——主体与客体
90年代初国家认识到差异性文化对旅游开发的价值，随着国家治理机制的尝试，政府和民间组织开始在旅游业中有意识、有策略地夸大特色文化形式在苗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传统文化中特定时间、地点举行的民俗活动，演变成可天天上演的风情表演。以服装为载体的苗绣在商业化运作中被任意移植、转换，传统文化内涵的失真、民族文化传播的扭曲、特色文化符号的贬值，打破了苗族原有的文化生态，当旅游、商业逐步中心化的同时，苗族传统文化却逐步边缘化，用市场经济的价值标准任意裁剪民族文化，容易使其走向庸俗和肤浅。
在主导文化的解构中湘西苗绣已丢失传统手工艺价值观，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中无法保持自我发展的完整内驱力，苗绣脱离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在旅游业中留下的就只是表层文化形态的模拟。
三、湘西苗绣手工艺的再生产
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文化被提升到 “旅游灵魂”的高度。2014年以沈从文小说《边城》为原型改编的大型山水实景剧《烟雨凤凰》，将历史渊源和文化习俗相连，艺术性再现了湘西的民俗民风，各类华丽苗服、苗绣成为该剧传播苗族传统文化最为靓丽的色彩。
2014年5月“山谷居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湘西吉首成立，该公司以传播苗族文化艺术为宗旨，对苗绣传统文化寓意与特色进行深度挖掘，将传统苗绣图腾、色彩与现代时尚相结合，设计出精美的女包、服装、床品等系列产品。公司一成立，其产品就被选为国礼赠予外宾，并受到联合国民间艺术组织和教科文世界妇女组织成员的高度赞赏。
在凤凰古城，民间设计师和手工艺者联合对苗绣老片进行再生产。将破损严重失去收藏价值的老绣片与手工苗银相结合，在手工打制的苗银项链、手镯、耳环、戒指等物件中嵌入小片苗绣，也将老绣片运用在销量较大的服装、皮包之类的旅游商品。这种手工艺品倚靠独特材质、工艺和文化阐释获得了大量游客的青睐，无论是实体店还是网络销售平台，都有较为稳固的消费群体。
在一些苗族民俗餐厅中，除了在装修中凸显苗族文化氛围，还将苗族老绣品的展示和历史讲解作为企业文化主体来打造。这些老绣品极大地缩小了旅游者与现代商业运作模式之间的裂痕，让游客在精神层面接纳苗族文化，认同苗绣手工艺价值，激发对苗绣手工艺的怀旧情绪。
四、湘西苗绣手工艺价值观的回归
在旅游文化生态建设的推动中，苗族群落对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認同正悄然回归。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复位，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驱使，而是带着明显的发展意识和策略方式[5]。苗绣再生产立足民族文化传统，将现代文明和主导文化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构建自己新的文化认同和价值体系。
（一）文化符号的意识回归
民族文化符号以服装、工具、生活用品等物质符号以及语言、风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非物质文化符号的整体呈现为文化表意，这些文化符号是民族成员进行文化认知与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内容[6]。苗绣的再生产，是在民族文化边界不断弱化的商业背景下对民族文化符号的着意强化。在多样文化的比照中发展民族文化符号有助于集体文化意识的苏醒，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统一。
（二）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
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是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身份对文化符号的强化，对文化价值的趋同和异族文化关系的确立引导着苗族人的行为方向。2002年龙文玉先生自筹资金创办了第一家民间民族博物馆，10000多件藏品从服饰、苗绣、宗教、风俗等方面较全面地介绍了苗族的历史与文化，这是族群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有利实证。在当下世界强权文化战略和全球化浪潮中，民族文化在与异族文化的比较中反而凸显其价值精髓。2014年宋祖英身着华丽苗族盛装登上好莱坞碗剧场，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精美刺绣惊艳全场。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会极大激发民族自尊、自豪感，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尤为重要。
（三）文化价值的融合构建
苗绣商品从被动复制到传统文化价值的主动梳理，从国家主导到政府、民间合作，从自我质疑到到精英人群的文化认同，源自苗人在现代化的今天重新认识、定位、评价自我的需求。苗族与主导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接触在经历文化的低迷与困惑后，终要回到民族文化的本土特质中去消化和吸收。手工艺价值观的回归只是构建新的文化认同的前兆。
五、结语
苗绣作为民族文化符号能在历史的起伏中保存至今，也与其自身存在的文化包容性和独特价值紧密相连。湘西苗绣以文化符号带来的独特文化魅力，以文化身份确立带来的文化自信，去除简单的商业迎合，在旅游业发展的土壤中、在求同存异原则下，对异质文化的解读和消化，以民族手工艺价值观的回归为契机开启民族文化内涵的重构。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光是湘西苗族的文化需重构和回归，我们的国家主导文化，甚至是世界民族文化都需要借助文化的同化来拓展能力，努力重新确认自己，重构新的文化认同。
注释：
[1]张国华.简谈湘西苗族服饰艺术及其文化特征[J].吉首大学学报，1991，（12）：144-147.
[2]Nelson Graburn.论中国民族旅游发展的策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09）：39-47.
[3]崔榕.国家在场与近百年来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轨迹[J].贵州民族研究，2010，（01）：103-107.
[4]秦中应.人类学视野下的家庭教育与苗族传统文化传承——以湘西苗族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2，（02）：54-58.
[5]王良范.现代性语境中地方性文化复兴与自我认同——以黔东南苗族文化的变迁为例[J].西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2004，（08）：204-218.
[6]王沛，胡发稳.民族文化认同：内涵与结构[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01）：101-107.
作者单位：
四川文理学院
关键词：湘西苗绣；手工艺；价值观；文化认同
苗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苗绣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承形式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由于历史的大迁徙和时代的变迁，分布在各地的苗族在语言上已很难统一，唯独苗绣这一独特文化形式体现出苗族审美意识的群体性特征，并作为民族文化符号传承至今。湘西苗绣承载着苗族历史、信仰、习俗、价值观等精神内涵，它是划分支系和氏族的重要标志，具有分辨社会内部角色的功能。改革开放以后，苗绣成为湘西旅游产业的文化标识，苗服作为苗绣主要载体成为旅游业中必不可少的风景。
一、湘西旅游产业中的苗绣
湘西有红、黑、青、花等二十多个苗族支系，传统苗服以花多、部件多、花带多为主要特征，苗绣常见于胸襟、袖口、肩部和裤筒等固定的位置，并在服装的边缘如袖口、裤筒处饰以花边，刺绣色彩以红、蓝、黑为基调，图案以花卉、鸟兽为主[1]。各支部都有属于“族徽”的苗绣图腾，其图案、纹饰、色彩和针法都有独特的族群烙印。
当下旅游业中，各支部盛装苗服的同台展示是苗寨民俗表演的重头戏。德夯苗寨为强化湘西苗族“衣裳斑斓”的视觉效果，在服装的部件、花带上做现代性“改良”，增加其观赏性，以满足游客对异族风情的文化猎奇心态。苗绣重要的文化价值在观看距离中被淡化，其传统社会功能和美学价值被掩盖。在德夯、花垣的原生态村落中，着苗服的旅游参与者多为中老年人，机械加工的日常苗服将传统苗绣简化为衣缘的机绣纹样。机绣礼服被悬挂在堂屋，成为旅游消费的文化符号。简化的机绣相对于传统手绣，绣工粗糙、绣法单一、图案色彩程式化、缺乏艺术性和文化内涵。苗族特色文化形式被压缩为商业符号，民族村寨的真实性被质疑[2]。在旅游、商业较为发达的凤凰古城，现代服装和苗绣元素的结合成为“民族特色”的招牌模式，这些“苗绣”商品对商业利益盲目追捧，传统苗绣的文化底蕴被机绣生产的批量复制所消解，和各地的汉文化“民族风”服饰相比缺少文化差异，苗族的文化独特性无从依托。
旅游品商店最为常见的苗绣商品是绣片，通过简单的装裱以贴墙悬挂的方式展示，这一展示方式符合旅游商品便于携带的消费需求，苗绣由此脱离服装这一主要载体，其民族文化传承和辨识的文化功能隐退。商业绣片的纹样由于机绣工艺的局限，放弃了丰富的传统苗绣图案，只保留了简单的几何纹及植物纹。在少量的手绣品中，体现苗绣针法特色的打籽绣、叠绣和辫绣极为少见，苗绣的自然情怀和斑斓色彩在旅游商业中褪去了文化基因。100元以内的机绣品以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充斥着旅游市场，将旅游消费对苗族手工艺价值的认知导向了错误的方向。少量商店专营从各苗族村落收集来的老绣品，品种从童帽、巴裙、头饰、绣片、腰带、绣鞋到服装一应俱全。老绣品精湛的工艺、极高的艺术性审美价值是其卖点，但高昂的价格，让大多数消费群体望而却步。这些从原始村落低价收购的老绣品，在贩卖的同时触碰的是苗族文化传承脆弱的神经，对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旅游环境的培育并无益处。
二、湘西苗绣传统手工艺价值观的颠覆
苗绣在旅游业中被商业化粗制滥造，脱离民族文化根源，除了旅游业缺乏文化生态引导这一大环境的影响外，其内在根由是苗族传统手工艺价值观的颠覆，这和苗族社会、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
（一）主导文化的异质解构——历史与民族
苗绣作为传统文化符号，对群体意识和民族认同起着固化作用。近代以来统治阶级一直将苗绣、苗服的异化改造作为同化政策的形式中心。清王朝时期的改土归流，使得苗绣在保留传统图腾的同时，在刺绣工艺上吸纳了清王朝审美形式的特点。国民政府时期，虽未从根本上撼动苗绣文化的图式，却从思想、观念上对苗族产生了震荡性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层面以社会运动形式对湘西苗族文化实施意识形态改造，民族文化被压制，苗族从观念上转化为将主导文化作为“先进”的标准来衡量自身，苗绣作为“落后”文化的代表处于低迷的状态。80年代改革开放初始，国家民族政策相对宽松，处在偏远山区的苗族村寨出现了文化短暂复苏的迹象，传统仪式、传统节日和传统服饰重新隆重回归日常生活，但这种压抑后的情绪宣泄只是对传统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内在动因却丧失了[3]。随着90年代初旅游业的新兴，苗绣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符号受到新的关注，但这种旅游策略中的苗绣不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和研究，在去除民族文化内涵之后，苗绣商品的开发只剩下符号化使用。
（二）现代文明的本土趋势——传统与现代
作为苗绣主体的苗族女性，苗绣技能是传统苗族社会判定其智慧能力的标准。苗族女孩从五六岁起就接受阿米、阿娅的熏陶和指导学习织花、绣花，到十五六岁技艺就比较娴熟了。在这世代相传的苗绣图式中苗族女性追忆祖先、寄托青春、向往未来。
从80年代末始，湘西苗族在与追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外界文化广泛接触后，给传统苗绣手工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首先是文化传承的家庭教育模式的改变，学校教育和国家主导文化的介入，使得苗绣手工艺传承被外出务工和学校就读所替代[4]。更为方便、快捷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出现，使得许多年轻人不愿费时费力学习刺绣，苗绣工艺传承出现断层。其次，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衣着习惯也发生着变化，作为苗绣重要载体的传统服饰成为只在重大节日、庆典活动以及旅游展示中穿着的文化符号，苗族服饰的使用和制作大为减少，苗绣在民间逐步丧失了其历史功能和地位。再者，电脑织绣和机械生产对苗族生活的介入不可避免，机械工艺抹去了苗绣手工技艺所代表的文化体系，引发对传统苗绣手工艺价值的质疑，这一改变在湘西旅游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三）旅游开发的导向策略——主体与客体
90年代初国家认识到差异性文化对旅游开发的价值，随着国家治理机制的尝试，政府和民间组织开始在旅游业中有意识、有策略地夸大特色文化形式在苗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传统文化中特定时间、地点举行的民俗活动，演变成可天天上演的风情表演。以服装为载体的苗绣在商业化运作中被任意移植、转换，传统文化内涵的失真、民族文化传播的扭曲、特色文化符号的贬值，打破了苗族原有的文化生态，当旅游、商业逐步中心化的同时，苗族传统文化却逐步边缘化，用市场经济的价值标准任意裁剪民族文化，容易使其走向庸俗和肤浅。
在主导文化的解构中湘西苗绣已丢失传统手工艺价值观，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中无法保持自我发展的完整内驱力，苗绣脱离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在旅游业中留下的就只是表层文化形态的模拟。
三、湘西苗绣手工艺的再生产
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文化被提升到 “旅游灵魂”的高度。2014年以沈从文小说《边城》为原型改编的大型山水实景剧《烟雨凤凰》，将历史渊源和文化习俗相连，艺术性再现了湘西的民俗民风，各类华丽苗服、苗绣成为该剧传播苗族传统文化最为靓丽的色彩。
2014年5月“山谷居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湘西吉首成立，该公司以传播苗族文化艺术为宗旨，对苗绣传统文化寓意与特色进行深度挖掘，将传统苗绣图腾、色彩与现代时尚相结合，设计出精美的女包、服装、床品等系列产品。公司一成立，其产品就被选为国礼赠予外宾，并受到联合国民间艺术组织和教科文世界妇女组织成员的高度赞赏。
在凤凰古城，民间设计师和手工艺者联合对苗绣老片进行再生产。将破损严重失去收藏价值的老绣片与手工苗银相结合，在手工打制的苗银项链、手镯、耳环、戒指等物件中嵌入小片苗绣，也将老绣片运用在销量较大的服装、皮包之类的旅游商品。这种手工艺品倚靠独特材质、工艺和文化阐释获得了大量游客的青睐，无论是实体店还是网络销售平台，都有较为稳固的消费群体。
在一些苗族民俗餐厅中，除了在装修中凸显苗族文化氛围，还将苗族老绣品的展示和历史讲解作为企业文化主体来打造。这些老绣品极大地缩小了旅游者与现代商业运作模式之间的裂痕，让游客在精神层面接纳苗族文化，认同苗绣手工艺价值，激发对苗绣手工艺的怀旧情绪。
四、湘西苗绣手工艺价值观的回归
在旅游文化生态建设的推动中，苗族群落对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認同正悄然回归。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复位，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驱使，而是带着明显的发展意识和策略方式[5]。苗绣再生产立足民族文化传统，将现代文明和主导文化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构建自己新的文化认同和价值体系。
（一）文化符号的意识回归
民族文化符号以服装、工具、生活用品等物质符号以及语言、风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非物质文化符号的整体呈现为文化表意，这些文化符号是民族成员进行文化认知与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内容[6]。苗绣的再生产，是在民族文化边界不断弱化的商业背景下对民族文化符号的着意强化。在多样文化的比照中发展民族文化符号有助于集体文化意识的苏醒，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统一。
（二）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
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是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身份对文化符号的强化，对文化价值的趋同和异族文化关系的确立引导着苗族人的行为方向。2002年龙文玉先生自筹资金创办了第一家民间民族博物馆，10000多件藏品从服饰、苗绣、宗教、风俗等方面较全面地介绍了苗族的历史与文化，这是族群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有利实证。在当下世界强权文化战略和全球化浪潮中，民族文化在与异族文化的比较中反而凸显其价值精髓。2014年宋祖英身着华丽苗族盛装登上好莱坞碗剧场，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精美刺绣惊艳全场。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会极大激发民族自尊、自豪感，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尤为重要。
（三）文化价值的融合构建
苗绣商品从被动复制到传统文化价值的主动梳理，从国家主导到政府、民间合作，从自我质疑到到精英人群的文化认同，源自苗人在现代化的今天重新认识、定位、评价自我的需求。苗族与主导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接触在经历文化的低迷与困惑后，终要回到民族文化的本土特质中去消化和吸收。手工艺价值观的回归只是构建新的文化认同的前兆。
五、结语
苗绣作为民族文化符号能在历史的起伏中保存至今，也与其自身存在的文化包容性和独特价值紧密相连。湘西苗绣以文化符号带来的独特文化魅力，以文化身份确立带来的文化自信，去除简单的商业迎合，在旅游业发展的土壤中、在求同存异原则下，对异质文化的解读和消化，以民族手工艺价值观的回归为契机开启民族文化内涵的重构。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光是湘西苗族的文化需重构和回归，我们的国家主导文化，甚至是世界民族文化都需要借助文化的同化来拓展能力，努力重新确认自己，重构新的文化认同。
注释：
[1]张国华.简谈湘西苗族服饰艺术及其文化特征[J].吉首大学学报，1991，（12）：144-147.
[2]Nelson Graburn.论中国民族旅游发展的策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09）：39-47.
[3]崔榕.国家在场与近百年来湘西苗族文化的变迁轨迹[J].贵州民族研究，2010，（01）：103-107.
[4]秦中应.人类学视野下的家庭教育与苗族传统文化传承——以湘西苗族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2，（02）：54-58.
[5]王良范.现代性语境中地方性文化复兴与自我认同——以黔东南苗族文化的变迁为例[J].西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2004，（08）：204-218.
[6]王沛，胡发稳.民族文化认同：内涵与结构[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01）：101-107.
作者单位：
四川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