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的存有论"依据佛教的"执"而建立,而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相应行法"。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学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比较和会通康德知识论的范畴与佛学的"不相应行法",不仅逼显出佛学中深刻的知识论思想,而且经过与儒学的融合,构建了中国哲学史上前所未见的"执的存有论",不可不谓有开天辟地之功。牟宗三认为经过他批判损益后重新考订的"不相应行法"("十七法")足以成为识心的认知活动的形式条件,因而可以成为知识以及知识对象的可能之条件;从佛教的材料讲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与一般所说的"佛敎有它的知识论"的意思根本不同,牟宗三所讲的佛教中的知识论问题,与俄国著名大学者舍尔巴茨基所讲的佛教的逻辑和知识论即"认识论逻辑的体系",也截然不同。在这一前提下,东方或中国的哲学就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知识论系统,走出一条既有取于西方知识论、更有别于西方知识论的道路。这无论对牟宗三哲学来说,抑或对于未来的中国哲学来说,都是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开启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天地。牟宗三对"不相应行法"的知识论问题的研究不是泛泛的研究,也不是孤立地从佛教的宗教性出发,而是把它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尤其是比较集中地把它与康德知识学的范畴论做了系统精深的比较研究,揭明与阐释了佛学"不相应行法"的知识论意义,使它从佛教的泛心理学主义的笼罩中解放出来,在哲学知识论上获得了新鲜的积极的意义。这虽然仅仅是牟宗三众多的融合会通中西哲学的一个案例,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值得玩味、鉴赏和研究中西哲学会通的典范,可以用来考察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看,对中国哲学来说,固然需要援西入中和以西释中,但是对西方哲学来说,自然也会需要援中入西或援印入西与以中(印)释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