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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锦屏赴藏之前西藏局势风雨飘摇
我们伟大祖国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幅员广袤、山河壮丽、资源丰富的西藏地区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藏族人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与各兄弟民族共同维护主权完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藏族文化是祖国多元一体民族文化宝库中光芒四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世界人类文化史上具有显著地位。
十九世纪后期，清朝中央政权已经十分腐朽，对帝国主义侵略实行屈辱投降路线，其派在西藏的驻藏大臣多昏庸无能，以致西藏地方在帝国主义的觊觎下岌岌可危！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英帝国主义利用种种借口，发动了第一次侵略中国西藏的隆吐山战役，从而正式揭开了侵略西藏的序幕。那些驻藏大臣颟顸无能，对外畏敌如虎，遇事规避，丧权辱国，而对内则狂妄自大，压迫人民，导致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利用他们占领印度的势力，趁中国内忧外患，特别是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之机，蠢蠢欲动。据《清德宗实录》光绪十六年正月庚戌条记载：升泰为清驻藏大臣中典型的辱国丧权官僚，他坚决执行清朝政府对外屈服政策，强压西藏民意，致民族关系发生裂隙，导致藏人“目汉官为洋党”，对外乞怜谄媚，丧权辱国，造成隆吐山之战半途而废。更昏聩无知的是当腐败愚昧的清政府派出当时把持我国海关的英人赫德之弟赫政来帮他办理对英外交时，他不顾国体，以不谙洋务为借口，竟把本应由他代表清政府为抗议英人入侵西藏而向英方进行交涉的责任，完全推给这个英国人，使这以后的交涉成为一场英国人与英国人的对话！这场交涉的结果，便是他作为全权大臣去印度加尔各答，与印督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英帝国主义望陇得蜀，又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强迫签订《拉萨条约》。清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和派在西藏地方的官员和军队破坏民族团结，胡作非为，致使清朝中央政府及其驻藏官兵与西藏地方僧俗官员之间矛盾激化，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从仇英转向亲英，给英帝国主义破坏我国内部民族关系和实施分裂阴谋以可乘之机。它挑拨汉藏民族关系，离间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培养亲英分子，支持军火财物，企图使西藏地方从中国分割出去，为了实现这一阴谋，它还制造西藏地方不属于中国的谎言，抛出所谓的“宗主权”、“独立”、“自治”等等谬论，混淆国际视听！
民国以来，由于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汉族自称为华人，成为一时风气。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月孙文临时大总统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发布命令：“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满、汉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满、汉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但是，袁世凯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急于求得英国承认中华民国，授人以柄，竟屈服于英国的威胁讹诈之下，同意英国干涉中国内政，举行中、英、藏三方参加的西姆拉会议。会上，英帝国主义阴谋策划，抛出所谓“内、外藏”划界议案，在全国一致声讨、反对声中，西姆拉会议制造的草约，不得不搁置而告吹，但它的幽灵，仍时时被英国拿出来舞弄。尤其是英国在会场以外，以扶持“西藏独立”，“赶走西康的川军”二事为诱饵，背着中国代表，威胁、利诱西藏的一些农奴主、亲英分子，与西藏地方代表夏扎·边觉多吉秘密签订“麦克马洪边界线”，割占了中国的约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以致成为今天中国、印度两国关系史上的历史遗留问题。
民国2年（公元1913年）是时沪上某报揭载，驻英刘玉麟代表报告“英外部大臣葛雷氏对藏政策十四条”：
（一）要求印、藏铁道建筑权；
（二） 将来中国在藏从事整理，当向英国借款；
（三）西藏与英政府所订条约，皆为有效；
（四）开办西藏事业之际，应聘请英国人襄助；
（五）凡西藏借款时，当由民国以现银偿还英国；
（六）取消西藏借款时，当由民国以现银偿还英国；
（七） 中国不得无故进兵西藏；
（八）中国不得在西藏设官；
（九）拉萨、江孜、察木多间，当由英国自由架设电线；
（十）拉萨、乍了丫、日喀则间，当由英国设置定期邮传；
（十一）英国对藏之举动，中国不得干涉；
（十二）英国对藏所有权让与他国；
（十三）英国得买收西藏土地，并得长期租借；
（十四）西藏全矿及其他矿山，应由中、英合采。
二月中旬，袁世凯总统以藏事岌岌可危，召集国务员及蒙藏院正、副总裁，议定对英、对藏之二策：
甲、对英政策：
（一）致电刘代表，向英政府声明为中国之领土，幸勿惑于俄人，致得邦交；
（二）令陆总长向驻京英使交涉，将增驻拉萨、江孜之英兵撤回；
（三）派全权委员，办理中、英关于藏事之交涉。
乙、对藏政策：
（一）致电钟长官，宣布优待藏民条件，坚其向内；
（二）电令尹镇抚使，率兵驻理塘镇压，以遏藏人之逆谋；
（三）特派专使赴藏，启导藏番，以免他人愚弄。
以上各条，不过国务员议决之政策，并未发生何等效力。英国见我政府徒张虚势，色厉内荏，不但无意撤兵，且增加其兵数，又令达赖出面，向英国借款三百万镑，并求英国援助一切。旋由英国属藏人提出六条：
（一）西藏宣言独立后，一切军械由英廷接济；
（二） 西藏承认英廷派员来藏，监督财政、军事，以作英国扶助西藏独立之报酬；
（三）英廷以三百万镑贷于西藏，其抵押品一任英廷指定；
（四） 民国军队行抵西藏，英国担负抵御之责；
（五）西藏宣布独立后，英廷首先承认，并介绍其他各国承认；
（六）西藏执行开放主义，准英人自由行动。
是月下旬，驻英外交代表刘玉麟致电政府云：“英政府对于藏事,表面上虽示冷静态度，其实日谋进行，今与达赖缔结《通商协约》”。
六月，中、英、藏各派专员，会议于印度之西姆拉（或作大吉岭）召开。
十一月，开始会议。中国政府特派陈贻范与会，英派马克麦洪，藏派伦曲·谢脱赖拉（原注：俗名夏扎），皆为全权委员。会上英代表提出六款：
（一）中国承认西藏独立，取消1906年之西藏《追加条约》；
（二）西藏境界，自昆仑安定塔以南至新疆省、青海全部、甘肃之西部、四川省之打箭炉及云南省之阿敦子以西，皆包含在内；
（三）英国单独与西藏签定商通条约；
（四） 中国军队不得驻于西藏；
（五）中国须承认达赖喇嘛为蒙古及中国佛教领袖；
（六）中国政府须赔偿强取西藏之财产。
中方代表提出：
（一）英国须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西藏受中国之统治，他国不得侵略；
（二） 中国新设一办事长官，且附带卫兵二千六百人，驻于拉萨。
袁世凯下台后，政潮迭起，川、滇军阀混战，中央政府号令不能顺利执行的时机，英国大肆鼓动和支持所谓“西藏独立”活动，在江孜和印度积极培训藏军官兵，扩大其在西藏的势力，提供大批军械和金钱，策动向康区部署重兵，进行川藏战争。当驻守昌都的四川边军统领彭日升热衷于内讧，派部队东趋炉城（康定），加入军阀混战时，噶伦喇嘛降巴登达指挥的藏军已叩昌都之门，其结果则是边军缴械投降，藏军东渡金沙江，直抵雅砻江岸。由于英国直接插手，导演签订了所谓为期一年的“川、藏停战协议”，致川、藏关系更为复杂。
据史记载：中国代表陈贻范在英国代表、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的威胁下草签所谓《西姆拉草约》十一条的过程。当时英国代表威胁陈贻范，如不同意草约，则将其中第二条“中国在西藏享有宗主权”和第四条“中国可派大员驻拉萨，并带不超过三百人的卫队”的两款取消，并于十一条之外，另附声明文件，以“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及“中国政府颁发达赖喇嘛封号，由中国驻拉萨长官正式转授之”作为诱饵，表示让步。英国代表以最后通牒的口吻说，条约草案，不许更动；并说，如中国再不接受英方的草案，即宣布会议破裂，英国将直接与西藏地方订约。陈贻范被迫在草约上画行草签。据北洋政府外交部编《会议双方争执之要点》说：“三年（公元1914年）4月27日，准陈专使来电，以英员告以‘所拟约稿，业与藏员画行，如贵专员不于今日画行，则约稿中之第二、第四两款，全行删去，即与西藏订约，不再与贵专员商议云云。目睹情形，彼甚坚决，因从权画行，免致决裂’等语。政府以此项约稿，损失过巨，于是年5月1日，照会英使，声明界务一端，不能承认”。在全国人民群起反对下，北洋政府命令陈贻范在英人威胁下，他的非正式的草签只是他个人的行为，是无效的。公开声明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于是英国和西藏地方竟然于1914年7月3日在该条约上签字，并发表声明，声明英、藏双方业经承认草签的条约，因此对双方均有拘束力，双方同意只要中国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中国将排除享受由于该条约所发生的一切权利。
当英国和西藏地方的代表双方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时，中国方面由陈贻范代表当场发表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该条约未得中国同意，英、藏方面签字画押，中国万不能承认。同时，又由中国驻英公使向英国政府作同样否认的声明。
西姆拉会议时，中国人民尚不知晓英帝国主义还搞了另一场阴谋。当1914年2月，中国政府代表与英方在争论西藏地区的范围问题时，英帝国主义竟背着中国政府私下和西藏地方代表进行了一笔秘密交易，它逼迫诱惑西藏地方代表在所谓“印藏边界图”上签字盖章，割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
秘密交易的过程是这样的：英方以支持西藏地方独立并帮助将四川军队赶出西康为诱饵，由充当主要角色的英国代表团顾问柏尔拿出他们早就准备好的一张只用粗略红线标示的所谓“印藏边界图”，让西藏地方代表签字。这张地图把中国西藏地方的门隅、珞隅及下察隅三大地区，包括在这些地区西藏管辖的寺院、庄园、贵族的产业、西藏地方政府任命的宗本、定本及归属西藏地方政府的各族部落，全部划归英印所有，占地约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西藏地方代表夏扎及三大寺代表以兹事太大，不敢同意这条线。但在柏尔的威胁利诱下，只好向拉萨请示。夏扎给司伦雪康的信中说，柏尔明白表示，若不同意，在汉藏问题上不予帮助。因此他顾虑会惹恼英方，使英汉勾结起来，我方孤立无援，给宗教和政治以严重影响云。在英方的这种威胁下，司伦雪康给夏扎回信说：“本来这次（指划麦线）将政府、世家、寺院的土地、百姓、收入丧失给外人，政府所受的损失及长远危害甚巨，但如使西藏衷心依靠之大英政府有所不悦，是不合适的。希望强调提出要求，今后能使西藏获得独立，并使康区的汉军官兵全部立即撤回汉地，只要能做到这些，则在一奉到（英方）通知后，即可立即派人划界及将西藏政府的收入和土地、百姓，移交给大英政府之人员。”
就在这种条件下，西藏地方一些农奴主、亲英派、分裂主义分子同意了印度和西藏地方边界的划线。当西藏地方代表夏扎在签字时还表现推诿，迟疑不决时，柏尔就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什么样子都做出来了”。就这样，秘密、非法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的换文和在“麦线”图上英国和西藏地方代表双方签字的事，发生在1914年（藏历木虎年）3月24、25日。到了7月，中国政府还不知道他们进行的这场秘密交易，并划出了一条“麦线”而就中国拒绝签字，英国和西藏地方代表签了字的“西姆拉条约”继续交涉。英国和西藏地方在西姆拉会议的整个过程中都瞒着中国，背着中国代表私下进行的这场秘密交易，不用说它是非法的，就是“西姆拉条约”本身也被中国代表及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其无效，没有法律效力，更谈不上这个秘密的“麦克马洪线了”。
在“五四”运动的震撼和全国舆论的督促下，北洋政府认识到必须恢复同西藏的直接联系。
民国8年（公元1919年），由外交部发出荒谬的“歌电”，以向各关系省、区征求意见为名，公布了西姆拉会议的一部分交涉内容。电文发出以后，国人始知西姆拉会议议案草约有所谓“内、外藏区域”！而此“内、外藏区域”即系川边、青海的地区，北洋政府“欲割弃而不忍，欲保全而无法”，蒙蔽国民先后已七年于兹矣！“歌电”立即引起国内一片强烈反对，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区，纷纷通电谴责。有的学生——包括留日学生等组织示威游行，通电抗议，坚主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西藏的行政区划，亦久已明确，更不需要重划“内、外”。北洋政府外交部在全国反对下，乃于民国8年（公元1919年）夏，指示甘肃省督派出以朱绣、李仲莲为首，藏传佛教红教喇嘛古朗仓、黄教喇嘛拉卜仓等组成的代表团前赴拉萨，进行联络。
十三世达赖两面政策使西藏与中央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清光绪二十一年人（公元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陀典嘉木措亲政，兼理商上事务（西藏有山上与商上之名，僧官谓之山上，俗官谓之商上）。
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达赖受俄僧次安尼堪布（雅特人，通晓俄、蒙、藏三种文字，俄皇赐以勋章，驻藏十余年，充达赖之侍讲，俄与藏之关系，皆此人为之也）之蛊惑，私遣外部长官大喇嘛赴俄，上俄皇以“护法皇帝”之号，并贡方物。由此，俄人势力深植于西藏。日本承认英国经营西藏之权利，英国承认日本经营朝鲜之权利。
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英、日协约成。
是年，中外报章有宣传中、俄密约之说，英人震惧，又因藏人惑于俄之甘言，亦思离英而亲俄，俄商及军队潜踪入藏者，络绎于途。于是英人通牒于总署，责我不能弹压。
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五月，英人乘日、俄战争之机，借口于条约不能实行，令边务委员惠德带兵二百人，直抵干坝，至甲冈，拆毁那金俄博，驱逐守界藏兵。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正月初三日，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派卫队欢迎之。卫队归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济仲大喇嘛，于琉璃桥畔饮弹而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开枪乱击，僧众亦有带伤者。一时全城震动，人民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联豫电告政府，有旨：“设法追回。”
十六日，上谕：“西藏达赖喇嘛阿旺罗卜藏吐布丹甲措（即陀典嘉木措之转音）济寨旺曲却勒朗结夙荷先朝恩遇，至优极渥。该达赖具有天良，应如何虔修经典，恪守前规，以期传衍黄教。乃自执掌商上事务以来，骄奢淫逸，暴戾恣睢，为前此所未有。甚且跋扈妄为，擅违朝命，虐用藏众，轻起衅端。光绪三十年六月间，乘乱潜逃，经驻藏大臣以该达赖声名狼藉，据实纠参，奉旨，暂行革去名号。该达赖行抵库伦，折回西宁，朝廷念其远道驰驱，冀其自行悛改，饬由地方官随时存问照料。前年来京朝觐，赐加封号，锡赍骈蕃，并于起程回藏时，派员护送。该达赖虽沿途逗留，需索骚扰，无不量予优容，曲示体恤。宽既往来，而策将来，用意至不深厚。此次川兵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藏人本无庸疑虑。讵该达赖回藏后，布散流言，借端抗阻，诋诬大臣，停止供给，迭经剀切开导，置若罔闻。前据联豫等电奏，川兵甫抵拉萨，该达赖未经报明，即于正月初三日夜内潜出，不知何往。当经谕令大臣设法追回，妥为安置，迄今尚无下落。掌理教务，何可迭次擅离？且查该达赖反复狡诈，自外生成，实属上负国恩，下辜众望，不足为各呼图克图之领袖！阿旺罗卜藏吐布丹甲措济寨旺曲却勒朗结即著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并著驻藏大臣迅即访寻灵异幼子数人，缮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罅定，作为前代达赖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朝廷彰善瘅恶，一秉大公，凡尔藏中僧俗，毕吾赤子，自此次降谕之后，其各遵守法度，共保治安，毋负联绥靖边疆，维持黄教之至意。钦此！”
其实，据《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载：藏历木龙年，公元1904年7月25日，入侵英军到达曲水渡口，基巧堪布帕西·阿旺欧珠受达赖喇嘛派遣，前去与英军军官荣赫鹏谈判。但英军坚持要和达赖直接谈判。达赖考虑，如果会见英国军官，谈判只能屈从英方的条件，这样，本人难以承担由此而给政教及现今和未来带来危害的责任。于是产生了出走内地，向皇太后皇上面奏佛业遭难的念头。藏历6月15日夜离开布达拉宫北上。说明十三世达赖恐受英军侮辱，被迫出走的。
昏庸无能丧权辱国的驻藏大臣有泰参奏达赖潜逃。清朝政府草率做出处理决定，回电：“着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代”。
达赖既革，赴诉英、俄。其到印度也，印督待以国宾之礼，复与俄人私订协约，故英、俄两国皆抗议之照会致我政府。而印度大吉岭一带之喇嘛，开一大会，满场一致议决三条：
（一） 认中国革去达赖一事，为侮辱佛教，要求复达赖喇嘛之职；
（二） 要求中国撤回驻藏之兵；
（三）要求将驻藏大臣革职。
时驻俄公使萨荫图电请政府，别赐法号却勒朗结，召之归国，使抚柔藏民。而新疆巡抚、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库伦、阿尔泰诸办事、参赞大臣等联名电奏，谓：“蒙古人民不以朝廷举动为然，请召还已革达赖以镇抚之。”政府未准。乃命外部照会英使，同时又命驻藏大臣联豫在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商埠各派巡警二百名，维持秩序，保护外商。并增加军队，饬堪布等随时安抚藏民。
民国元年三月四日，达赖致电政府，略谓西藏土地、人民、政事，当照第五世达赖时代办理云云（五世达赖时代者，即有清尚未入关，其时我与西藏以打箭炉分界）。中央政府接电后，立发复电，谓“如此要求，断不承认”。顾达赖置若罔闻欲将驻藏汉兵尽驱境外，又要求钟颖由靖西出境。并谓“若再迁延，将以兵力从事。”钟不得已，由印度回京。达赖复令驻扎东路之番兵，围攻江卡（即宁静县）、盐井各处之华军，以致连日战斗，有恃无恐，甚嚣尘上。
四月，达赖与商上各番官，暨诸堪布、喇嘛，在布达拉大开会议，议决四条。其文如下：
（一） 由内地来藏之汉人，限半年以内一律离境；
（二） 汉人之为西藏土著者，限一年以内一律出境；
（三）三十年以内，藏地不得驻扎汉兵；
（四） 若民国政府派兵来藏，藏人不能阻止时，即请英人出面制止，并以特别权利，报酬英人。
是时，中央对于藏事，处治颇善，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而达赖周围之番官、堪布等鉴于英人侵略各部落之野心，力劝达赖内附。略谓以西藏之兵力、财力论，恐难独立，且有外力侵者之虞！于是内附之条件以定。
（一）西藏永远不设行省；
（二）西藏行政权归藏人主持之；
（三）不在西藏驻扎汉兵；
（四）从前受领之俸给，及其他之给与，当倍加其数；
（五）西藏财力不足时，由中央给之；
（六） 对于现任要职之喇嘛、番官，当从丰给以金钱。
十三世达赖喇嘛精明强干，是藏传佛教杰出的宗教领袖，也是在政治上执行两面政策、有争议的人物。他投向英帝国主义，通过西姆拉会议，与英国达成秘密交易，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和扶植下，梦想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和赶走在西康的川军，致使川藏之间，争战多年。但他也看到英国并不完全可靠，甚至还要阴谋颠覆，但又怕他随时派兵犯藏。对此，可能出自内心，这就是他的两面政策。其一个方面是想要和中央政府维持联系，即历史上纯粹属于宗教方面的“供施”关系，这就是他强调的恢复原来关系的实质。而另一方面，则想利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封建神权，周旋于中央政府和英国之间，以“供施”关系，保持一种“半独立”状况。他后来和朱绣等谈话的意思非常明确：第一，他声明亲英非出本心，乃是因驻藏大臣逼迫太甚；第二，他表示倾向共和，同谋五族幸福；第三，西姆拉会议的草约，他并不坚持，可以考虑修改。这种态度可以说还是友好的。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民国时期第一次对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正式表明的态度。然而，他在和朱绣等举行的拉萨会议讨论川藏停战问题时，则又坚持“暂以雅砻江为界，静候中、英、藏三方面特派全权代表在拉萨或昌都会议”，仍在依赖英帝，执行两面政策。这种两面政策，一直贯穿在他后半生生活中。当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即派其驻北京雍和宫的堪布贡觉仲尼为“赴藏慰问专员”，提出八个问题征求达赖喇嘛意见时，他虽要求在南京、北平、西康设办事处，并以西藏驻京办事处作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联系机构，派贡觉仲尼为驻京总代表。但在回答蒙藏委员会所提出的第一条问题：“西藏与中央关系应如何恢复？”时，则说：“中央能将中藏施主关系，照前至诚有信之待遇，而西藏以前，原系至诚相见，现在更要竭力拥护中央。”这明确他所要的“原来关系”就是“施主关系”！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于1930年还载有：
“一名叫刘曼卿的妇女到西藏朝佛，向达赖喇嘛呈交了蒋介石的信。”达赖喇嘛于1930年5月接见刘曼卿，请她回南京见到蒋介石除交给他的书信外，并转达以下的口头意见：
“吾所最希望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前偶闻某某（指冯玉祥与阎锡山）先后叛变，吾日诵经持咒，以祝其平复，君等此次亦在三大寺念经礼佛，于中国不无益处。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力军人，重若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你我。倘武力相持，藏军素剽悍，吾决无法制止其冲突。兄弟阋墙，甚为不值。”
“印度人民近来因反对英国，受极度之压迫，有难言之痛苦，国在扶助弱小民族之立场上，应予以切实之帮助。”
“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与习俗不相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
上述的这些资料，虽说明这时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有了初步的改善，但主要的是拒绝答复中央对西藏地方行使统治权的问题，反而提出“施方关系”，仍在两面政策中打转！然而，就是这些接触，仍受英国的破坏：英国首先挑唆尼泊尔因商务问题出兵西藏，因达赖喇嘛请国民政府援助、接济军械，国民政府致电尼泊尔制止出兵，并派员赴尼泊尔调查，英国恐南京政府插手而其阴谋暴露，只好自己出面担任调解人而了结。其次，煽动挑起川藏战争和青藏战争。关于川藏战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藏历铁羊年（公元1931年）记载：“藏方派出藏北总管代表索康·旺钦次丹为签字人，至直擦寺签署青藏协议。”
英帝煽动挑起的川藏、青藏战争的惨败，沉重地打击了达赖喇嘛执持的两面政策。
1933年藏历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于格桑颇章附近的寝殿，享年53岁。
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评价，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曾写过一篇回忆录，转引如下：
“达赖喇嘛颇称精悍……，其内心则常觉接近祖国以延续其对西藏之封建神权统治，终较沦入英国外教之殖民统治为得策。加之西藏广大爱国力量对他也不无影响，所以在他一生中有不少事实说明他既不易为亲英上层分子所左右，亦不全受英帝国主义所衔勒，长期对祖国抱若即若离的犹豫观望态度。这种态度也与祖国当时反动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帝国主义的软弱屈从、认为不足恃等因素有极密切之关系”。
上引孔庆宗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帝国鼓动与煽惑下，想搞什么“大西藏国”，执行两面政策，一生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但经过20余年的经验与教训，自怨自艾，晚年初步倾向中央政府，但仍企求历史上的“供施关系”，企图在中央政府“至诚有信”之下，取得“施主诚意，谋西藏安全”，当然这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但他也关心祖国统一，如在尼泊尔向西藏出兵对策上，他首先要求中央协助，可见他还是有倾向祖国的思想。达赖喇嘛不是一个完人，但应该基本肯定他是西藏近代史上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领袖人物。
朱锦屏赴藏和谈取得了民国以来前所未有之进展
民国成立，藏番违命，川边沦陷，丧师误国，闻者寒心；兼之欧战告终，外交愈形棘手，西藏万一有变，则川、滇、青、新将无安枕之日，而我甘肃，近火先焦，岂得安然无事耶！已未之秋，朱绣奉甘督张勋帅之命，出使西藏，遂于民国8年（公元1919年）阴历闰七月廿九日，马麟派堂弟马彪率骑兵122人及驮骡牛队约200余头，由湟源启行，取道海南小路。是日，早八时，由湟源起程，陈泽藩县长及绅、学各界祖饯于湟水桥畔。前来欢送的丹邑人氏约2000余人，场面非常壮观与热烈。朱一行向南行，由蒙古道循湟水入药水峡，十五里过茶汉素卡，三十里至药水塘，四十里遇雨，至克素尔。牛益三与唐棘亭、张幕备饭，李献臣诸公二十余人，于此送别，别酒一卮，共道几声珍重，前程万里，惟祝两字平安，海藏路杳，良友情多，余于此行，殊不能无所恋也。旋绕东科尔寺，山巅积雪甚多。六十五里，宿窝药脑。此处本沮洳之地，万山重叠，风甚寒，华氏寒暑表降至三十二度，梦丹峡之水，由南山顺流而下，绕哈拉库图尔城，西向东流，与东科尔各水相合，谓之湟水南源。是晚大雨。
朱绣赴藏路途遥远，风餐露宿，枕戈待旦，行走十分艰难，困苦之旅可想而知，同时不时受到西藏亲英分子和英驻藏代表千方百计阻挠他们顺利行进。形势云谲波诡，犹如白云苍狗。据《海藏纪行》记载：三十日，早六时，由窝药脑起程，十五里过水沟，至甘青分界处（原有碑，上镌丹噶尔西南界，乾隆五十一年立）谕日月山，路坦坡平，山有上下二路，上为赴茶汉城之道，下即赴海南之路也。五十里雷声大作，风雪交加，遂宿于倒淌河尔（乌兰布他拉克河，发源于騩山及日月山之西麓，向西流入青海）滨，察汉城在北山之麓，昔为镇海营副将驻防之地，与镇海协营副将用一关防，今则并无居民，只一海神庙耳（第年宁海镇守使祭海时，与蒙藏各头目会盟于此）。此处一片旷野，千布鲁番帐罗列于山坳之间，遥望青海，水天一色，碧波万顷，亦大观也。
八月初一日，昨日偶失防范，失去黑骟马一匹，令人遍寻于倒淌河之四周，杳无踪迹，不得已与千布鲁百户送点心哈达，托彼代寻，该百户欣然应允，即派人在察汉陀罗亥寻获。百户名次亨加，年三十余岁，其父名锁南巷秀，通汉语，善应对，能服其众，于民国6年逝世，其子有遗风焉。
初九日，阴。早五时，朱绣由羊肠沟中起程，向西行，过大牙壑，风雪骤，寒若严冬，忽枪声隆隆，果洛番什廿余人由山谷驰马而来，直行掳掠，卫兵即开枪击之，贼见人众，未敢向前，旋被卫兵射击，始败退于山巅。自此向西南行，入山谷，山湾曲折，陡坡频经。四十里，至乱泉滩，一片沙漠之地，不生寸草，前途四十里内无水，惟此滩有泉数处，旅行作为饮料之地。正在前进之际，风雪愈大，云雾迷人，遥望前途，隐隐然有物成群，其状如牛，同行者目为野牛，欲以枪击之，余恐为家牛，又疑为大股果洛在当道抢劫也，禁勿击，遂令哨长马炳臣等十余人往探之，知为由玉返湟之商人，众心始安。
廿一日，由增宁昂向西行，下山出南沟，番民结庐而居，过麻泥滩，于拉布寺，即与拉布仓、古朗仓喇嘛相会。
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注）记载：关于古浪仓和拉布仓二人当时曾被甘肃督军张广建召集兰州开会，商讨赴藏事宜，会后令各自返回寺院协助朱绣做好赴藏的准备工作。
拉布仓喇嘛，名江永洛桑嘉措，系代玛堪钦元登巴系统之第十三世活佛。代玛堪钦为宗喀巴弟子，明永乐时奉宗喀巴之命，在玉树称多拉布地区弘传格鲁派教法，受群众信奉，曾得到明王室的支持，颁赐了佛像和禅杖等法器（明时对玉树的一些藏传佛教寺院，曾有不同程度的政治上的使用，如玉树边遣寺曾以保护通天河津渡而受到敕封）。代玛堪钦系统除在称多兴建、改宗了一系列寺院外，还在西康石渠县创建过石渠寺等及在青海都兰建立仁乃寺（亦名切贡寺），受到蒙藏群众的信奉，被尊称为拉布坚贡（拉布依怙主），拉布寺成为玉树地区格鲁派各寺的主寺，逐步成为该地区的一个小型的政教合一实体。清雍正初收抚时，称为“喇嘛拉布库克”，以司木鲁乌苏河（通天河）津渡之差，免纳贡马。这个系统的第十二世吉热多吉，贯通五明，学识渊博，曾于同治时期赴北京朝觐，受呼图克图封号，命为拉布族百户，还御赐小金匾一块。民国初年时，匾文已漫漶不清，只同治三年数字，尚可辨认。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赐寺名为“普济寺”，由西宁办事大臣锡英制匾颁送，悬于寺内。该寺原有藏文寺刻本，连同上述遗物，在“文化大革命”时化为灰烬。这位活佛还在果洛弘法多年，颇受果洛各族尊敬。他的转世，就是这位第十三世江永洛桑嘉措，即拉布仓，他是一位颇有远见卓识的活佛，民国初年前去北京，20年代与西宁道尹湖南黎丹私交甚笃，协助黎丹创办西宁藏文研究社，参与黎丹主编的《藏汉大辞典》编撰工作，对藏汉文化交流颇有贡献。他在北京时，看到北京街道建筑整齐，京都农田规模宏伟，深受启发，回拉布寺后，着手整治拉布水河道，辟荒滩为良田，兴修水利，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改建农村房舍，使拉布地区面貌焕然改观。他富于商业思想，扩充该寺原有小型商业系统为四个吉索（商号），发展寺院经济，其商队遍布康北、玉树通天河北部地、石渠一带，以及拉萨、西宁、丹噶尔各地。值得一提的是他自西宁回去后，于20年代中，曾先后两次派牛队赴湟源专门拉运杨树苗去拉布栽种，第一次拉运失败，未能种活。第二次改进运输方法，每捆树苗用毛毯包裹，途中每晚浸在水中，以免枯死，千里迢迢，数十日辛苦，终于换得了使拉布沟小流域中绿杨婆娑的景观。1943年，他又从育成的杨树林内，选采了近千株树苗运往结古，绿化这座千古荒漠的古镇。他从北京回来后聘请内地工匠，在拉布烧砖、烧制石灰，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建筑人物，把拉布寺扩建为具备汉藏风格的雄伟寺院。朱绣等赴藏时，他被选派参加，成为重要一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古浪仓通作古朗仓（公元1871-1932年），青海尖扎人，名久哲曲英多吉，德格佐庆寺高僧，青海尖扎南宗寺古朗仓纳措让卓玛第三世，1916年被北京政府册封为宁海红教(宁玛派)总教长,曾赴北京、印度等地游学,协助黎丹创办西宁藏文研究社,亲自教学,参加黎丹主编的《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对藏汉文化交流贡献良多。他一生以其宗教地位，致力于民族教育，是奠定现代青海民族教育基础的人士之一。他不仅贯通内典，对天文、医药也极其精到，对现代科学技术，如利用沼气照明等，积极钻研，颇有成效，为青海藏传佛教中最早的开明人士之一。
朱绣、亚青、拉布仓、古朗仓于古历九月初二日由拉布寺抵结古（法图名盖古多），适值霍马番商（原川边霍耳绰倭、章古、白利各族在甘孜、邓柯一带领寺院资本，贸易西藏）罢市出境，贫民生计断绝之际，市面萧条，人心恐惧。当此经营青海之秋，岂可生此风潮，即派人往喀沙（原喀沙为邓柯属，距结古一百二十余里），以和平办理。
初七日，霍巴单骑至结古者四十余人，未带货物。初八日，朱绣等与亚青及古朗、拉布二佛，传集霍巴诸商，询问一切。霍巴呈递番文禀一年，历叙各苦况，及不得已而出境之情形，要求减税率，维持番商，援川边甘、邓二县之例，凡炉茶入境，每八牛驮征卢比一元（原四川铸，重三钱两分）；并请嗣后对于二十五族出产品（原虫草、麝香、羊毛、各种皮张时），约三十分钟，尚不能尽其辞，令以简单之言答复，最不易得。旋与税官屡经磋商（原副司令兼充税官），不但不能就绪，反形决裂。霍巴闻此消息，复将出境。
结古居民三百余户，其中霍巴九十余家，陕西商人三十余家，洮岷商人二十余家，余一半多属穷民，常作佣于霍巴；所出各种毛织物，亦由霍巴所需用，如使霍巴出境，不但国税停滞，则穷民生计亦将断绝矣。于是一面与税官婉言磋商，一面传霍巴头目班马得清等多方面劝导，费半月之力，始克就绪。拟定：炉茶入境时，每百牛驮内减征十五驮，以作该商饮料，并不准于二十五族出产品两方皆征，风潮始息。从此霍巴仍旧贸易，而贫民免困苦之患，故结古男女老幼，无不合掌诵佛，感激朱绣一行之德者。
在玉树时，此次运粮之骡，因天气严寒，草被雪压，除沿途倒毙疲乏外,至结古尚存二十六头，瘦弱不堪,势难远行，不得已而贱价出售(原每头卖银三十二两)，亏本八百余金，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嗟呼，天何厄之甚耶！
近来噶布伦噶隆喇嘛带兵出藏，已抵昌都，于是藏大路及川边一带，谣传丛生：可谓甘肃派红教喇嘛古朗仓率兵攻藏者，或谓西藏派兵防者，不准特派员入境者。以致囊谦一带，民心惊惶，大有拔帐避兵之势。朱绣等遂与达赖喇嘛及驻昌都之噶布伦噶隆喇嘛分别致函，详言余等来藏情形，以免误会。
廿六日，张子申由称多来，言：“果洛番伙科麻族与西宁商人迭次来函言，本年货过境时，决不放行”等语。因而各商停顿，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拉布坚贡八十牛之行李（货物），到麻拉易后，又被果洛掳掠尽净矣。嗟呼！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哀我旅行，其何以堪！
适于苟筱斋处见甘孜县知事史三长来函示：“阳历十月廿八日，英领事庆路易由甘孜赴昌都，与噶尔伦交涉让石、邓路事及停战协议”。
昨晚十时，玉树司令部专差送来番汉信两件。不谙番文，先阅汉信。马玉山言，噶布伦由昌都来信，言余等赴藏，伊其喜，听候请示达赖，再行入境云云。在角纳请一老僧，读噶布伦之番信，词亦如之。然朱绣等余既起程，断无候信之理，只得冒险前行，再看机会何如耳。
八年（公元1919年）十月，朱绣等行至西藏边境，探知达赖派兵扼守怒江，以防甘军入藏。朱绣等恐生误会，致书详陈情形。达赖知无恶意，始撤怒江之兵，并派藏官欢迎于当拉岭。
十二月二十日，朱绣等抵拉萨，屡与达赖、班禅晤谈，感情甚洽。惟红、黄教旨为冰炭，不承认古朗仓发方，询以英使在京争持划界一事，达赖不知。旋由达赖、班禅、三大寺（即：哲蚌寺、色拉寺、噶勒丹寺代表全藏僧侣，有参议政治之权）、四噶尔伦各派代表于拉萨大众公所会议办法。是时，停战期满，藏军已由各处征兵，实行内犯，川省内部决裂，同室操戈。陈氏困守炉关，饷械断绝，不得已而函托甘边玉树理事苟萃珍，请宁海镇守使马麒电请甘督，转呈中央，由甘拨给饷械，不能行车运送川边。
九年（公元1920年）三月，拉萨会议屡经双方讨论，结果仍依民国七年暂行停战条件，略加修改，取消停战期限，并声明川、藏两军，赓续停止战事，暂以雅砻江（藏名扎曲）为界，政治风云极其微妙。从北京到拉萨，英帝国主义阴谋无所不用其极之际，十三世达赖喇嘛“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排除各种干扰，撤怒江之防，派人迎接朱绣等于青藏边界，在拉萨与朱绣等晤面数次，在团结、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廓清过去的隔阂，共同磋商了未来的和平蓝图。我们看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中对此事有这样的记载：
十二月，接见从青海来拉萨敬献礼品的陕甘总督的专使周修（译者对音有误）和李仲林二专员及宁玛派喇嘛古朗仓等人。上午，由政府的僧俗接头人、译师相互交换哈达，通过翻译详谈。
十四日，再次接见陕甘总督专使，相互磋商许久。
三月，出席埋藏养地宝瓶和修供时轮法会，抛撒驱魔朵玛后，设茶宴为陕甘总督主仆一行等人话别送行。
四月上旬，朱绣等出藏回甘，濒行之际，达赖设筵祖饯，声言“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云云。复与甘肃张督军及宁海镇守使赠哈达、金佛、藏香、红花多种，并亲交汉藏合璧正式公文一件，其倾向共和之心，较达赖殆有过之。
当时，英帝国主义挑拨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急先锋查理斯·柏尔不得不在《西藏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哀叹“中国使者经西藏东部长途而至拉萨，淹留四五个月后，仍于1920年4月离拉萨返回，自是中国在拉萨的影响渐大，中国使者设法腐化西藏人民使其反英”。
七月，朱绣等回甘，具呈西藏详细报告，并达赖、班禅等之正式文件，由张督军转呈中央。
1920年9月，朱、李二人呈报抵藏工作情形文：
“(前略)莲等抵藏后，极力解释嫌疑，联络感情，疏通意见。达赖颇示，内向之忱，对于莲等格外优待，殊深喜慰。旋经莲等宣慰一切，达赖即选派代表五人与莲等会议，连开会数次，……惟查各方面情形，藏番对汉甚愿照旧和好，不过因人挑剔，借口陈使草约，空言抵制耳。中央若能派员议和，藏番必形让步，万不致以陈使草约坚持到底，破坏和议也。况西藏内部本系新旧两派，旧派居十分之七，新派只居十之二三，旧派以藏王及总堪布、三大寺为最有势力者，多数尚有思念故国之意。新派以四噶布伦为最，常受英人愚弄，借为护符。而此四人中又以现驻昌都统兵官降巴丹达为最。现在降巴丹达颇知英人阴毒，甚愿内向，又恐我国不能保护，只持保守主义，以俟将来。……为今之计，亡羊补牢，尚未为晚。况最近英使在京所提各条，莲等面询达赖，达赖并不明情。足证英人从中作祟，殊非藏人本心反抗中央也。以上各节，系莲等抵藏调查该番实在情况，颇有挽回之机。伏乞转呈大总统设法补救，收我故之土地，不惟川、滇、甘、新之幸，实为全国人民之幸也。”
1920年7月1日甘肃督军张广建为派员赴藏事致大总统电：
“甘省遵令派员赴藏一案，顷据汉员李仲莲、朱绣及佛僧古朗仓、拉布仓等四员庚日由拉萨函称：‘莲等前由江孜所发漾电，计早呈鉴。旋见达赖暨藏王、噶布伦等磋商派人赴京解决川藏各事，以释嫌疑而联感情。达赖等以事关重要，非得三大寺及大众商议不能解决。以故迁延多日，未能决定。复由达赖暨藏王、噶厦等饬令大众公所，由三大寺及大众特派代表僧俗五人与莲等磋商一切，在大众公所连开会议三次，感情颇好，前嫌尽释，该代表等均形欢悦。并谓中藏交情，从此断而复续，甚愿照旧和好。……’同时，据宁海镇守使马麒函称：‘西藏达赖喇嘛驻湟噶尔王奉洛桑更登于旧历三月间来到湟源，赍有达赖送呈宪台信函、礼物。本拟即日晋省，因该噶尔王奉不服水土，卧病旅舍，兹由职使专差将达赖函物及该噶尔王奉禀件赍呈。窃维西藏本中国属藩，关系至深，因前清末季不善抚绥，致生猜贰，然其眷念宗国之意，始终未忘，特劫于外力，无可如何。……此次达赖遣使报聘，不为无意。达赖与职使书内称洛桑更登是渠心腹，遇事可靠，如有机密要件，不妨告知，必能达到目的。嗣后关于藏内一切事件，仍望始终维持，以飨倾向之念。但藏地要情千万勿令外人窥知，免生他患等语。观此则达赖倾向之诚及畏某国如虎之说，不为无因等情，并据传达赖派委噶尔王奉洛桑更登禀称：窃噶尔仰蒙达佛派为驻湟(湟噶），由藏起身，于旧历三月间驰至皇皓（湟源）。临行时，达佛委呈督帅番官文安禀一纸，本藏土仪数件，封交噶尔亲身晋省面投，以伸倾向。噶尔远番进口，不服水土，兼之天时炎热，以致成疾。深恐迁延时日，负误委托。因赴宁乞宁海马镇守使派弁先将函物赍省，俟病痊再行趋谒。噶不揣冒昧，用敢直陈。伏乞大施怀柔，曲予赏收，并赐回笺，以便赍归而慰远念’等语，并连同达赖礼物函件一并转到。其函译文曰：‘甘肃督军鉴：远劳遣使，损辱手书，并赐隆仪，殷殷垂问。拜登之下，惭感交深。贵督军肝胆照人，不遗在远，荩筹周密，景佩莫名。达赖喇嘛身体粗安，堪慰存注。藏事一切平稳。兹派洛桑更登送呈缎哈达一条，以通款曲；净哈达一条，以保平安；佛像一尊，藏香七把，以资供养；又附氆氇四匹，缎子二匹，避瘟药四包，请一并笑纳。如遇机密要文，请即告知洛桑更登可也’等语。查李仲莲等函称各情与达赖所发札文均相吻合。……汉员李仲莲、朱绣二员尚属肆应有方，仰赖德威，致令达赖幡然憬悟，遣使来甘，藉通款曲，倾向之忱，溢于言表，其为某国牵制，未能派人赴京，概可想见。”
我们伟大祖国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幅员广袤、山河壮丽、资源丰富的西藏地区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藏族人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与各兄弟民族共同维护主权完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藏族文化是祖国多元一体民族文化宝库中光芒四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世界人类文化史上具有显著地位。
十九世纪后期，清朝中央政权已经十分腐朽，对帝国主义侵略实行屈辱投降路线，其派在西藏的驻藏大臣多昏庸无能，以致西藏地方在帝国主义的觊觎下岌岌可危！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英帝国主义利用种种借口，发动了第一次侵略中国西藏的隆吐山战役，从而正式揭开了侵略西藏的序幕。那些驻藏大臣颟顸无能，对外畏敌如虎，遇事规避，丧权辱国，而对内则狂妄自大，压迫人民，导致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利用他们占领印度的势力，趁中国内忧外患，特别是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之机，蠢蠢欲动。据《清德宗实录》光绪十六年正月庚戌条记载：升泰为清驻藏大臣中典型的辱国丧权官僚，他坚决执行清朝政府对外屈服政策，强压西藏民意，致民族关系发生裂隙，导致藏人“目汉官为洋党”，对外乞怜谄媚，丧权辱国，造成隆吐山之战半途而废。更昏聩无知的是当腐败愚昧的清政府派出当时把持我国海关的英人赫德之弟赫政来帮他办理对英外交时，他不顾国体，以不谙洋务为借口，竟把本应由他代表清政府为抗议英人入侵西藏而向英方进行交涉的责任，完全推给这个英国人，使这以后的交涉成为一场英国人与英国人的对话！这场交涉的结果，便是他作为全权大臣去印度加尔各答，与印督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英帝国主义望陇得蜀，又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强迫签订《拉萨条约》。清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和派在西藏地方的官员和军队破坏民族团结，胡作非为，致使清朝中央政府及其驻藏官兵与西藏地方僧俗官员之间矛盾激化，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从仇英转向亲英，给英帝国主义破坏我国内部民族关系和实施分裂阴谋以可乘之机。它挑拨汉藏民族关系，离间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培养亲英分子，支持军火财物，企图使西藏地方从中国分割出去，为了实现这一阴谋，它还制造西藏地方不属于中国的谎言，抛出所谓的“宗主权”、“独立”、“自治”等等谬论，混淆国际视听！
民国以来，由于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汉族自称为华人，成为一时风气。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月孙文临时大总统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发布命令：“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满、汉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满、汉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但是，袁世凯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急于求得英国承认中华民国，授人以柄，竟屈服于英国的威胁讹诈之下，同意英国干涉中国内政，举行中、英、藏三方参加的西姆拉会议。会上，英帝国主义阴谋策划，抛出所谓“内、外藏”划界议案，在全国一致声讨、反对声中，西姆拉会议制造的草约，不得不搁置而告吹，但它的幽灵，仍时时被英国拿出来舞弄。尤其是英国在会场以外，以扶持“西藏独立”，“赶走西康的川军”二事为诱饵，背着中国代表，威胁、利诱西藏的一些农奴主、亲英分子，与西藏地方代表夏扎·边觉多吉秘密签订“麦克马洪边界线”，割占了中国的约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以致成为今天中国、印度两国关系史上的历史遗留问题。
民国2年（公元1913年）是时沪上某报揭载，驻英刘玉麟代表报告“英外部大臣葛雷氏对藏政策十四条”：
（一）要求印、藏铁道建筑权；
（二） 将来中国在藏从事整理，当向英国借款；
（三）西藏与英政府所订条约，皆为有效；
（四）开办西藏事业之际，应聘请英国人襄助；
（五）凡西藏借款时，当由民国以现银偿还英国；
（六）取消西藏借款时，当由民国以现银偿还英国；
（七） 中国不得无故进兵西藏；
（八）中国不得在西藏设官；
（九）拉萨、江孜、察木多间，当由英国自由架设电线；
（十）拉萨、乍了丫、日喀则间，当由英国设置定期邮传；
（十一）英国对藏之举动，中国不得干涉；
（十二）英国对藏所有权让与他国；
（十三）英国得买收西藏土地，并得长期租借；
（十四）西藏全矿及其他矿山，应由中、英合采。
二月中旬，袁世凯总统以藏事岌岌可危，召集国务员及蒙藏院正、副总裁，议定对英、对藏之二策：
甲、对英政策：
（一）致电刘代表，向英政府声明为中国之领土，幸勿惑于俄人，致得邦交；
（二）令陆总长向驻京英使交涉，将增驻拉萨、江孜之英兵撤回；
（三）派全权委员，办理中、英关于藏事之交涉。
乙、对藏政策：
（一）致电钟长官，宣布优待藏民条件，坚其向内；
（二）电令尹镇抚使，率兵驻理塘镇压，以遏藏人之逆谋；
（三）特派专使赴藏，启导藏番，以免他人愚弄。
以上各条，不过国务员议决之政策，并未发生何等效力。英国见我政府徒张虚势，色厉内荏，不但无意撤兵，且增加其兵数，又令达赖出面，向英国借款三百万镑，并求英国援助一切。旋由英国属藏人提出六条：
（一）西藏宣言独立后，一切军械由英廷接济；
（二） 西藏承认英廷派员来藏，监督财政、军事，以作英国扶助西藏独立之报酬；
（三）英廷以三百万镑贷于西藏，其抵押品一任英廷指定；
（四） 民国军队行抵西藏，英国担负抵御之责；
（五）西藏宣布独立后，英廷首先承认，并介绍其他各国承认；
（六）西藏执行开放主义，准英人自由行动。
是月下旬，驻英外交代表刘玉麟致电政府云：“英政府对于藏事,表面上虽示冷静态度，其实日谋进行，今与达赖缔结《通商协约》”。
六月，中、英、藏各派专员，会议于印度之西姆拉（或作大吉岭）召开。
十一月，开始会议。中国政府特派陈贻范与会，英派马克麦洪，藏派伦曲·谢脱赖拉（原注：俗名夏扎），皆为全权委员。会上英代表提出六款：
（一）中国承认西藏独立，取消1906年之西藏《追加条约》；
（二）西藏境界，自昆仑安定塔以南至新疆省、青海全部、甘肃之西部、四川省之打箭炉及云南省之阿敦子以西，皆包含在内；
（三）英国单独与西藏签定商通条约；
（四） 中国军队不得驻于西藏；
（五）中国须承认达赖喇嘛为蒙古及中国佛教领袖；
（六）中国政府须赔偿强取西藏之财产。
中方代表提出：
（一）英国须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西藏受中国之统治，他国不得侵略；
（二） 中国新设一办事长官，且附带卫兵二千六百人，驻于拉萨。
袁世凯下台后，政潮迭起，川、滇军阀混战，中央政府号令不能顺利执行的时机，英国大肆鼓动和支持所谓“西藏独立”活动，在江孜和印度积极培训藏军官兵，扩大其在西藏的势力，提供大批军械和金钱，策动向康区部署重兵，进行川藏战争。当驻守昌都的四川边军统领彭日升热衷于内讧，派部队东趋炉城（康定），加入军阀混战时，噶伦喇嘛降巴登达指挥的藏军已叩昌都之门，其结果则是边军缴械投降，藏军东渡金沙江，直抵雅砻江岸。由于英国直接插手，导演签订了所谓为期一年的“川、藏停战协议”，致川、藏关系更为复杂。
据史记载：中国代表陈贻范在英国代表、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的威胁下草签所谓《西姆拉草约》十一条的过程。当时英国代表威胁陈贻范，如不同意草约，则将其中第二条“中国在西藏享有宗主权”和第四条“中国可派大员驻拉萨，并带不超过三百人的卫队”的两款取消，并于十一条之外，另附声明文件，以“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及“中国政府颁发达赖喇嘛封号，由中国驻拉萨长官正式转授之”作为诱饵，表示让步。英国代表以最后通牒的口吻说，条约草案，不许更动；并说，如中国再不接受英方的草案，即宣布会议破裂，英国将直接与西藏地方订约。陈贻范被迫在草约上画行草签。据北洋政府外交部编《会议双方争执之要点》说：“三年（公元1914年）4月27日，准陈专使来电，以英员告以‘所拟约稿，业与藏员画行，如贵专员不于今日画行，则约稿中之第二、第四两款，全行删去，即与西藏订约，不再与贵专员商议云云。目睹情形，彼甚坚决，因从权画行，免致决裂’等语。政府以此项约稿，损失过巨，于是年5月1日，照会英使，声明界务一端，不能承认”。在全国人民群起反对下，北洋政府命令陈贻范在英人威胁下，他的非正式的草签只是他个人的行为，是无效的。公开声明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于是英国和西藏地方竟然于1914年7月3日在该条约上签字，并发表声明，声明英、藏双方业经承认草签的条约，因此对双方均有拘束力，双方同意只要中国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中国将排除享受由于该条约所发生的一切权利。
当英国和西藏地方的代表双方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时，中国方面由陈贻范代表当场发表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该条约未得中国同意，英、藏方面签字画押，中国万不能承认。同时，又由中国驻英公使向英国政府作同样否认的声明。
西姆拉会议时，中国人民尚不知晓英帝国主义还搞了另一场阴谋。当1914年2月，中国政府代表与英方在争论西藏地区的范围问题时，英帝国主义竟背着中国政府私下和西藏地方代表进行了一笔秘密交易，它逼迫诱惑西藏地方代表在所谓“印藏边界图”上签字盖章，割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
秘密交易的过程是这样的：英方以支持西藏地方独立并帮助将四川军队赶出西康为诱饵，由充当主要角色的英国代表团顾问柏尔拿出他们早就准备好的一张只用粗略红线标示的所谓“印藏边界图”，让西藏地方代表签字。这张地图把中国西藏地方的门隅、珞隅及下察隅三大地区，包括在这些地区西藏管辖的寺院、庄园、贵族的产业、西藏地方政府任命的宗本、定本及归属西藏地方政府的各族部落，全部划归英印所有，占地约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西藏地方代表夏扎及三大寺代表以兹事太大，不敢同意这条线。但在柏尔的威胁利诱下，只好向拉萨请示。夏扎给司伦雪康的信中说，柏尔明白表示，若不同意，在汉藏问题上不予帮助。因此他顾虑会惹恼英方，使英汉勾结起来，我方孤立无援，给宗教和政治以严重影响云。在英方的这种威胁下，司伦雪康给夏扎回信说：“本来这次（指划麦线）将政府、世家、寺院的土地、百姓、收入丧失给外人，政府所受的损失及长远危害甚巨，但如使西藏衷心依靠之大英政府有所不悦，是不合适的。希望强调提出要求，今后能使西藏获得独立，并使康区的汉军官兵全部立即撤回汉地，只要能做到这些，则在一奉到（英方）通知后，即可立即派人划界及将西藏政府的收入和土地、百姓，移交给大英政府之人员。”
就在这种条件下，西藏地方一些农奴主、亲英派、分裂主义分子同意了印度和西藏地方边界的划线。当西藏地方代表夏扎在签字时还表现推诿，迟疑不决时，柏尔就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什么样子都做出来了”。就这样，秘密、非法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的换文和在“麦线”图上英国和西藏地方代表双方签字的事，发生在1914年（藏历木虎年）3月24、25日。到了7月，中国政府还不知道他们进行的这场秘密交易，并划出了一条“麦线”而就中国拒绝签字，英国和西藏地方代表签了字的“西姆拉条约”继续交涉。英国和西藏地方在西姆拉会议的整个过程中都瞒着中国，背着中国代表私下进行的这场秘密交易，不用说它是非法的，就是“西姆拉条约”本身也被中国代表及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其无效，没有法律效力，更谈不上这个秘密的“麦克马洪线了”。
在“五四”运动的震撼和全国舆论的督促下，北洋政府认识到必须恢复同西藏的直接联系。
民国8年（公元1919年），由外交部发出荒谬的“歌电”，以向各关系省、区征求意见为名，公布了西姆拉会议的一部分交涉内容。电文发出以后，国人始知西姆拉会议议案草约有所谓“内、外藏区域”！而此“内、外藏区域”即系川边、青海的地区，北洋政府“欲割弃而不忍，欲保全而无法”，蒙蔽国民先后已七年于兹矣！“歌电”立即引起国内一片强烈反对，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区，纷纷通电谴责。有的学生——包括留日学生等组织示威游行，通电抗议，坚主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西藏的行政区划，亦久已明确，更不需要重划“内、外”。北洋政府外交部在全国反对下，乃于民国8年（公元1919年）夏，指示甘肃省督派出以朱绣、李仲莲为首，藏传佛教红教喇嘛古朗仓、黄教喇嘛拉卜仓等组成的代表团前赴拉萨，进行联络。
十三世达赖两面政策使西藏与中央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清光绪二十一年人（公元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陀典嘉木措亲政，兼理商上事务（西藏有山上与商上之名，僧官谓之山上，俗官谓之商上）。
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达赖受俄僧次安尼堪布（雅特人，通晓俄、蒙、藏三种文字，俄皇赐以勋章，驻藏十余年，充达赖之侍讲，俄与藏之关系，皆此人为之也）之蛊惑，私遣外部长官大喇嘛赴俄，上俄皇以“护法皇帝”之号，并贡方物。由此，俄人势力深植于西藏。日本承认英国经营西藏之权利，英国承认日本经营朝鲜之权利。
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英、日协约成。
是年，中外报章有宣传中、俄密约之说，英人震惧，又因藏人惑于俄之甘言，亦思离英而亲俄，俄商及军队潜踪入藏者，络绎于途。于是英人通牒于总署，责我不能弹压。
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五月，英人乘日、俄战争之机，借口于条约不能实行，令边务委员惠德带兵二百人，直抵干坝，至甲冈，拆毁那金俄博，驱逐守界藏兵。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正月初三日，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派卫队欢迎之。卫队归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济仲大喇嘛，于琉璃桥畔饮弹而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开枪乱击，僧众亦有带伤者。一时全城震动，人民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联豫电告政府，有旨：“设法追回。”
十六日，上谕：“西藏达赖喇嘛阿旺罗卜藏吐布丹甲措（即陀典嘉木措之转音）济寨旺曲却勒朗结夙荷先朝恩遇，至优极渥。该达赖具有天良，应如何虔修经典，恪守前规，以期传衍黄教。乃自执掌商上事务以来，骄奢淫逸，暴戾恣睢，为前此所未有。甚且跋扈妄为，擅违朝命，虐用藏众，轻起衅端。光绪三十年六月间，乘乱潜逃，经驻藏大臣以该达赖声名狼藉，据实纠参，奉旨，暂行革去名号。该达赖行抵库伦，折回西宁，朝廷念其远道驰驱，冀其自行悛改，饬由地方官随时存问照料。前年来京朝觐，赐加封号，锡赍骈蕃，并于起程回藏时，派员护送。该达赖虽沿途逗留，需索骚扰，无不量予优容，曲示体恤。宽既往来，而策将来，用意至不深厚。此次川兵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藏人本无庸疑虑。讵该达赖回藏后，布散流言，借端抗阻，诋诬大臣，停止供给，迭经剀切开导，置若罔闻。前据联豫等电奏，川兵甫抵拉萨，该达赖未经报明，即于正月初三日夜内潜出，不知何往。当经谕令大臣设法追回，妥为安置，迄今尚无下落。掌理教务，何可迭次擅离？且查该达赖反复狡诈，自外生成，实属上负国恩，下辜众望，不足为各呼图克图之领袖！阿旺罗卜藏吐布丹甲措济寨旺曲却勒朗结即著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并著驻藏大臣迅即访寻灵异幼子数人，缮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罅定，作为前代达赖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朝廷彰善瘅恶，一秉大公，凡尔藏中僧俗，毕吾赤子，自此次降谕之后，其各遵守法度，共保治安，毋负联绥靖边疆，维持黄教之至意。钦此！”
其实，据《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载：藏历木龙年，公元1904年7月25日，入侵英军到达曲水渡口，基巧堪布帕西·阿旺欧珠受达赖喇嘛派遣，前去与英军军官荣赫鹏谈判。但英军坚持要和达赖直接谈判。达赖考虑，如果会见英国军官，谈判只能屈从英方的条件，这样，本人难以承担由此而给政教及现今和未来带来危害的责任。于是产生了出走内地，向皇太后皇上面奏佛业遭难的念头。藏历6月15日夜离开布达拉宫北上。说明十三世达赖恐受英军侮辱，被迫出走的。
昏庸无能丧权辱国的驻藏大臣有泰参奏达赖潜逃。清朝政府草率做出处理决定，回电：“着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代”。
达赖既革，赴诉英、俄。其到印度也，印督待以国宾之礼，复与俄人私订协约，故英、俄两国皆抗议之照会致我政府。而印度大吉岭一带之喇嘛，开一大会，满场一致议决三条：
（一） 认中国革去达赖一事，为侮辱佛教，要求复达赖喇嘛之职；
（二） 要求中国撤回驻藏之兵；
（三）要求将驻藏大臣革职。
时驻俄公使萨荫图电请政府，别赐法号却勒朗结，召之归国，使抚柔藏民。而新疆巡抚、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库伦、阿尔泰诸办事、参赞大臣等联名电奏，谓：“蒙古人民不以朝廷举动为然，请召还已革达赖以镇抚之。”政府未准。乃命外部照会英使，同时又命驻藏大臣联豫在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商埠各派巡警二百名，维持秩序，保护外商。并增加军队，饬堪布等随时安抚藏民。
民国元年三月四日，达赖致电政府，略谓西藏土地、人民、政事，当照第五世达赖时代办理云云（五世达赖时代者，即有清尚未入关，其时我与西藏以打箭炉分界）。中央政府接电后，立发复电，谓“如此要求，断不承认”。顾达赖置若罔闻欲将驻藏汉兵尽驱境外，又要求钟颖由靖西出境。并谓“若再迁延，将以兵力从事。”钟不得已，由印度回京。达赖复令驻扎东路之番兵，围攻江卡（即宁静县）、盐井各处之华军，以致连日战斗，有恃无恐，甚嚣尘上。
四月，达赖与商上各番官，暨诸堪布、喇嘛，在布达拉大开会议，议决四条。其文如下：
（一） 由内地来藏之汉人，限半年以内一律离境；
（二） 汉人之为西藏土著者，限一年以内一律出境；
（三）三十年以内，藏地不得驻扎汉兵；
（四） 若民国政府派兵来藏，藏人不能阻止时，即请英人出面制止，并以特别权利，报酬英人。
是时，中央对于藏事，处治颇善，十二月二十八日发表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而达赖周围之番官、堪布等鉴于英人侵略各部落之野心，力劝达赖内附。略谓以西藏之兵力、财力论，恐难独立，且有外力侵者之虞！于是内附之条件以定。
（一）西藏永远不设行省；
（二）西藏行政权归藏人主持之；
（三）不在西藏驻扎汉兵；
（四）从前受领之俸给，及其他之给与，当倍加其数；
（五）西藏财力不足时，由中央给之；
（六） 对于现任要职之喇嘛、番官，当从丰给以金钱。
十三世达赖喇嘛精明强干，是藏传佛教杰出的宗教领袖，也是在政治上执行两面政策、有争议的人物。他投向英帝国主义，通过西姆拉会议，与英国达成秘密交易，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和扶植下，梦想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和赶走在西康的川军，致使川藏之间，争战多年。但他也看到英国并不完全可靠，甚至还要阴谋颠覆，但又怕他随时派兵犯藏。对此，可能出自内心，这就是他的两面政策。其一个方面是想要和中央政府维持联系，即历史上纯粹属于宗教方面的“供施”关系，这就是他强调的恢复原来关系的实质。而另一方面，则想利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封建神权，周旋于中央政府和英国之间，以“供施”关系，保持一种“半独立”状况。他后来和朱绣等谈话的意思非常明确：第一，他声明亲英非出本心，乃是因驻藏大臣逼迫太甚；第二，他表示倾向共和，同谋五族幸福；第三，西姆拉会议的草约，他并不坚持，可以考虑修改。这种态度可以说还是友好的。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民国时期第一次对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正式表明的态度。然而，他在和朱绣等举行的拉萨会议讨论川藏停战问题时，则又坚持“暂以雅砻江为界，静候中、英、藏三方面特派全权代表在拉萨或昌都会议”，仍在依赖英帝，执行两面政策。这种两面政策，一直贯穿在他后半生生活中。当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即派其驻北京雍和宫的堪布贡觉仲尼为“赴藏慰问专员”，提出八个问题征求达赖喇嘛意见时，他虽要求在南京、北平、西康设办事处，并以西藏驻京办事处作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联系机构，派贡觉仲尼为驻京总代表。但在回答蒙藏委员会所提出的第一条问题：“西藏与中央关系应如何恢复？”时，则说：“中央能将中藏施主关系，照前至诚有信之待遇，而西藏以前，原系至诚相见，现在更要竭力拥护中央。”这明确他所要的“原来关系”就是“施主关系”！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于1930年还载有：
“一名叫刘曼卿的妇女到西藏朝佛，向达赖喇嘛呈交了蒋介石的信。”达赖喇嘛于1930年5月接见刘曼卿，请她回南京见到蒋介石除交给他的书信外，并转达以下的口头意见：
“吾所最希望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前偶闻某某（指冯玉祥与阎锡山）先后叛变，吾日诵经持咒，以祝其平复，君等此次亦在三大寺念经礼佛，于中国不无益处。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力军人，重若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你我。倘武力相持，藏军素剽悍，吾决无法制止其冲突。兄弟阋墙，甚为不值。”
“印度人民近来因反对英国，受极度之压迫，有难言之痛苦，国在扶助弱小民族之立场上，应予以切实之帮助。”
“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与习俗不相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
上述的这些资料，虽说明这时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有了初步的改善，但主要的是拒绝答复中央对西藏地方行使统治权的问题，反而提出“施方关系”，仍在两面政策中打转！然而，就是这些接触，仍受英国的破坏：英国首先挑唆尼泊尔因商务问题出兵西藏，因达赖喇嘛请国民政府援助、接济军械，国民政府致电尼泊尔制止出兵，并派员赴尼泊尔调查，英国恐南京政府插手而其阴谋暴露，只好自己出面担任调解人而了结。其次，煽动挑起川藏战争和青藏战争。关于川藏战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藏历铁羊年（公元1931年）记载：“藏方派出藏北总管代表索康·旺钦次丹为签字人，至直擦寺签署青藏协议。”
英帝煽动挑起的川藏、青藏战争的惨败，沉重地打击了达赖喇嘛执持的两面政策。
1933年藏历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于格桑颇章附近的寝殿，享年53岁。
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评价，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曾写过一篇回忆录，转引如下：
“达赖喇嘛颇称精悍……，其内心则常觉接近祖国以延续其对西藏之封建神权统治，终较沦入英国外教之殖民统治为得策。加之西藏广大爱国力量对他也不无影响，所以在他一生中有不少事实说明他既不易为亲英上层分子所左右，亦不全受英帝国主义所衔勒，长期对祖国抱若即若离的犹豫观望态度。这种态度也与祖国当时反动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帝国主义的软弱屈从、认为不足恃等因素有极密切之关系”。
上引孔庆宗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帝国鼓动与煽惑下，想搞什么“大西藏国”，执行两面政策，一生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但经过20余年的经验与教训，自怨自艾，晚年初步倾向中央政府，但仍企求历史上的“供施关系”，企图在中央政府“至诚有信”之下，取得“施主诚意，谋西藏安全”，当然这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但他也关心祖国统一，如在尼泊尔向西藏出兵对策上，他首先要求中央协助，可见他还是有倾向祖国的思想。达赖喇嘛不是一个完人，但应该基本肯定他是西藏近代史上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领袖人物。
朱锦屏赴藏和谈取得了民国以来前所未有之进展
民国成立，藏番违命，川边沦陷，丧师误国，闻者寒心；兼之欧战告终，外交愈形棘手，西藏万一有变，则川、滇、青、新将无安枕之日，而我甘肃，近火先焦，岂得安然无事耶！已未之秋，朱绣奉甘督张勋帅之命，出使西藏，遂于民国8年（公元1919年）阴历闰七月廿九日，马麟派堂弟马彪率骑兵122人及驮骡牛队约200余头，由湟源启行，取道海南小路。是日，早八时，由湟源起程，陈泽藩县长及绅、学各界祖饯于湟水桥畔。前来欢送的丹邑人氏约2000余人，场面非常壮观与热烈。朱一行向南行，由蒙古道循湟水入药水峡，十五里过茶汉素卡，三十里至药水塘，四十里遇雨，至克素尔。牛益三与唐棘亭、张幕备饭，李献臣诸公二十余人，于此送别，别酒一卮，共道几声珍重，前程万里，惟祝两字平安，海藏路杳，良友情多，余于此行，殊不能无所恋也。旋绕东科尔寺，山巅积雪甚多。六十五里，宿窝药脑。此处本沮洳之地，万山重叠，风甚寒，华氏寒暑表降至三十二度，梦丹峡之水，由南山顺流而下，绕哈拉库图尔城，西向东流，与东科尔各水相合，谓之湟水南源。是晚大雨。
朱绣赴藏路途遥远，风餐露宿，枕戈待旦，行走十分艰难，困苦之旅可想而知，同时不时受到西藏亲英分子和英驻藏代表千方百计阻挠他们顺利行进。形势云谲波诡，犹如白云苍狗。据《海藏纪行》记载：三十日，早六时，由窝药脑起程，十五里过水沟，至甘青分界处（原有碑，上镌丹噶尔西南界，乾隆五十一年立）谕日月山，路坦坡平，山有上下二路，上为赴茶汉城之道，下即赴海南之路也。五十里雷声大作，风雪交加，遂宿于倒淌河尔（乌兰布他拉克河，发源于騩山及日月山之西麓，向西流入青海）滨，察汉城在北山之麓，昔为镇海营副将驻防之地，与镇海协营副将用一关防，今则并无居民，只一海神庙耳（第年宁海镇守使祭海时，与蒙藏各头目会盟于此）。此处一片旷野，千布鲁番帐罗列于山坳之间，遥望青海，水天一色，碧波万顷，亦大观也。
八月初一日，昨日偶失防范，失去黑骟马一匹，令人遍寻于倒淌河之四周，杳无踪迹，不得已与千布鲁百户送点心哈达，托彼代寻，该百户欣然应允，即派人在察汉陀罗亥寻获。百户名次亨加，年三十余岁，其父名锁南巷秀，通汉语，善应对，能服其众，于民国6年逝世，其子有遗风焉。
初九日，阴。早五时，朱绣由羊肠沟中起程，向西行，过大牙壑，风雪骤，寒若严冬，忽枪声隆隆，果洛番什廿余人由山谷驰马而来，直行掳掠，卫兵即开枪击之，贼见人众，未敢向前，旋被卫兵射击，始败退于山巅。自此向西南行，入山谷，山湾曲折，陡坡频经。四十里，至乱泉滩，一片沙漠之地，不生寸草，前途四十里内无水，惟此滩有泉数处，旅行作为饮料之地。正在前进之际，风雪愈大，云雾迷人，遥望前途，隐隐然有物成群，其状如牛，同行者目为野牛，欲以枪击之，余恐为家牛，又疑为大股果洛在当道抢劫也，禁勿击，遂令哨长马炳臣等十余人往探之，知为由玉返湟之商人，众心始安。
廿一日，由增宁昂向西行，下山出南沟，番民结庐而居，过麻泥滩，于拉布寺，即与拉布仓、古朗仓喇嘛相会。
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注）记载：关于古浪仓和拉布仓二人当时曾被甘肃督军张广建召集兰州开会，商讨赴藏事宜，会后令各自返回寺院协助朱绣做好赴藏的准备工作。
拉布仓喇嘛，名江永洛桑嘉措，系代玛堪钦元登巴系统之第十三世活佛。代玛堪钦为宗喀巴弟子，明永乐时奉宗喀巴之命，在玉树称多拉布地区弘传格鲁派教法，受群众信奉，曾得到明王室的支持，颁赐了佛像和禅杖等法器（明时对玉树的一些藏传佛教寺院，曾有不同程度的政治上的使用，如玉树边遣寺曾以保护通天河津渡而受到敕封）。代玛堪钦系统除在称多兴建、改宗了一系列寺院外，还在西康石渠县创建过石渠寺等及在青海都兰建立仁乃寺（亦名切贡寺），受到蒙藏群众的信奉，被尊称为拉布坚贡（拉布依怙主），拉布寺成为玉树地区格鲁派各寺的主寺，逐步成为该地区的一个小型的政教合一实体。清雍正初收抚时，称为“喇嘛拉布库克”，以司木鲁乌苏河（通天河）津渡之差，免纳贡马。这个系统的第十二世吉热多吉，贯通五明，学识渊博，曾于同治时期赴北京朝觐，受呼图克图封号，命为拉布族百户，还御赐小金匾一块。民国初年时，匾文已漫漶不清，只同治三年数字，尚可辨认。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赐寺名为“普济寺”，由西宁办事大臣锡英制匾颁送，悬于寺内。该寺原有藏文寺刻本，连同上述遗物，在“文化大革命”时化为灰烬。这位活佛还在果洛弘法多年，颇受果洛各族尊敬。他的转世，就是这位第十三世江永洛桑嘉措，即拉布仓，他是一位颇有远见卓识的活佛，民国初年前去北京，20年代与西宁道尹湖南黎丹私交甚笃，协助黎丹创办西宁藏文研究社，参与黎丹主编的《藏汉大辞典》编撰工作，对藏汉文化交流颇有贡献。他在北京时，看到北京街道建筑整齐，京都农田规模宏伟，深受启发，回拉布寺后，着手整治拉布水河道，辟荒滩为良田，兴修水利，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改建农村房舍，使拉布地区面貌焕然改观。他富于商业思想，扩充该寺原有小型商业系统为四个吉索（商号），发展寺院经济，其商队遍布康北、玉树通天河北部地、石渠一带，以及拉萨、西宁、丹噶尔各地。值得一提的是他自西宁回去后，于20年代中，曾先后两次派牛队赴湟源专门拉运杨树苗去拉布栽种，第一次拉运失败，未能种活。第二次改进运输方法，每捆树苗用毛毯包裹，途中每晚浸在水中，以免枯死，千里迢迢，数十日辛苦，终于换得了使拉布沟小流域中绿杨婆娑的景观。1943年，他又从育成的杨树林内，选采了近千株树苗运往结古，绿化这座千古荒漠的古镇。他从北京回来后聘请内地工匠，在拉布烧砖、烧制石灰，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建筑人物，把拉布寺扩建为具备汉藏风格的雄伟寺院。朱绣等赴藏时，他被选派参加，成为重要一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古浪仓通作古朗仓（公元1871-1932年），青海尖扎人，名久哲曲英多吉，德格佐庆寺高僧，青海尖扎南宗寺古朗仓纳措让卓玛第三世，1916年被北京政府册封为宁海红教(宁玛派)总教长,曾赴北京、印度等地游学,协助黎丹创办西宁藏文研究社,亲自教学,参加黎丹主编的《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对藏汉文化交流贡献良多。他一生以其宗教地位，致力于民族教育，是奠定现代青海民族教育基础的人士之一。他不仅贯通内典，对天文、医药也极其精到，对现代科学技术，如利用沼气照明等，积极钻研，颇有成效，为青海藏传佛教中最早的开明人士之一。
朱绣、亚青、拉布仓、古朗仓于古历九月初二日由拉布寺抵结古（法图名盖古多），适值霍马番商（原川边霍耳绰倭、章古、白利各族在甘孜、邓柯一带领寺院资本，贸易西藏）罢市出境，贫民生计断绝之际，市面萧条，人心恐惧。当此经营青海之秋，岂可生此风潮，即派人往喀沙（原喀沙为邓柯属，距结古一百二十余里），以和平办理。
初七日，霍巴单骑至结古者四十余人，未带货物。初八日，朱绣等与亚青及古朗、拉布二佛，传集霍巴诸商，询问一切。霍巴呈递番文禀一年，历叙各苦况，及不得已而出境之情形，要求减税率，维持番商，援川边甘、邓二县之例，凡炉茶入境，每八牛驮征卢比一元（原四川铸，重三钱两分）；并请嗣后对于二十五族出产品（原虫草、麝香、羊毛、各种皮张时），约三十分钟，尚不能尽其辞，令以简单之言答复，最不易得。旋与税官屡经磋商（原副司令兼充税官），不但不能就绪，反形决裂。霍巴闻此消息，复将出境。
结古居民三百余户，其中霍巴九十余家，陕西商人三十余家，洮岷商人二十余家，余一半多属穷民，常作佣于霍巴；所出各种毛织物，亦由霍巴所需用，如使霍巴出境，不但国税停滞，则穷民生计亦将断绝矣。于是一面与税官婉言磋商，一面传霍巴头目班马得清等多方面劝导，费半月之力，始克就绪。拟定：炉茶入境时，每百牛驮内减征十五驮，以作该商饮料，并不准于二十五族出产品两方皆征，风潮始息。从此霍巴仍旧贸易，而贫民免困苦之患，故结古男女老幼，无不合掌诵佛，感激朱绣一行之德者。
在玉树时，此次运粮之骡，因天气严寒，草被雪压，除沿途倒毙疲乏外,至结古尚存二十六头，瘦弱不堪,势难远行，不得已而贱价出售(原每头卖银三十二两)，亏本八百余金，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嗟呼，天何厄之甚耶！
近来噶布伦噶隆喇嘛带兵出藏，已抵昌都，于是藏大路及川边一带，谣传丛生：可谓甘肃派红教喇嘛古朗仓率兵攻藏者，或谓西藏派兵防者，不准特派员入境者。以致囊谦一带，民心惊惶，大有拔帐避兵之势。朱绣等遂与达赖喇嘛及驻昌都之噶布伦噶隆喇嘛分别致函，详言余等来藏情形，以免误会。
廿六日，张子申由称多来，言：“果洛番伙科麻族与西宁商人迭次来函言，本年货过境时，决不放行”等语。因而各商停顿，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拉布坚贡八十牛之行李（货物），到麻拉易后，又被果洛掳掠尽净矣。嗟呼！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哀我旅行，其何以堪！
适于苟筱斋处见甘孜县知事史三长来函示：“阳历十月廿八日，英领事庆路易由甘孜赴昌都，与噶尔伦交涉让石、邓路事及停战协议”。
昨晚十时，玉树司令部专差送来番汉信两件。不谙番文，先阅汉信。马玉山言，噶布伦由昌都来信，言余等赴藏，伊其喜，听候请示达赖，再行入境云云。在角纳请一老僧，读噶布伦之番信，词亦如之。然朱绣等余既起程，断无候信之理，只得冒险前行，再看机会何如耳。
八年（公元1919年）十月，朱绣等行至西藏边境，探知达赖派兵扼守怒江，以防甘军入藏。朱绣等恐生误会，致书详陈情形。达赖知无恶意，始撤怒江之兵，并派藏官欢迎于当拉岭。
十二月二十日，朱绣等抵拉萨，屡与达赖、班禅晤谈，感情甚洽。惟红、黄教旨为冰炭，不承认古朗仓发方，询以英使在京争持划界一事，达赖不知。旋由达赖、班禅、三大寺（即：哲蚌寺、色拉寺、噶勒丹寺代表全藏僧侣，有参议政治之权）、四噶尔伦各派代表于拉萨大众公所会议办法。是时，停战期满，藏军已由各处征兵，实行内犯，川省内部决裂，同室操戈。陈氏困守炉关，饷械断绝，不得已而函托甘边玉树理事苟萃珍，请宁海镇守使马麒电请甘督，转呈中央，由甘拨给饷械，不能行车运送川边。
九年（公元1920年）三月，拉萨会议屡经双方讨论，结果仍依民国七年暂行停战条件，略加修改，取消停战期限，并声明川、藏两军，赓续停止战事，暂以雅砻江（藏名扎曲）为界，政治风云极其微妙。从北京到拉萨，英帝国主义阴谋无所不用其极之际，十三世达赖喇嘛“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排除各种干扰，撤怒江之防，派人迎接朱绣等于青藏边界，在拉萨与朱绣等晤面数次，在团结、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廓清过去的隔阂，共同磋商了未来的和平蓝图。我们看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中对此事有这样的记载：
十二月，接见从青海来拉萨敬献礼品的陕甘总督的专使周修（译者对音有误）和李仲林二专员及宁玛派喇嘛古朗仓等人。上午，由政府的僧俗接头人、译师相互交换哈达，通过翻译详谈。
十四日，再次接见陕甘总督专使，相互磋商许久。
三月，出席埋藏养地宝瓶和修供时轮法会，抛撒驱魔朵玛后，设茶宴为陕甘总督主仆一行等人话别送行。
四月上旬，朱绣等出藏回甘，濒行之际，达赖设筵祖饯，声言“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云云。复与甘肃张督军及宁海镇守使赠哈达、金佛、藏香、红花多种，并亲交汉藏合璧正式公文一件，其倾向共和之心，较达赖殆有过之。
当时，英帝国主义挑拨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急先锋查理斯·柏尔不得不在《西藏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哀叹“中国使者经西藏东部长途而至拉萨，淹留四五个月后，仍于1920年4月离拉萨返回，自是中国在拉萨的影响渐大，中国使者设法腐化西藏人民使其反英”。
七月，朱绣等回甘，具呈西藏详细报告，并达赖、班禅等之正式文件，由张督军转呈中央。
1920年9月，朱、李二人呈报抵藏工作情形文：
“(前略)莲等抵藏后，极力解释嫌疑，联络感情，疏通意见。达赖颇示，内向之忱，对于莲等格外优待，殊深喜慰。旋经莲等宣慰一切，达赖即选派代表五人与莲等会议，连开会数次，……惟查各方面情形，藏番对汉甚愿照旧和好，不过因人挑剔，借口陈使草约，空言抵制耳。中央若能派员议和，藏番必形让步，万不致以陈使草约坚持到底，破坏和议也。况西藏内部本系新旧两派，旧派居十分之七，新派只居十之二三，旧派以藏王及总堪布、三大寺为最有势力者，多数尚有思念故国之意。新派以四噶布伦为最，常受英人愚弄，借为护符。而此四人中又以现驻昌都统兵官降巴丹达为最。现在降巴丹达颇知英人阴毒，甚愿内向，又恐我国不能保护，只持保守主义，以俟将来。……为今之计，亡羊补牢，尚未为晚。况最近英使在京所提各条，莲等面询达赖，达赖并不明情。足证英人从中作祟，殊非藏人本心反抗中央也。以上各节，系莲等抵藏调查该番实在情况，颇有挽回之机。伏乞转呈大总统设法补救，收我故之土地，不惟川、滇、甘、新之幸，实为全国人民之幸也。”
1920年7月1日甘肃督军张广建为派员赴藏事致大总统电：
“甘省遵令派员赴藏一案，顷据汉员李仲莲、朱绣及佛僧古朗仓、拉布仓等四员庚日由拉萨函称：‘莲等前由江孜所发漾电，计早呈鉴。旋见达赖暨藏王、噶布伦等磋商派人赴京解决川藏各事，以释嫌疑而联感情。达赖等以事关重要，非得三大寺及大众商议不能解决。以故迁延多日，未能决定。复由达赖暨藏王、噶厦等饬令大众公所，由三大寺及大众特派代表僧俗五人与莲等磋商一切，在大众公所连开会议三次，感情颇好，前嫌尽释，该代表等均形欢悦。并谓中藏交情，从此断而复续，甚愿照旧和好。……’同时，据宁海镇守使马麒函称：‘西藏达赖喇嘛驻湟噶尔王奉洛桑更登于旧历三月间来到湟源，赍有达赖送呈宪台信函、礼物。本拟即日晋省，因该噶尔王奉不服水土，卧病旅舍，兹由职使专差将达赖函物及该噶尔王奉禀件赍呈。窃维西藏本中国属藩，关系至深，因前清末季不善抚绥，致生猜贰，然其眷念宗国之意，始终未忘，特劫于外力，无可如何。……此次达赖遣使报聘，不为无意。达赖与职使书内称洛桑更登是渠心腹，遇事可靠，如有机密要件，不妨告知，必能达到目的。嗣后关于藏内一切事件，仍望始终维持，以飨倾向之念。但藏地要情千万勿令外人窥知，免生他患等语。观此则达赖倾向之诚及畏某国如虎之说，不为无因等情，并据传达赖派委噶尔王奉洛桑更登禀称：窃噶尔仰蒙达佛派为驻湟(湟噶），由藏起身，于旧历三月间驰至皇皓（湟源）。临行时，达佛委呈督帅番官文安禀一纸，本藏土仪数件，封交噶尔亲身晋省面投，以伸倾向。噶尔远番进口，不服水土，兼之天时炎热，以致成疾。深恐迁延时日，负误委托。因赴宁乞宁海马镇守使派弁先将函物赍省，俟病痊再行趋谒。噶不揣冒昧，用敢直陈。伏乞大施怀柔，曲予赏收，并赐回笺，以便赍归而慰远念’等语，并连同达赖礼物函件一并转到。其函译文曰：‘甘肃督军鉴：远劳遣使，损辱手书，并赐隆仪，殷殷垂问。拜登之下，惭感交深。贵督军肝胆照人，不遗在远，荩筹周密，景佩莫名。达赖喇嘛身体粗安，堪慰存注。藏事一切平稳。兹派洛桑更登送呈缎哈达一条，以通款曲；净哈达一条，以保平安；佛像一尊，藏香七把，以资供养；又附氆氇四匹，缎子二匹，避瘟药四包，请一并笑纳。如遇机密要文，请即告知洛桑更登可也’等语。查李仲莲等函称各情与达赖所发札文均相吻合。……汉员李仲莲、朱绣二员尚属肆应有方，仰赖德威，致令达赖幡然憬悟，遣使来甘，藉通款曲，倾向之忱，溢于言表，其为某国牵制，未能派人赴京，概可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