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前向低收入阶层发放补助金或实物，是众多地方政府的例行之规，今年成都市以新颖的消费券替代补助金模式之所以引人眼球，最主要的原因是契合当前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现实之需，也与台湾地区全民发放消费券政策以及蒙代尔的中国万亿消费券建议相呼应。
　　消费券在经济萧条期屡次现身，近有台湾地区的每户派发3600元新台币的消费券计划，远有1999年的日本，适逢泡沫经济，为活络经济，向15岁以下65岁以上以及弱势群体发放消费券，总值达6000多亿日元。但最终效果却差强人意，这笔消费券仅有三成被用于消费，而六成以上则被转化成现金，存入银行了，对GDP的拉动作用也微乎其微。
　　鉴于此，成都百元消费券对内需的拉动作用不宜奢望过高。成都发放消费券的总额仅为当地全年GDP的万分之一，即使产生10倍的乘数效果，也仅是全年GDP的千分之一而已，何况消费不大可能有10倍乘数效果。纵然按蒙氏建议，中国政府对每个公民发放百元人民币购物券，理论上可以拉动中国经济1.33万亿元,相当于中国一个季度GDP的18％，但是谁能确保不重蹈日本覆辙——消费券转为现金，落袋为安？
　　投资、建设一直是中国公共财政的一大特点。例如最近大张旗鼓的国家4万亿和各地的数十万亿投资计划中，资金将大都流向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承认，政府过去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扩大生产，因此在扩大内需方面一直相对缺乏经验。这使得公共财政投入甚至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一提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必是大项目、大基建。而与民生发展关系紧密的教育投入、社会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职能投入，则相对不足。让利于民、还富于民等政府支出，尤鲜为之。这也就带来了一个大家谈论已久的话题——因为缺少足够的社会保障，大家有钱不能花，导致民间消费不足。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占GDP的71％，而中国却不到40％。
　　消费券的意义也正在于此——通过消费券，政府开始有意识地还利于民，以改变“国富民穷”之态势。试想，政府公共财政如能均衡基础设施和公共职能服务的投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后，则无须再以消费券形式刺激，民众自然愿意从银行取出以往定位中的 “救急钱”进行消费，关在笼子里的“老虎”被放了出来，内需不足的困扰自然迎刃而解，这才是政府惠及全民的“消费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