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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声树字梧梓，凡是和他相交较早较久的，很少人不称他为梧梓，我写这篇文字，还是习惯地称他梧梓。
他的确是“由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的爱国主义不始于坚决拒绝去台湾，而是至迟开始于七七事变时。他于一九三八年写了一篇《<诗·卷耳、>“采采”说》，文末写了一段附言：
去岁卢沟桥之变，岛夷肆虐，冯陵神州。……不自揣量，亦欲放下纸笔，执干戈以卫社稷，遂举十年中藏读之书、积存之稿而尽弃之。人事因循，载离寒暑，未遂从戎之愿，空怀报国之心，展转湘滇，仍碌碌于几案间，良足愧也。
自然，怎么样才能真正“卫社稷”，当时只是埋头书本的丁梧梓是不甚了解的，结果落得“空怀报国之心”而已。那几句话，不仅是自愧，其中包含多少酸辛。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他喜欢听钱玄同先生的“音韵沿革”和《说文解字》两门选修课。他是玄同先生的得意学生。他熟于《说文》，又于残本《切韵》、《广韵》以及历代韵书、字书有研究。他写的毕业论文，玄同先生给他一百分，一时传为美谈，足见他于古人所谓“小学”功力之深。他又长于“经学”，于《诗经》用力尤深，好几篇关于《诗经》的训诂论文，结论都凿切不移。关于他的治学方法，可以说出下列几点。
第一，能结合实际，解决实际问题。重庆有个北碚，碚字读培，还是读倍，不见于各种字书。不少人也不愿意探讨这个问题的。一则管它读阳平声或者去声，无关宏旨。二则古今字书都没收这个字，在古今若干万部书中去寻觅这个字的音读，实在太费劲了。梧梓不这样看待。我不晓得他查了多少书，他却肯定以“碚”为地名的，不止北碚，更有著名的宜昌虾蟆碚、荆门十二碚，于是乎遍考两宋人诗文集和与此有关的书，用各书异体字作“背”，苏轼、苏辙兄弟唱和诗都有“碚”字，依诗的格律，应读去声。另外还用了若干宋人材料作论证。真是狮子搏兔，用尽全力。古今字书所没有的字，今天《现代汉语词典》却有了，说：“碚，bèi地名用字：北碚(在四川。”连注音短短十一个字，得来好不容易！读者试翻阅《“碚”字音读答问》，便足以知道了。山西省南部有个河镇，字，依晋南方言，应该读kē。可是自《康熙字典》以后的字书、词典，如《辞源》《中华大字典》《辞海》《国语辞典》都音ǎn，没有kē音。他于是写了一篇《说“”字音》一文，用历史上各方面的材料来印证，《康熙字典》的ǎn音(邬感反)，本于《韵会举要》和《洪武正韵》；而kē音(苦合切)却来自《龙龛手鉴》。《康熙字典》的编者，瞧不起《龙龛手鉴》，音苦合切，依《康熙字典》自订条例，纵不列入正文，也应“另到备考中”，然而这个音竟未列入备考中。梧梓不惜从若干种书籍中，肯定“”字应该读kē，《龙龛手鉴》的反切是正确的。《现代汉语词典》“”字条说：“河kēhe地名，在山西”。又说：“匝kēzā<书>周围环绕。”这短短总共不到二十字的两条，不知费了作者多少心力！由此类推，一部《现代汉语词典》，那么多字和词条，几乎倾注他半生精力。以他的博洽矜慎来主编《现代汉语词典》，无怪乎是书行世后不胫而走了。
第二，他每为一文，一定先把有关资料搜集得十分完备。引用各书，必参考不同版本。如果引用“经书”，甚至还参考汉石经残字，如《释否定词“弗”“不”》(载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引用《尚书·盘庚中》“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便引《隶释》所载《汉石经》“弗”作“不”。又如《广韵》入声“物”韵“弗”纽内有“不”字，并注云，与“弗”同。梧梓考之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故宫博物院所藏王仁胸《刊缪补缺切韵》和唐写本《唐韵》，“物”韵内都没有“不”字，便断定今本《广韵·物韵》里的“不”字是宋代人所增加。这样细密而认真，一直是他治学和工作的负责精神。他的论文所引用的资料是无懈可击的。
第三，他每为一文，不但收集正面例证，更重视反面例证，也列举和他论点不相涉的有关例证。总之，前后左右每个方面都考虑周到。拿《论<诗经>中的“何”“曷”“胡”》(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一文而论，某些用法，只见于《诗经》，《尚书》却和《诗经》有所不同。即在《诗经》中，也有不同用法，梧梓也举了出来；甚至《易·损·卦辞》只有一条不符合他的论点的例句，他也举出来。再举《诗经“式”字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一文论，他从“式”字每与“无”字对言，“式”又与“虽”字对言，审其辞气，断定“式”是“应当”之义。复从“式”字说到“职”字，“职”和“式”古音相近，《诗经》“职”字也有和“无”对言的，因此，“职”也和“式”一样外，可以解作“应当”。除此之，《诗经》中还有难以解释的“式”字，他都一一列举出来，好使其他学人继续研究。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实足以为今日治学者的楷模。
第四，他每为一文，不但不抹煞前人的成就，就是同时人的帮助，他一定也注明出来，从不掠美。譬如《<诗经>“式”字说》，曾引朱熹《诗集传》，然后说：“朱因《诗》之上句言‘虽’，故增‘亦当’二字于下句以足其义，初非以‘当’解‘式’，而适符‘式’字之本旨，妙得诗人之语意矣。”朱熹仅仅偶然得诗人之语意，他也给以说明。又如《<诗·卷耳、>“采采”说》，毛《传》、孔颖达《正义》、朱熹《集传》以至陈奂《毛诗传疏》都把“采采”看作及物动词，“采采卷耳”“采采”的“采采”是采而又采(采即今之采字)，但戴震《诗经补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却认为采采是叠字形容词，形容卷耳和二种植物的繁茂。自然，戴、马之说是正确的。梧梓既详引了戴、马二人的论证，又把全部诗经的叠字考察一番，得出结论，不但《诗经》没有及物动词叠字为用之例，就是先秦群经诸子也没有这个确例。从《诗经》本身构词造句之例已可以证明戴、马二人之说，更何况先秦所有书籍没有毛传所说“采采”的及物动词连用的例句呢？梧梓仅仅为证实戴震、马瑞辰之说，不惜将全部《诗经》的叠字加一番整理研究，从而得出确凿结论，但把功劳仍归于戴震、马瑞辰诸人。又如他的《“碚”字音答问》，曾引郭允蹈《蜀鉴》引《夷陵志》，他注明说：“此条承友人张苑峰先生惠示。”(苑峰是张政先生的字。)又如《说“”字音》，曾引《新唐书·杨再思传》，又注明：“《杨再思传》一条是高景成同志检示的。”又如《<说文>引“秘书”为贾逵说辨正》(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一本)一文附记有云陈庵()先生曾检示《易纬乾凿度》说“易一条”云云。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更是今日青年人所应该学习的！
他的确是“由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的爱国主义不始于坚决拒绝去台湾，而是至迟开始于七七事变时。他于一九三八年写了一篇《<诗·卷耳、
去岁卢沟桥之变，岛夷肆虐，冯陵神州。……不自揣量，亦欲放下纸笔，执干戈以卫社稷，遂举十年中藏读之书、积存之稿而尽弃之。人事因循，载离寒暑，未遂从戎之愿，空怀报国之心，展转湘滇，仍碌碌于几案间，良足愧也。
自然，怎么样才能真正“卫社稷”，当时只是埋头书本的丁梧梓是不甚了解的，结果落得“空怀报国之心”而已。那几句话，不仅是自愧，其中包含多少酸辛。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他喜欢听钱玄同先生的“音韵沿革”和《说文解字》两门选修课。他是玄同先生的得意学生。他熟于《说文》，又于残本《切韵》、《广韵》以及历代韵书、字书有研究。他写的毕业论文，玄同先生给他一百分，一时传为美谈，足见他于古人所谓“小学”功力之深。他又长于“经学”，于《诗经》用力尤深，好几篇关于《诗经》的训诂论文，结论都凿切不移。关于他的治学方法，可以说出下列几点。
第一，能结合实际，解决实际问题。重庆有个北碚，碚字读培，还是读倍，不见于各种字书。不少人也不愿意探讨这个问题的。一则管它读阳平声或者去声，无关宏旨。二则古今字书都没收这个字，在古今若干万部书中去寻觅这个字的音读，实在太费劲了。梧梓不这样看待。我不晓得他查了多少书，他却肯定以“碚”为地名的，不止北碚，更有著名的宜昌虾蟆碚、荆门十二碚，于是乎遍考两宋人诗文集和与此有关的书，用各书异体字作“背”，苏轼、苏辙兄弟唱和诗都有“碚”字，依诗的格律，应读去声。另外还用了若干宋人材料作论证。真是狮子搏兔，用尽全力。古今字书所没有的字，今天《现代汉语词典》却有了，说：“碚，bèi地名用字：北碚(在四川。”连注音短短十一个字，得来好不容易！读者试翻阅《“碚”字音读答问》，便足以知道了。山西省南部有个
第二，他每为一文，一定先把有关资料搜集得十分完备。引用各书，必参考不同版本。如果引用“经书”，甚至还参考汉石经残字，如《释否定词“弗”“不”》(载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引用《尚书·盘庚中》“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便引《隶释》所载《汉石经》“弗”作“不”。又如《广韵》入声“物”韵“弗”纽内有“不”字，并注云，与“弗”同。梧梓考之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故宫博物院所藏王仁胸《刊缪补缺切韵》和唐写本《唐韵》，“物”韵内都没有“不”字，便断定今本《广韵·物韵》里的“不”字是宋代人所增加。这样细密而认真，一直是他治学和工作的负责精神。他的论文所引用的资料是无懈可击的。
第三，他每为一文，不但收集正面例证，更重视反面例证，也列举和他论点不相涉的有关例证。总之，前后左右每个方面都考虑周到。拿《论<诗经>中的“何”“曷”“胡”》(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一文而论，某些用法，只见于《诗经》，《尚书》却和《诗经》有所不同。即在《诗经》中，也有不同用法，梧梓也举了出来；甚至《易·损·卦辞》只有一条不符合他的论点的例句，他也举出来。再举《诗经“式”字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一文论，他从“式”字每与“无”字对言，“式”又与“虽”字对言，审其辞气，断定“式”是“应当”之义。复从“式”字说到“职”字，“职”和“式”古音相近，《诗经》“职”字也有和“无”对言的，因此，“职”也和“式”一样外，可以解作“应当”。除此之，《诗经》中还有难以解释的“式”字，他都一一列举出来，好使其他学人继续研究。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实足以为今日治学者的楷模。
第四，他每为一文，不但不抹煞前人的成就，就是同时人的帮助，他一定也注明出来，从不掠美。譬如《<诗经>“式”字说》，曾引朱熹《诗集传》，然后说：“朱因《诗》之上句言‘虽’，故增‘亦当’二字于下句以足其义，初非以‘当’解‘式’，而适符‘式’字之本旨，妙得诗人之语意矣。”朱熹仅仅偶然得诗人之语意，他也给以说明。又如《<诗·卷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