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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在《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中表达了目前很重要的一种学术研究模式——“往前看，向后走”。知名学者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中谈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才培养中“再现型”人才和“发现型”人才的区别时，也表达了实质一致的看法，即如何把一种学术上创新的“思想火花”(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的略具戏谑式说法)，真正坚实地落脚到学术材料的搜集与学术见解的论证功夫上来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有学术从业者都应该引以注意的。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写作走过了较为曲折的历程，其成果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但是时至今日，女性文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歧化女性身体体验的文化合法性与忽视文学文本的鲜活经验和差异性，即为其中最主要的两端。肖瓦尔特曾说女性主义批评是“理论风暴中的经验主义孤儿”，但这一见解似乎总是难以得到恰如其分的反映。为此，龙长吟撰写的《两性对立的女人——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衍论》值得一读。由于作者资深的批评家身份，及数十年在文学评论和文学教育“最前线”的甘苦自知的实践，此作颇能阐微发隐，引为新声，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甚而是对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界研究风气中某些失误的颇有份量的补正。
一
《两性对立的女人》(下称《两》著)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新见。
《两》著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的著作。中国文学作品里的女性形象，过往的研究并不自成体系，《两》著将“女性形象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单独提出，正是针对轻视女性形象的偏失。在引用蓝爱国《女人的命运——新时期乡村小说女性形象类型论》指出的中国女性形象在经历了神话传说中女娲“超女性”形象，诗经时期“爱情女性”形象，汉乐府时期“离女”形象，唐宋以后妓女形象，明清时代的佳人形象五个阶段之后，《两》著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聚焦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上，并将其“命名为‘现代形象期’或‘摩登形象期’”。书中提出了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思路：“从男女对立中研究女性形象”，并从恩格斯的经典社会历史学理论、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凯特·米勒特等女性主义理论，以及自希腊男女同体的原初神话、俄瑞斯忒斯杀母克吕泰墨斯忒拉神话、中国土家族的“毛古斯”舞、大禹治水传说、马林诺夫斯基对特洛布里安德岛母系氏族社会的研究、玛格丽特·米德对萨摩亚性习俗的调查、列维·斯特劳斯对禁忌的论述等文化人类学内容，考察了男女性别对立的悠久历史。著作还旁涉“女儿目”、“女儿乳”一类民间文本，和佛教《华严经音义》、《佛本生故事》等宗教文本，以及奥涅尔《大神勃朗》、卢梭《爱弥儿》等丰富的外国文学文本，将这一思路具体化，提出男女对立的“两大内容(生理对立、权力对立)、四种模式(男性自然生理的优势压迫女性；男性对女性的家庭专制；文化的意识形态歧视；男女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实际上的不平等)”和“一个焦点(性的征服与被征服)”的缜密阐述体系，并指出性别对立是一场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或“最甜蜜”或“无比残酷”以至“疯狂”的战争。
《两》著提出的“百年性爱描写的V型曲线”见解和“男女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不同风貌”等命题，也颇有意义。前者指出，由于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新文学中百年性爱描写，走了一条“V”型的曲线：上世纪初冰心散文等对性爱规避的古典时期，走向性爱描写V型曲线第一个“敞开”期标志的是1928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间经过1930年代左联至延安时代的“收敛”期、和建国后(1950年代初以后)的“禁忌”期，至文革中，性爱描写进入了“禁锢”期：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几乎完全失去了女性的特征，女性描写降到了谷底；1979年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女性的新时期叙写开始进入“解冻”期，虽然当时还只能写及圣洁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19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放开”期，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进入“开放”期，到1990年代后期进入“泛滥”期；直到木子美、尹丽川、竹影青瞳等“下半身写作”的出现，中国新文学中百年性爱描写最后形成了“第二个高端的终结”。《两》著也提到了意识形态在女性形象塑造中的决定性作用。前述两个命题中的后者，谈到了一个女性文学形象塑造历史的有趣的现象：“男作家笔下男主人公常常拥有几个美女；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身边常常围着几个男性或私有几个男人。”《两》著认为，在男作家那里，女性总是以“看与被看”的姿态出现的；而女性作家则不同，一般她们不大关注女性的外貌，却极其注意女性的内心情感。《两》著指出，男女作家在这方面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文化立场与写作姿态的差别，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由此带来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的“审美情趣、艺术风格的界线非常明显”的现象。书中并提到了施耐庵《水浒传》和女作家谢冰莹《巧云之死》中潘巧云的不同，以及潘金莲形象塑造中的两种明显不同的叙述指向。《两》著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事实上是对以下较为隐蔽的学术问题的延伸叙述：女性文学形象塑造中存在着歧化女性身体体验的文化合法性的现象——同样是女性形象，对“看”与“被看”的描述方式在男性立场和女性立场那里，是非常不同的，而彼此基本上都在进行着大规模的、自说自话式的差异表达。这个问题在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女性叙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此外，《两》著重新阐释了女性形象研究的意义。《两》著着眼于“把女性还原成真正的人”，追求一种“见‘人’见‘女’又见‘性’，见社会见历史又见生理”的女性文学研究。著中指出女性形象研究的意义，在于反拨过往新文学女性形象“既不见‘人’，也不见‘女”’的“外围研究”和“用群体性取代个体性，阶级性取代人性”所带来的“人性隐退和丧失”的偏失，认为“个性解放”正是“女性形象塑造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美学命题”。《两》著进而对后现代的抽象主义美学的研究风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为了阐述女性文学形象反抽象的丰富性，《两》著把女性形象划分为感伤型、欲望型、叛逆型、浪漫型、苦难型、贵族型、革命型等七种类型，并在以女性形象为本体的前提下，研究了女性形象与女性实体的关系，女性形象与男权文化及文化建构的关系，女性形象与塑造者作家之间的关系。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作者还将女性形象研究的价值归结于“把男性作家塑造女性形象的问题也纳入了研究的范畴”。《两》著一反传统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女人“祸水”说、以曹雪芹为代表的女人“水做的骨肉”说、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女人“罪恶的花朵”说等基本阐释模式，列举了女人和女性形象人性特征的“十个方面”：曼妙的形体、娇好的面容；柔弱性；“地母”本能；视爱情为生命；激情和幻想的气质；生养性；注重物质生活与细节；直觉本能；爱说谎；因婚姻而生的谨慎而躁动 的赌性，等等。作者说，“不同的女性与女性形象，各自人性特征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但大都脱离不了这十个特征的大框架”。作者提出了一种良好的愿望：“通过本专题的研究，可以大大张扬人的主体性，激活人的本性，让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有利于防止人种的蜕化，有利于人性的复归、张扬和完善。”这恰恰是一种类似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伙伴关系”的男女“双性和谐”的美好图景。
二
《两》著在上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范畴内的价值以外，还有更多的值得借鉴的学术意义。
首先是著述的亲历性问题。《两》著在这方面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作为一本曾经面向本科生授课的专著，书中提到了阐述体系所需要的大量散见于其他学术专著、当年报章杂志、影视作品、宣传材料以及自身在漫长的经历(包括当年的政治学习)中经验和体认的鲜活材料，其数量和多样性实堪惊奇，且论证扎实而饱满，颇有当年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民族志”研究风格。而著中隐约表达出的“复调”声音更是弥足珍贵。例如，《两》著提到了1940年代胡风《论中庸》一文，表明了1940年代罕有的回应五四“个性解放”思想的声音。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所遭遇的命运，指出1940年代初文艺界正式开始的对人性论批判中，《莎菲女士的日记》就成为了将作品中人物与作者等同起来的先河(说丁玲就是资产阶级莎菲女士)。《两》著更是提及一个非常罕见的关注领域——女性同性恋问题。丁玲《暑假中》、《岁暮》，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石评梅《玉薇》，庐隐《丽石的日记》、《飘泊的女儿》，谢冰莹《给S妹的信》和梅娘《鱼》等涉及到的女同性恋描写问题，是目前尚不普及的同志文学研究的涉足。《两》著还提到1 94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和文革中的一些作品的“修改史”问题，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创业史》、《青春之歌》等。虽然尊重已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两》著仍然带有鲜活性的叙述特点，并且多数地方能见从己出，实属难得。另如雷抒雁《小草在歌唱》等诗歌所写的张志新，包括张志新案从1979年初春的平反，到1998年、2000年《南方周末》的两度披露真相的过程，等等内容。学术操作由于其对客观性的要求，以及学术研究累积性方式所带来的效果，学术研究中的亲历性问题显然越来越被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但值得注意的是，亲历性体验从来都是人文学术研究的宝贵资源。如当年朱自清先生1929年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洪子诚先生完成于上世纪末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钱理群先生《与鲁迅相遇》，以及王晓明、蔡翔、朱寨等学者的学术研究，正是充满了鲜活性体验前提下的著述。这些文本往往在本来就颇为不易的历史准确性之外，能更兼具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但反面的例子当然也不少，如文学史编撰的相互抄袭和非体验式叙述的渐而“公式化”，特别是今天部分学者对于文革文学、知青回忆的批判性研究，等等。
其次是文学研究中读者意义的问题。读者逐步上升为文本意义的塑造者的历程，是由来已久的。美国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谈到“18世纪的文学面对着的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读者队伍，它必定削弱那些……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保持一种职业性或半职业性兴趣的读者的相对重要性”。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说，“几百年以来，文献中的情形都是这样，以致很少一部分作者与数以千计的读者相对峙”。但“在上世纪末出现了一个变化，随着新闻出版业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读者——首先是逐个地——成了作者……这肇始于日报向读者开辟了‘读者信箱’。现在，几乎每一个参与劳动的欧洲人都完全能在任何地方成为劳动经验、烦恼、新闻报道或诸如此类事物的读者，由此，在概念上区分作者和读者就失去了根本意义”。即使是对于被精英阶层一向低视的通俗文学乃至庸俗文学，这个问题也同样是存在着的。葛兰西在《葛兰西论文学》中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即便是商业文学，在文化史上也不应该被忽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甚至是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一部商业性小说的成就，表明了(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标志)‘时代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即在‘沉默的’群众中间什么样的感情和世界观在占据主导地位。”1960年代联邦德国康士坦茨大学教授姚斯和伊瑟尔等五名文艺理论家创立的接受美学，1980年代传到我国，对我国文艺理论及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的偏差。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其实一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启蒙文学与通俗文学争夺读者的问题，启蒙文学“向下行”的大众化、民族化努力，和通俗文学“向上行”的变革(如张恨水等)，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中谈到“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不仅是文艺作品，研究文艺的学术著作，更应该尊重读者。过往一些甚至比较著名的现当代文学史在写到读者的作用时，操作起来也还是比较勉强，带有“划块组合”的特点，显得有些言不由衷。《两》著在强调读者意义方面，则有着许多突出的表现，如前述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差异问题，对于女性形象的历史性解读和人性化解读(如张志新、林道静、江竹筠等)，对于亲历性内容的重视，等等，正是女性形象在读者视角意义上的阐释。特别是著述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的以读者对象为指向的学术目标，更是在更高意义上的对读者地位和能力的尊重。
最后是学术写作中的叙述格调问题。戴燕《文学史的权力》提到了文学史的“写作”如何隐蔽地取得一种合法性“权力”的过程：“中国文学史的与历史结盟，使它拥有了科学的强大背景，通过教育，又使它成为普遍的共识和集体的记忆，正统论的辨析，使它与国家意识形态及政府权力彻底联系在一起，而一套经典及经典性阐释的确定，则使它获得了永久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当代文学史撰写者的选择，有时甚至会带来直接的纷扰，如当年王瑶先生在讲到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时就说过：“有时还会有人打上门来，说你对他的评价如何如何不公，他是如何如何伟大等等，你必须随时警惕不要迁就强者，不要只顾息事宁人!”很幽默地提出了学院经典化可能遭遇到的“权力”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的表达，是如何将当代西方细致化的文学理论和我们的文学与生活中鲜活的中国经验，特别是“底层”经验结合起来，避免文学史撰写中体验性的稀薄和对文学文本的逃遁、“经典化”所体现出来的学院化权力话语对大众读者的藐视、男性与女性对文学经验合法性的过度歧化的阐释，以及过分依持省略了大量新鲜时代经验与学科拓展、学术成果的“启蒙”体系等等弊病。《两》著虽然不是一本文学史著作，但在尊重历史、重视文本方面同样做出了许多努力：不仅将“革命”女性江姐、林道静、张志新 等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来研究，而且将目前“正史”尚没有太多关注的“玉女”形象如春树、易粉寒、米米七月等作品的主人公作为叛逆女性形象的一种来研究；不仅涉及人类学型女性形象如翠翠、三仙姑、曹七巧，也包括民俗型阿诗玛、刘三姐等和通俗型李莫愁、黄蓉、阿紫等女性形象；不仅容纳了作为歧化言说的女性形象如潘金莲、潘巧云，也容纳了被遮蔽的同性恋女性形象等等。《两》著对于上述女性形象的分析，颇多创新之处，且作出的评价旨在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决不迎合。龙先生更坦言，之所以把女性形象单列出来进行专门研究，特别值得提到的意义，在于“弥补高校教学之不足”。作者批评说“无论一些重点教材，或者说国内最优秀的大学文科教材，在文本分析上依然有偷工减料、避重就轻的毛病……这个忽略人物形象的研究风气不改变，文学研究落不到实处!”《两》著表现了难得的广阔视野、复调立场和鲜活的史论结合式叙述风格，正是文学史撰写体例和学术研究中非常可贵的尝试。
事实上，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历史不长。上世纪前期至1980年代初，约70余年，是介绍与遮蔽并存的时期；而1980年代初到新世纪，是女性文学研究获得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并进入学科规范体制、深入至文化研究层次的时期。期间当然也存在着一些相对的缺憾。其中龙长吟著述的《两性对立的女人——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衍论》在奉献出了珍贵的学术成果之外，也同样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如书中对二十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形象“现代形象期”或“摩登形象期”的命名，或许可以略有改进。原因在于，“现代”或“摩登”更像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似乎如“解放形象期”这样的命名更能与前述的命名体系相属。再者，将男女性别对立的“一个焦点”，定位在“性的征服与被征服”，也正是归结于备受争议的佛罗伊德的“本能论”层次，排斥了文明社会应有的社会学内容。《两》著对于弗·杰姆逊、利奥塔德、鲍德里亚等所言的当下知识“后现代状态”的一定的排斥，表现出一种阐释力量的缺憾。而且，《两》著一部分源自原先的讲课稿，成篇多少有些匆遽。但这些问题毕竟瑕不掩瑜。龙先生学术生涯多年，有《民族文学学论纲》等五部有份量的专著和九部合著问世。尤其是对于湖湘文化的浸淫领悟，使他每能得湖湘文化敏锐与创造的灵气。他从作品和形象出发，纵览多种文学理论和作家创作的得失之后，最终回归“文本”与“文学”的研究思路与实践，实在值得学界驻步思之。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写作走过了较为曲折的历程，其成果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但是时至今日，女性文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歧化女性身体体验的文化合法性与忽视文学文本的鲜活经验和差异性，即为其中最主要的两端。肖瓦尔特曾说女性主义批评是“理论风暴中的经验主义孤儿”，但这一见解似乎总是难以得到恰如其分的反映。为此，龙长吟撰写的《两性对立的女人——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衍论》值得一读。由于作者资深的批评家身份，及数十年在文学评论和文学教育“最前线”的甘苦自知的实践，此作颇能阐微发隐，引为新声，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甚而是对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界研究风气中某些失误的颇有份量的补正。
一
《两性对立的女人》(下称《两》著)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新见。
《两》著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的著作。中国文学作品里的女性形象，过往的研究并不自成体系，《两》著将“女性形象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单独提出，正是针对轻视女性形象的偏失。在引用蓝爱国《女人的命运——新时期乡村小说女性形象类型论》指出的中国女性形象在经历了神话传说中女娲“超女性”形象，诗经时期“爱情女性”形象，汉乐府时期“离女”形象，唐宋以后妓女形象，明清时代的佳人形象五个阶段之后，《两》著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聚焦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上，并将其“命名为‘现代形象期’或‘摩登形象期’”。书中提出了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思路：“从男女对立中研究女性形象”，并从恩格斯的经典社会历史学理论、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凯特·米勒特等女性主义理论，以及自希腊男女同体的原初神话、俄瑞斯忒斯杀母克吕泰墨斯忒拉神话、中国土家族的“毛古斯”舞、大禹治水传说、马林诺夫斯基对特洛布里安德岛母系氏族社会的研究、玛格丽特·米德对萨摩亚性习俗的调查、列维·斯特劳斯对禁忌的论述等文化人类学内容，考察了男女性别对立的悠久历史。著作还旁涉“女儿目”、“女儿乳”一类民间文本，和佛教《华严经音义》、《佛本生故事》等宗教文本，以及奥涅尔《大神勃朗》、卢梭《爱弥儿》等丰富的外国文学文本，将这一思路具体化，提出男女对立的“两大内容(生理对立、权力对立)、四种模式(男性自然生理的优势压迫女性；男性对女性的家庭专制；文化的意识形态歧视；男女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实际上的不平等)”和“一个焦点(性的征服与被征服)”的缜密阐述体系，并指出性别对立是一场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或“最甜蜜”或“无比残酷”以至“疯狂”的战争。
《两》著提出的“百年性爱描写的V型曲线”见解和“男女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不同风貌”等命题，也颇有意义。前者指出，由于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新文学中百年性爱描写，走了一条“V”型的曲线：上世纪初冰心散文等对性爱规避的古典时期，走向性爱描写V型曲线第一个“敞开”期标志的是1928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间经过1930年代左联至延安时代的“收敛”期、和建国后(1950年代初以后)的“禁忌”期，至文革中，性爱描写进入了“禁锢”期：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几乎完全失去了女性的特征，女性描写降到了谷底；1979年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女性的新时期叙写开始进入“解冻”期，虽然当时还只能写及圣洁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19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放开”期，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进入“开放”期，到1990年代后期进入“泛滥”期；直到木子美、尹丽川、竹影青瞳等“下半身写作”的出现，中国新文学中百年性爱描写最后形成了“第二个高端的终结”。《两》著也提到了意识形态在女性形象塑造中的决定性作用。前述两个命题中的后者，谈到了一个女性文学形象塑造历史的有趣的现象：“男作家笔下男主人公常常拥有几个美女；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身边常常围着几个男性或私有几个男人。”《两》著认为，在男作家那里，女性总是以“看与被看”的姿态出现的；而女性作家则不同，一般她们不大关注女性的外貌，却极其注意女性的内心情感。《两》著指出，男女作家在这方面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文化立场与写作姿态的差别，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由此带来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的“审美情趣、艺术风格的界线非常明显”的现象。书中并提到了施耐庵《水浒传》和女作家谢冰莹《巧云之死》中潘巧云的不同，以及潘金莲形象塑造中的两种明显不同的叙述指向。《两》著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事实上是对以下较为隐蔽的学术问题的延伸叙述：女性文学形象塑造中存在着歧化女性身体体验的文化合法性的现象——同样是女性形象，对“看”与“被看”的描述方式在男性立场和女性立场那里，是非常不同的，而彼此基本上都在进行着大规模的、自说自话式的差异表达。这个问题在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女性叙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此外，《两》著重新阐释了女性形象研究的意义。《两》著着眼于“把女性还原成真正的人”，追求一种“见‘人’见‘女’又见‘性’，见社会见历史又见生理”的女性文学研究。著中指出女性形象研究的意义，在于反拨过往新文学女性形象“既不见‘人’，也不见‘女”’的“外围研究”和“用群体性取代个体性，阶级性取代人性”所带来的“人性隐退和丧失”的偏失，认为“个性解放”正是“女性形象塑造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美学命题”。《两》著进而对后现代的抽象主义美学的研究风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为了阐述女性文学形象反抽象的丰富性，《两》著把女性形象划分为感伤型、欲望型、叛逆型、浪漫型、苦难型、贵族型、革命型等七种类型，并在以女性形象为本体的前提下，研究了女性形象与女性实体的关系，女性形象与男权文化及文化建构的关系，女性形象与塑造者作家之间的关系。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作者还将女性形象研究的价值归结于“把男性作家塑造女性形象的问题也纳入了研究的范畴”。《两》著一反传统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女人“祸水”说、以曹雪芹为代表的女人“水做的骨肉”说、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女人“罪恶的花朵”说等基本阐释模式，列举了女人和女性形象人性特征的“十个方面”：曼妙的形体、娇好的面容；柔弱性；“地母”本能；视爱情为生命；激情和幻想的气质；生养性；注重物质生活与细节；直觉本能；爱说谎；因婚姻而生的谨慎而躁动 的赌性，等等。作者说，“不同的女性与女性形象，各自人性特征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但大都脱离不了这十个特征的大框架”。作者提出了一种良好的愿望：“通过本专题的研究，可以大大张扬人的主体性，激活人的本性，让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有利于防止人种的蜕化，有利于人性的复归、张扬和完善。”这恰恰是一种类似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伙伴关系”的男女“双性和谐”的美好图景。
二
《两》著在上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范畴内的价值以外，还有更多的值得借鉴的学术意义。
首先是著述的亲历性问题。《两》著在这方面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作为一本曾经面向本科生授课的专著，书中提到了阐述体系所需要的大量散见于其他学术专著、当年报章杂志、影视作品、宣传材料以及自身在漫长的经历(包括当年的政治学习)中经验和体认的鲜活材料，其数量和多样性实堪惊奇，且论证扎实而饱满，颇有当年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民族志”研究风格。而著中隐约表达出的“复调”声音更是弥足珍贵。例如，《两》著提到了1940年代胡风《论中庸》一文，表明了1940年代罕有的回应五四“个性解放”思想的声音。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所遭遇的命运，指出1940年代初文艺界正式开始的对人性论批判中，《莎菲女士的日记》就成为了将作品中人物与作者等同起来的先河(说丁玲就是资产阶级莎菲女士)。《两》著更是提及一个非常罕见的关注领域——女性同性恋问题。丁玲《暑假中》、《岁暮》，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石评梅《玉薇》，庐隐《丽石的日记》、《飘泊的女儿》，谢冰莹《给S妹的信》和梅娘《鱼》等涉及到的女同性恋描写问题，是目前尚不普及的同志文学研究的涉足。《两》著还提到1 94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和文革中的一些作品的“修改史”问题，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创业史》、《青春之歌》等。虽然尊重已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两》著仍然带有鲜活性的叙述特点，并且多数地方能见从己出，实属难得。另如雷抒雁《小草在歌唱》等诗歌所写的张志新，包括张志新案从1979年初春的平反，到1998年、2000年《南方周末》的两度披露真相的过程，等等内容。学术操作由于其对客观性的要求，以及学术研究累积性方式所带来的效果，学术研究中的亲历性问题显然越来越被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但值得注意的是，亲历性体验从来都是人文学术研究的宝贵资源。如当年朱自清先生1929年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洪子诚先生完成于上世纪末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钱理群先生《与鲁迅相遇》，以及王晓明、蔡翔、朱寨等学者的学术研究，正是充满了鲜活性体验前提下的著述。这些文本往往在本来就颇为不易的历史准确性之外，能更兼具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但反面的例子当然也不少，如文学史编撰的相互抄袭和非体验式叙述的渐而“公式化”，特别是今天部分学者对于文革文学、知青回忆的批判性研究，等等。
其次是文学研究中读者意义的问题。读者逐步上升为文本意义的塑造者的历程，是由来已久的。美国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谈到“18世纪的文学面对着的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读者队伍，它必定削弱那些……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保持一种职业性或半职业性兴趣的读者的相对重要性”。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说，“几百年以来，文献中的情形都是这样，以致很少一部分作者与数以千计的读者相对峙”。但“在上世纪末出现了一个变化，随着新闻出版业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读者——首先是逐个地——成了作者……这肇始于日报向读者开辟了‘读者信箱’。现在，几乎每一个参与劳动的欧洲人都完全能在任何地方成为劳动经验、烦恼、新闻报道或诸如此类事物的读者，由此，在概念上区分作者和读者就失去了根本意义”。即使是对于被精英阶层一向低视的通俗文学乃至庸俗文学，这个问题也同样是存在着的。葛兰西在《葛兰西论文学》中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即便是商业文学，在文化史上也不应该被忽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甚至是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一部商业性小说的成就，表明了(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标志)‘时代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即在‘沉默的’群众中间什么样的感情和世界观在占据主导地位。”1960年代联邦德国康士坦茨大学教授姚斯和伊瑟尔等五名文艺理论家创立的接受美学，1980年代传到我国，对我国文艺理论及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的偏差。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其实一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启蒙文学与通俗文学争夺读者的问题，启蒙文学“向下行”的大众化、民族化努力，和通俗文学“向上行”的变革(如张恨水等)，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中谈到“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不仅是文艺作品，研究文艺的学术著作，更应该尊重读者。过往一些甚至比较著名的现当代文学史在写到读者的作用时，操作起来也还是比较勉强，带有“划块组合”的特点，显得有些言不由衷。《两》著在强调读者意义方面，则有着许多突出的表现，如前述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差异问题，对于女性形象的历史性解读和人性化解读(如张志新、林道静、江竹筠等)，对于亲历性内容的重视，等等，正是女性形象在读者视角意义上的阐释。特别是著述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的以读者对象为指向的学术目标，更是在更高意义上的对读者地位和能力的尊重。
最后是学术写作中的叙述格调问题。戴燕《文学史的权力》提到了文学史的“写作”如何隐蔽地取得一种合法性“权力”的过程：“中国文学史的与历史结盟，使它拥有了科学的强大背景，通过教育，又使它成为普遍的共识和集体的记忆，正统论的辨析，使它与国家意识形态及政府权力彻底联系在一起，而一套经典及经典性阐释的确定，则使它获得了永久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当代文学史撰写者的选择，有时甚至会带来直接的纷扰，如当年王瑶先生在讲到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时就说过：“有时还会有人打上门来，说你对他的评价如何如何不公，他是如何如何伟大等等，你必须随时警惕不要迁就强者，不要只顾息事宁人!”很幽默地提出了学院经典化可能遭遇到的“权力”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的表达，是如何将当代西方细致化的文学理论和我们的文学与生活中鲜活的中国经验，特别是“底层”经验结合起来，避免文学史撰写中体验性的稀薄和对文学文本的逃遁、“经典化”所体现出来的学院化权力话语对大众读者的藐视、男性与女性对文学经验合法性的过度歧化的阐释，以及过分依持省略了大量新鲜时代经验与学科拓展、学术成果的“启蒙”体系等等弊病。《两》著虽然不是一本文学史著作，但在尊重历史、重视文本方面同样做出了许多努力：不仅将“革命”女性江姐、林道静、张志新 等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来研究，而且将目前“正史”尚没有太多关注的“玉女”形象如春树、易粉寒、米米七月等作品的主人公作为叛逆女性形象的一种来研究；不仅涉及人类学型女性形象如翠翠、三仙姑、曹七巧，也包括民俗型阿诗玛、刘三姐等和通俗型李莫愁、黄蓉、阿紫等女性形象；不仅容纳了作为歧化言说的女性形象如潘金莲、潘巧云，也容纳了被遮蔽的同性恋女性形象等等。《两》著对于上述女性形象的分析，颇多创新之处，且作出的评价旨在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决不迎合。龙先生更坦言，之所以把女性形象单列出来进行专门研究，特别值得提到的意义，在于“弥补高校教学之不足”。作者批评说“无论一些重点教材，或者说国内最优秀的大学文科教材，在文本分析上依然有偷工减料、避重就轻的毛病……这个忽略人物形象的研究风气不改变，文学研究落不到实处!”《两》著表现了难得的广阔视野、复调立场和鲜活的史论结合式叙述风格，正是文学史撰写体例和学术研究中非常可贵的尝试。
事实上，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历史不长。上世纪前期至1980年代初，约70余年，是介绍与遮蔽并存的时期；而1980年代初到新世纪，是女性文学研究获得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并进入学科规范体制、深入至文化研究层次的时期。期间当然也存在着一些相对的缺憾。其中龙长吟著述的《两性对立的女人——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衍论》在奉献出了珍贵的学术成果之外，也同样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如书中对二十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形象“现代形象期”或“摩登形象期”的命名，或许可以略有改进。原因在于，“现代”或“摩登”更像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似乎如“解放形象期”这样的命名更能与前述的命名体系相属。再者，将男女性别对立的“一个焦点”，定位在“性的征服与被征服”，也正是归结于备受争议的佛罗伊德的“本能论”层次，排斥了文明社会应有的社会学内容。《两》著对于弗·杰姆逊、利奥塔德、鲍德里亚等所言的当下知识“后现代状态”的一定的排斥，表现出一种阐释力量的缺憾。而且，《两》著一部分源自原先的讲课稿，成篇多少有些匆遽。但这些问题毕竟瑕不掩瑜。龙先生学术生涯多年，有《民族文学学论纲》等五部有份量的专著和九部合著问世。尤其是对于湖湘文化的浸淫领悟，使他每能得湖湘文化敏锐与创造的灵气。他从作品和形象出发，纵览多种文学理论和作家创作的得失之后，最终回归“文本”与“文学”的研究思路与实践，实在值得学界驻步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