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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已久的城乡不均在干旱面前被暴露得一览无遗，城市水资源丰沛与农村干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月20日，周六，中屏乡赶集的日子。
百年不遇的干旱让原本热闹的集市冷清了不少。村民们三三两两，见面就是一句话：“你们村子有没有找到水?”
27度的高温炙烤着空荡的街市，一些门市索性关门，一个灰头土脸的妇女，拽着山羊悻悻而归，她本想把它卖掉，但大早之际，买牲畜就是买累赘。距离集市不远，一群工人在干涸的河床上作业，原来从未裸露出的石头，让凿山贩石的商人省了不少工夫。
70岁的张大勋蹲坐在村小组长家的化肥门市前。没有云的日子一切都没有了生气，今年“3亩麦子没出芽就旱死了”。和张大勋一样，中屏乡的村民靠天吃饭，种些小麦、包谷，除了留足口粮，剩下的只够来年的种子钱。因为大旱，大多农民连种子钱都搭了进去。
村小组组长刘兴文家的化肥门市几乎是乡里春耕的晴雨表。在往年，每个周末的集市都能卖出四五万元的化肥，但今年只有千把块钱。如今，化肥门市分外冷清，而卖塑料桶的摊位却是人头攒动，装水的塑料桶已经成了农民必需的生活用品。
中屏乡隶属于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该县位于昆明市北部，北隔金沙江与四川相望，县城距昆明仅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持续近5个月的西南大旱让这个4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近一半的人饮水困难，25.7万亩农作物绝收。
截至3月18日，西南地区持续的大早现已造成云南全省2405万人受灾，60％的春粮因灾减产，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达170亿元。
找水，是村民们眼下最要紧的生活。
因水出走
中屏乡高照村是附近旱情最为严重的村子。从乡上的集市到高照村要坐一个小时的农用车。崎岖而颠簸的山路暴土飞扬，卷起的尘土令人窒息。
在云南山区，人们在山上的泉眼修一座水池，顺着山坡将水管引入家中。这种“山寨”自来水随着山泉水量的大小而变化，当泉眼不再出水时，就不得不重新寻找水源。云南的山地占了80％，平阔的坝子只有6％，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村庄与高照村一样，过着靠山吃水的日子。
如今，高照村80多户村民有了新的水源，上游的一个小水库，原本用于下游春耕灌溉，旱情加重后，村委会决定不再开闸，先保证人畜用水。
高照村距小水库有8公里，村民一天平均要背两趟水，一趟来回就要3个小时，“背不习惯的，一趟都背不回家”。69岁的张振辉掐指一算，自己背水已背了4个月，但乡政府的送水车直到20天前才到。
禄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今年1月起，群众已出现严重的用水困难，从1月20日起，乡镇政府视村庄的干旱情况为农民送水，随着干旱程度的加剧，送水的范围不断扩大。
送水车每天上午11点左右到达村子后并不直接供水，而是把水灌入村中水池，由村干部每天选派两户人家昼夜看守，既防外人偷水，又防村民自盗。直至第二天清晨6点，村民开始排队领水，每户1桶，每桶25公斤。村干部站在一旁记录，以防有人多领或冒领。
但一天一趟的送水频率无法满足村民的需求，村民早上排队领水，下午步行背水。原来有人在水库偷鱼，如今眼看着水快被淘空了，反倒没人抓鱼了，“现在是水比鱼金贵”。
小学课本中“一盆水”的故事在这里延续着：先掏米、洗菜，然后把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洗脸、洗脚，另一部分刷洗碗筷，最后再全部倒给牲畜。
与高照村相邻10多公里的大海资村，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个曾经因水资源丰富而得名的村庄，如今也在为水发愁。在昆明打工的李维艳这次专门回家接父母进城，“农村实在呆不下去了，没水没粮，坐在家里都要倒贴钱。”
根据昆明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最新数据，目前。干旱已致昆明全市80％农作物受灾，50％以上绝收。昆明市副市长李喜向媒体透露，今年春荒期间，昆明市将有80万人缺粮，需救济粮3.6万吨，折合粮款1.26亿元。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城打工，而云南当地政府也为灾区群众进城务工牵线搭桥，以缓解当地抗旱压力。在昆明南坝人力资源市场，来自农村加岁以上的务工者占了3／4，而且以夫妻居多，大多数是土地绝收，卖了牲口全家一起出来打工。
水分配困局
在距禄劝县城37公里的团街乡运昌村，村民黄文俊站在自家养殖场前一脸愁容。为了解决1500头猪的用水，他与父亲多次与乡政府协调，而每次对方都是“爱搭不理”。迫不得已，黄文俊将养殖场抵押给银行，贷款13万，在距养殖场10多公里的山脚下打了一口150米的深井，才稍解燃眉之急。
而掘井的巨大投入让绝大部分农民负担不起，他们只能逐水而生。
旱情日益加重，黄文俊担心过不了多久，井水也将干枯，他甚至做好了贱卖猪场还贷的打算。在距离运昌村28公里的地方，就是昆明市主城区的水源地云龙水库。
自2004年建坝蓄水以来，黄文俊发现，村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贯穿村里的河流有五六米深，如今只有四五十公分I原本河里有大鱼，现在连小虾都不见，此前村里靠河灌溉，后来就只能靠天吃饭。“其实干旱之前，我们就过这种日子了，东一桶、西一桶地找水吃。”黄文俊无奈地说。
云龙水库是昆明主城区供水水源的专用水库，位于金沙江支流掌鸠河的中上游，并兼顾下游农灌用水、防洪，库容4.48亿立方米。从2008年开始向昆明供水，目前，昆明城区日均用水量为85万立方米，水库2.5亿立方米的蓄水量足以支撑主城区顺利度过旱期。
而让黄文俊难以接受的是，村民们守着一个“大水盆子”却没水吃。“最晚6月就要下雨，这些水肯定是用不完，为什么不能救济一下我们，只要坝闸开一个10公分的小口，下游几万人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黄文俊一边比划着一边激动地说。位于云龙水库下游的团街乡原本是靠云龙水库放水灌溉的农田，但干旱让灌溉变得尤其艰难。“丰水期会放水供下游灌溉，但枯水期为保证城市供水，肯定是不会放水的。”昆明自来水公司相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黄文俊一样，村民们对大坝颇有看法。运昌村百姓世代喝着掌鸠河的水，然而，如今一座大坝，却让村民与水隔绝。“近水解远渴”的内心纠结在大旱面前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供昆明没得说，但至少要分给我们一口，收了水费，也要补偿我们一些吧。”谈起水库，一位村民略有些激动。
长期从事生态补偿研究的云南大学教授段昌群对于库区周围农民利益关注已久。他认为，修水库是牺牲上游农民利益，保证下游生产生活，因此旱灾来临只能让农民，特别是水源地农民承受旱情。“所以要对因为配置不合理而失去发展的农民进行经济和机会成本E的补偿。”
事实上，早在2002年，库区11756名村民因水库移民外迁就作出过牺牲。尽管对 大坝颇有微词，但与库区外迁至他乡的农民相比，运昌村的村民是幸运的，不需辗转搬迁，离乡背井。但如今，喝水成了最大的难题。他们要到几公里外的山上背水，本以为可以等到送水车，然而至今未见踪影，“也许政府认为我们村不是最困难的吧。”黄文俊无奈地摇了摇头。
旱情还在持续，有限的水如何分配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
云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达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原本水库是否放水由水电部门决定，但大旱当前，从1月底开始，为合理地调用当地水资源，水库放水必须由水库所在县的县长签字。
对于缺水的村庄，由政府组织送水。一般情况下，由县政府安排，各乡镇政府具体实施。石林县抗旱应急指挥部副主任赵树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送水仍以乡镇为主，县水利局将送水车发放至乡镇，各个乡镇再根据辖区内干旱情况自行组织安排，送水量及次数均有乡镇视情况而定。
“但县里并没有统一的水分配调度计划，全由乡镇一级说了算，这就增加了送水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石林县的一位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上，受地势和交通等客观条件影响，县一级政府在抗旱救援上颇为捉襟见肘。禄劝防汛抗旱指挥部主任师文进坦言，抗旱救援中60％～70％要靠群众自救，“全靠政府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7日，全市近80％乡镇受旱，造成71.04万人，43.2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有79座小型水库、596座坝塘干涸，86条河流断流。
干旱围城
与灾区相比，昆明似乎与干旱无关。若不是市内社区黑板上捐款抗旱的倡议书和每天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很难想象这是一座被干旱包围的城市。更鲜为人知的是，昆明是全国14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00立方米。
转变似乎来自2008年，总投资40亿元、长达90余公里的掌鸠河饮水工程全线贯通，云龙水库开始为昆明供水，一改昆明市区的饮水危机。如今，为昆明供水的两座水库总蓄水量达3亿立方米，按现在昆明日均用水85万立方米计算，在雨季到来之前，水务部门足以游刃有余地进行调度。
与农村截然不同的是，昆明城区水资源调配布局慎密，供昆明主城区的共有6个水库以及6个水厂，各司其职，严格按计划向昆明主城区供水。昆明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调度中心经理张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去年7月，即已经向输水较为困难的东南片区的宝象河水库进行了蓄水，并修建了一条1.4米宽的输水管道，这使得今年旱期昆明主城区并未受到影响。
尽管城市供水充足，但因输水管网设施并不配套，主城区向农村输入并不现实。
随着旱情加剧，昆明城区的现状与抗旱形势格格不入。不久前，城区一条水管爆裂，上百吨自来水流失，洗车、洗浴等高耗水行业仍如往常门庭若市。尽管昆明停止了城市景观用水，但并未采取其他相关限水措施。
昆明节水办主任龚询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在城市正常供水不能保障的情况下，才会采取限制性措施。昆明自来水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并未收到关于限水方面的通知。与之相对的是，自去年入冬以来，昆明受干旱影响的农村迅速增长，受灾人口和面积不断增加，受灾群众饮水困难的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曾有网友建议，为让昆明城区百姓感受干旱来临，每天限水一小时。对此，昆明节水办主任龚询木表示，昆明自来水管道为循环式管网布局，一旦停水很有可能形成压力失衡，造成管网破裂。
事实上，干旱已经悄然逼近昆明。昆明机场跑道因干旱而沉降破裂，地下水水位下降明显，城市菜品价格飞涨，原本1.8元1公斤的土豆，如今已涨至3.5元，导致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也随之增加。
当周边农民挑菜进城时，城里人丝毫感觉不到他们的困境，城市人在资源享用上的优越感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然而，唇齿相依，在经历了干旱之后，城里人才慢慢发现，农民挑菜的扁担似乎更像是个天平，当严重失衡，另一方就要为其埋单。
分配之辩
李维艳打好行李，准备带着父母来昆明打工。当农村无法让农民生活下去时，农民开始涌入陌生的城市。
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不均衡现象在干旱面前被暴露得一览无遗。城市用水的丰沛与农村的干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日前，中国水科院的高级工程师严登华向媒体表示，西南大旱与水资源配置调度不完善有关，一时引起媒体对城乡水资源分配的高度关注，关于西部农村水利设施滞后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
有专家指出，水分配的不均衡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农村水利投入过小。但昆明松华坝水库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姚畅荣指出，山区农民居住分散，几公里一个小村庄，并分别错落于不同的海拔，给供水配套设施建设带来巨大的困难。
对于守着水库没水吃的尴尬，禄劝县抗旱应急指挥部主任师文进也解释说，并非只因供城市而忽视农村，许多农户居住地高于坝区，很难引水上山，即便修了管道，农民也很难承受高水价。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刘钰则认为，城乡用水不平衡的现象确实存在，在旱灾来临的时候，先保人口密度大的地区的饮水，再保工业，最后农业，这也是《水法》里面规定的。因为我国农村比较广阔，如果一个地区一年绝收，东方不亮西方亮，总体上说还可以。目前农村的应急体系不完善，所以抗旱能力薄弱，农村饮水这块保证率低，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然而，干旱之后所暴露出的水分配危机更多的是一种警示：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重要。昆明目前已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大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以求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的被动局面，走出水分配失衡的城乡困局。
看着一整包的行李，李维艳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托着下巴——她不知道下一站是哪里。
3月20日，周六，中屏乡赶集的日子。
百年不遇的干旱让原本热闹的集市冷清了不少。村民们三三两两，见面就是一句话：“你们村子有没有找到水?”
27度的高温炙烤着空荡的街市，一些门市索性关门，一个灰头土脸的妇女，拽着山羊悻悻而归，她本想把它卖掉，但大早之际，买牲畜就是买累赘。距离集市不远，一群工人在干涸的河床上作业，原来从未裸露出的石头，让凿山贩石的商人省了不少工夫。
70岁的张大勋蹲坐在村小组长家的化肥门市前。没有云的日子一切都没有了生气，今年“3亩麦子没出芽就旱死了”。和张大勋一样，中屏乡的村民靠天吃饭，种些小麦、包谷，除了留足口粮，剩下的只够来年的种子钱。因为大旱，大多农民连种子钱都搭了进去。
村小组组长刘兴文家的化肥门市几乎是乡里春耕的晴雨表。在往年，每个周末的集市都能卖出四五万元的化肥，但今年只有千把块钱。如今，化肥门市分外冷清，而卖塑料桶的摊位却是人头攒动，装水的塑料桶已经成了农民必需的生活用品。
中屏乡隶属于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该县位于昆明市北部，北隔金沙江与四川相望，县城距昆明仅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持续近5个月的西南大旱让这个4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近一半的人饮水困难，25.7万亩农作物绝收。
截至3月18日，西南地区持续的大早现已造成云南全省2405万人受灾，60％的春粮因灾减产，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达170亿元。
找水，是村民们眼下最要紧的生活。
因水出走
中屏乡高照村是附近旱情最为严重的村子。从乡上的集市到高照村要坐一个小时的农用车。崎岖而颠簸的山路暴土飞扬，卷起的尘土令人窒息。
在云南山区，人们在山上的泉眼修一座水池，顺着山坡将水管引入家中。这种“山寨”自来水随着山泉水量的大小而变化，当泉眼不再出水时，就不得不重新寻找水源。云南的山地占了80％，平阔的坝子只有6％，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村庄与高照村一样，过着靠山吃水的日子。
如今，高照村80多户村民有了新的水源，上游的一个小水库，原本用于下游春耕灌溉，旱情加重后，村委会决定不再开闸，先保证人畜用水。
高照村距小水库有8公里，村民一天平均要背两趟水，一趟来回就要3个小时，“背不习惯的，一趟都背不回家”。69岁的张振辉掐指一算，自己背水已背了4个月，但乡政府的送水车直到20天前才到。
禄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今年1月起，群众已出现严重的用水困难，从1月20日起，乡镇政府视村庄的干旱情况为农民送水，随着干旱程度的加剧，送水的范围不断扩大。
送水车每天上午11点左右到达村子后并不直接供水，而是把水灌入村中水池，由村干部每天选派两户人家昼夜看守，既防外人偷水，又防村民自盗。直至第二天清晨6点，村民开始排队领水，每户1桶，每桶25公斤。村干部站在一旁记录，以防有人多领或冒领。
但一天一趟的送水频率无法满足村民的需求，村民早上排队领水，下午步行背水。原来有人在水库偷鱼，如今眼看着水快被淘空了，反倒没人抓鱼了，“现在是水比鱼金贵”。
小学课本中“一盆水”的故事在这里延续着：先掏米、洗菜，然后把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洗脸、洗脚，另一部分刷洗碗筷，最后再全部倒给牲畜。
与高照村相邻10多公里的大海资村，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个曾经因水资源丰富而得名的村庄，如今也在为水发愁。在昆明打工的李维艳这次专门回家接父母进城，“农村实在呆不下去了，没水没粮，坐在家里都要倒贴钱。”
根据昆明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最新数据，目前。干旱已致昆明全市80％农作物受灾，50％以上绝收。昆明市副市长李喜向媒体透露，今年春荒期间，昆明市将有80万人缺粮，需救济粮3.6万吨，折合粮款1.26亿元。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城打工，而云南当地政府也为灾区群众进城务工牵线搭桥，以缓解当地抗旱压力。在昆明南坝人力资源市场，来自农村加岁以上的务工者占了3／4，而且以夫妻居多，大多数是土地绝收，卖了牲口全家一起出来打工。
水分配困局
在距禄劝县城37公里的团街乡运昌村，村民黄文俊站在自家养殖场前一脸愁容。为了解决1500头猪的用水，他与父亲多次与乡政府协调，而每次对方都是“爱搭不理”。迫不得已，黄文俊将养殖场抵押给银行，贷款13万，在距养殖场10多公里的山脚下打了一口150米的深井，才稍解燃眉之急。
而掘井的巨大投入让绝大部分农民负担不起，他们只能逐水而生。
旱情日益加重，黄文俊担心过不了多久，井水也将干枯，他甚至做好了贱卖猪场还贷的打算。在距离运昌村28公里的地方，就是昆明市主城区的水源地云龙水库。
自2004年建坝蓄水以来，黄文俊发现，村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贯穿村里的河流有五六米深，如今只有四五十公分I原本河里有大鱼，现在连小虾都不见，此前村里靠河灌溉，后来就只能靠天吃饭。“其实干旱之前，我们就过这种日子了，东一桶、西一桶地找水吃。”黄文俊无奈地说。
云龙水库是昆明主城区供水水源的专用水库，位于金沙江支流掌鸠河的中上游，并兼顾下游农灌用水、防洪，库容4.48亿立方米。从2008年开始向昆明供水，目前，昆明城区日均用水量为85万立方米，水库2.5亿立方米的蓄水量足以支撑主城区顺利度过旱期。
而让黄文俊难以接受的是，村民们守着一个“大水盆子”却没水吃。“最晚6月就要下雨，这些水肯定是用不完，为什么不能救济一下我们，只要坝闸开一个10公分的小口，下游几万人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黄文俊一边比划着一边激动地说。位于云龙水库下游的团街乡原本是靠云龙水库放水灌溉的农田，但干旱让灌溉变得尤其艰难。“丰水期会放水供下游灌溉，但枯水期为保证城市供水，肯定是不会放水的。”昆明自来水公司相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黄文俊一样，村民们对大坝颇有看法。运昌村百姓世代喝着掌鸠河的水，然而，如今一座大坝，却让村民与水隔绝。“近水解远渴”的内心纠结在大旱面前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供昆明没得说，但至少要分给我们一口，收了水费，也要补偿我们一些吧。”谈起水库，一位村民略有些激动。
长期从事生态补偿研究的云南大学教授段昌群对于库区周围农民利益关注已久。他认为，修水库是牺牲上游农民利益，保证下游生产生活，因此旱灾来临只能让农民，特别是水源地农民承受旱情。“所以要对因为配置不合理而失去发展的农民进行经济和机会成本E的补偿。”
事实上，早在2002年，库区11756名村民因水库移民外迁就作出过牺牲。尽管对 大坝颇有微词，但与库区外迁至他乡的农民相比，运昌村的村民是幸运的，不需辗转搬迁，离乡背井。但如今，喝水成了最大的难题。他们要到几公里外的山上背水，本以为可以等到送水车，然而至今未见踪影，“也许政府认为我们村不是最困难的吧。”黄文俊无奈地摇了摇头。
旱情还在持续，有限的水如何分配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
云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达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原本水库是否放水由水电部门决定，但大旱当前，从1月底开始，为合理地调用当地水资源，水库放水必须由水库所在县的县长签字。
对于缺水的村庄，由政府组织送水。一般情况下，由县政府安排，各乡镇政府具体实施。石林县抗旱应急指挥部副主任赵树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送水仍以乡镇为主，县水利局将送水车发放至乡镇，各个乡镇再根据辖区内干旱情况自行组织安排，送水量及次数均有乡镇视情况而定。
“但县里并没有统一的水分配调度计划，全由乡镇一级说了算，这就增加了送水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石林县的一位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上，受地势和交通等客观条件影响，县一级政府在抗旱救援上颇为捉襟见肘。禄劝防汛抗旱指挥部主任师文进坦言，抗旱救援中60％～70％要靠群众自救，“全靠政府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7日，全市近80％乡镇受旱，造成71.04万人，43.2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有79座小型水库、596座坝塘干涸，86条河流断流。
干旱围城
与灾区相比，昆明似乎与干旱无关。若不是市内社区黑板上捐款抗旱的倡议书和每天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很难想象这是一座被干旱包围的城市。更鲜为人知的是，昆明是全国14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00立方米。
转变似乎来自2008年，总投资40亿元、长达90余公里的掌鸠河饮水工程全线贯通，云龙水库开始为昆明供水，一改昆明市区的饮水危机。如今，为昆明供水的两座水库总蓄水量达3亿立方米，按现在昆明日均用水85万立方米计算，在雨季到来之前，水务部门足以游刃有余地进行调度。
与农村截然不同的是，昆明城区水资源调配布局慎密，供昆明主城区的共有6个水库以及6个水厂，各司其职，严格按计划向昆明主城区供水。昆明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调度中心经理张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去年7月，即已经向输水较为困难的东南片区的宝象河水库进行了蓄水，并修建了一条1.4米宽的输水管道，这使得今年旱期昆明主城区并未受到影响。
尽管城市供水充足，但因输水管网设施并不配套，主城区向农村输入并不现实。
随着旱情加剧，昆明城区的现状与抗旱形势格格不入。不久前，城区一条水管爆裂，上百吨自来水流失，洗车、洗浴等高耗水行业仍如往常门庭若市。尽管昆明停止了城市景观用水，但并未采取其他相关限水措施。
昆明节水办主任龚询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在城市正常供水不能保障的情况下，才会采取限制性措施。昆明自来水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并未收到关于限水方面的通知。与之相对的是，自去年入冬以来，昆明受干旱影响的农村迅速增长，受灾人口和面积不断增加，受灾群众饮水困难的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曾有网友建议，为让昆明城区百姓感受干旱来临，每天限水一小时。对此，昆明节水办主任龚询木表示，昆明自来水管道为循环式管网布局，一旦停水很有可能形成压力失衡，造成管网破裂。
事实上，干旱已经悄然逼近昆明。昆明机场跑道因干旱而沉降破裂，地下水水位下降明显，城市菜品价格飞涨，原本1.8元1公斤的土豆，如今已涨至3.5元，导致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也随之增加。
当周边农民挑菜进城时，城里人丝毫感觉不到他们的困境，城市人在资源享用上的优越感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然而，唇齿相依，在经历了干旱之后，城里人才慢慢发现，农民挑菜的扁担似乎更像是个天平，当严重失衡，另一方就要为其埋单。
分配之辩
李维艳打好行李，准备带着父母来昆明打工。当农村无法让农民生活下去时，农民开始涌入陌生的城市。
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不均衡现象在干旱面前被暴露得一览无遗。城市用水的丰沛与农村的干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日前，中国水科院的高级工程师严登华向媒体表示，西南大旱与水资源配置调度不完善有关，一时引起媒体对城乡水资源分配的高度关注，关于西部农村水利设施滞后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
有专家指出，水分配的不均衡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农村水利投入过小。但昆明松华坝水库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姚畅荣指出，山区农民居住分散，几公里一个小村庄，并分别错落于不同的海拔，给供水配套设施建设带来巨大的困难。
对于守着水库没水吃的尴尬，禄劝县抗旱应急指挥部主任师文进也解释说，并非只因供城市而忽视农村，许多农户居住地高于坝区，很难引水上山，即便修了管道，农民也很难承受高水价。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刘钰则认为，城乡用水不平衡的现象确实存在，在旱灾来临的时候，先保人口密度大的地区的饮水，再保工业，最后农业，这也是《水法》里面规定的。因为我国农村比较广阔，如果一个地区一年绝收，东方不亮西方亮，总体上说还可以。目前农村的应急体系不完善，所以抗旱能力薄弱，农村饮水这块保证率低，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然而，干旱之后所暴露出的水分配危机更多的是一种警示：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重要。昆明目前已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大农村水利设施建设，以求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的被动局面，走出水分配失衡的城乡困局。
看着一整包的行李，李维艳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托着下巴——她不知道下一站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