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范畴实现新扩展、规模迈上新台阶、基础实现新跨越、平台形成新示范、治理发挥新效能，体育金融也由此呈现出新特征。然而，从体育消费、投资、出口看，制约体育需求进一步释放的主要因素在供给侧。因此，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体育产业站上新的历史起点
1917年4月1日，一篇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正是毛泽东三个字繁体的笔画数。当时的毛泽东，还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在他首次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就提出了“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的深刻认识，喊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的響亮口号。青年毛泽东认为，体育对于个体能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对于国家能造就不计其数的身体强健、精神刚毅的国民。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做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著名题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体育工作的重要方向和根本任务，这与他年轻时代的深刻洞见一脉相承。
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作为一个行业，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竞技体育活动，包括训练、竞赛、运动队及相关机构管理等。当时，国民经济核算采用的是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简称MPS）。在这个体系中，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等经济总量概念，只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商业五个生产领域的物质产品总值或净值。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活动被认为是非生产领域，这些领域的经济价值缺乏直接的反映，体育作为产业的功能作用没有直观地显现出来。此外，尽管体育被赋予了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功能，但由于行业管理主要聚焦竞技体育，体育的关键作用在于通过竞技赛出成绩，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并以此振奋民族精神。这样一来，经济功能、产业功能的挖掘及发挥并非那个时期中国体育发展的重点。从金融的角度看，体育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投融资渠道非常单一。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对体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其中，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他指出：“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从这一论述看，体育不仅具有增强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的功能，而且是经济建设水平的重要表现。同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提出，体育场馆要“讲究经济效益”、工商业部门要“做好体育器材和专用设备的研制、生产和供应”等要求，体育的经济功能得到了强调。不过，仅仅依靠竞技体育，难以实现更为明显的经济效益，必须扩大体育运动的人群，为体育消费培养基础人口。于是，全民健身、群众体育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1995年6月，我国首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实施。同年10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提出了“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等法定要求，并且鲜明指出“体育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三重作用。1997年，江泽民同志为全民健身工作题词：“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将体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二是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三是促进友谊、增强团结的重要手段，四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体育的经济功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005年，十运会开幕前，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不难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全民健身为主要形式的群众体育重要性越来越强，被赋予了战略性、长远性、全局性的重大意义。群众体育的参与人数远远超过竞技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投资量巨大，大众在运动服装、场地租赁、健身指导等方面的消费潜力十分可观。因此，在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活动参与人数不断增加的过程中，体育对经济创造的价值逐步显现。在我国采取联合国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简称SNA）开始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后，体育作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大行业中的一个子行业，总产值、增加值等被直接地反映了出来。不过，体育产业尚且处于体育服务业这一窄口径的认识，体育用品、体育服装鞋帽、运动装备器材等的生产制造、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并不包含在窄口径的体育产业之中。体育的经济价值仍然没有被充分反映出来，体育产业的全貌仍然模糊。从金融角度看，在国家财政以外，彩票公益金的募集、企业自有资金的投入不断增加，体育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趋于多元化。但是，由于体育用品等的制造、体育场馆等的基建还不属于体育产业的范畴，体育金融的形式依然不够丰富，规模也比较有限。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体育产业的发展迎来了“黄金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且要“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培育扶持”——这一年被业界称为体育产业“元年”。此后，体育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一是产业范畴实现新扩展，从文化体育娱乐服务的窄口径延伸到包括体育服务、体育制造、体育建筑在内的宽口径，具备了全产业链的特征;二是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2019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接近3万亿元，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的比重超过1%;三是产业基础实现新跨越，2020年全国7岁及以上人口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7.2%，体育场地总面积达31亿平方米、人均约2.2平方米;四是产业平台形成新示范，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单位、示范项目的队伍不断壮大，并且起到了越来越强的引领带动作用;五是产业治理发挥新效能，一系列促进体育产业和体育消费的法规政策制定实施，体育部门、体育系统以外的多元主体深度参与体育产业发展。 与此同时，体育金融呈现出门类更齐全、工具更多样、业态更丰富的特点。在财政预算、体育彩票、商业银行贷款等传统的投融资方式以外，企业债券、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以及中小企业私募债等债务融资工具广泛应用，体育产业投资基金、体育发展专项资金纷纷设立，体育保险、体育担保、体育资产管理、体育产权交易、体育开发性贷款等金融服务探索发展。此外，上市融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兼并重组等方式在体育产业中也变得越发常见。
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
尽管与自身相比，体育产业的发展在过去10年间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不少矛盾问题，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的需要比较迫切。
從国际看，中国体育产业的规模依然偏低，不仅远低于美国、日本、部分欧洲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3%？4%的比重，而且明显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左右的比重。我们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体育品牌还比较少，体育产业的产业链条短且不完备，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卡脖子”问题在体育产业十分突出。从国内看，体育产业尚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不论从官方组织开展的历次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还是商业机构的运动健身行业趋势报告来看，认为健身有必要的人群越来越广，健身消费越来越多，但是受到场地设施、健身指导等限制，有效需求没有充分释放出来。
实际上，体育消费的需求已经具备了坚实的购买力基础，没钱消费、不愿消费的问题让位于有钱没地方消费、有钱没渠道消费的问题。我国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简称GNI）连续两年突破1万美元，“十四五”后期我们有望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近两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连续超过2.1万元。人均体育消费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几乎每4？5年都会翻一番。然而，在需要健身时，却难以找到身边的场馆;意识到要科学健身时，却找不到专业的教练抑或是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消费需求的进一步释放，既需要不断增强消费意愿和能力，更需要优化体育产业的供给，为更广大的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更加适宜的消费渠道。
近年来，体育产业项目屡屡成为投资“风口”，但“一哄而上”之后往往出现“一哄而散”，甚至是“一地鸡毛”。体育产业项目的投资规模大、盈利水平低、资金回笼慢，需要长期耕耘的战略投资者。然而，以体育、运动、健身、健康为名的热钱快进快出，扰乱了体育健身市场，造成了市场过度的波动，破坏了健康的产业生态，有的还在赚得盆满钵满后携资本外逃、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从总量看，体育产业也许不缺投资，但从期限上看，尤其缺乏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战略性的投资。
体育出口也存在结构失衡、附加值低的问题。运动服装出口独占鳌头，却以贴牌生产的代工方式为主，不仅利润率低，而且很容易被替代。东南亚甚至西亚、中亚的一些国家正在占据成本上的优势，国际上的恶性竞争正在压低我国企业出口本就不高的利润。体育制造面临“出口贫困增长陷阱”，即出口规模扩大但收益反而下降的窘境。体育装备、器材、服装等的进口则呈现出高端、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特点，与国外同行相比，我国本土体育制造业仍然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研发不足，品牌不亮。体育竞赛表演、体育经纪、体育培训、体育传媒等体育服务的出口竞争力更显偏弱，逆差十分严重。
从供给侧看，体育产业既缺乏土地、长线资金、人力资源和人才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支撑，也缺乏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新型要素的催化，还缺乏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良性竞合的产业生态以及更为精准的政策供给。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体育产业完全符合这一重大判断，迫切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谋划在新阶段的发展。
体育产业贯彻新理念和深化供给侧改革的方向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这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发展体育产业的根本遵循。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针对体育产业供给侧存在的突出问题，应特别注重新发展理念的引领。
第一，要探索体育产业全链条创新。在要素供给方面，需要跳出“场馆思维”，重点建设好体育公园、健身步道等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依托战略投资者、开发性贷款、中长期债券，为体育企业获得长线资金，通过优先股、永续债、可转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创新融资工具，丰富融资手段;利用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就业形态，让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等健身指导资源与体育消费需求无缝衔接;综合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优势，突破体育领域关键技术难题，提升体育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
在业态模式方面，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形成体育投资与消费、制造与服务、内需与外需、硬件与软件相互促进的有利局面;探索形成差异化、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集聚集群等效应，推进体育与旅游、文化、教育、培训、商贸、会展、金融、投资深度融合，打造体育综合体、健身超市、运动工坊，实现多样化与高效率的共赢，营造产业链上中下游密切合作、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体育产业生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品和服务创新，创新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开拓智慧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健身新场景。
在体制机制方面，要深化体育“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全行业降成本;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帮服式监管，允许试错，真正建立容错机制，避免因噎废食;合理引导健全全民健身的组织网络，促进各级体育总会、单项体育协会及基层体育组织分工协作、发挥出比较优势，发展体育俱乐部、健身朋友圈，带动健身参与和体育消费;健全政策落地机制，让企业切实享受到规划、用地、财税、收费、价格、金融等支持政策。
第二，要促进体育产业多维度协调。在体育健身需求层次的协调上，综合考量竞争性、排他性、外部性等因素，政府重点保障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发展普惠型的健身服务，市场主体面向高品质、多样化的需求提供丰富的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 在体育内部各项事业的协调上，推动竞技体育大众化、群众体育个性化、体育产业精准化，让竞技体育优质资源延伸辐射至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的更广范围，形成资源共同开发、协作利用、优势互补的局面，实现体育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互转化。
在体育产业区域发展的协调上，结合乡村振兴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战略，依托城市群和都市圈，优化体育资源空间布局，建设国家健身步道、体育旅游带、滑雪大区、网红打卡线路等跨区域载体，发展体育“飞地”经济。
第三，要引导体育产业绿色化发展。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严格保护耕地、严守生态红线的前提下发展好体育产业。按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要求，发展绿色场地设施、绿色服务产品、绿色装备器材。探索新型体育空间形态开发，走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可行路径。对标对表“双碳”目标新要求，科学测算体育活动的碳排放量和体育消费者的“碳足迹”，让体育产业发展与碳达峰、碳中和相适应。
第四，要推动体育产业全方位开放。一方面要进一步有序开放体育市场，复制推广自贸区体育开放政策，依托强大的国内体育消费来吸引全球优质资源，逐步使体育产业发展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另一方面要依托“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机制，推动运动服装、装备器材等国内体育产品，竞赛表演、体育中介、体育教育培训等服务“走出去”，擦亮中国体育产业的企业品牌、产品品牌、项目品牌、赛事品牌、活动品牌及文化品牌。
第五，要实现体育产业全人群共享。丰富体育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事业单位的形式，扩大体育产业的基础消费人口。对于学校体教融合项目应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对于中小学体育主题研学旅行应建立常态化机制，鼓励举办亲子互动式的夏令营、冬令营，从娃娃抓起、从家庭着手培養运动习惯、蓄积体育消费潜能。支持建设群众身边的社区体育空间、体育组织和专兼职队伍，发挥群众体育为体育产业的“引流”作用，让更多群众享有更高质量、订制式、个性化的健身服务。依托接地气的科学健身指导，统筹体育产业发展与安全，降低因体育活动、健身运动致伤、致病、致残的风险，实现安全体育。此外，还应特别注重体育产业带动就业创业、提升人力资本的效应，让体育产业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新的助力。
（顾严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编辑/丁开艳）
中国体育产业站上新的历史起点
1917年4月1日，一篇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正是毛泽东三个字繁体的笔画数。当时的毛泽东，还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在他首次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就提出了“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的深刻认识，喊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的響亮口号。青年毛泽东认为，体育对于个体能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对于国家能造就不计其数的身体强健、精神刚毅的国民。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做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著名题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体育工作的重要方向和根本任务，这与他年轻时代的深刻洞见一脉相承。
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作为一个行业，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竞技体育活动，包括训练、竞赛、运动队及相关机构管理等。当时，国民经济核算采用的是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简称MPS）。在这个体系中，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等经济总量概念，只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商业五个生产领域的物质产品总值或净值。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活动被认为是非生产领域，这些领域的经济价值缺乏直接的反映，体育作为产业的功能作用没有直观地显现出来。此外，尽管体育被赋予了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功能，但由于行业管理主要聚焦竞技体育，体育的关键作用在于通过竞技赛出成绩，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并以此振奋民族精神。这样一来，经济功能、产业功能的挖掘及发挥并非那个时期中国体育发展的重点。从金融的角度看，体育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投融资渠道非常单一。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对体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其中，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他指出：“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从这一论述看，体育不仅具有增强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的功能，而且是经济建设水平的重要表现。同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提出，体育场馆要“讲究经济效益”、工商业部门要“做好体育器材和专用设备的研制、生产和供应”等要求，体育的经济功能得到了强调。不过，仅仅依靠竞技体育，难以实现更为明显的经济效益，必须扩大体育运动的人群，为体育消费培养基础人口。于是，全民健身、群众体育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1995年6月，我国首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实施。同年10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提出了“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等法定要求，并且鲜明指出“体育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三重作用。1997年，江泽民同志为全民健身工作题词：“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将体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二是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三是促进友谊、增强团结的重要手段，四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体育的经济功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005年，十运会开幕前，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不难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全民健身为主要形式的群众体育重要性越来越强，被赋予了战略性、长远性、全局性的重大意义。群众体育的参与人数远远超过竞技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投资量巨大，大众在运动服装、场地租赁、健身指导等方面的消费潜力十分可观。因此，在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活动参与人数不断增加的过程中，体育对经济创造的价值逐步显现。在我国采取联合国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简称SNA）开始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后，体育作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大行业中的一个子行业，总产值、增加值等被直接地反映了出来。不过，体育产业尚且处于体育服务业这一窄口径的认识，体育用品、体育服装鞋帽、运动装备器材等的生产制造、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并不包含在窄口径的体育产业之中。体育的经济价值仍然没有被充分反映出来，体育产业的全貌仍然模糊。从金融角度看，在国家财政以外，彩票公益金的募集、企业自有资金的投入不断增加，体育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趋于多元化。但是，由于体育用品等的制造、体育场馆等的基建还不属于体育产业的范畴，体育金融的形式依然不够丰富，规模也比较有限。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体育产业的发展迎来了“黄金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且要“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培育扶持”——这一年被业界称为体育产业“元年”。此后，体育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一是产业范畴实现新扩展，从文化体育娱乐服务的窄口径延伸到包括体育服务、体育制造、体育建筑在内的宽口径，具备了全产业链的特征;二是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2019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接近3万亿元，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的比重超过1%;三是产业基础实现新跨越，2020年全国7岁及以上人口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7.2%，体育场地总面积达31亿平方米、人均约2.2平方米;四是产业平台形成新示范，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单位、示范项目的队伍不断壮大，并且起到了越来越强的引领带动作用;五是产业治理发挥新效能，一系列促进体育产业和体育消费的法规政策制定实施，体育部门、体育系统以外的多元主体深度参与体育产业发展。 与此同时，体育金融呈现出门类更齐全、工具更多样、业态更丰富的特点。在财政预算、体育彩票、商业银行贷款等传统的投融资方式以外，企业债券、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以及中小企业私募债等债务融资工具广泛应用，体育产业投资基金、体育发展专项资金纷纷设立，体育保险、体育担保、体育资产管理、体育产权交易、体育开发性贷款等金融服务探索发展。此外，上市融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兼并重组等方式在体育产业中也变得越发常见。
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
尽管与自身相比，体育产业的发展在过去10年间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不少矛盾问题，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的需要比较迫切。
從国际看，中国体育产业的规模依然偏低，不仅远低于美国、日本、部分欧洲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3%？4%的比重，而且明显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左右的比重。我们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体育品牌还比较少，体育产业的产业链条短且不完备，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卡脖子”问题在体育产业十分突出。从国内看，体育产业尚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不论从官方组织开展的历次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还是商业机构的运动健身行业趋势报告来看，认为健身有必要的人群越来越广，健身消费越来越多，但是受到场地设施、健身指导等限制，有效需求没有充分释放出来。
实际上，体育消费的需求已经具备了坚实的购买力基础，没钱消费、不愿消费的问题让位于有钱没地方消费、有钱没渠道消费的问题。我国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简称GNI）连续两年突破1万美元，“十四五”后期我们有望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近两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连续超过2.1万元。人均体育消费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几乎每4？5年都会翻一番。然而，在需要健身时，却难以找到身边的场馆;意识到要科学健身时，却找不到专业的教练抑或是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消费需求的进一步释放，既需要不断增强消费意愿和能力，更需要优化体育产业的供给，为更广大的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更加适宜的消费渠道。
近年来，体育产业项目屡屡成为投资“风口”，但“一哄而上”之后往往出现“一哄而散”，甚至是“一地鸡毛”。体育产业项目的投资规模大、盈利水平低、资金回笼慢，需要长期耕耘的战略投资者。然而，以体育、运动、健身、健康为名的热钱快进快出，扰乱了体育健身市场，造成了市场过度的波动，破坏了健康的产业生态，有的还在赚得盆满钵满后携资本外逃、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从总量看，体育产业也许不缺投资，但从期限上看，尤其缺乏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战略性的投资。
体育出口也存在结构失衡、附加值低的问题。运动服装出口独占鳌头，却以贴牌生产的代工方式为主，不仅利润率低，而且很容易被替代。东南亚甚至西亚、中亚的一些国家正在占据成本上的优势，国际上的恶性竞争正在压低我国企业出口本就不高的利润。体育制造面临“出口贫困增长陷阱”，即出口规模扩大但收益反而下降的窘境。体育装备、器材、服装等的进口则呈现出高端、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特点，与国外同行相比，我国本土体育制造业仍然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研发不足，品牌不亮。体育竞赛表演、体育经纪、体育培训、体育传媒等体育服务的出口竞争力更显偏弱，逆差十分严重。
从供给侧看，体育产业既缺乏土地、长线资金、人力资源和人才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支撑，也缺乏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新型要素的催化，还缺乏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良性竞合的产业生态以及更为精准的政策供给。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体育产业完全符合这一重大判断，迫切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谋划在新阶段的发展。
体育产业贯彻新理念和深化供给侧改革的方向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这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发展体育产业的根本遵循。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针对体育产业供给侧存在的突出问题，应特别注重新发展理念的引领。
第一，要探索体育产业全链条创新。在要素供给方面，需要跳出“场馆思维”，重点建设好体育公园、健身步道等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依托战略投资者、开发性贷款、中长期债券，为体育企业获得长线资金，通过优先股、永续债、可转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创新融资工具，丰富融资手段;利用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就业形态，让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等健身指导资源与体育消费需求无缝衔接;综合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优势，突破体育领域关键技术难题，提升体育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
在业态模式方面，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形成体育投资与消费、制造与服务、内需与外需、硬件与软件相互促进的有利局面;探索形成差异化、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集聚集群等效应，推进体育与旅游、文化、教育、培训、商贸、会展、金融、投资深度融合，打造体育综合体、健身超市、运动工坊，实现多样化与高效率的共赢，营造产业链上中下游密切合作、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体育产业生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品和服务创新，创新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开拓智慧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健身新场景。
在体制机制方面，要深化体育“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全行业降成本;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帮服式监管，允许试错，真正建立容错机制，避免因噎废食;合理引导健全全民健身的组织网络，促进各级体育总会、单项体育协会及基层体育组织分工协作、发挥出比较优势，发展体育俱乐部、健身朋友圈，带动健身参与和体育消费;健全政策落地机制，让企业切实享受到规划、用地、财税、收费、价格、金融等支持政策。
第二，要促进体育产业多维度协调。在体育健身需求层次的协调上，综合考量竞争性、排他性、外部性等因素，政府重点保障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发展普惠型的健身服务，市场主体面向高品质、多样化的需求提供丰富的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 在体育内部各项事业的协调上，推动竞技体育大众化、群众体育个性化、体育产业精准化，让竞技体育优质资源延伸辐射至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的更广范围，形成资源共同开发、协作利用、优势互补的局面，实现体育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互转化。
在体育产业区域发展的协调上，结合乡村振兴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战略，依托城市群和都市圈，优化体育资源空间布局，建设国家健身步道、体育旅游带、滑雪大区、网红打卡线路等跨区域载体，发展体育“飞地”经济。
第三，要引导体育产业绿色化发展。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严格保护耕地、严守生态红线的前提下发展好体育产业。按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要求，发展绿色场地设施、绿色服务产品、绿色装备器材。探索新型体育空间形态开发，走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可行路径。对标对表“双碳”目标新要求，科学测算体育活动的碳排放量和体育消费者的“碳足迹”，让体育产业发展与碳达峰、碳中和相适应。
第四，要推动体育产业全方位开放。一方面要进一步有序开放体育市场，复制推广自贸区体育开放政策，依托强大的国内体育消费来吸引全球优质资源，逐步使体育产业发展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另一方面要依托“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机制，推动运动服装、装备器材等国内体育产品，竞赛表演、体育中介、体育教育培训等服务“走出去”，擦亮中国体育产业的企业品牌、产品品牌、项目品牌、赛事品牌、活动品牌及文化品牌。
第五，要实现体育产业全人群共享。丰富体育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事业单位的形式，扩大体育产业的基础消费人口。对于学校体教融合项目应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对于中小学体育主题研学旅行应建立常态化机制，鼓励举办亲子互动式的夏令营、冬令营，从娃娃抓起、从家庭着手培養运动习惯、蓄积体育消费潜能。支持建设群众身边的社区体育空间、体育组织和专兼职队伍，发挥群众体育为体育产业的“引流”作用，让更多群众享有更高质量、订制式、个性化的健身服务。依托接地气的科学健身指导，统筹体育产业发展与安全，降低因体育活动、健身运动致伤、致病、致残的风险，实现安全体育。此外，还应特别注重体育产业带动就业创业、提升人力资本的效应，让体育产业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新的助力。
（顾严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编辑/丁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