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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云十六州”中蓟州地区在辽朝地理位置突出，军事价值大。蓟州地区是汉族豪门望族和辽朝重要人物的发迹地，辽朝通过任命、科举等方式依靠汉族来管理。蓟州地区的农业发展在辽朝受到重视，得到各种支持。蓟州地区佛教发展为辽朝佛教传播做出重要贡献。
辽朝政权从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到公元1125年被金灭亡，200多年的历史当中，辽朝蓟州地区在当时乃至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历史作用。根据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考证和绘制，蓟州地区主要是今天津市蓟县。可以说蓟州地区见证了辽朝的兴盛与衰落。
位置重要
众所周知，当时的蓟州地区是“燕云十六州”之一。蓟州地区在其中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则天下常不安。”建立后晋政权的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与后唐皇帝矛盾突出，天显10年（935年）七月，“敬瑭令掌书记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帝，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为献”。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得到太宗援助后，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了辽朝。“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图1）。
在太宗之前，太祖时期就觊觎蓟州多年。如天赞元年（922年）二月，“复徇幽、蓟地”。太宗得到“燕云十六州”，实现了辽朝对中原地区的经略。《辽史·地理志》：“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蓟州地区在辽朝时期归辽南京析津府管辖（图2）。蓟州地区统管三县：渔阳县、三河县、玉田县。得到“燕云十六州”让辽朝实力大增，“民众兵强，莫之能御矣。”。辽朝对南京管理非常严格，“燕京统军兵马，虽奉诏，未敢发兵，必以闻。上遣大将持金鱼符，合，然后行”。蓟州地区在长城以南，避开了长城防线，得到它对中原地区危害很大。辽朝重视南面边防，李锡厚先生认为“尤其是幽蓟山前七州，是中原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道天然屏障，军事上极为重要”。辽朝用它对抗北宋，比如统和26年（1008年）“征兵燕蓟以备南”。加强经济交流，比如统和23年（1005年），“逐处已开榷场。请须南北商人往来交易”。蓟州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防范东北的女真和朝鲜。
后周和北宋政权为了自身安全都曾有过收复幽蓟的行动。后周世宗在辽应历9年（959年）准备收复，因为突发疾病放弃。北宋在乾亨元年（979年）攻下北汉，趁机挥师收复幽蓟，景宗派兵支援，北宋高梁河惨败。北宋的收复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人心向背。任爱君先生：“这些居民认为燕蓟地区根本就不是北宋的领土，征伐燕蓟乃是对契丹土地的‘贪取’。”景宗以后也有决心和准备继续南下，但南下无力，满城战役的失败就是证明。所以双方在战斗中断断续续和谈，到圣宗时期澶渊之盟确定了双方的长久和平。
人才辈出
“燕云十六州”不仅位置重要，而且人才辈出。太宗时期制定政策，“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对于南面官制，武玉环先生认为“基本上沿袭中原政权（唐、五代）的官制”。太宗主要目的就是拉拢中原人心。辽朝想要在蓟州地区立足依靠的就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蓟州地区出现在辽朝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汉族家族是韩知古家族，他也是南京地区韩、刘、马、赵四大名门望族之首。作为其开创者的韩知古功不可没。“韩知古，蓟州玉田入，善谋有识量。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可以说韩知古是作为一个俘虏身份与辽朝契丹贵族建立关系的，并且通过自己的表现，逐渐得到了太祖的认可。“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情，兼主诸国礼仪。”
韩知古儿子韩匡嗣等也备受信任。韩匡嗣在辅佐景宗继位时期有突出贡献而获重用，曾做过南京留守，为辽朝镇守南边。“顷之，王燕，改南京留守。”韩族在其第三代韩德让时期达到鼎盛，韩德让深受景宗皇后萧燕燕的信任，权力和家族威望史无前例。“以功赐国姓，出宫籍，隶属横帐季父房。赠尚书令，谥文忠。”韩德让也曾经“寻复代父守南京”。辽朝对韩德让兄弟及子孙也是恩宠有加。
蓟州地区也有一些在蓟州发迹的辽朝重要人物。比如康默记和韩延微。他们也是太祖时期的辅佐功臣。康默记“少为蓟州衙校，太祖侵蓟州得之，爱其材，隶麾下”。他在运用法令判决、建都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韩延微是幽州人，其父辈曾“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他在修建城池、定礼制等方面表现突出，曾经“改南京三司使”。燕地另一名门望族赵族也与蓟州有密切的关系，赵思温是赵族的代表人物，投降辽之前曾“兼平、营、蓟三州都指挥使”。投降辽朝后，天显11年（936年）因援助石敬瑭获重用。“改南京留守。”此外，应历年间从事营造类的官员王仲福，其家族发迹于蓟州，其子孙多在蓟州发展，“长曰廷珪，充蓟州衙内军使”。蓟州这些名门望族也通过联姻相互支持。如李谷城先生考证“赵思温有一女稼韩知古之子韩匡美”。
依靠蓟州当地的一些有才干的基层汉族官员来管理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如王泽在太平7年（1027年）左右担任析津判官，“时幽蓟民饥。寇盗繁滋……宽恤为念。士人推之”。辽朝的科举在太宗会同时期已经开始，最早在幽蓟等地区开展。根据高福顺先生统计“南京道进士及第可以统计到的蓟州人有4人”。如高福顺先生考证，蓟州人宋琪“于辽代开贡举后于天福六年（辽太宗会同四年）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士及第”。这些都是蓟州地区的人才。
重视农业
辽朝南京地区，“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可见辽南京地区的富足。蓟州地区也是辽朝物质上重要的支撑地区，辽朝也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之前辽朝在未得到蓟州之前，主要是掠夺当地的农业人口定居进行生产。在得到蓟州等农业生产地区后，辽朝一方面保护农业，不得伤害。比如会同9年（946年）七月，“诏征诸道兵，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另一方面鼓励农业生产，鼓励契丹人迁徙到农业生产地区。比如辽统和6年（988年），“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给牛、种谷”。客观上说明契丹人越来越重视农业生产。
辽朝南京地区容易出现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辽朝在物质和政策方面都有支持。如辽穆宗应历3年（953年）十二月，“以南京水，诏免今岁租”。景福元年（1031年）七月，“振蓟州饥民”。辽朝在蓟州地区也重视发展桥路等基础设施，便于发展农业等经济。如天祚帝乾统年间，蓟州三河县“县令刘瑶亲率丁夫，无避暴露，令伐木凿石，山谷桥道，刻期修毕”。可以说在政策等的支持下，蓟州地区农业发展较好。
佛教兴盛
辽朝历代皇帝对待佛教都是支持的态度，加上“燕云十六州”经济发达，佛教发展更为迅速，蓟州地区佛教发展也极有代表性，蓟州独乐寺（图3）更是名闻中外。许多蓟州地区碑文的发现，也证明了蓟州佛教的兴盛。比如蓟州盘山地区，不仅寺庙规模大，而且当地经济比较发达，人口也较多。统和5年（987年）《祐唐寺创建堂碑》记载：“西北一舍。有盘山者。乃箕尾之巨镇也。”对于独乐寺，史料记载：“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图4）不仅是修造寺庙，辽朝蓟州地区修建了许多佛塔（图5），用于祈福等。如统和23年（1005年）“在甘泉之寺。创无垢净光佛舍利塔也”，为辽朝皇族祈福。根据考古调查：“辽（907-1125年）摩崖线刻佛像出现在蓟州盘山千像寺周围（今蓟县联合村千像寺遗址）崖壁和涧石上。共535尊。”
辽代蓟州地区佛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非常有名的佛教代表人物。比如“辽应歷12年（962年），希悟大师化缘始修复被唐末兵火焚毁的盘山千像寺，并重修大殿”。还有行则大师，“师者行则，蓟州渔阳县白翎村人”。佛教在蓟州等地区发展迅猛，寺庙经济十分发达。乾统7年（1107年）的《上方感化寺碑》记载了：“先于蓟之属三河北乡。自乾亨前有庄一所。辟土三十顷。兼艺麦千亩……营佃距今。即有年祀。利资日用，众实赖之。”
辽朝统治蓟州地区的时期，蓟州地区在物质领域为辽朝提供了帮助，在军事领域提供了屏障，在文化领域传播了佛学和儒学，客观上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融合处，为契丹人学习中原文明提供了平台。
作者单位：天津博物馆
辽朝政权从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到公元1125年被金灭亡，200多年的历史当中，辽朝蓟州地区在当时乃至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历史作用。根据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考证和绘制，蓟州地区主要是今天津市蓟县。可以说蓟州地区见证了辽朝的兴盛与衰落。
位置重要
众所周知，当时的蓟州地区是“燕云十六州”之一。蓟州地区在其中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则天下常不安。”建立后晋政权的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与后唐皇帝矛盾突出，天显10年（935年）七月，“敬瑭令掌书记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帝，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为献”。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得到太宗援助后，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了辽朝。“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图1）。
在太宗之前，太祖时期就觊觎蓟州多年。如天赞元年（922年）二月，“复徇幽、蓟地”。太宗得到“燕云十六州”，实现了辽朝对中原地区的经略。《辽史·地理志》：“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蓟州地区在辽朝时期归辽南京析津府管辖（图2）。蓟州地区统管三县：渔阳县、三河县、玉田县。得到“燕云十六州”让辽朝实力大增，“民众兵强，莫之能御矣。”。辽朝对南京管理非常严格，“燕京统军兵马，虽奉诏，未敢发兵，必以闻。上遣大将持金鱼符，合，然后行”。蓟州地区在长城以南，避开了长城防线，得到它对中原地区危害很大。辽朝重视南面边防，李锡厚先生认为“尤其是幽蓟山前七州，是中原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道天然屏障，军事上极为重要”。辽朝用它对抗北宋，比如统和26年（1008年）“征兵燕蓟以备南”。加强经济交流，比如统和23年（1005年），“逐处已开榷场。请须南北商人往来交易”。蓟州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防范东北的女真和朝鲜。
后周和北宋政权为了自身安全都曾有过收复幽蓟的行动。后周世宗在辽应历9年（959年）准备收复，因为突发疾病放弃。北宋在乾亨元年（979年）攻下北汉，趁机挥师收复幽蓟，景宗派兵支援，北宋高梁河惨败。北宋的收复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人心向背。任爱君先生：“这些居民认为燕蓟地区根本就不是北宋的领土，征伐燕蓟乃是对契丹土地的‘贪取’。”景宗以后也有决心和准备继续南下，但南下无力，满城战役的失败就是证明。所以双方在战斗中断断续续和谈，到圣宗时期澶渊之盟确定了双方的长久和平。
人才辈出
“燕云十六州”不仅位置重要，而且人才辈出。太宗时期制定政策，“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对于南面官制，武玉环先生认为“基本上沿袭中原政权（唐、五代）的官制”。太宗主要目的就是拉拢中原人心。辽朝想要在蓟州地区立足依靠的就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蓟州地区出现在辽朝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汉族家族是韩知古家族，他也是南京地区韩、刘、马、赵四大名门望族之首。作为其开创者的韩知古功不可没。“韩知古，蓟州玉田入，善谋有识量。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可以说韩知古是作为一个俘虏身份与辽朝契丹贵族建立关系的，并且通过自己的表现，逐渐得到了太祖的认可。“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情，兼主诸国礼仪。”
韩知古儿子韩匡嗣等也备受信任。韩匡嗣在辅佐景宗继位时期有突出贡献而获重用，曾做过南京留守，为辽朝镇守南边。“顷之，王燕，改南京留守。”韩族在其第三代韩德让时期达到鼎盛，韩德让深受景宗皇后萧燕燕的信任，权力和家族威望史无前例。“以功赐国姓，出宫籍，隶属横帐季父房。赠尚书令，谥文忠。”韩德让也曾经“寻复代父守南京”。辽朝对韩德让兄弟及子孙也是恩宠有加。
蓟州地区也有一些在蓟州发迹的辽朝重要人物。比如康默记和韩延微。他们也是太祖时期的辅佐功臣。康默记“少为蓟州衙校，太祖侵蓟州得之，爱其材，隶麾下”。他在运用法令判决、建都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韩延微是幽州人，其父辈曾“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他在修建城池、定礼制等方面表现突出，曾经“改南京三司使”。燕地另一名门望族赵族也与蓟州有密切的关系，赵思温是赵族的代表人物，投降辽之前曾“兼平、营、蓟三州都指挥使”。投降辽朝后，天显11年（936年）因援助石敬瑭获重用。“改南京留守。”此外，应历年间从事营造类的官员王仲福，其家族发迹于蓟州，其子孙多在蓟州发展，“长曰廷珪，充蓟州衙内军使”。蓟州这些名门望族也通过联姻相互支持。如李谷城先生考证“赵思温有一女稼韩知古之子韩匡美”。
依靠蓟州当地的一些有才干的基层汉族官员来管理也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如王泽在太平7年（1027年）左右担任析津判官，“时幽蓟民饥。寇盗繁滋……宽恤为念。士人推之”。辽朝的科举在太宗会同时期已经开始，最早在幽蓟等地区开展。根据高福顺先生统计“南京道进士及第可以统计到的蓟州人有4人”。如高福顺先生考证，蓟州人宋琪“于辽代开贡举后于天福六年（辽太宗会同四年）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士及第”。这些都是蓟州地区的人才。
重视农业
辽朝南京地区，“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可见辽南京地区的富足。蓟州地区也是辽朝物质上重要的支撑地区，辽朝也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之前辽朝在未得到蓟州之前，主要是掠夺当地的农业人口定居进行生产。在得到蓟州等农业生产地区后，辽朝一方面保护农业，不得伤害。比如会同9年（946年）七月，“诏征诸道兵，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另一方面鼓励农业生产，鼓励契丹人迁徙到农业生产地区。比如辽统和6年（988年），“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给牛、种谷”。客观上说明契丹人越来越重视农业生产。
辽朝南京地区容易出现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辽朝在物质和政策方面都有支持。如辽穆宗应历3年（953年）十二月，“以南京水，诏免今岁租”。景福元年（1031年）七月，“振蓟州饥民”。辽朝在蓟州地区也重视发展桥路等基础设施，便于发展农业等经济。如天祚帝乾统年间，蓟州三河县“县令刘瑶亲率丁夫，无避暴露，令伐木凿石，山谷桥道，刻期修毕”。可以说在政策等的支持下，蓟州地区农业发展较好。
佛教兴盛
辽朝历代皇帝对待佛教都是支持的态度，加上“燕云十六州”经济发达，佛教发展更为迅速，蓟州地区佛教发展也极有代表性，蓟州独乐寺（图3）更是名闻中外。许多蓟州地区碑文的发现，也证明了蓟州佛教的兴盛。比如蓟州盘山地区，不仅寺庙规模大，而且当地经济比较发达，人口也较多。统和5年（987年）《祐唐寺创建堂碑》记载：“西北一舍。有盘山者。乃箕尾之巨镇也。”对于独乐寺，史料记载：“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图4）不仅是修造寺庙，辽朝蓟州地区修建了许多佛塔（图5），用于祈福等。如统和23年（1005年）“在甘泉之寺。创无垢净光佛舍利塔也”，为辽朝皇族祈福。根据考古调查：“辽（907-1125年）摩崖线刻佛像出现在蓟州盘山千像寺周围（今蓟县联合村千像寺遗址）崖壁和涧石上。共535尊。”
辽代蓟州地区佛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非常有名的佛教代表人物。比如“辽应歷12年（962年），希悟大师化缘始修复被唐末兵火焚毁的盘山千像寺，并重修大殿”。还有行则大师，“师者行则，蓟州渔阳县白翎村人”。佛教在蓟州等地区发展迅猛，寺庙经济十分发达。乾统7年（1107年）的《上方感化寺碑》记载了：“先于蓟之属三河北乡。自乾亨前有庄一所。辟土三十顷。兼艺麦千亩……营佃距今。即有年祀。利资日用，众实赖之。”
辽朝统治蓟州地区的时期，蓟州地区在物质领域为辽朝提供了帮助，在军事领域提供了屏障，在文化领域传播了佛学和儒学，客观上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融合处，为契丹人学习中原文明提供了平台。
作者单位：天津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