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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高凤池这段话:“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陈光甫就是20 世纪中国银行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被誉为“中国的摩根”。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之所以派他前往美国借款,就是想借助他在美国金融界的影响力,他果然不辱使命,得到2500万美元可以循环使用的“桐油借款”。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在重庆当面对蒋介石说,陈光甫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希望蒋多向他请教。可是,他对做官兴趣不大,蒋多次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他都没有接受。
1915年,当这位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年轻“海龟”创立民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手里一无资本,二无背景,最初只筹措到8万元,最大的股东只有2万多元投资,他个人名下的不过区区5000元,有一部分还是有人替他垫支的,开业时全部员工加起来只有7个人,被人叫做“小小银行”或“小上海银行”。他本人以总经理兼营业,拉存款,跑企业,做放款,晚上还要为员工上课。到1926年,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3200多万,年平均盈利率超过20%以上,成为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南三行”之一。到1937年6月底,存款额已接近2亿元(折合黄金171万两),相当于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十分之一,分支行遍布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乃至避暑胜地莫干山上,鼎盛时期有110多处,员工2000多人,在国外各主要城市也都有代理银行,是中国经营外汇业务的主要银行之一,在国外享有信誉。昔日的“小小银行”异军突起,成了国内外知名的大银行。
陈光甫深知为社会服务,利在其中的道理,他曾经说过:“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的服务意识,陈光甫手定的行训就是“服务社会”,为此还确立了六条原则:不辞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时时想新办法。创行之初,就推出了“一元即可开户”的举措,吸收小额储户,当时有人蓄意刁难,拿100元要求开100个存折。他说,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办银行,信用第一,只要建立了信用,社会的闲散资金就会源源而来、聚沙成塔。所以,当1927年的政局变幻时,武汉政府命令,集中现金,停兑钞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在这前后收到的存款约五六百万,为了确保信用,他坚持以现金支付,停兑令之前存入的一律付现金,在停兑令之后存入的也各按存款日的市价支付。如此一来,多付出了200多万现金,但却赢得了武汉人的信赖,此后业务兴旺。
有一次,他在美国到一家银行办事,看到银行大楼气派十足、富丽堂皇,大有令人望而生畏之感。所以他在上海建造自己的银行大楼时,特别注意外观朴素,两层以上都用清水红砖墙面。宽阔的正门有意封闭,出入改走边门。各地的分行、支行,大门也都开得比一般的银行小,通常是一米多宽,看上去如同一家普通商号。他的想法是,如果银行搞得太阔气了,小额的储户可能就不敢上门了。
他一再告戒银行的同仁:“服务社会,第一不可自满。而读书尤为消除骄傲自私心理的要着。”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办起了一家“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请林同济教授主持,从国外进口大批图书,不仅供银行员工业余阅读,而且向社会开放。他自己也是读书不辍,每星期至少有三个上午请人给他讲解中外的历史哲学等,周六下午还要请人给他讲国外书刊上的经济金融文章。这位成功的银行家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及成功,为最快乐。此种快乐从艰危困苦中得来,尤为永久,尤为有纪念价值。”
1915年,当这位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年轻“海龟”创立民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手里一无资本,二无背景,最初只筹措到8万元,最大的股东只有2万多元投资,他个人名下的不过区区5000元,有一部分还是有人替他垫支的,开业时全部员工加起来只有7个人,被人叫做“小小银行”或“小上海银行”。他本人以总经理兼营业,拉存款,跑企业,做放款,晚上还要为员工上课。到1926年,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3200多万,年平均盈利率超过20%以上,成为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南三行”之一。到1937年6月底,存款额已接近2亿元(折合黄金171万两),相当于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十分之一,分支行遍布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乃至避暑胜地莫干山上,鼎盛时期有110多处,员工2000多人,在国外各主要城市也都有代理银行,是中国经营外汇业务的主要银行之一,在国外享有信誉。昔日的“小小银行”异军突起,成了国内外知名的大银行。
陈光甫深知为社会服务,利在其中的道理,他曾经说过:“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的服务意识,陈光甫手定的行训就是“服务社会”,为此还确立了六条原则:不辞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时时想新办法。创行之初,就推出了“一元即可开户”的举措,吸收小额储户,当时有人蓄意刁难,拿100元要求开100个存折。他说,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办银行,信用第一,只要建立了信用,社会的闲散资金就会源源而来、聚沙成塔。所以,当1927年的政局变幻时,武汉政府命令,集中现金,停兑钞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在这前后收到的存款约五六百万,为了确保信用,他坚持以现金支付,停兑令之前存入的一律付现金,在停兑令之后存入的也各按存款日的市价支付。如此一来,多付出了200多万现金,但却赢得了武汉人的信赖,此后业务兴旺。
有一次,他在美国到一家银行办事,看到银行大楼气派十足、富丽堂皇,大有令人望而生畏之感。所以他在上海建造自己的银行大楼时,特别注意外观朴素,两层以上都用清水红砖墙面。宽阔的正门有意封闭,出入改走边门。各地的分行、支行,大门也都开得比一般的银行小,通常是一米多宽,看上去如同一家普通商号。他的想法是,如果银行搞得太阔气了,小额的储户可能就不敢上门了。
他一再告戒银行的同仁:“服务社会,第一不可自满。而读书尤为消除骄傲自私心理的要着。”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办起了一家“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请林同济教授主持,从国外进口大批图书,不仅供银行员工业余阅读,而且向社会开放。他自己也是读书不辍,每星期至少有三个上午请人给他讲解中外的历史哲学等,周六下午还要请人给他讲国外书刊上的经济金融文章。这位成功的银行家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及成功,为最快乐。此种快乐从艰危困苦中得来,尤为永久,尤为有纪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