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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画的国度里，有一位男人的名字不可或缺。他以自己都市化、雅皮、无厘头风格的四格漫画颠倒众生，他对人生百态的感悟和抽离后的深刻再现，让每一个在其中看见自己的人都深深发笑，他更以知性风趣和时尚被誉为“中国最具知识分子趣味的漫画家”。这个男人就是我国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
2007年7月21日，杭州的温度达到了38摄氏度。下午两点，朱德庸出现在杭州博库书城，应邀为自己的新书《绝对小孩》做宣传。媒体见面会上，朱德庸就自己的新书回答记者提问。在他的旁边，有一位美丽优雅的女性在微笑着，她就是朱德庸的爱妻、作家王海鸰口中最有女人味的冯曼伦。
我的“粉红女郎”：这样的牛粪很少见
朱德庸画漫画的年龄可以追溯到5岁那年。那时候他是个极端自闭的孩子，不做一点自己不喜欢的事。朱德庸依稀记得他的第一幅漫画，他说：“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我非常冲动，好像有一支笔一直叫着我的名字，说用我来画吧，用我来画吧！我就拿起笔画了起来。这一画就画了几十年。”
“想象力对我非常重要，我常常生活在自己的想象里。”朱德庸说。他年少时的经典恶作剧之一，就是按门铃游戏：反复去按人家的门铃，按一次，马上躲起来，看出来开门的人的表情，等他回去了，再去按……然后把观察到的一系列表情跟自己的想象作个比照。
就这样，他在想象和观察中画下了身边的一个个男女，仿佛他们就住在隔壁，几乎每个人都在他的画中看见了自己。1985年，朱德庸把自己在部队服役时每晚用手电筒照明创作而成的《双响炮》发表在《中国时报》上，一时红透宝岛台湾，并引发了四格漫画的热潮。那时的他，只有25岁，但当时的台湾媒体毫不吝啬地把各种溢美之词全部赠给了他。
也就在这时候，朱德庸遇见了自己的“粉红女郎”——冯曼伦。彼时的冯曼伦，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联合报》缤纷版的主编。为了向朱德庸约稿，有一天，她约朱德庸吃饭。朱德庸本想拒绝，但话筒里的声音实在好听，朱德庸随口应承下来，说有时间就去。在朱德庸的经验里，越是声音好听的女人，就越是长得丑。所以他压根儿就没打算去赴约。
到了约定的那天，天奇热无比。朱德庸看着毒辣辣的太阳，赖在屋里不想出门。朱爸爸说：“答应人家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他甚至命令道：“你今天不去吃饭，在家里也不会有饭吃。”朱德庸翻翻白眼，无奈地来到约好的饭店。
他漫不经心地走到冯曼伦坐的位置。那会儿的她正跟一个同事在说话，朱德庸看见了冯曼伦的半张脸，轮廓温婉分明，极具女性气质。朱德庸忽然想起一句话：侧看美人正看花。他心里忽然咯噔一下子。这时候，冯曼伦微笑着转过脸来，跟朱德庸的想象完全吻合，仿佛有个声音在心里说：“就是她！”
朱德庸就在一瞬间爱上了自己的编辑。以后的日子，每当冯曼伦跟自己催稿的时候，他总说见面再谈。两人探讨着他的漫画，冯曼伦看着眼前这个侃侃而谈的男人，她突然觉得，如果那些漫画是宝石，那画出这些漫画的这个一点也不起眼的男人就是一个宝藏。他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等着她去发掘。
冯曼伦带着朱德庸去晋见未来的岳父岳母大人。一番客套之后，母亲将女儿拉到卧室，直言相告：“我和你爸爸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根本就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女儿的回答也很直接：“牛粪就牛粪吧，关键是现在，这样的牛粪也很少见了。”
1989年，朱德庸和冯曼伦喜结良缘。对此，“仇视婚姻”的朱德庸又有了新理论：婚姻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排斥——那就是你还没有确定你和他（她）是否能共度人生。反之，遇到合适的人，你就要毫不犹豫地选择结婚。
关于上班这件事：这是人类发明的最不合理的事情
婚后的朱德庸，在《中国时报》工作。“每天我只需上班一个多小时，轻松得不得了，待遇也很好。但是我一点都不快乐。”朱德庸回忆说。每天在电梯口碰见睡眼惺忪、拿着早餐的上班族，他都觉得仿佛看见了自己。一群穿着黑西装、白衬衣，打着领带的“企鹅”，在一个个火柴般的小格子里忙碌，“那真是特别可怕的事情”。上班的4年，朱德庸觉得不快乐。
有一天下班回家，朱德庸走到街口，看着满街匆匆而过的疲倦的脸，仿佛在突然之间，他找到了自己不快乐的根源，他决定辞职。
回家跟妻子一说，妻子居然同意了。而且“伟大的”妻子还要跟他一起辞职。这等于他们砸掉了一个金饭碗，丢掉了每月20多万元的丰厚收入，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们疯了。
可他们觉得很快乐，仿佛突然扔掉了沉重的枷锁。不上班的朱德庸每天跟妻子散步，读书，听音乐，画画，做家务。画得多了，他们就自己出书，居然卖得很好。漫画不再是一种工作，“不再有人在身后逼着你交稿，不再有人催着你干这个那个，没有了被迫感，画画成了一种真正的放松和快乐”。朱德庸后来把这4年的上班经历画成了《关于上班这件事》。他在其中写道：“上班是人类最可怕的文明之一。世上万物中，只有人类发展出了上班族，只有人类要每天挣扎着早起，赶着去上班，打卡……周而复始。也只有人类，为了一个位置，出卖自尊，践踏自己。想想看，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也是人类文明中最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八个“绝对小孩”：是我的儿子医好了我
1991年，朱德庸和冯曼伦的生活中多了个“第三者”，这就是他们的儿子动动，学名朱重威的“绝对小孩”。
冯曼伦生下动动的时候，朱德庸躲在自己的房里，3天没有出门。大度的冯曼伦叹息道：“你那么讨厌小孩，还是我自己来养吧。”
只有朱德庸自己知道，他不是讨厌小孩，他是害怕小孩，害怕从儿子身上看到自己，看到当年那个悲惨的小男孩。
童年的朱德庸，是个极端自闭又自卑的孩子。因为不适应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他的成绩是班里最差的。他被各个学校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连最差的学校都不愿意收留他。每到开学的时候，父母都要到学校低三下四地求人，这让朱德庸更加自卑。每年假期结束，要开学了，别的孩子欢天喜地地去学校，只有朱德庸要哭上好几天，“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了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在朱德庸的画笔下，只有两种题材他从来不碰，一种是小动物，因为他太爱；一种是小孩，因为他太怕。
动动一天天健康地长大了。他跟爸爸一起玩，爸爸一点也不让他，有时候还抢他的玩具。动动气得大哭，去找妈妈。冯曼伦对儿子说：“别看你爸爸长得那么大，其实他的心里有个比你还小的孩子住在里面。”下次和爸爸再起争端的时候，动动就很大度地说：“你是个小孩子，我让着你。”
动动上学了。他的身上，集中了妈妈身上所有的优秀品质，学习优秀，开朗大方，遇见什么困难也是积极地面对。“一开始，我非常害怕去他学校，见他的老师，甚至连‘家长联络簿’我都不敢看一眼。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学校是不愉快的地方，‘家长联络簿’里也没有什么让人开心的内容。甚至每天动动去上学，我都觉得他会被老师批，被同学欺负，我充满了恐惧。”朱德庸说，在目睹儿子成长的过程中，他儿时的记忆“从大脑的阁楼深处一点一点地被清扫出来”。
“动动非常爱读书，喜欢去学校，而且他跟同学相处得很好，老师同学都喜欢他。有时候遇到一点小问题，他会很积极地去面对、解决。所以，他的学校生活特别开心。我不太愉快的童年经历被他的快乐抹去了，儿子就是我的心理医生，是他治好了我的心理疾病。”
1997年，朱德庸领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在古老的四合院里跟动动玩打雪仗。他站在屋檐下，看着雪地上开心的动动，忽然想画关于孩子的漫画了。这就是今年的《绝对小孩》。“以前的漫画，都是我以一个旁观者和偷窥者的角度，但这次，有动动，也有我自己儿时的影子在里面。这个世界不是绝对的，只有小孩是绝对的。”朱德庸说。
在冯曼伦的眼里，丈夫漫画中的6个小孩，加上动动和朱德庸，正好是8个“绝对小孩”。
人人都有病：我们把自己的快乐弄丢了
在朱德庸的眼里，妻子冯曼伦是个特别智慧的女人。“老婆就像是我的拳击教练，她永远会把我调到最好的状态，所以她是我身边最细心关注我成长的人。”朱德庸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朱德庸忽然非常想去做个飞机驾驶员。冯曼伦没有特别多的说教，她只说了一句话：“这个岛上飞机驾驶员很多，但真正的漫画家将来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朱德庸冷静下来，他仔细考虑，觉得妻子的话很有道理。
朱德庸有轻微的识字障碍，“本来，我是非常自卑的。直到太太跟我说，新加坡的资政李光耀也有这个问题，美国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也有这个问题，我才心理稍稍平衡”。
1997年前后，是朱德庸事业的高峰期。他的六本《双响炮》系列作品，在台湾地区早已卖出了一百万册，在东南亚盗版多达五十六种，他在杂志上开的专栏也有十几家。“我每天早晨6点半起来，差不多7点半坐到书桌前，那时就感觉好像胸膛开了一个口子，里边的东西一股脑儿就出来了，我就拼命地记，拼命地记，一边记一边画草图。每天工作到中午12点左右我就筋疲力尽了。”也就在这最好的时候，冯曼伦对丈夫喊停了。朱德庸审视自己，他觉得自己在工作里迷失了，他以前画画是非常单纯的，但最后那段时间，画画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了。即使画得很好，比几年前还好，他也得不到快乐，对人生没感觉了。
朱德庸和妻子把出版停了下来，专栏减到两家，带着孩子出国去玩。那五六年的时间，他们去了很多地方。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到当地人会去的地方，走他们走的路，吃他们吃的东西，真正感觉到他们呼吸的空气。为的只是一个目的：他想知道，在他对自己生活不满的时候，别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觉得旅行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你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当地人的价值观，人们对生活的感受，跟你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时你才知道，你其实是局限在一个多么小的空间里。在台湾，工作第一，所有人追求的都是工作上的成功，但是当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会觉得工作和成功对他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
他看到一个端盘子的美国人，努力地去端盘子，服务做得非常好，拿很多小费，钱一够了，他就立即辞职，出去玩，到意大利，到西班牙。他看到欧美人出去度假，旅馆一定会住得非常舒服，天天带一本书，坐在咖啡厅看，躺在游泳池旁边看。但是亚洲人一大早就拿着照相机跑这里跑那里。这给朱德庸很大的感触，亚洲人真的被扭曲了。有多少成功人士为了他的工作，最后甚至把命都丢了！欧美的成功人士很少这样，他们过得好好的，越有钱过得越好，越要去丰富他的人生。而不是像亚洲人一样：我要更多，我要越来越多，结果把命给赔掉了。
工作不是我的一切，追求我的人生快乐才是最重要的。这种观念听起来很简单，但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什么都在发生：所谓的幸福，不过如此
因为新书宣传的需要，朱德庸几乎每年都要来祖国大陆几次，几乎每次，他都要与太太同行，有太太在身边才能口若悬河，“这样才觉得安心，否则我会说不出来话”。
2007年3月，朱德庸受邀参加杭州动漫展，冯曼伦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同行。前后不过五天时间，但朱德庸当时的心情就像是一个孤儿被扔在遥远的地方，即使每天用短信和太太通上好几回也没用。朱德庸说：“也许会有人笑，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像小孩一样紧黏着太太？老实说，有时我也会笑自己。但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以前太太常让我一个人出去放放风，结果我一个人双眼发直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后来又回家找太太了。”
有半年的时间，朱德庸一直在陪太太看病，辗转于各大医院之间。在街上牵着太太的手过马路等红灯的时候，朱德庸看着眼前的人流，他忽然感觉，世界上那么多人，可真正能理解他，能走进他心底的，只有身边的这个人。“当性欲逐渐减退的时候，两个人还能在一起，那才是爱情。”
2007年7月，朱德庸来到杭州，同行的除了妻子，还有他们16岁的儿子。朱德庸给儿子的任务是照顾妈妈，还有就是做自己的临时助理。“二十几天、5个城市的行程，我不放心把太太留在台北一个人面对医院、医生的一切，她也不放心我一个人独自面对宣传活动的一切。”朱德庸说，“能看见她，我才安心。”
在杭州的三天，他们去了西湖旁的一家餐厅。那是一家中国庭院式的餐厅，有很大的花园。茶室和餐厅从庭院步道相通，可以先喝茶再用餐，也可以用餐后再慢慢走去喝茶。这家餐厅给朱德庸的感觉除了宁静还有些古意。
吸引朱德庸的，还有餐厅花园里5只可爱的小狗。5只小狗大小不一，有肥有瘦，有合群的也有独自沉思的。其中一只小狗，朱德庸叫它“自闭”，因为它永远自己待在某个角落。有时候妈妈带着其他4只小狗出游，它也只是站在那里，远远地看着它们嬉戏。朱德庸觉得那只小狗像极了自己。他拍下了“自闭”的照片，放到了自己的博客上。
美丽的画廊下，朱德庸和太太一边喝着龙井一边看着月下的西湖，远处的小狗“自闭”躲在自己的角落里，远远地看着他们一家。那会儿他忽然觉得：什么都会发生，所谓的幸福，也不过如此。
编辑 / 雨 雪
2007年7月21日，杭州的温度达到了38摄氏度。下午两点，朱德庸出现在杭州博库书城，应邀为自己的新书《绝对小孩》做宣传。媒体见面会上，朱德庸就自己的新书回答记者提问。在他的旁边，有一位美丽优雅的女性在微笑着，她就是朱德庸的爱妻、作家王海鸰口中最有女人味的冯曼伦。
我的“粉红女郎”：这样的牛粪很少见
朱德庸画漫画的年龄可以追溯到5岁那年。那时候他是个极端自闭的孩子，不做一点自己不喜欢的事。朱德庸依稀记得他的第一幅漫画，他说：“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我非常冲动，好像有一支笔一直叫着我的名字，说用我来画吧，用我来画吧！我就拿起笔画了起来。这一画就画了几十年。”
“想象力对我非常重要，我常常生活在自己的想象里。”朱德庸说。他年少时的经典恶作剧之一，就是按门铃游戏：反复去按人家的门铃，按一次，马上躲起来，看出来开门的人的表情，等他回去了，再去按……然后把观察到的一系列表情跟自己的想象作个比照。
就这样，他在想象和观察中画下了身边的一个个男女，仿佛他们就住在隔壁，几乎每个人都在他的画中看见了自己。1985年，朱德庸把自己在部队服役时每晚用手电筒照明创作而成的《双响炮》发表在《中国时报》上，一时红透宝岛台湾，并引发了四格漫画的热潮。那时的他，只有25岁，但当时的台湾媒体毫不吝啬地把各种溢美之词全部赠给了他。
也就在这时候，朱德庸遇见了自己的“粉红女郎”——冯曼伦。彼时的冯曼伦，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联合报》缤纷版的主编。为了向朱德庸约稿，有一天，她约朱德庸吃饭。朱德庸本想拒绝，但话筒里的声音实在好听，朱德庸随口应承下来，说有时间就去。在朱德庸的经验里，越是声音好听的女人，就越是长得丑。所以他压根儿就没打算去赴约。
到了约定的那天，天奇热无比。朱德庸看着毒辣辣的太阳，赖在屋里不想出门。朱爸爸说：“答应人家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他甚至命令道：“你今天不去吃饭，在家里也不会有饭吃。”朱德庸翻翻白眼，无奈地来到约好的饭店。
他漫不经心地走到冯曼伦坐的位置。那会儿的她正跟一个同事在说话，朱德庸看见了冯曼伦的半张脸，轮廓温婉分明，极具女性气质。朱德庸忽然想起一句话：侧看美人正看花。他心里忽然咯噔一下子。这时候，冯曼伦微笑着转过脸来，跟朱德庸的想象完全吻合，仿佛有个声音在心里说：“就是她！”
朱德庸就在一瞬间爱上了自己的编辑。以后的日子，每当冯曼伦跟自己催稿的时候，他总说见面再谈。两人探讨着他的漫画，冯曼伦看着眼前这个侃侃而谈的男人，她突然觉得，如果那些漫画是宝石，那画出这些漫画的这个一点也不起眼的男人就是一个宝藏。他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等着她去发掘。
冯曼伦带着朱德庸去晋见未来的岳父岳母大人。一番客套之后，母亲将女儿拉到卧室，直言相告：“我和你爸爸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根本就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女儿的回答也很直接：“牛粪就牛粪吧，关键是现在，这样的牛粪也很少见了。”
1989年，朱德庸和冯曼伦喜结良缘。对此，“仇视婚姻”的朱德庸又有了新理论：婚姻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排斥——那就是你还没有确定你和他（她）是否能共度人生。反之，遇到合适的人，你就要毫不犹豫地选择结婚。
关于上班这件事：这是人类发明的最不合理的事情
婚后的朱德庸，在《中国时报》工作。“每天我只需上班一个多小时，轻松得不得了，待遇也很好。但是我一点都不快乐。”朱德庸回忆说。每天在电梯口碰见睡眼惺忪、拿着早餐的上班族，他都觉得仿佛看见了自己。一群穿着黑西装、白衬衣，打着领带的“企鹅”，在一个个火柴般的小格子里忙碌，“那真是特别可怕的事情”。上班的4年，朱德庸觉得不快乐。
有一天下班回家，朱德庸走到街口，看着满街匆匆而过的疲倦的脸，仿佛在突然之间，他找到了自己不快乐的根源，他决定辞职。
回家跟妻子一说，妻子居然同意了。而且“伟大的”妻子还要跟他一起辞职。这等于他们砸掉了一个金饭碗，丢掉了每月20多万元的丰厚收入，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们疯了。
可他们觉得很快乐，仿佛突然扔掉了沉重的枷锁。不上班的朱德庸每天跟妻子散步，读书，听音乐，画画，做家务。画得多了，他们就自己出书，居然卖得很好。漫画不再是一种工作，“不再有人在身后逼着你交稿，不再有人催着你干这个那个，没有了被迫感，画画成了一种真正的放松和快乐”。朱德庸后来把这4年的上班经历画成了《关于上班这件事》。他在其中写道：“上班是人类最可怕的文明之一。世上万物中，只有人类发展出了上班族，只有人类要每天挣扎着早起，赶着去上班，打卡……周而复始。也只有人类，为了一个位置，出卖自尊，践踏自己。想想看，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也是人类文明中最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八个“绝对小孩”：是我的儿子医好了我
1991年，朱德庸和冯曼伦的生活中多了个“第三者”，这就是他们的儿子动动，学名朱重威的“绝对小孩”。
冯曼伦生下动动的时候，朱德庸躲在自己的房里，3天没有出门。大度的冯曼伦叹息道：“你那么讨厌小孩，还是我自己来养吧。”
只有朱德庸自己知道，他不是讨厌小孩，他是害怕小孩，害怕从儿子身上看到自己，看到当年那个悲惨的小男孩。
童年的朱德庸，是个极端自闭又自卑的孩子。因为不适应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他的成绩是班里最差的。他被各个学校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连最差的学校都不愿意收留他。每到开学的时候，父母都要到学校低三下四地求人，这让朱德庸更加自卑。每年假期结束，要开学了，别的孩子欢天喜地地去学校，只有朱德庸要哭上好几天，“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了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在朱德庸的画笔下，只有两种题材他从来不碰，一种是小动物，因为他太爱；一种是小孩，因为他太怕。
动动一天天健康地长大了。他跟爸爸一起玩，爸爸一点也不让他，有时候还抢他的玩具。动动气得大哭，去找妈妈。冯曼伦对儿子说：“别看你爸爸长得那么大，其实他的心里有个比你还小的孩子住在里面。”下次和爸爸再起争端的时候，动动就很大度地说：“你是个小孩子，我让着你。”
动动上学了。他的身上，集中了妈妈身上所有的优秀品质，学习优秀，开朗大方，遇见什么困难也是积极地面对。“一开始，我非常害怕去他学校，见他的老师，甚至连‘家长联络簿’我都不敢看一眼。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学校是不愉快的地方，‘家长联络簿’里也没有什么让人开心的内容。甚至每天动动去上学，我都觉得他会被老师批，被同学欺负，我充满了恐惧。”朱德庸说，在目睹儿子成长的过程中，他儿时的记忆“从大脑的阁楼深处一点一点地被清扫出来”。
“动动非常爱读书，喜欢去学校，而且他跟同学相处得很好，老师同学都喜欢他。有时候遇到一点小问题，他会很积极地去面对、解决。所以，他的学校生活特别开心。我不太愉快的童年经历被他的快乐抹去了，儿子就是我的心理医生，是他治好了我的心理疾病。”
1997年，朱德庸领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在古老的四合院里跟动动玩打雪仗。他站在屋檐下，看着雪地上开心的动动，忽然想画关于孩子的漫画了。这就是今年的《绝对小孩》。“以前的漫画，都是我以一个旁观者和偷窥者的角度，但这次，有动动，也有我自己儿时的影子在里面。这个世界不是绝对的，只有小孩是绝对的。”朱德庸说。
在冯曼伦的眼里，丈夫漫画中的6个小孩，加上动动和朱德庸，正好是8个“绝对小孩”。
人人都有病：我们把自己的快乐弄丢了
在朱德庸的眼里，妻子冯曼伦是个特别智慧的女人。“老婆就像是我的拳击教练，她永远会把我调到最好的状态，所以她是我身边最细心关注我成长的人。”朱德庸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朱德庸忽然非常想去做个飞机驾驶员。冯曼伦没有特别多的说教，她只说了一句话：“这个岛上飞机驾驶员很多，但真正的漫画家将来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朱德庸冷静下来，他仔细考虑，觉得妻子的话很有道理。
朱德庸有轻微的识字障碍，“本来，我是非常自卑的。直到太太跟我说，新加坡的资政李光耀也有这个问题，美国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也有这个问题，我才心理稍稍平衡”。
1997年前后，是朱德庸事业的高峰期。他的六本《双响炮》系列作品，在台湾地区早已卖出了一百万册，在东南亚盗版多达五十六种，他在杂志上开的专栏也有十几家。“我每天早晨6点半起来，差不多7点半坐到书桌前，那时就感觉好像胸膛开了一个口子，里边的东西一股脑儿就出来了，我就拼命地记，拼命地记，一边记一边画草图。每天工作到中午12点左右我就筋疲力尽了。”也就在这最好的时候，冯曼伦对丈夫喊停了。朱德庸审视自己，他觉得自己在工作里迷失了，他以前画画是非常单纯的，但最后那段时间，画画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了。即使画得很好，比几年前还好，他也得不到快乐，对人生没感觉了。
朱德庸和妻子把出版停了下来，专栏减到两家，带着孩子出国去玩。那五六年的时间，他们去了很多地方。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到当地人会去的地方，走他们走的路，吃他们吃的东西，真正感觉到他们呼吸的空气。为的只是一个目的：他想知道，在他对自己生活不满的时候，别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觉得旅行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你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当地人的价值观，人们对生活的感受，跟你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时你才知道，你其实是局限在一个多么小的空间里。在台湾，工作第一，所有人追求的都是工作上的成功，但是当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会觉得工作和成功对他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
他看到一个端盘子的美国人，努力地去端盘子，服务做得非常好，拿很多小费，钱一够了，他就立即辞职，出去玩，到意大利，到西班牙。他看到欧美人出去度假，旅馆一定会住得非常舒服，天天带一本书，坐在咖啡厅看，躺在游泳池旁边看。但是亚洲人一大早就拿着照相机跑这里跑那里。这给朱德庸很大的感触，亚洲人真的被扭曲了。有多少成功人士为了他的工作，最后甚至把命都丢了！欧美的成功人士很少这样，他们过得好好的，越有钱过得越好，越要去丰富他的人生。而不是像亚洲人一样：我要更多，我要越来越多，结果把命给赔掉了。
工作不是我的一切，追求我的人生快乐才是最重要的。这种观念听起来很简单，但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什么都在发生：所谓的幸福，不过如此
因为新书宣传的需要，朱德庸几乎每年都要来祖国大陆几次，几乎每次，他都要与太太同行，有太太在身边才能口若悬河，“这样才觉得安心，否则我会说不出来话”。
2007年3月，朱德庸受邀参加杭州动漫展，冯曼伦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同行。前后不过五天时间，但朱德庸当时的心情就像是一个孤儿被扔在遥远的地方，即使每天用短信和太太通上好几回也没用。朱德庸说：“也许会有人笑，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像小孩一样紧黏着太太？老实说，有时我也会笑自己。但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以前太太常让我一个人出去放放风，结果我一个人双眼发直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后来又回家找太太了。”
有半年的时间，朱德庸一直在陪太太看病，辗转于各大医院之间。在街上牵着太太的手过马路等红灯的时候，朱德庸看着眼前的人流，他忽然感觉，世界上那么多人，可真正能理解他，能走进他心底的，只有身边的这个人。“当性欲逐渐减退的时候，两个人还能在一起，那才是爱情。”
2007年7月，朱德庸来到杭州，同行的除了妻子，还有他们16岁的儿子。朱德庸给儿子的任务是照顾妈妈，还有就是做自己的临时助理。“二十几天、5个城市的行程，我不放心把太太留在台北一个人面对医院、医生的一切，她也不放心我一个人独自面对宣传活动的一切。”朱德庸说，“能看见她，我才安心。”
在杭州的三天，他们去了西湖旁的一家餐厅。那是一家中国庭院式的餐厅，有很大的花园。茶室和餐厅从庭院步道相通，可以先喝茶再用餐，也可以用餐后再慢慢走去喝茶。这家餐厅给朱德庸的感觉除了宁静还有些古意。
吸引朱德庸的，还有餐厅花园里5只可爱的小狗。5只小狗大小不一，有肥有瘦，有合群的也有独自沉思的。其中一只小狗，朱德庸叫它“自闭”，因为它永远自己待在某个角落。有时候妈妈带着其他4只小狗出游，它也只是站在那里，远远地看着它们嬉戏。朱德庸觉得那只小狗像极了自己。他拍下了“自闭”的照片，放到了自己的博客上。
美丽的画廊下，朱德庸和太太一边喝着龙井一边看着月下的西湖，远处的小狗“自闭”躲在自己的角落里，远远地看着他们一家。那会儿他忽然觉得：什么都会发生，所谓的幸福，也不过如此。
编辑 / 雨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