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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对形式主义保持着高度警惕，但是基层党建中的形式主义容易发生各种显性或隐性变异，其中以价值取向异化、行为方式异化和制度执行异化为典型特征。探究其产生根源，形式主义往往与官僚主义、利益驱动、制度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治理基层党建领域的形式主义，需要通过坚持思想建党、增强转变作风的思想自觉，坚持问题导向、消解制约效能的机制障碍，坚持以上率下、发挥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坚持综合提质、解决党员干部的本领恐慌等途径综合施策，才能有效遏制这一顽疾。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建设;形式主义;异化表现;存在逻辑;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1）10-0022-05
形式主义最初起源于文学艺术领域，后来逐渐衍生至哲学、建筑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不同学科对形式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党建领域，形式主义特指在落实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过程当中，受主观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导，以执行的形式代替执行的内容，最终导致执行过程变形走样、执行效果大打折扣的作风与行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形式主义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因而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普遍批判。从党的建设历史和实践经验来看，基层组织往往是滋生形式主义的“重灾区”，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也深受其害。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有着新的要求，然而持续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却发生了显性或隐性的变异，削弱了党的领导力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如何在基层建设中纠治这一顽疾，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基层党建中形式主义发生异化演变的表现特征
（一）价值取向异化
中国共产党对形式主义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从《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告全体同志书》《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些党内法规、文献中不难看出，自建党之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秉持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思想持续对形式主义进行治理。如此长期不懈地斗争，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严重偏离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不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经历了从“邀功”到“避责”的转变[1]，体现出从“机会主义”向“形式主义”变迁的特点，属于不完全自主状态之下的形式主义。基层党建中的形式主义则与之不同，受“党建是虚功”以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难融合”等思维方式的影响，党建领域的形式主义往往源于主观的故意和自觉。尤其是随着“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2]这一理念的树立，功利主义者就把形式主义党建当成了快速获取政绩、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手段。此时的形式主义是利益权衡的结果，其价值取向以个人得失、个人利益、上级意志为判断标准，产生了从“形式主义”向“利己主义”“机会主义”变异的现象。在基层党建领域所产生的形式主义异化中，价值取向异化危害最为严重，行为主体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发生了蜕变，其危害本质上属于政治危害，是在用“最不讲政治”的方式“言不由衷”地讲政治。
（二）行为方式异化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营造出了党建新生态，同党建领域以往粗制滥造、漏洞百出的形式主义相比，此时的形式主义更加注意“形式”和“过程”，变异为包装化、精致化的形式主义，其辨识难度明显加大。为避免被追责问责，各种规定动作一应俱全，通常以“文件+会议+检查”进行套路式工作安排，继而组织基层党员开展以完成教育任务为目的的培训学习，基层党员则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走过场、突击式、表演式落实各项学习、会议、活动，实施应付式履责。至于实际效果如何乏人问津，重在过程留痕、材料留痕、活动留痕。同时还要按照预先设定的条框进行打分，实行格式化的定期考核。于是材料党建、纸上党建、盆景党建应需而生，奉行“干得好不如说得好”，把“材料出业绩、总结出成绩、汇报出政绩”当成工作方法，通过所谓的“事事有特色、件件有材料、月月有亮点、年年有创新”来搞精致的形式主义。虽然这都是在“认真走形式、扎实走过场”，为了突显自身的党建特色，往往还会提炼出“XX工作法”“XX党建品牌”，但深究起来只是花架子、假把式，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并且网络信息技术也成了形式主义的包装手段，一些党建APP、云平台、公众号、微信群功能单一，作用发挥非常有限，甚至启用一段时间后就被搁置，是典型的电子化面子工程。美其名曰“智慧党建”“网络党建”的做法，反而加重了基层的负担，产生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和变异的电子痕迹，属于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其形式与内容脱节、形式与效果脱节、形式与需求脱节的异化特征，是“从事物的形式、现象、外在、片面、表面出发，而不是从内容、本质、内在、全面出发，是形而上学而不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3]。
（三）制度执行异化
制度建设的着力点在于不断完善制度并严格执行，这是基层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性认识，因此我们党反复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4]。然而从基层党建的视角分析形式主义，不难发现其一定程度上缘起于制度性缺陷，与制度建设短板和制度执行异化存在密切关联。党内法规制度、组织生活制度的执行力在党建领域出现层层递减、基层最弱的现象，制度建设异化为了“制度形式主义”。各种“制度创新”层出不穷，虽然其中也不乏有效性制度，但这些制度创新的效果指向是满足宣传需要、考核需要以及政绩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并获取短期利益之后，形成的创新制度就会形成展板挂在墙上，或是作为资料存入党建档案，渐渐淡出视线直至被忽略淡忘。这种缺乏持续性和执行力的制度创新，最终无可避免地会沦为形式主义。还有一些制度在执行方面有强制性要求，不允许回避绕行，如“三会一课”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然而在形式主义面前，这些制度依然会在执行中变形走样。例如把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三会合一”，用一次会议合并完成有着不同参会人员、召开时限要求的多种会议，只需要在会议期间多次更换不同的会标横幅。除此之外，“选择性执行”“阶段性執行”等现象也颇为常见，这些做法均是制度执行异化的典型表征。其结果是导致制度建设中的三种核心要素——完善制度、制度意识、制度执行最终无法实现互促共进，制度治党的实践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二、基层党建中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
（一）源自从官僚主义向形式主义的嬗变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进程中，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官本位文化一直是官僚体制所遵循的政治伦理规范，长期的封建政治教化致使官僚主义已经深入到了社会各个方面。尽管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党内也确立了民主集中制，但是官本位、等级观念、唯上论等封建官场文化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些以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功利主义为表象的官僚主义，是封建官僚科层制思维在现代社会中的惯性延续。在上是官僚主义，在下则嬗变为形式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传承相同、本质相近，我们党对此多次作出过重要判断，“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義”[5]，形式主义同“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密切相关，有着很强的共生性”[6]。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查处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案件，可以发现不少发生在基层党组织的形式主义做法，源自上级党组织领导群众观念淡漠、主体责任缺位、纪律规矩意识缺失和权力观扭曲。与我们党建立初期的历史状况不同，当前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得到了极大提升，能够正确辨识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基层党员干部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作风心知肚明，但惯性思维下的中庸之道和唯官唯上，促使他们选择以形式主义应对官僚主义，从而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这种嬗变既有上级刻意为之，也有下级自发自举，两者存在同向伴生的逻辑关系。
（二）源自压力驱动与问责驱动的耦合
党员个体动机固然是驱动形式主义的一个因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体制性因素同样会促发形式主义，其中“压力型体制”和“问责型体制”是两个重要维度。压力型体制核心构成要素是“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各部门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机制;物质化的多层次评价体系”[7]。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呈现出明显的科层化特征，而且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够确保党的决策部署顺利传达并得到强力执行，这使得压力传导成为现实可能，压力型体制同样适用于党建领域。随着《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党内法规修订完善，问责机制逐渐细化，问责型体制在党建领域得以建立。压力型体制、问责型体制共同营造出正面激励和反面警示效应，全面问责制背景下，党的每个组织层级既有责任也有压力，传导压力强化问责是一个常态化党建经验。可是现实情况中，压力型体制的正向强激励作用发挥尚不完善，仍待与之相配套的保障机制进一步健全。问责型体制的负向强激励作用相对较为明显，执纪问责“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因此落实党建责任难免会出现“压力层层传导”异化为层层推责、避责现象，处于压力传导末端的基层党员往往感觉“压力山大”。为了消解压力实现避责，一旦基层党建工作出现未完成任务或不能完全符合考核要求时，往往会选择用痕迹代替结果、用亮点遮掩缺点、用过程替换实效等形式主义应对。
（三）源自评价机制不完善诱因下的政绩观错位
习近平同志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8]政绩观错位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并非完全基于党员个体动因，其中一个直接诱因就在于党建工作评价机制不完善。尤其是在基层党建领域，评价指标体系中的过程性指标占据了可观的评分比重，如开会的次数、学习的时数、谈话的人数等等。而对于学习能否学懂弄通做实，谈心谈话能否解决思想问题，作风建设是否持续好转等实效性结果，却缺乏务实可靠的评价依据，所占评价比例相对有限。评价机制不完善直接导致了激励机制不健全，选人用人与党建政绩没有完全实现挂钩，干部的选拔任命往往更侧重业务能力。与优秀公务员、年终考核优秀相比，优秀党员在政治待遇、经济待遇方面并没有完全与之持平，基层党员干部也更看重前两种荣誉。与激励机制向来保持伴生关系的容错纠错机制，同样在党建领域建设中滞后。由于党建领域有着突出的政治特征，且受政策、法规、纪律约束较强，与社会治理体系不同，党建领域建立容错机制的难度明显较大，党员干部干事创新的动力容易消减。评价与激励、容错与问责脱节失联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少基层党建领域的顽疾与此相关。而这恰恰也是导致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进而产生形式主义的内生根源。
三、基层党建中形式主义的治理路径
（一）坚持思想建党，增强转变作风的思想自觉
内因决定事物发展方向，思想境界决定行动方向。无论形式主义如何变异，其本质依然与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全背离。纵观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每当我们运用唯物史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我们的各项工作就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反之以形式主义对待，就必然会遇到挫折失败。坚持思想建党，持续推进作风建设是我们党在此过程中总结出的一项客观规律，也是治理形式主义的“总开关”。这就需要以党员教育为手段，加强理论武装，提升党员的思想境界，其关键在于解决“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这三个问题。基于治理形式主义的出发点，抓党员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强化理想信念，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理念，增强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反对形式主义成为一种转变作风的思想自觉。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必须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前提，开展党的宗旨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其学习形式也必须突出实效性，坚决反对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任务而学习。应在集中轮训培训的基础上，采取符合知识传播规律以及受众易接受的方式，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再编码，多采用体验式党课、情景式党课的方式，提升基层党员主动参与教育学习的兴趣度，真正把党的创新理论与党建工作、行业特点和个人岗位结合起来。
（二）坚持问题导向，消解制约效能的机制障碍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抓住事关全局的重点问题和主要矛盾，就能够找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破局点。体制机制关乎基层党建工作的根本和长远，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是治理形式主义的关键所在。着眼当前党建领域的压力传导和责任落实，应把完善构建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均衡体系放在首位。科学的党建考核机制是“指挥棒”，必须破除评价体系中的教条主义，减少设定过程性指标，增加对实效性结果的认定评价。对过程性指标的考核认定，要大力消除以学习记录、会议记录、制度台账、活动简报等作为考核评价标准的机械做法，可以在党建领域引入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实施过程性监督，尽量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着力解决以往党建督导考核注重事事留痕的陋习。对实效性结果的认定评价，也应通过引入多元评价主体的方式，开展上级组织评议、服务对象评议、同行评议、社会评议。坚持既看形式更看内容、既看过程又看结果，遏制“材料党建”“展板党建”等形式主义基层党建。评价结果要与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相结合，发挥真抓实干的高质量党建才是最大政绩这一“风向标”作用。在此基础上，应加强针对治理形式主义的制度建设，健全问题发现机制，把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纳入政治腐败范畴，做到精准性打击。同时应探索建立容错机制，坚持有错必纠、容纠并举，从而激发党员干部求真务实、想干敢干的内在动力。
（三）坚持以上率下，发挥“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
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是基层开展党建工作的领头人，治理形式主义必须重点关注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关键少数”，尤其选配高素质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更是“关键的关键”。在基层党建领域的机构设置和干部使用上，仍然存在着临时性、过渡性、安置性特点，人员编制较为紧张。许多基层党务干部往往身兼数职，精力确实有限，难以高标准精细化开展工作。这就需要把解决基层党组织党务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作为入口，选配讲政治、懂业务、精党务的干部担任基层党组织的“领头羊”，将党务工作经历和党务工作实绩作为选拔后备干部的硬性条件，使基层党建机构岗位成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平台。通过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锤炼党性的制度落实落地，引导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从站位伟大工程的高度来理解“最大政绩”的真正含义，确保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在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引领下，始终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履行岗位职责。与此同时，应发挥党内监督在治理形式主义上的积极作用，建立监督形式主义的下沉机制，赋予基层党员干部更多识别监督形式主义的党内民主权利。列宁曾指出：“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9]通过整合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网络监督等方式，推动形成向上的监督合力，在多方参与的大党建格局之下发现、纠治形式主义，最终使其无所遁形。
（四）坚持综合提质，解决党员干部的本领恐慌
基层党建中之所以存在形式主义，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其中能力不足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对党员干部的能力需求来自多个方面，既有政治能力要求也有党建业务能力需求。党建工作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因此必须把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放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10]。通过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来提升政治站位，从而能够从政治角度思考形式主义的危害，把表里如一、真抓实干内化为行动自觉。政治引领之下，业务能力同样不可或缺。党建工作高度强调程序性、政策性，有非常明确的时间要求。然而当前党员教育培训重理论、轻实务，导致基层党员对操作性较强的党建工作实务把握不准，开展党建工作习惯被动等待上级文件和工作要求的传达，没有真正理清该“抓什么”，对“怎么抓”感到无从下手。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对标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当前基层党建领域的干部队伍建设，应当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转变工作思路、完善知识结构。运用多种渠道加强党建工作实务培训，把抓实抓好基层党建的工作理念、工作要求、工作内容、工作方法纳入教育培训内容，着力解决党员干部的本领恐慌，全方位提升党建工作素养，使其自觉远离形式主义。
四、结语
现代政治非常注重制度与规范，中国共产党也高度强调纪律与规矩。然而形式不等于形式主义，作为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副产品”，形式主义自身有着多重存在逻辑，更是多维体制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再到“延安整风”“三反运动”，直到现在的反“四风”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始终致力于从党的肌体中戒除形式主义。基层党建领域具有与组织层级相符的工作规律和工作特点，要想纠治其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必须综合考量组织、个体、制度、机制等因素，并将“形式主义”放置于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大格局中选择治理策略，才能有效遏制这一顽疾。
參考文献：
[1]倪星，王锐.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7（2）.
[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2）.
[3]金民卿.当代形式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新的演化[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5）.
[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45.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1.
[6]毛泽东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8.
[7]景跃进，张小劲，余逊达.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70.
[8]习近平.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8-09（1）.
[9]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0.
[10]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坚守人民情怀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N].人民日报，2020-12-26（1）.
责任编辑：籍雪梅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建设;形式主义;异化表现;存在逻辑;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1）10-0022-05
形式主义最初起源于文学艺术领域，后来逐渐衍生至哲学、建筑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领域。不同学科对形式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党建领域，形式主义特指在落实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过程当中，受主观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导，以执行的形式代替执行的内容，最终导致执行过程变形走样、执行效果大打折扣的作风与行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形式主义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因而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普遍批判。从党的建设历史和实践经验来看，基层组织往往是滋生形式主义的“重灾区”，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也深受其害。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有着新的要求，然而持续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却发生了显性或隐性的变异，削弱了党的领导力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如何在基层建设中纠治这一顽疾，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基层党建中形式主义发生异化演变的表现特征
（一）价值取向异化
中国共产党对形式主义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从《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告全体同志书》《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些党内法规、文献中不难看出，自建党之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秉持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思想持续对形式主义进行治理。如此长期不懈地斗争，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严重偏离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不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经历了从“邀功”到“避责”的转变[1]，体现出从“机会主义”向“形式主义”变迁的特点，属于不完全自主状态之下的形式主义。基层党建中的形式主义则与之不同，受“党建是虚功”以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难融合”等思维方式的影响，党建领域的形式主义往往源于主观的故意和自觉。尤其是随着“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2]这一理念的树立，功利主义者就把形式主义党建当成了快速获取政绩、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手段。此时的形式主义是利益权衡的结果，其价值取向以个人得失、个人利益、上级意志为判断标准，产生了从“形式主义”向“利己主义”“机会主义”变异的现象。在基层党建领域所产生的形式主义异化中，价值取向异化危害最为严重，行为主体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发生了蜕变，其危害本质上属于政治危害，是在用“最不讲政治”的方式“言不由衷”地讲政治。
（二）行为方式异化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营造出了党建新生态，同党建领域以往粗制滥造、漏洞百出的形式主义相比，此时的形式主义更加注意“形式”和“过程”，变异为包装化、精致化的形式主义，其辨识难度明显加大。为避免被追责问责，各种规定动作一应俱全，通常以“文件+会议+检查”进行套路式工作安排，继而组织基层党员开展以完成教育任务为目的的培训学习，基层党员则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走过场、突击式、表演式落实各项学习、会议、活动，实施应付式履责。至于实际效果如何乏人问津，重在过程留痕、材料留痕、活动留痕。同时还要按照预先设定的条框进行打分，实行格式化的定期考核。于是材料党建、纸上党建、盆景党建应需而生，奉行“干得好不如说得好”，把“材料出业绩、总结出成绩、汇报出政绩”当成工作方法，通过所谓的“事事有特色、件件有材料、月月有亮点、年年有创新”来搞精致的形式主义。虽然这都是在“认真走形式、扎实走过场”，为了突显自身的党建特色，往往还会提炼出“XX工作法”“XX党建品牌”，但深究起来只是花架子、假把式，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并且网络信息技术也成了形式主义的包装手段，一些党建APP、云平台、公众号、微信群功能单一，作用发挥非常有限，甚至启用一段时间后就被搁置，是典型的电子化面子工程。美其名曰“智慧党建”“网络党建”的做法，反而加重了基层的负担，产生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和变异的电子痕迹，属于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其形式与内容脱节、形式与效果脱节、形式与需求脱节的异化特征，是“从事物的形式、现象、外在、片面、表面出发，而不是从内容、本质、内在、全面出发，是形而上学而不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3]。
（三）制度执行异化
制度建设的着力点在于不断完善制度并严格执行，这是基层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性认识，因此我们党反复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4]。然而从基层党建的视角分析形式主义，不难发现其一定程度上缘起于制度性缺陷，与制度建设短板和制度执行异化存在密切关联。党内法规制度、组织生活制度的执行力在党建领域出现层层递减、基层最弱的现象，制度建设异化为了“制度形式主义”。各种“制度创新”层出不穷，虽然其中也不乏有效性制度，但这些制度创新的效果指向是满足宣传需要、考核需要以及政绩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并获取短期利益之后，形成的创新制度就会形成展板挂在墙上，或是作为资料存入党建档案，渐渐淡出视线直至被忽略淡忘。这种缺乏持续性和执行力的制度创新，最终无可避免地会沦为形式主义。还有一些制度在执行方面有强制性要求，不允许回避绕行，如“三会一课”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然而在形式主义面前，这些制度依然会在执行中变形走样。例如把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三会合一”，用一次会议合并完成有着不同参会人员、召开时限要求的多种会议，只需要在会议期间多次更换不同的会标横幅。除此之外，“选择性执行”“阶段性執行”等现象也颇为常见，这些做法均是制度执行异化的典型表征。其结果是导致制度建设中的三种核心要素——完善制度、制度意识、制度执行最终无法实现互促共进，制度治党的实践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二、基层党建中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
（一）源自从官僚主义向形式主义的嬗变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进程中，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官本位文化一直是官僚体制所遵循的政治伦理规范，长期的封建政治教化致使官僚主义已经深入到了社会各个方面。尽管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党内也确立了民主集中制，但是官本位、等级观念、唯上论等封建官场文化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些以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功利主义为表象的官僚主义，是封建官僚科层制思维在现代社会中的惯性延续。在上是官僚主义，在下则嬗变为形式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传承相同、本质相近，我们党对此多次作出过重要判断，“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義”[5]，形式主义同“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密切相关，有着很强的共生性”[6]。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查处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案件，可以发现不少发生在基层党组织的形式主义做法，源自上级党组织领导群众观念淡漠、主体责任缺位、纪律规矩意识缺失和权力观扭曲。与我们党建立初期的历史状况不同，当前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得到了极大提升，能够正确辨识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基层党员干部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作风心知肚明，但惯性思维下的中庸之道和唯官唯上，促使他们选择以形式主义应对官僚主义，从而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这种嬗变既有上级刻意为之，也有下级自发自举，两者存在同向伴生的逻辑关系。
（二）源自压力驱动与问责驱动的耦合
党员个体动机固然是驱动形式主义的一个因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体制性因素同样会促发形式主义，其中“压力型体制”和“问责型体制”是两个重要维度。压力型体制核心构成要素是“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各部门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机制;物质化的多层次评价体系”[7]。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呈现出明显的科层化特征，而且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够确保党的决策部署顺利传达并得到强力执行，这使得压力传导成为现实可能，压力型体制同样适用于党建领域。随着《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党内法规修订完善，问责机制逐渐细化，问责型体制在党建领域得以建立。压力型体制、问责型体制共同营造出正面激励和反面警示效应，全面问责制背景下，党的每个组织层级既有责任也有压力，传导压力强化问责是一个常态化党建经验。可是现实情况中，压力型体制的正向强激励作用发挥尚不完善，仍待与之相配套的保障机制进一步健全。问责型体制的负向强激励作用相对较为明显，执纪问责“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因此落实党建责任难免会出现“压力层层传导”异化为层层推责、避责现象，处于压力传导末端的基层党员往往感觉“压力山大”。为了消解压力实现避责，一旦基层党建工作出现未完成任务或不能完全符合考核要求时，往往会选择用痕迹代替结果、用亮点遮掩缺点、用过程替换实效等形式主义应对。
（三）源自评价机制不完善诱因下的政绩观错位
习近平同志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8]政绩观错位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并非完全基于党员个体动因，其中一个直接诱因就在于党建工作评价机制不完善。尤其是在基层党建领域，评价指标体系中的过程性指标占据了可观的评分比重，如开会的次数、学习的时数、谈话的人数等等。而对于学习能否学懂弄通做实，谈心谈话能否解决思想问题，作风建设是否持续好转等实效性结果，却缺乏务实可靠的评价依据，所占评价比例相对有限。评价机制不完善直接导致了激励机制不健全，选人用人与党建政绩没有完全实现挂钩，干部的选拔任命往往更侧重业务能力。与优秀公务员、年终考核优秀相比，优秀党员在政治待遇、经济待遇方面并没有完全与之持平，基层党员干部也更看重前两种荣誉。与激励机制向来保持伴生关系的容错纠错机制，同样在党建领域建设中滞后。由于党建领域有着突出的政治特征，且受政策、法规、纪律约束较强，与社会治理体系不同，党建领域建立容错机制的难度明显较大，党员干部干事创新的动力容易消减。评价与激励、容错与问责脱节失联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少基层党建领域的顽疾与此相关。而这恰恰也是导致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进而产生形式主义的内生根源。
三、基层党建中形式主义的治理路径
（一）坚持思想建党，增强转变作风的思想自觉
内因决定事物发展方向，思想境界决定行动方向。无论形式主义如何变异，其本质依然与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全背离。纵观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每当我们运用唯物史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我们的各项工作就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反之以形式主义对待，就必然会遇到挫折失败。坚持思想建党，持续推进作风建设是我们党在此过程中总结出的一项客观规律，也是治理形式主义的“总开关”。这就需要以党员教育为手段，加强理论武装，提升党员的思想境界，其关键在于解决“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这三个问题。基于治理形式主义的出发点，抓党员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强化理想信念，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理念，增强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反对形式主义成为一种转变作风的思想自觉。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必须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前提，开展党的宗旨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其学习形式也必须突出实效性，坚决反对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任务而学习。应在集中轮训培训的基础上，采取符合知识传播规律以及受众易接受的方式，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再编码，多采用体验式党课、情景式党课的方式，提升基层党员主动参与教育学习的兴趣度，真正把党的创新理论与党建工作、行业特点和个人岗位结合起来。
（二）坚持问题导向，消解制约效能的机制障碍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抓住事关全局的重点问题和主要矛盾，就能够找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破局点。体制机制关乎基层党建工作的根本和长远，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是治理形式主义的关键所在。着眼当前党建领域的压力传导和责任落实，应把完善构建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均衡体系放在首位。科学的党建考核机制是“指挥棒”，必须破除评价体系中的教条主义，减少设定过程性指标，增加对实效性结果的认定评价。对过程性指标的考核认定，要大力消除以学习记录、会议记录、制度台账、活动简报等作为考核评价标准的机械做法，可以在党建领域引入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实施过程性监督，尽量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着力解决以往党建督导考核注重事事留痕的陋习。对实效性结果的认定评价，也应通过引入多元评价主体的方式，开展上级组织评议、服务对象评议、同行评议、社会评议。坚持既看形式更看内容、既看过程又看结果，遏制“材料党建”“展板党建”等形式主义基层党建。评价结果要与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相结合，发挥真抓实干的高质量党建才是最大政绩这一“风向标”作用。在此基础上，应加强针对治理形式主义的制度建设，健全问题发现机制，把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纳入政治腐败范畴，做到精准性打击。同时应探索建立容错机制，坚持有错必纠、容纠并举，从而激发党员干部求真务实、想干敢干的内在动力。
（三）坚持以上率下，发挥“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
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是基层开展党建工作的领头人，治理形式主义必须重点关注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关键少数”，尤其选配高素质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更是“关键的关键”。在基层党建领域的机构设置和干部使用上，仍然存在着临时性、过渡性、安置性特点，人员编制较为紧张。许多基层党务干部往往身兼数职，精力确实有限，难以高标准精细化开展工作。这就需要把解决基层党组织党务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作为入口，选配讲政治、懂业务、精党务的干部担任基层党组织的“领头羊”，将党务工作经历和党务工作实绩作为选拔后备干部的硬性条件，使基层党建机构岗位成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平台。通过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锤炼党性的制度落实落地，引导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从站位伟大工程的高度来理解“最大政绩”的真正含义，确保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在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引领下，始终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履行岗位职责。与此同时，应发挥党内监督在治理形式主义上的积极作用，建立监督形式主义的下沉机制，赋予基层党员干部更多识别监督形式主义的党内民主权利。列宁曾指出：“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9]通过整合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网络监督等方式，推动形成向上的监督合力，在多方参与的大党建格局之下发现、纠治形式主义，最终使其无所遁形。
（四）坚持综合提质，解决党员干部的本领恐慌
基层党建中之所以存在形式主义，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其中能力不足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新发展阶段背景下，对党员干部的能力需求来自多个方面，既有政治能力要求也有党建业务能力需求。党建工作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因此必须把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放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10]。通过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来提升政治站位，从而能够从政治角度思考形式主义的危害，把表里如一、真抓实干内化为行动自觉。政治引领之下，业务能力同样不可或缺。党建工作高度强调程序性、政策性，有非常明确的时间要求。然而当前党员教育培训重理论、轻实务，导致基层党员对操作性较强的党建工作实务把握不准，开展党建工作习惯被动等待上级文件和工作要求的传达，没有真正理清该“抓什么”，对“怎么抓”感到无从下手。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对标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当前基层党建领域的干部队伍建设，应当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转变工作思路、完善知识结构。运用多种渠道加强党建工作实务培训，把抓实抓好基层党建的工作理念、工作要求、工作内容、工作方法纳入教育培训内容，着力解决党员干部的本领恐慌，全方位提升党建工作素养，使其自觉远离形式主义。
四、结语
现代政治非常注重制度与规范，中国共产党也高度强调纪律与规矩。然而形式不等于形式主义，作为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副产品”，形式主义自身有着多重存在逻辑，更是多维体制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再到“延安整风”“三反运动”，直到现在的反“四风”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始终致力于从党的肌体中戒除形式主义。基层党建领域具有与组织层级相符的工作规律和工作特点，要想纠治其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必须综合考量组织、个体、制度、机制等因素，并将“形式主义”放置于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大格局中选择治理策略，才能有效遏制这一顽疾。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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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2）.
[3]金民卿.当代形式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新的演化[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5）.
[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45.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1.
[6]毛泽东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8.
[7]景跃进，张小劲，余逊达.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70.
[8]习近平.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8-09（1）.
[9]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0.
[10]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坚守人民情怀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N].人民日报，2020-12-26（1）.
责任编辑：籍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