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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的生成与演进，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密切相关。古田会议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特别是它取得的重要成果，如坚持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重视宣传工作;加强党对军队领导，保持组织纯洁;开展规范的党内批评;加强政治和组织纪律;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始终等，体现了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的鲜明特点，凸显其为当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所具有的现实价值。
一、古田会议的召开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明确
井冈山时期，红军内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单纯军事思想、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盛行，削弱了党的领导。1929年1月，红军转战赣南、闽西，在这期间党内爆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论。毛泽东在同年6月《给林彪的信》[1]66-77中指出，争论主要是关于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问题，是由于红军内部大部分成员脱胎于旧式军队引起的。此外还有关于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偏向军事还是政治的争论、关于是否设立军委的争论等。为了平息争论，红军前委先后召开“湖雷会议”和“白砂会议”，但都未取得成效。这场争论造成的最终结果，是毛泽东作为中央属意的前委书记人选在红军七大上落选。此次变动加剧了红军内部思想的混乱，直至部队遭受军事失利，许多同志才开始转变思想。
1929年7月，陈毅前往中央汇报工作，随后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2]，即“九月来信”。信中做出了重要指示：第一，实行集中制原则，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党内民主化要有限度，不能妨碍集中，坚决反对极端民主化，前委关于一切问题应先产生决定，再交由下级讨论，决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意见再做决定。第二，明确提出了事关红军总体发展的若干原则、方针和政策。第三，指出红军七大的错误决定，要求前委恢复对朱、毛两位同志在党内的威信。除此之外，中央嘱咐召开党的会议，并请毛泽东同志复职，纠正错误思想，加强组织团结。“九月来信”为解决红军党内争论指明了方向，随后党内加紧筹备会议，在党的建设史上举足轻重的古田会议就此召开。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78-117（以下简称《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这一时期党的建设思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3]。
二、政治建设：坚持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成立之初就具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因此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与此同时，也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辩证地看待问题，预防极端民主化思想的产生，实行民主集中制。另外，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内会议的重要性。
坚持群众路线。中央的“九月来信”指出要坚持群众路线，毛泽东根据来信精神，在《决议》中提到，红军的政治目标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79。他强调要相信群众的能力，重视工农群众的组织，不能脱离群众。
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的心理和生活状况，他在《决议》中单独划出两个部分来讨论废止肉刑问题和优待伤病兵员问题。他指出，肉刑是封建阶级维持剥削统治的工具，不应该出现在无产阶级军队中，要坚决予以废止。举行废止肉刑行动，要使官长和士兵都意识到废止肉刑的意义所在，规定相关法律程序，坚决打击肉刑现象。关于伤病兵员问题。他认为，军中卫生机关不健全、对伤病兵员的关心不够、给养不充分，导致了群众不满，从而影响群众加入红军的勇气和热情。要重视卫生问题、健全卫生机关、加强上级关心、帮助落伍伤病兵员，以此加强对群众的关心和照顾，改善群众生活现状，增强工农群众和红军的密切联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宣传的意义，他认为宣传的任务在于争取广大群众，在进行工作部署时，他强调针对群众的宣传要做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切合群众斗争心理。在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时，他也将“怎样做群众工作”[1]103作为重要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也充分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在新的形势下，开展党的政治建設也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关心人民群众最真切、最直接的利益问题。
坚持民主集中制。古田会议之前，党内极端民主化思想盛行，党在上下级关系处理、个人与群众关系处理上屡次犯错，一度给党的队伍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例如，1928年8月，党的部分领导干部一味顾忌官兵思乡情切，不顾特委、军委、县委的决议，造成了损失惨重的“八月失败”。因此，毛泽东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上下级关系处理上，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在个人与群众关系处理上，坚持少数服从多数。
在党内上下级关系的处理问题上，他认为要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并对这种集中的民主生活做出了具体规定。首先，党的领导机关作为党的领导核心，要发挥强有力的中枢作用，执行正确的指导路线，能够及时有效应对、解决各种问题。党的上级机关要充分全面地把握下级机关和群众的实际情况，以便做出正确的指导和决议，决议敲定后要迅速通过活动分子会、党员大会、出席报告等方式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党的领导机关和上级机关，要做出正确指导，必须先了解和把握群众的真实情况。其次，下级机关在接收到上级指示之后，要在充分讨论、彻底把握的基础之上坚决执行。为了确保令行禁止，他还指出各级机关要秉持谨慎的工作态度，一旦形成决议，就要坚决实行。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党内上下级之间的良性互动，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在决议的传达接收方面，要注意结合具体实际采取合理的解决方案，确保对上级精神能够做到准确、全面的把握。
针对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主张少数服从多数。党内少数同志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不认真执行党的决议，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从两个方面提出纠正方法。一方面，要在决议形成的过程中，充分听取到会人员的意见，确保争论能够得到有效解决，最终形成明确的结论。这保证党能够客观、准确地把握相关事宜，以便做出科学决策。另一方面，在决议形成之后，意见被否决的少数人在行动上也要坚决予以拥护，若仍无法达成共识，必要时可在下次会议提出讨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既重视多数人意见，也没有忽视少数人的观点和分歧。他主张的民主集中制不是家长制，是建立在了解群众情况和需要的基础之上达成的共识，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原则和构架，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成功有效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 实现会议政治化、实际化。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员在党内一切政治活动的总称。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毛泽东强调召开和参加会议、讨论问题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目前党员到会的兴趣不是非常强烈，主要有几点原因。第一，党员意识不到会议的重要性。会议的召开在于讨论问题、发表意见、解决问题，在于教育同志，使每名党员的头脑都实现政治化、实际化，以增强党的战斗力。他认为要时常提醒会议的作用所在，特别是对新党员和工作不积极的党员。第二，会议召开前，负责人准备不充分。他指出在会议召开之前，负责人应该制定好详细的会议议程，并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要解决的问题、背景以及解决方案做到心中有数。第三，会议召开的过程中，秩序死板，会议主席不注重交流艺术。他强调应该营造积极活泼的会场秩序，及时准确地引导群众进行发言。第四，会议结束后，敲定的决议难以推行。针对这个问题，他指出：“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1]92这一系列措施规定了党内召开会议的制度安排，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秩序，实现了会议的政治化和实际化，提高了党员干部参加会议的积极性，也有效增强了党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
三、思想建设：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
重视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应该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需要较强的文化基础和理论素养，党内多为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甚至不乏文盲和半文盲。因此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举措和实践，以期提高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
“有计划地进行黨内教育”，“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就算是教育问题”[1]94。古田会议之前，党内教育处于无计划的涣散状态。为了能够负担起斗争年代纷繁复杂的革命任务，健全与扩大党和红军力量，毛泽东在《决议》中指出要开展有计划的党内教育。他着重强调了党内教育问题的意义，并规定相关材料，制定教育方法。
在党内教育的方法上列举了18条，大体包括编辑和学习各种政治读物、报刊、书册以及谈话、召开会议、理论实践相结合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教育实施对象全面，甚至包括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在党内教育的材料上列举了10条，其中包含一般党员适用的政治分析、上级机关材料、组织常识以及具有时效性的讨论、研究等，干部党员适用的马列主义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研究等，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色彩。另外，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士兵的政治训练问题，列举了19项政治训练的材料以及8种方法，包括上政治课、谈话、游艺、改良待遇、特别教育等。毛泽东充分意识到要想提高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政治素养，顺利完成政治任务，必须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和政治培养。他通过规定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等，为红军有计划地开展党内教育勾画蓝图，是党顺利展开思想建设的基础和保证。
重视红军宣传工作。在革命斗争年代，宣传工作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红军通过宣传来扩大政治影响吸引群众参加革命，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视是立足于党的思想建设需要而提出的，他将其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在《决议》中进行阐述。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宣传工作的现状，指出宣传工作的缺点。内容上的缺点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缺乏具体政纲发布，二是缺少对城市贫农、妇女、青年、流氓无产阶级等的针对性宣传，三是宣传不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技术上的缺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宣传队不健全，人数不足、成分太差、费用和训练缺乏;二是宣传内容老旧、形式单一。其次，他认为提出了针对性的纠正方法。在宣传内容方面，要发布具体政纲，切合群众心理，重视针对群众的宣传，注意地方性和时间性。在宣传技术方面，他认为要严明宣传队的意义，规范宣传队的组织，丰富宣传手段和方法。毛泽东对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视，既体现了对思想建设的重视，也体现了群众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关于红军宣传工作的分析和部署，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体现了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
开展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大革命失败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党的组织基础中占据最大的比例，党内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政治素养不足，加之战争年代缺乏党内的思想教育以及正确引导，红四军内部出现思想混乱，尤其出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毛泽东从党内实际出发，在《决议》中着重论述了党内的错误思想表现和来源，并提出具有明确针对性的纠正方法。
针对单纯军事思想，要使全党从思想上认识到红军与白军的区别，他提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1]79针对极端民主化思想，他指出要揭示其危险和来源，从根本上消灭错误思想，这种思想来自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与无产阶级任务相悖，可能造成革命的失败。针对绝对平均主义，他指出要打破“农民小资产者的幻想”[1]84，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时期，都不存在绝对的平均。针对主观主义，他认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思考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党内错误思想的产生是思想认识问题，是党必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除了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针对性的思想教育之外，有计划地开展党内教育，提高政治水平，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组织建设：加强党对军队领导，保持组织纯洁
党的组织是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战斗堡垒，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厚植党的政治根基的必然要求。毛泽东认为，“九月洗党”之后，党员数量减少，而战斗力反而更强，因此党的组织发展不能只是单纯的数量增长，同时也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党的组织纯洁。
支部建在连上。秋收起义后，如何将以农民和旧军人占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不同于军阀工具的新型人民军队，如何积蓄力量成为“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79的革命军队，成为事关党和革命前途的重要问题。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不足千人的部队实施了“三湾改编”。将师缩编为团，将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政策，并成立士兵委员会。 三湾改编是党的建设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尝试与实践，它提出了政治建军的原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军队有了较为完整的组织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纯洁了革命队伍，严明了组织纪律，改善了军队的官兵关系。古田会议依旧延续了三湾改编时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方法，并采取“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指示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1]88，以提高工作效率。
保证组织纯洁。古田会议以前，入党程序太过随意，许多不符合党员资格的人加入党内，造成党的整体质量下降。另外，由于党的内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占比较大，渲染了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给党的建设带来不良的影响。
毛泽东在《决议》中提出了几点解决方法。第一，厉行洗党。对于已经加入的但是不符合党员要求的，例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1]90的，要坚决予以清除。第二，严格入党条件和程序。入党的分子必须满足五个基本条件才能够被介绍入党，且必须经过严格的介绍程序和学习、谈话等。第三，增加党内成员以及领导岗位的无产阶级成分。针对党内出现的单纯军事思想、流寇思想等，毛泽东指出要选择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队伍，以改变阶级成分，削弱错误思想根源。古田会议成为红军与旧式军队的分水岭，毛泽东将政治建军原则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突破口，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厉行洗党，严格规定入党条件、坚决履行入党程序，从源头上保证了党的组织纯洁。
五、作风建设：开展规范的党内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指出，党内批评逐渐呈现出报复主义和庸俗化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他主张要开展规范的党内批评。第一，要明确党内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1]83。由于党内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党内批评逐渐成为攻击个人的工具。毛泽东指出，“批评要注意政治”[1]85，规范的党内批评应该是针对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否则发展下去会使全党忽略政治任务，造成极大风险。第二，要确保在组织范围内进行批评。部分党员不明白党的组织和会议的重要性，在党外对同志开展批评，极易造成个人恩怨与小团体主义，要保证所有批评在党的会议中提出。第三，要注重實事求是。规范的党内批评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凭主观臆断。毛泽东关于开展党内批评的思想，是领导红四军自觉揭露矛盾、进行反思的探索。规范的党内批评是保证党内团结、提高党和红军工作效率的重要途径。
六、纪律建设：加强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在《决议》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必须遵循的政治纪律。他认为红军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是有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的，军事方面的一切工作都要经过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付诸实施，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他认为不能采取单纯军事观点，认为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两者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接受前委的指导。
毛泽东认为党的组织问题之所以非常严重，一部分是由纪律松弛造成的。由于党内具备优良革命素养人才的缺乏，因此在工作中出现错误往往采取敷衍的态度，造成纪律松弛的现象。他认为应该严格地执行组织纪律，废除敷衍现象，并指出红军要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战争年代，社会秩序混乱、党内成员素质欠佳，没有纪律的队伍将变成一盘散沙，纪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以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七、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始终
制度建设贯穿在党的各项建设工作中，起到规范和限制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更需要制度的力量来规范和引导党内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活。毛泽东在《决议》中多次提出要从制度的角度解决遇到的难题和困扰。他认为，党内单纯军事观点是对红军的错误认知导致的，因此主张编制红军法规，统一党的思想、规范党的行动。针对党内的绝对平均主义，他认为要建立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而不是实行绝对的平等分配。针对军内的肉刑现象，他指出要修改红军惩罚条例，加强制裁。另外，无论是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实现还是党内教育的实施，抑或是入党条件和程序的规定都体现出毛泽东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9-43.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4.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9DJB001）的阶段性成果〕
（王光森：江苏警官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朱晓田：南京师范大学2019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彭安玉
一、古田会议的召开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明确
井冈山时期，红军内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单纯军事思想、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盛行，削弱了党的领导。1929年1月，红军转战赣南、闽西，在这期间党内爆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论。毛泽东在同年6月《给林彪的信》[1]66-77中指出，争论主要是关于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问题，是由于红军内部大部分成员脱胎于旧式军队引起的。此外还有关于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偏向军事还是政治的争论、关于是否设立军委的争论等。为了平息争论，红军前委先后召开“湖雷会议”和“白砂会议”，但都未取得成效。这场争论造成的最终结果，是毛泽东作为中央属意的前委书记人选在红军七大上落选。此次变动加剧了红军内部思想的混乱，直至部队遭受军事失利，许多同志才开始转变思想。
1929年7月，陈毅前往中央汇报工作，随后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2]，即“九月来信”。信中做出了重要指示：第一，实行集中制原则，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党内民主化要有限度，不能妨碍集中，坚决反对极端民主化，前委关于一切问题应先产生决定，再交由下级讨论，决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意见再做决定。第二，明确提出了事关红军总体发展的若干原则、方针和政策。第三，指出红军七大的错误决定，要求前委恢复对朱、毛两位同志在党内的威信。除此之外，中央嘱咐召开党的会议，并请毛泽东同志复职，纠正错误思想，加强组织团结。“九月来信”为解决红军党内争论指明了方向，随后党内加紧筹备会议，在党的建设史上举足轻重的古田会议就此召开。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78-117（以下简称《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这一时期党的建设思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3]。
二、政治建设：坚持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成立之初就具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因此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与此同时，也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辩证地看待问题，预防极端民主化思想的产生，实行民主集中制。另外，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内会议的重要性。
坚持群众路线。中央的“九月来信”指出要坚持群众路线，毛泽东根据来信精神，在《决议》中提到，红军的政治目标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79。他强调要相信群众的能力，重视工农群众的组织，不能脱离群众。
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的心理和生活状况，他在《决议》中单独划出两个部分来讨论废止肉刑问题和优待伤病兵员问题。他指出，肉刑是封建阶级维持剥削统治的工具，不应该出现在无产阶级军队中，要坚决予以废止。举行废止肉刑行动，要使官长和士兵都意识到废止肉刑的意义所在，规定相关法律程序，坚决打击肉刑现象。关于伤病兵员问题。他认为，军中卫生机关不健全、对伤病兵员的关心不够、给养不充分，导致了群众不满，从而影响群众加入红军的勇气和热情。要重视卫生问题、健全卫生机关、加强上级关心、帮助落伍伤病兵员，以此加强对群众的关心和照顾，改善群众生活现状，增强工农群众和红军的密切联系。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宣传的意义，他认为宣传的任务在于争取广大群众，在进行工作部署时，他强调针对群众的宣传要做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切合群众斗争心理。在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时，他也将“怎样做群众工作”[1]103作为重要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也充分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在新的形势下，开展党的政治建設也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关心人民群众最真切、最直接的利益问题。
坚持民主集中制。古田会议之前，党内极端民主化思想盛行，党在上下级关系处理、个人与群众关系处理上屡次犯错，一度给党的队伍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例如，1928年8月，党的部分领导干部一味顾忌官兵思乡情切，不顾特委、军委、县委的决议，造成了损失惨重的“八月失败”。因此，毛泽东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上下级关系处理上，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在个人与群众关系处理上，坚持少数服从多数。
在党内上下级关系的处理问题上，他认为要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并对这种集中的民主生活做出了具体规定。首先，党的领导机关作为党的领导核心，要发挥强有力的中枢作用，执行正确的指导路线，能够及时有效应对、解决各种问题。党的上级机关要充分全面地把握下级机关和群众的实际情况，以便做出正确的指导和决议，决议敲定后要迅速通过活动分子会、党员大会、出席报告等方式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党的领导机关和上级机关，要做出正确指导，必须先了解和把握群众的真实情况。其次，下级机关在接收到上级指示之后，要在充分讨论、彻底把握的基础之上坚决执行。为了确保令行禁止，他还指出各级机关要秉持谨慎的工作态度，一旦形成决议，就要坚决实行。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党内上下级之间的良性互动，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在决议的传达接收方面，要注意结合具体实际采取合理的解决方案，确保对上级精神能够做到准确、全面的把握。
针对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主张少数服从多数。党内少数同志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不认真执行党的决议，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从两个方面提出纠正方法。一方面，要在决议形成的过程中，充分听取到会人员的意见，确保争论能够得到有效解决，最终形成明确的结论。这保证党能够客观、准确地把握相关事宜，以便做出科学决策。另一方面，在决议形成之后，意见被否决的少数人在行动上也要坚决予以拥护，若仍无法达成共识，必要时可在下次会议提出讨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既重视多数人意见，也没有忽视少数人的观点和分歧。他主张的民主集中制不是家长制，是建立在了解群众情况和需要的基础之上达成的共识，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原则和构架，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成功有效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 实现会议政治化、实际化。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员在党内一切政治活动的总称。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毛泽东强调召开和参加会议、讨论问题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目前党员到会的兴趣不是非常强烈，主要有几点原因。第一，党员意识不到会议的重要性。会议的召开在于讨论问题、发表意见、解决问题，在于教育同志，使每名党员的头脑都实现政治化、实际化，以增强党的战斗力。他认为要时常提醒会议的作用所在，特别是对新党员和工作不积极的党员。第二，会议召开前，负责人准备不充分。他指出在会议召开之前，负责人应该制定好详细的会议议程，并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要解决的问题、背景以及解决方案做到心中有数。第三，会议召开的过程中，秩序死板，会议主席不注重交流艺术。他强调应该营造积极活泼的会场秩序，及时准确地引导群众进行发言。第四，会议结束后，敲定的决议难以推行。针对这个问题，他指出：“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1]92这一系列措施规定了党内召开会议的制度安排，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秩序，实现了会议的政治化和实际化，提高了党员干部参加会议的积极性，也有效增强了党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
三、思想建设：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
重视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应该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需要较强的文化基础和理论素养，党内多为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甚至不乏文盲和半文盲。因此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举措和实践，以期提高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
“有计划地进行黨内教育”，“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就算是教育问题”[1]94。古田会议之前，党内教育处于无计划的涣散状态。为了能够负担起斗争年代纷繁复杂的革命任务，健全与扩大党和红军力量，毛泽东在《决议》中指出要开展有计划的党内教育。他着重强调了党内教育问题的意义，并规定相关材料，制定教育方法。
在党内教育的方法上列举了18条，大体包括编辑和学习各种政治读物、报刊、书册以及谈话、召开会议、理论实践相结合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教育实施对象全面，甚至包括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在党内教育的材料上列举了10条，其中包含一般党员适用的政治分析、上级机关材料、组织常识以及具有时效性的讨论、研究等，干部党员适用的马列主义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研究等，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色彩。另外，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士兵的政治训练问题，列举了19项政治训练的材料以及8种方法，包括上政治课、谈话、游艺、改良待遇、特别教育等。毛泽东充分意识到要想提高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政治素养，顺利完成政治任务，必须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和政治培养。他通过规定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等，为红军有计划地开展党内教育勾画蓝图，是党顺利展开思想建设的基础和保证。
重视红军宣传工作。在革命斗争年代，宣传工作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红军通过宣传来扩大政治影响吸引群众参加革命，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视是立足于党的思想建设需要而提出的，他将其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在《决议》中进行阐述。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宣传工作的现状，指出宣传工作的缺点。内容上的缺点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缺乏具体政纲发布，二是缺少对城市贫农、妇女、青年、流氓无产阶级等的针对性宣传，三是宣传不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技术上的缺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宣传队不健全，人数不足、成分太差、费用和训练缺乏;二是宣传内容老旧、形式单一。其次，他认为提出了针对性的纠正方法。在宣传内容方面，要发布具体政纲，切合群众心理，重视针对群众的宣传，注意地方性和时间性。在宣传技术方面，他认为要严明宣传队的意义，规范宣传队的组织，丰富宣传手段和方法。毛泽东对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视，既体现了对思想建设的重视，也体现了群众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关于红军宣传工作的分析和部署，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体现了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
开展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大革命失败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党的组织基础中占据最大的比例，党内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政治素养不足，加之战争年代缺乏党内的思想教育以及正确引导，红四军内部出现思想混乱，尤其出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毛泽东从党内实际出发，在《决议》中着重论述了党内的错误思想表现和来源，并提出具有明确针对性的纠正方法。
针对单纯军事思想，要使全党从思想上认识到红军与白军的区别，他提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1]79针对极端民主化思想，他指出要揭示其危险和来源，从根本上消灭错误思想，这种思想来自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与无产阶级任务相悖，可能造成革命的失败。针对绝对平均主义，他指出要打破“农民小资产者的幻想”[1]84，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时期，都不存在绝对的平均。针对主观主义，他认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思考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党内错误思想的产生是思想认识问题，是党必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除了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针对性的思想教育之外，有计划地开展党内教育，提高政治水平，也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组织建设：加强党对军队领导，保持组织纯洁
党的组织是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战斗堡垒，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厚植党的政治根基的必然要求。毛泽东认为，“九月洗党”之后，党员数量减少，而战斗力反而更强，因此党的组织发展不能只是单纯的数量增长，同时也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党的组织纯洁。
支部建在连上。秋收起义后，如何将以农民和旧军人占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不同于军阀工具的新型人民军队，如何积蓄力量成为“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79的革命军队，成为事关党和革命前途的重要问题。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不足千人的部队实施了“三湾改编”。将师缩编为团，将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政策，并成立士兵委员会。 三湾改编是党的建设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尝试与实践，它提出了政治建军的原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军队有了较为完整的组织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纯洁了革命队伍，严明了组织纪律，改善了军队的官兵关系。古田会议依旧延续了三湾改编时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方法，并采取“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指示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1]88，以提高工作效率。
保证组织纯洁。古田会议以前，入党程序太过随意，许多不符合党员资格的人加入党内，造成党的整体质量下降。另外，由于党的内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占比较大，渲染了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给党的建设带来不良的影响。
毛泽东在《决议》中提出了几点解决方法。第一，厉行洗党。对于已经加入的但是不符合党员要求的，例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1]90的，要坚决予以清除。第二，严格入党条件和程序。入党的分子必须满足五个基本条件才能够被介绍入党，且必须经过严格的介绍程序和学习、谈话等。第三，增加党内成员以及领导岗位的无产阶级成分。针对党内出现的单纯军事思想、流寇思想等，毛泽东指出要选择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队伍，以改变阶级成分，削弱错误思想根源。古田会议成为红军与旧式军队的分水岭，毛泽东将政治建军原则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突破口，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厉行洗党，严格规定入党条件、坚决履行入党程序，从源头上保证了党的组织纯洁。
五、作风建设：开展规范的党内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指出，党内批评逐渐呈现出报复主义和庸俗化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他主张要开展规范的党内批评。第一，要明确党内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1]83。由于党内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党内批评逐渐成为攻击个人的工具。毛泽东指出，“批评要注意政治”[1]85，规范的党内批评应该是针对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否则发展下去会使全党忽略政治任务，造成极大风险。第二，要确保在组织范围内进行批评。部分党员不明白党的组织和会议的重要性，在党外对同志开展批评，极易造成个人恩怨与小团体主义，要保证所有批评在党的会议中提出。第三，要注重實事求是。规范的党内批评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凭主观臆断。毛泽东关于开展党内批评的思想，是领导红四军自觉揭露矛盾、进行反思的探索。规范的党内批评是保证党内团结、提高党和红军工作效率的重要途径。
六、纪律建设：加强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
在《决议》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必须遵循的政治纪律。他认为红军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是有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的，军事方面的一切工作都要经过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付诸实施，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他认为不能采取单纯军事观点，认为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两者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接受前委的指导。
毛泽东认为党的组织问题之所以非常严重，一部分是由纪律松弛造成的。由于党内具备优良革命素养人才的缺乏，因此在工作中出现错误往往采取敷衍的态度，造成纪律松弛的现象。他认为应该严格地执行组织纪律，废除敷衍现象，并指出红军要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战争年代，社会秩序混乱、党内成员素质欠佳，没有纪律的队伍将变成一盘散沙，纪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以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七、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始终
制度建设贯穿在党的各项建设工作中，起到规范和限制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更需要制度的力量来规范和引导党内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活。毛泽东在《决议》中多次提出要从制度的角度解决遇到的难题和困扰。他认为，党内单纯军事观点是对红军的错误认知导致的，因此主张编制红军法规，统一党的思想、规范党的行动。针对党内的绝对平均主义，他认为要建立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而不是实行绝对的平等分配。针对军内的肉刑现象，他指出要修改红军惩罚条例，加强制裁。另外，无论是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实现还是党内教育的实施，抑或是入党条件和程序的规定都体现出毛泽东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9-43.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4.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9DJB001）的阶段性成果〕
（王光森：江苏警官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朱晓田：南京师范大学2019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