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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已经意识到那些曾经带给深圳成功的全球化力量同样可以扼杀深圳,产业竞争力逐步下降而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上升的现实,迫使深圳开始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走上自主创新之路。
华为与富士康谁能代表深圳的未来?
在2009年之前,这个问题也许还不会得到明确的回答,但在富士康2010年初一连串事件后,对于富士康外迁天津等地,深圳市一位官员开始告诉媒体,“富士康要走,对于深圳短期可能有点压力,但长期是件好事。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姿态会表一下,但不是真的想留。”
而对于华为,一位深圳市的前领导曾说过:如果失去一个华为,深圳将至少5年暗淡无光;失去两个华为,深圳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放缓8年;失去三个华为,深圳就沦落为一个死气沉沉的三流城市。
显然,深圳已经意识到那些曾经带给深圳成功的全球化力量同样可以扼杀深圳,产业竞争力逐步下降而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上升的现实,迫使深圳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走上自主创新之路。
《第三次浪潮》的冲击
这座城市自主创新梦的发端与一本书——《第三次浪潮》有关。
这本1983年引入国内的书给了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粱湘不小的触动和启示,挑起了深圳对科技与先进工业的欲望,并最终诱发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科技园区的诞生——1985年7月,在粱湘的积极谋划下,深圳与中科院联合开发建设的深圳科技工业园奠基。
此后,科技园虽然几经变迁,却最终嬗变为深圳科技的摇篮,这也许是当时的决策者始料未及的。
1996年,以科技园为中心,深圳整合周边地区建设“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到2001年,在高新区的基础上,深圳市又规划了“9 2”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带。目前,在这片区域,集聚了深圳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仅2008年就实现工业总产值2278.58亿元,单位面积产出居国家高新区首位。
在硬件建设的同时,深圳创新梦的软环境也在逐渐成形。1993年5月,深圳发布了《深圳市企业奖励技术开发人员暂行办法》等文件,以资金及政策优惠等形式鼓励企业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当年6月,深圳再次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对内地科技人员来深圳创办科技企业给予政策优惠。
自此以后,深圳市多次出台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文件及优惠政策,尤以1998年2月出台被称为“22条”的《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为代表。该条例充分利用了深圳“特区”的优势,在全国率先出台一些针对高科技的突破性的扶持政策,涉及税务、财政、国土、人事、劳动、住宅、外事、银行等部门迅即研究落实。
这是中国地方政府在财税等经济政策上进行突破的首次尝试。
1998年9月,深圳市再次打破了国家规定企业“技术入股”不能超过20%的限制,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技术成果入股管理办法》,从而使华为于1998年后在公司内部大规模实行“全员持股计划”提供了法律支撑。
在这一系列软硬环境的建设中,深圳涌现出了一大批凭借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各领风骚的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了国内最大的本土创新企业群。深圳市政府做的一个统计显示:深圳高新技术产值当中,有50%来自本土企业;同时,深圳有“4个90%”的杀手锏,即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
2009年6月19日,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的王荣在腾讯深圳总部调研时表示:“在金融危机下,深圳依然能够保持一个较为理想的增长态势,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一批成长性好、抗击能力强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
“星云”的背后
2009年11月,第十一届高交会在深圳开幕。
开幕当天,最大的主角是国家超级计算机深圳中心以及落户中心的国内第一台、世界第三台实测性能超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星云”。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认为该工程绝非一个重大项目这么简单,而将各种意义与诠释附着在上面。
之所以如此,是源于深圳自主创新特色背后的尴尬。“4个90%”是深圳的自主创新特色,同时,也正是深圳的尴尬。由于历史原因,深圳长期徘徊在国家重大科技布局之外,国家级研究机构匮乏,加上本地缺乏研究型大学,导致深圳尽管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源头创新能力却严重滞后,这也使得深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够。因为没有研究型大学和重量级科研机构,科技创新大多只能在企业中进行。
“这种创新模式太自发、太民间,是无序的。”南山区科技局局长朱建平分析道,所谓无序,就是企业想到或者有需求时,才会进行创新探索,没有点面结合,没有整体布局,有点“乱点鸳鸯谱”的意思。
2003年前后,深圳高层愈发感受到,如果说以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主要是资金和技术储备不足的话,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后劲,缺乏自主核心竞争力。
“因为缺乏核心竞争力,我们的产业虽然很大,但是我们又感到很苦。”朱建平颇有些无奈地说,现在的IT产业源头在西方,原始核心技术、标准以及协议都在别人手上,“我们必须用更多外围专利才能让人家开放接口,华为、中兴每年要为此付出高额的专利费。”
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加拿大RIM公司放弃了其在深圳建立一个通讯研发中心的打算,尽管深圳拥有华为、中兴两大全球通讯“新贵”,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
“RIM公司认为,即使是选择通讯产业较弱的广州,也比选在深圳好,因为他们至少有一个电信研究所。”加拿大高新技术协会中国首席代表孙曲说,过于商业化和实用主义的氛围,让深圳缺失了很多基础研究的必要条件——非商业的、“中性”的科技大学、研究机构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软环境。
从那之后,深圳开始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并布局引进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和项目,以解决产业发展的后劲乏力问题。
1999年,深圳高新区内成立了深圳虚拟大学园,目标是开展人才培养和实现院校科研成果的转化。至今高新区虚拟大学园已引入51家国内外大学入驻异地办学。
2004年10月,“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建立,是高新区打造高端人才、技术平台载体的又一尝试。该商务平台目前已引进包括加拿大高技术协会、英国西南英格兰地区发展局、美国CEO俱乐部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31家海外机构入驻。
而在国家超级计算机深圳中心落地前后,另外四个国家工程实验室以及一批重大科研机构和创新团队亦先后落户深圳。
显然,在企业主导的创新之外,深圳正在构建更多的创新载体与平台,这构成了深圳完整的自主创新力。
再造一个深圳工业
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将带动整个深圳的变迁,这首先体现在主导产业上。
2010年2月11日,深圳市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布会上,时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许勤宣布,生物、新能源、互联网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深圳的支柱产业。
在许勤看来,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台可谓水到渠成。对于全国“热捧”的这三大产业,深圳市在产业规模、产业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其中一个典型是互联网产业。
近期,深圳打造互联网支柱产业战略已初现端倪。2009年9月20日,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马云来到深圳;2010年2月1日,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也来了;2010年3月28日,已永久落户深圳的中国IT领袖峰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互联网巨头、创业投资巨头齐聚深圳。以腾讯为基础打造的深圳互联网支柱产业雏形已经开始显现。
按照许勤的期望,未来7年,深圳将通过规划部署、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政府资金以及社会资金的共同投入,迅速壮大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到2015年形成6500亿元的规模。
2009年,深圳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201亿元,按照6500亿元的目标规模计算,三大新产业在产值上相当于再造一个深圳工业。
不过,这还不是深圳自主创新能力全部的效益,更重要的是,深圳将凭借其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创新型城市。
深圳对“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坚持,始于2005年。在是年5月召开的深圳第四次党代会上,深圳明确提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的奋斗目标。2006年4月深圳向国家发改委呈报了《关于恳请国家发改委共建深圳区域创新城市的请示》。这是深圳第一次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建设“创新型城市”。
等到2008年3月12日,深圳市相关领导再次赴京向国家发改委呈报了一份《关于深圳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请示》,重申了深圳的意愿。此时,在这场略显漫长的竞赛中,深圳身边已经多了不少颇具实力的挑战者——2006年初,上海、武汉、苏州等城市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加入了申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的行列。
3个月后,凭借其多年形成的自主创新能力,深圳终于收到国家发改委的一纸批文。2008年9月,深圳召开全市自主创新大会,颁布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若干意见》和《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2008-2015)》以及《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重要政策文件,在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扶持企业自主创新、保障产业发展空间、吸引创新人才等方面都提出了操作性强、含金量高的创新优惠扶持政策。为了切实有效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深圳进一步成立了国家创新型城市领导小组,印发了《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方案》。
“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不仅仅是深圳的事,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步骤”,许勤一语道明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重大战略意图。对此言最好的诠释是5年前美国《时代》周刊刊发的一篇文章,在这篇题为《深圳的诞生与再度辉煌》一文中,作者称“深圳今天面对的转型问题,整个中国经济也将遇到,深圳今天的探索将为中国的下一步提供答案”。
华为与富士康谁能代表深圳的未来?
在2009年之前,这个问题也许还不会得到明确的回答,但在富士康2010年初一连串事件后,对于富士康外迁天津等地,深圳市一位官员开始告诉媒体,“富士康要走,对于深圳短期可能有点压力,但长期是件好事。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姿态会表一下,但不是真的想留。”
而对于华为,一位深圳市的前领导曾说过:如果失去一个华为,深圳将至少5年暗淡无光;失去两个华为,深圳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放缓8年;失去三个华为,深圳就沦落为一个死气沉沉的三流城市。
显然,深圳已经意识到那些曾经带给深圳成功的全球化力量同样可以扼杀深圳,产业竞争力逐步下降而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上升的现实,迫使深圳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走上自主创新之路。
《第三次浪潮》的冲击
这座城市自主创新梦的发端与一本书——《第三次浪潮》有关。
这本1983年引入国内的书给了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粱湘不小的触动和启示,挑起了深圳对科技与先进工业的欲望,并最终诱发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科技园区的诞生——1985年7月,在粱湘的积极谋划下,深圳与中科院联合开发建设的深圳科技工业园奠基。
此后,科技园虽然几经变迁,却最终嬗变为深圳科技的摇篮,这也许是当时的决策者始料未及的。
1996年,以科技园为中心,深圳整合周边地区建设“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到2001年,在高新区的基础上,深圳市又规划了“9 2”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带。目前,在这片区域,集聚了深圳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仅2008年就实现工业总产值2278.58亿元,单位面积产出居国家高新区首位。
在硬件建设的同时,深圳创新梦的软环境也在逐渐成形。1993年5月,深圳发布了《深圳市企业奖励技术开发人员暂行办法》等文件,以资金及政策优惠等形式鼓励企业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当年6月,深圳再次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对内地科技人员来深圳创办科技企业给予政策优惠。
自此以后,深圳市多次出台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文件及优惠政策,尤以1998年2月出台被称为“22条”的《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为代表。该条例充分利用了深圳“特区”的优势,在全国率先出台一些针对高科技的突破性的扶持政策,涉及税务、财政、国土、人事、劳动、住宅、外事、银行等部门迅即研究落实。
这是中国地方政府在财税等经济政策上进行突破的首次尝试。
1998年9月,深圳市再次打破了国家规定企业“技术入股”不能超过20%的限制,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技术成果入股管理办法》,从而使华为于1998年后在公司内部大规模实行“全员持股计划”提供了法律支撑。
在这一系列软硬环境的建设中,深圳涌现出了一大批凭借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各领风骚的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了国内最大的本土创新企业群。深圳市政府做的一个统计显示:深圳高新技术产值当中,有50%来自本土企业;同时,深圳有“4个90%”的杀手锏,即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
2009年6月19日,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的王荣在腾讯深圳总部调研时表示:“在金融危机下,深圳依然能够保持一个较为理想的增长态势,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一批成长性好、抗击能力强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
“星云”的背后
2009年11月,第十一届高交会在深圳开幕。
开幕当天,最大的主角是国家超级计算机深圳中心以及落户中心的国内第一台、世界第三台实测性能超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星云”。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认为该工程绝非一个重大项目这么简单,而将各种意义与诠释附着在上面。
之所以如此,是源于深圳自主创新特色背后的尴尬。“4个90%”是深圳的自主创新特色,同时,也正是深圳的尴尬。由于历史原因,深圳长期徘徊在国家重大科技布局之外,国家级研究机构匮乏,加上本地缺乏研究型大学,导致深圳尽管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源头创新能力却严重滞后,这也使得深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够。因为没有研究型大学和重量级科研机构,科技创新大多只能在企业中进行。
“这种创新模式太自发、太民间,是无序的。”南山区科技局局长朱建平分析道,所谓无序,就是企业想到或者有需求时,才会进行创新探索,没有点面结合,没有整体布局,有点“乱点鸳鸯谱”的意思。
2003年前后,深圳高层愈发感受到,如果说以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主要是资金和技术储备不足的话,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后劲,缺乏自主核心竞争力。
“因为缺乏核心竞争力,我们的产业虽然很大,但是我们又感到很苦。”朱建平颇有些无奈地说,现在的IT产业源头在西方,原始核心技术、标准以及协议都在别人手上,“我们必须用更多外围专利才能让人家开放接口,华为、中兴每年要为此付出高额的专利费。”
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加拿大RIM公司放弃了其在深圳建立一个通讯研发中心的打算,尽管深圳拥有华为、中兴两大全球通讯“新贵”,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
“RIM公司认为,即使是选择通讯产业较弱的广州,也比选在深圳好,因为他们至少有一个电信研究所。”加拿大高新技术协会中国首席代表孙曲说,过于商业化和实用主义的氛围,让深圳缺失了很多基础研究的必要条件——非商业的、“中性”的科技大学、研究机构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软环境。
从那之后,深圳开始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并布局引进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和项目,以解决产业发展的后劲乏力问题。
1999年,深圳高新区内成立了深圳虚拟大学园,目标是开展人才培养和实现院校科研成果的转化。至今高新区虚拟大学园已引入51家国内外大学入驻异地办学。
2004年10月,“深圳国际科技商务平台”建立,是高新区打造高端人才、技术平台载体的又一尝试。该商务平台目前已引进包括加拿大高技术协会、英国西南英格兰地区发展局、美国CEO俱乐部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31家海外机构入驻。
而在国家超级计算机深圳中心落地前后,另外四个国家工程实验室以及一批重大科研机构和创新团队亦先后落户深圳。
显然,在企业主导的创新之外,深圳正在构建更多的创新载体与平台,这构成了深圳完整的自主创新力。
再造一个深圳工业
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将带动整个深圳的变迁,这首先体现在主导产业上。
2010年2月11日,深圳市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布会上,时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许勤宣布,生物、新能源、互联网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深圳的支柱产业。
在许勤看来,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台可谓水到渠成。对于全国“热捧”的这三大产业,深圳市在产业规模、产业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其中一个典型是互联网产业。
近期,深圳打造互联网支柱产业战略已初现端倪。2009年9月20日,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马云来到深圳;2010年2月1日,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也来了;2010年3月28日,已永久落户深圳的中国IT领袖峰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互联网巨头、创业投资巨头齐聚深圳。以腾讯为基础打造的深圳互联网支柱产业雏形已经开始显现。
按照许勤的期望,未来7年,深圳将通过规划部署、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政府资金以及社会资金的共同投入,迅速壮大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到2015年形成6500亿元的规模。
2009年,深圳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201亿元,按照6500亿元的目标规模计算,三大新产业在产值上相当于再造一个深圳工业。
不过,这还不是深圳自主创新能力全部的效益,更重要的是,深圳将凭借其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创新型城市。
深圳对“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坚持,始于2005年。在是年5月召开的深圳第四次党代会上,深圳明确提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的奋斗目标。2006年4月深圳向国家发改委呈报了《关于恳请国家发改委共建深圳区域创新城市的请示》。这是深圳第一次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建设“创新型城市”。
等到2008年3月12日,深圳市相关领导再次赴京向国家发改委呈报了一份《关于深圳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请示》,重申了深圳的意愿。此时,在这场略显漫长的竞赛中,深圳身边已经多了不少颇具实力的挑战者——2006年初,上海、武汉、苏州等城市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加入了申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的行列。
3个月后,凭借其多年形成的自主创新能力,深圳终于收到国家发改委的一纸批文。2008年9月,深圳召开全市自主创新大会,颁布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若干意见》和《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2008-2015)》以及《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重要政策文件,在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扶持企业自主创新、保障产业发展空间、吸引创新人才等方面都提出了操作性强、含金量高的创新优惠扶持政策。为了切实有效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深圳进一步成立了国家创新型城市领导小组,印发了《深圳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方案》。
“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不仅仅是深圳的事,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步骤”,许勤一语道明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重大战略意图。对此言最好的诠释是5年前美国《时代》周刊刊发的一篇文章,在这篇题为《深圳的诞生与再度辉煌》一文中,作者称“深圳今天面对的转型问题,整个中国经济也将遇到,深圳今天的探索将为中国的下一步提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