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而立之年发达，花甲之岁败亡，一生跌宕起伏，功过难评。胡雪岩的传奇一生离不开特殊的社会环境，离不开其天赋禀异的商业才能，更离不开他与左宗棠的官商结盟。胡雪岩从一个钱庄跑街做起，以办阜康钱庄起家，凭借政商关系的结合，逐渐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运糟米、营生丝、办药局、兴洋务，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以上，并获得慈禧亲授的红顶戴和黄马褂。胡雪岩在50多岁时达到人生顶峰，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然而，与盛宣怀的商战失败及替清政府向外国银行借款时浮报利息成为其破产的导火索，其商业帝国在晚清1883年金融危机中覆灭。胡雪岩最终一贫如洗，落得被抄家的下场。众多产业中仅有胡庆余堂留存于世。胡雪岩独特的经营理念，是胡庆余堂得以传承百年的根本所在。本文将重点分析胡雪岩的家族信托理念在其金融平台运作及胡庆余堂经营中的运用，以期为现代家族财富管理和企业治理提供镜鉴。

一、胡雪岩的金融平台

　　胡雪岩的家产有多少？史料没有确切记载，因为抄家的缘故，一切直接资料几乎丢失殆尽。一般的野史，基本认定胡雪岩的个人财富为2000万两左右。胡雪岩的生意，一类是借助政商关系的“特殊”生意，如为政府采购军火、机器、筹措外资贷款等；另一类则是“正常”生意，如钱庄、当铺、生丝、药局等。
　　“阜康钱庄”是胡雪岩的金融平台，也是其核心产业。当时南方的钱庄，资本金“至多不过五万，少不足二万余”（《申报》1884年1月23日），与动辄上百万的山西票号无法相比，阜康钱庄亦不例外。不过钱庄资本金虽小，其所经营的业务却都高达数百万两，主要依托资本实力雄厚的山西票号的“长期”（一种无定期拆借，但可随时抽回）和外资银行的“拆放”（一种为期2天的短期拆借）。
　　与一般钱庄不同的是，“阜康钱庄”拥有两大特殊资金来源：一是数额庞大的委托理财，主要为官商的利益输送服务。《异辞录》记载胡雪岩“藉官款周转，开设钱庄，其子店遍布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官商寄顿钱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南亭笔记》曾记载，胡雪岩败家之后，专案组进驻阜康钱庄登记债务。左宗棠亲临专案组接见债主，因惧怕左宗棠追查巨额财产来源，官员们“皆嗫嚅不敢直对，至有十余万仅认一二千金者，盖恐干严诘款之来处也”。故左宗棠“将机就计，提笔为之涂改，故不一刻数百万存款仅三十余万了之”。二是巨额公款，包括“西征借款”、“西征借款”还款以及其他公款存款。《异辞录》记载胡雪岩与“国库收支有时常通有无，颇以为缓急之计”。本金高达1595万两的“西征借款”，虽然是政府所举借的外债，却从外资银行直接划到阜康钱庄，然后由胡雪岩根据左宗棠的指令进行调度、分配、使用，阜康钱庄发挥了财政厅的作用。数额更为庞大的“西征借款”还款也经由阜康钱庄支付给外资银行。胡雪岩利用时间差对这笔巨款进行腾移挪用，形成低成本甚至免费的资金库。除了“西征借款”之外，胡雪岩所编织的庞大政府关系网，也为他输送了各种其他名目的公款存款。

二、浮报利息——失败的导火索

　　胡雪岩在50多岁时达到人生顶峰，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1881年，胡雪岩为抵制外商抑价购丝，大量购进生丝囤积，双方僵持至1883年，丝价暴跌，亏损达1000万两以上。胡雪岩商战失败成为其破产的导火索。
　　仅仅是蚕丝生意的亏损并不至于击垮富可敌国的胡雪岩。实际上，胡雪岩的失败和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政治斗争有关，李鸿章提出“倒左先倒胡”的口号，与盛宣怀联手采取各种手段将胡雪岩步步逼入困境。首先，正值外国借款到期，一方面李鸿章扣发给胡雪岩的用以偿，还外国借款的协饷，另一方面盛宣怀串通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其次，李鸿章设法将胡雪岩向外国银行贷款时多报利息的事情抖出来，慈禧太后大怒，不仅要胡雪岩加倍赔偿还要严加处理。最后，李鴻章与盛宣怀煽动储户到阜康钱庄挤兑，引发挤兑风潮，阜康钱庄倒闭，对胡雪岩形成致命一击。
　　胡雪岩的万贯家财顷刻散尽，落得被抄家的悲惨下场，最致命的原因是他向外国银行借款时多报利息，授人以柄。胡雪岩担当了左宗棠“总后勤”的角色，作为受托人，主要帮助左宗棠做了3件事：兴办洋务事业、西征筹款采办军火以及慈善救济。
　　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开展西北洋务事宜。光绪三年，西北大旱，左宗棠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开挖泾河，由胡雪岩采购国外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到西北泾源工地指导操作。西征筹款更是借胡雪岩之力，西征军费本应朝廷拨款，清廷规定各地为西征协饷，但各地拖延协饷，左宗棠不得已举借洋债。“外人之商于华者，亦信为巨富，中朝向之假贷，苟得胡署名纸尾，则事必成。”胡雪岩奉左宗棠之命在上海与外国银行谈判借款，并以自己的名义向外国银行借款。由于距离太远，为免书信往来贻误时机，左宗棠将借款之事全权委托胡雪岩：“春间奏准借用洋款五百万两，望阁下在沪妥为商议，无论何国之银，总以分十年本息匀还，息银听阁下随时酌定。银借何国，一有成见，飞速缄知，以便入告 。” 胡雪岩还出面借商款先垫付西征军费。1866年11月至1881年1月，左宗棠通过胡雪岩的转运局，向上海、汉口、西安、长沙、兰州等地票号借款累计达800余万两。左宗棠之所以能绥靖西北、收复新疆，胡雪岩主持上海采办转运局，筹集军费采办军火，功不可没。而正是此番外国借款为胡雪岩的败落埋下祸根。
　　本来胡雪岩仅作为替清政府筹款的受托人，向外国银行贷款，但他多报利息，侵占公款。依现在的观点来看，胡雪岩作为受托人同时也是担保人，即付出了劳动又承担了风险，收取手续费也是理所应当，错就错在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并未事先约定报酬事宜。胡雪岩作为受托人隐瞒了委托人，侵占了委托人和受益人利益，实际上违背了受托人的职责，而恰恰委托人又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清政府，一经败露引发的不仅仅是经济纠纷，而是杀身之祸。

三、胡庆余堂德业传百年

　　胡雪岩一生跌宕起伏，最终一贫如洗。胡雪岩死前被抄家，留下的资料甚少，众多产业中仅有胡庆余堂留存于世。自1874年创始至今，胡慶余堂历经140余年，仍保留着当年的风貌，传承着当年的规矩。胡雪岩独特的经营理念，是胡庆余堂得以传承百年的根本所在。
　　“戒欺”——诚信经营理念
　　胡雪岩于51岁事业鼎盛期投身药业，开办了胡庆余堂，取名源自《易经》中的“积善之家，必有馀庆”。胡雪岩于光绪四年（1878年）亲自写就“戒欺”匾挂于营业厅后，“戒欺”是胡雪岩开办胡庆余堂宗旨的真实写照。“戒欺”强调企业的道德自觉，在这种理念指导下，“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成为胡庆余堂经营药品的最基本要求。在经营上，胡雪岩首推 “真不二价”，并将“顾客乃养命之源”写入店规之中，教育员工兢兢业业为顾客服务。“戒欺”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文化。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雏形：职业经理人、功劳股、“阳俸”和“阴俸”制度
　　胡庆余堂的兴旺发达，与胡雪岩知人善任、有功必奖的用人原则不无关联。创办之初，胡雪岩登报招聘大堂经理，余修初仅一句话就打动了胡雪岩，他说“办药业须以仁术为先，不应为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胡雪岩当即聘用余修初负责胡庆余堂筹建工作。余修初类似于现代的职业经理人，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报酬凭能力和业绩，以受薪、股票期权等作为支付方式。
　　胡雪岩对有贡献的员工给予功劳股，类似于晋商针对掌柜设立的身股制度和现代企业的干股。此外，胡庆余堂还设立“阳俸”和“阴俸”制度。“阳俸”制是指给对企业有过贡献，因年老或生病无法工作的职工，照常发薪直至身亡，类似于现代企业的员工病退及退休养老制度；“阴俸”制是指职工去世后，按其工龄长短发钱给其家属，类似于现代企业的抚恤金制度。现今，胡庆余堂博物馆内依然陈列着保留下来的《本堂阴俸定章》（光绪十年）及《庆余堂红股合同》（光绪二十八年），如上图所示。

　　通过所有权转移实现破产隔离，以“招牌股”延续胡庆余堂品牌
　　1883年，胡雪岩在各地的钱庄相继发生挤兑而倒闭，胡雪岩最终宣告破产。时任刑部尚书的文煜在阜康钱庄存款达五六十万两，后被列为胡雪岩的最大债权人。1884年，胡雪岩将胡庆余堂抵给文煜，仅留红股10份。文氏接办后，除提取现金及利润外，经营方针等均照旧不动，胡庆余堂照常经营，生意不息。1899年，文胡两家又订了一份契约，商定从胡庆余堂红股180股内，提出8股分润胡氏昔年创业之劳，再加胡氏原有的红股共计18股，定为“雪记招牌股”。胡庆余堂抵给文煜实际上是“债转股”的过程，二者由债权债务关系转变成股权关系。文煜在完成“债转股”的过程中，保留了胡氏的“雪记招牌股”，以“无形资产”抵股不但为谈判顺利增加了筹码，更为胡庆余堂品牌的延续进行了铺垫。
　　胡庆余堂的“债转股”看似是胡雪岩被动的抉择，但背后似乎隐藏了胡雪岩的精心安排，可谓破产情况下最优的家族企业传承方案。实际上，胡雪岩是通过所有权的转移保护了胡庆余堂。对于胡雪岩是如何与文煜达成共识的，并没有史料加以佐证，曾仕强在《胡雪岩的启示》中分析道：胡雪岩破产后，胡庆余堂岌岌可危，面临被债主哄抢或被卖掉还债的境况，唯一能保护胡庆余堂的只有政府。文煜一方面与胡雪岩交情不浅，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存银不保，于是委托恭亲王奕欣向慈禧太后说情，又主动向朝廷捐献10万两银子，最终被列为胡雪岩的最大债权人，并以债权人身份要求扣押胡庆余堂。胡文二人商议，胡雪岩把胡庆余堂转给文煜，文煜按原样将胡庆余堂保留下来。为避免串通的嫌疑，胡雪岩与文煜之间演了一出戏，胡雪岩假装迫不得已签字将产权转给文煜。最终，官府公告胡庆余堂不属于胡雪岩财产，才将胡庆余堂保存下来。
　　实际上，将胡庆余堂“债转股”给文煜正是胡雪岩的高明之处，通过所有权的转移规避了破产的债务清偿，此种做法本质上与现代家族信托通过所有权转移实现破产隔离的做法如出一辙。此后的100多年间，胡庆余堂的所有权和资本结构几经变换，但其“招牌”和精神得以传承百年。在后人眼中，胡庆余堂已成为胡雪岩的代名词，也是胡雪岩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