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5日，是中国法制史值得铭记的一个日子。内蒙古高级法院在这一天宣布，撤销1998年原审判决呼格吉勒图流氓罪、强奸、杀人罪罪名，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含冤18年，终得昭雪。判决之后紧接着的国家赔偿和当年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存在的渎职追责，也将按照法律程序启动。
　　同一天，最高法院宣布指定山东省高院复查备受关注的聂树斌案，如果这番复查能够确认聂树斌案无法排除疑点，那么聂案便会进入复审程序，聂树斌将有可能等来呼格吉勒图已经等来的平反机会。虽然现在聂案还只是异地复查，但最高法的这一非常做法却打破了9年来聂树斌案的僵局，被认为是最具有实质性的一步，所有关注此案的人都从中看到了转机和正义或会实现的可能。
　　迟到的正义不是头等正义，但是却不妨算作二等正义，固然来得太迟，但仍旧宝贵，并且恰恰因为它的迟到，而尤显得沉甸甸。对于被枉杀的人来说，他已茫然无知，也不可能死而复生，但是扣在他头上“强奸杀人犯”的帽子总算可以摘掉。对冤死者的家人来说，漫漫洗冤路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句号。对于社会来说，这是对社会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的一次宣示，如果正义最终能实现，迟到的正义就是对追求正义者的最高回报，人们也就敢于不屈不挠地去追求。这同时也是对掌握生杀予夺大权之人的警示，既然公正难免恢复，错案终将被平反、问责，那么审判一个案子时怎可不慎之又慎？
　　二等正义也是正义，但是这正义未免来得太不容易。洗冤之路的艰难，当然有人为的阻碍，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司法系统自我纠错能力的缺失。如果没有真凶出现，聂树斌、呼格吉勒图也好、赵作海、佘祥林也罢，要不就沉冤于黄土之下，要不就要把牢底坐穿，根本就没有重见天日的可能。而发现错误之后，让错误的制造者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还要让错误的制造者为此担责，这就如同让一个人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制造错误的人，既拿不出正视错误、纠正错误的勇气，也无法承受良知和舆论的压力，甚至还要受到来自更高一级权力的操控，所以就只能采用“拖字诀”，只能一遍一遍告诉申冤者：等一等，再等一等。等什么呢？他们等待的但愿是体制的自我纠错，是政治风气的转变。
　　对于当权者来说，等一等只是一句话，对于申诉者来说，这却是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煎熬，是在拿生命与正义做交换。时间或许可以治愈某些东西，但是对于洗冤者来说，冤案一天没有查清，伤口就一天得不到愈合，时间越长只意味着伤口暴露越久，伤害越深。
　　所幸，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依法治国”的实施，为法院的独立办案，为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带来了沁人之风。聂树斌和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们有幸等到了风向的转化。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感慨，这个正义来得太不容易了，如果没有这股风呢？
　　要让正义来得容易些，需要体制内外的良知出现，正是这股力量的坚持，让冤案得以曝光，受到持续的关注。可是，当良知遇到傲慢又无情的权力，良知便很容易败下阵来。
　　让正义来得更容易些，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完善司法系统的纠错机制，及时地让第三方介入，充当好裁判。但最为根本的莫过于铲除制造冤家错案的土壤，让法院的独立审判得到保障，落实无罪推动、疑罪从无的原则，让正义一开始就以一等正义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