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第8期《中国收藏》杂志中，笔者曾与诸位分享了手中珍藏的两封戴葆庭先生致骆泽民先生信札。而通过对所收藏的这25通戴先生致骆先生信札的释读和整理，笔者按时间顺序基本梳理出了一条脉络，进而发现内容具体详实，对了解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钱币学研究状况及研究环境、钱币学研究组织的建设与发展、钱币研究出版物的出版与发行、钱币市场的走势与价格、钱币经营者的交易与互动，以及珍稀钱币的流传经历与来龙去脉等等都大有裨益。
　　例如今天要分享的这封信，写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原文如下：
　　泽民兄台鉴：
　　接示敬悉。退下龙凤折三，已照收到。精者以后有时呈奉。裕民浙钱、大泉当千等品容后再呈。兹另呈天策府宝一枚，即兄原让者，到乞台收即复。是泉不一定要让，思售贰百数拾元，最少乞以贰百元售出。若贰百元以下，则无论如何不售为要。令弟处刻去信询问，如来信需款，立照尊嘱汇去壹百元不误。但乞原谅。大宋与政和友人均评为叁百元，照尊意五百柒拾元。又以不甚特美之故，总觉太贵，不得不再请求核短。弟以为两品五百元，已属至高之价。乞兄以五百元让我何如？再多总觉无可再多了。务乞鉴其愚诚，出价已高，不以斤斤较量为责，是幸。兄幸又获皇统孤品，则天显已属第四品，或如重熙之多量出土，请求出示代价为幸。大辞典此间至少卅元，仍乞以念五元代为售去为祷。印坏一部，如万一不能马虎售去，则分作贰包，挂号寄至上海梅白格路医药书局掉换可也。余后告。即颂

　　时祺
　　新得之可让者，仍乞不弃，源源赐知或赐寄，幸何如之。大宋、政和者若以五百元能让则甚好，否则候示退呈。幸乞见谅，祷祷。
　　弟葆庭顿首
　　七月七日
　　字里行间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天策府宝”：与之缘分颇深

　　民国时期，戴先生和骆先生分别居住在上海和北京。当时他们之间的钱币交易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泉品也是随信件邮寄给对方，为安全起见均以挂号信寄出。这封信提及的泉品很多，有好几枚都是大名誉品，甚至孤品。这些大珍品的流转，包括交易价格也被如实记录下来，是珍贵的一手资料。比如：“大宋与政和友人均评为叁百元，照尊意五百柒拾元。又以不甚特美之故，总觉太贵，不得不再请求核短。弟以为两品五百元，已属至高之价。乞兄以五百元让我何如？再多总觉无可再多了。务乞鉴其愚诚，出价已高，不以斤斤较量为责，是幸。”其中“大宋”指“大宋通宝背当拾”，“政和”则指“政和重宝铁母”，这两枚钱都是珍品。两位先生曾书信往来并商洽多次，最终戴先生还是如愿买到了。

　　再如，信中提道：“兹另呈天策府宝一枚，即兄原让者，到乞台收即复。是泉不一定要让，思售贰百数拾元，最少乞以贰百元售出。若贰百元以下，则无论如何不售为要。”这枚钱原为骆先生让给戴先生的，戴先生打算再托骆先生以不低于贰百元的价格出售。“天策府宝”乃五代十国古钱中的大名誉品，是马殷受封天策上将军后铸造的。该钱制作浑厚，钱文真书旋读，除铜品外还有铜鎏金的，存世极罕见。
　　戴葆庭先生与铜鎏金“天策府宝”的缘分颇深。据笔者考证，他至少曾过手了两枚。第一枚的出处及流传经过，王建训先生在《足齋泉拓》第二集中有记述：“天策钱数年前在金才记见三品，一为鎏金者，均系河南新出土之品。初沪上盛传河南出土天策府宝及乾封泉宝大铜泉，未数日遇金才记小主于其肆，则此数泉均为彼所得。索价二千金，后以一千六百金售与足斋。其鎏金者现归沐园。”这段话明确表示河南出土了三枚“天策府宝”，其中有一枚鎏金，初为金才记所获，后被戴先生以1600元全部买下，最终又将鎏金的那枚让给了罗伯昭先生。
　　另一枚的经历则可以参考《珍泉集拓》中罗伯昭先生的跋：“此鎏金天策出土长沙，蔡季襄得之，后由葆庭归余。余按此泉比普通天策加丰。”可见其是从长沙出土，经蔡季襄、戴葆庭二位先生递藏，后归罗伯昭先生收藏。而且罗先生认为鎏金的比普通铜品更大、更厚，说明鎏金的很可能是样钱，用于宫廷赏赐之用。1949年后罗先生将他的绝大多数藏品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就包括这两枚鎏金天策府宝钱。

“皇统元宝”：终得好归宿

　　该信中戴先生提及“兄幸又获皇统孤品”，意味着骆先生有幸得到了“皇统元宝”孤品大珍，戴先生向他表示祝贺。自清代乾嘉以来，金石考据蔚然成风，这个风气也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钱币收藏和研究。当时泉界对于孤品、创见品的发现非常重视，因为能够证史或补史之阙。
　　这枚“皇统元宝”是金熙宗完颜亶皇统年间（1141年至1149年）所铸，钱文玉筋篆，右旋读。有关它的发现和流传经过，骆泽民之子骆俊生先生有过详细记述：“家父说：是1936年12月1日沈阳家中长兄骆文元寄来的。他买自法库县王云峰手。王氏由160多斤古钱中挑出，在我手中保存了多年。1943年售与李映庵君。时联币3700元，约合银元400元。此钱解放后辗转又经家父手，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从骆泽民先生手中购得此钱，李映庵先生随即在1943年《泉币》第十八期中撰文：“皇统元宝篆书小平钱，民国廿五年奉天法库县王云峰所得，售于北京汇钱堂骆泽民，又转售于余。曾经详细检视，紫铜质地，沁绿密度，均十成交代。惟皇字从目，似乎高古，篆法玉筋，而茂密不及阜昌，宝字长冠，实开金钱之先河，纵非海内孤物，亦毛公鼎后出，一时无两。”文中他详细描述了这枚钱币的铜质、锈色、状态，分析了钱文的书体、风格，他甚至将此孤品大珍现世的重要性视为可与发现毛公鼎相比肩。

　　在李映庵先生购入之前，戴葆庭、罗伯昭等大家均有意洽购。在笔者收藏的戴先生给骆先生的信中他多次提及此泉。罗先生也曾与骆先生议价商谈，但终未能成交。后来，罗先生撰文记述了追求此泉的经过：“昭按二年前（1941年），杨成麒、李庆裕二君尝介绍余购此泉及天显二品，索价八千，余还价六千，未有成议。而申京汇水忽高涨数倍，事随中置。今归李君，亦叹物各有主。然李君求泉若渴，亦庆此泉得所。申友有议其篆法不合者，然經杨李戴马诸君法眼审定，又何疑哉！”
　　按照罗先生的描述，此钱在当时也有人以“篆法不合”而提出质疑，但经过杨成麒、李庆裕、戴葆庭、骆泽民、马定祥等多位钱币大家亲自审定，均认为是无可怀疑的真品！所幸此珍泉最终归国家博物馆收藏，是最好的归宿，让我们都能一睹其芳容。

“天显通宝”：辗转流落海外

　　骆泽民先生曾收藏过的另一枚大名誉品是“天显通宝”，为辽太宗耶律德光天显年间（927年至936 年）所铸，钱文隶书旋读。“天显通宝”虽然旧谱有载，但实物不知所踪。在骆先生得到这枚之前，只听说日本有藏。所以，郑家相先生在《辽钱考》中云：“张氏《钱志新编》载之，李氏《古泉汇》存其目。张氏之钱，今不知落何所矣，近惟日本有之，列入泉谱，虽未见原品，据闻甚佳，吾国诸泉家均未有也。”
　　在戴葆庭先生致骆泽民先生的这封信中，提及骆先生所藏“则天显已属第四品”，应该是指郑家相先生所述的旧谱所载加上日本藏家所藏，共计三品，骆先生此枚则属第四品。
　　关于骆泽民先生如何得到这枚“天显通宝”钱，以及其后来的去向，骆俊生曾撰文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此珍泉系得自北京王春福，泉价600大洋。而王春福最初以100元购自周某。此泉周身绿锈，间有红锈斑驳其中，‘天显’二字之间自钱外缘向中心有裂纹一道，用放大镜方可看出。骆氏随身携带此珍泉六七年，其间方若、方天仰、戴葆庭、李东园、马定祥、杨成麒、李庆裕、程伯逊等诸位泉家及钱商，均先后观赏，一致鉴定为真品。大约1942年前后，此珍泉卖给了日本收藏家大川铁雄先生。泉价合日本金7000元（相当于银元3000）。大川氏得此珍泉后便有‘天显堂主’之称号。”由此可知，这枚大珍品最终仍未能留在国内，实在令人唏嘘。另据日本泉家平岛春水先生称，大川铁雄先生去世后，他的遗藏已全部捐给了日本文化厅。
　　笔者查阅了所藏的这批戴葆庭先生致骆泽民先生信札，其中有4封信均谈及此泉。戴先生也曾出价求让，估计由于双方价位有所差距，终未达成。此泉的拓片也被戴先生收录在其《珍泉集拓》《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等著作中。今年年初，笔者赫然于一场拍卖会预展中见到此枚大珍的原拓，与一件日本知名藏家小川浩先生致骆泽民先生的明信片一道上拍，于是不计成本，奋力拍得，也算是弥补了一些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