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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的代表作，整个小说讲得是一个外乡人到处逃离的故事，走到哪里都找不到故乡，永远是无根的漂泊，同样被边缘化的“桑青与桃红”正是这样一种不断被一波又一波更强大的认同危机所蚕食所分裂的一个文化符号。
关键词：聂华苓；身份认同；现代性
《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的代表作，同时也带有聂华苓自己的影子。整个小说讲得是一个外乡人到处逃离的故事，走到哪里都找不到故乡，永远是无根的漂泊，正如聂华苓本人，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的爱荷华，她说自己在别人眼里永远是一个外人，在台湾人眼里是外省人，在外省人眼里还是外，永远都是外外外，“我是谁”成了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四处漂泊，同样被边缘化的“桑青与桃红”正是这样一种不断被一波又一波更强大的认同危机所蚕食所分裂的一个文化符号。
关于《桑青与桃红》，我想说两个关键词：“身份认同”与现代性。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实在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觉，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两种对立的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度、交叉、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在小说《桑青与桃红》里，第一句话就是桃红对移民局检查身份时的大声抗争：“我不叫桑青！桑青已经死了！”在桃红的叙述里，“我是开天辟地在山谷里生出来的。女娲从山崖上扯下一枝野花向地上一挥，野花落下的地方就跳出了人。我就是那样子生出来的。你们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我到哪儿都是个外乡人。但我很快活。这个世界有趣的事可多啦，我也不是什么精灵鬼怪。”在桃红的潜意识里，努力拒绝另一个个体的存在——桑青，努力强调自己是桃红而不是桑青，桑青是胆小的、忧虑的、阁楼上的被压抑的女人，而桃红是大胆的、放纵的、野性的，寻欢作乐、畅快的，二人是一个月球的不同面，一面明亮，一面阴暗。很显然，在小说人物的处理上，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的不同面相，而导致精神分裂的原因就是“身份认同”的危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能逃离身体的检查、异已族群的边缘化，且一次比一次激烈，终于导致了人的精神走向分裂。小说中反反复复地强调一个“外”字不外乎如是：
“我在沈家仍然是个外乡人。“
“在纽约呢，你只不过是一个疲倦的外国人！和千千万万的外国人一样。”
而身份的焦虑表现在桑娃的身上尤其强烈，她明白阁楼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唯一差别就是外面的一切有身份证，而阁楼的人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是会被人吃的，只有极乐世界才能不用身份证和吃人。这种焦虑外化在她“用灰面口袋做了许多洋囡囡，每个洋囡囡挂一个身分证项链”，她恨妈妈带着身份证每天晚上出去抛弃“我们”。
小说的“无根”又同时是与历史时局的动乱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有了现实的政治历史指涉。桑青被无情地拔去根自有其历史原因：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台湾戒严对于户口的严查、美国移民潮。首先是关于战乱，在桑青的第一部日记关于瞿塘峡的漂流中，在搁浅河岸时的几个人的近乎狂欢的放纵中，发生了关于根的探讨：“人都有个根呀！过去是你的根，家是你的根，父母是你的根，这次打仗咱家的根都给拔了？”
“一个人吊在那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四面是黑压压的山，下面是轰轰的水。你好象是从开天辟地就吊在那儿的。你就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哪儿？我到底是什么人？我活着为什么？你要找肯定的答案，就是为了那个去死你也甘心的。”
瞿塘峡之险同时也是对人生无定的隐喻，一切都在变动不居中，搁浅、生死一切都是无常，而个体关于“我是谁”“根在哪”的问题就更难以得到解答。
其次是国共内战，原本桑青嫁给沈家纲可以过起正头奶奶的生活，而国共内战再次把桑青推向了逃离。北平城的古老和腐朽的文化气息也在压抑着桑青的个性，桑青带着最后一件可以变卖的皮裘，又北平逃向了南方，再到台湾。台湾则更是一座孤岛。为了逃避户口检查的桑青一家过起了阁楼生活，而阁楼往往与“疯狂”联系在一起。第三部分的阁楼叙述显然是带有现代性的叙述策略表达，大量的闪烁、跳跃、隐喻的语言，意识流的连缀，疯狂的话语。幽闭于阁楼与“台湾”当时的政治处境也是一致的，当时国民党撤离台湾后，孤悬一岛，处处敏感而被边缘与孤绝。所以小说反复地叙述“台湾是一只绿色的眼睛。孤零零地漂在海上”。关于台湾的叙述仅限于阁楼里的旁观和想象。在阁楼里，桑青看到“他们说着上海话。京片子。南京话。溯南话。不同的人声。不同的方言。谈的是一件事”，在旧报纸上看到各种八卦新闻：三峰真传固精术、荒山黄金梦、掘宝掘墓、分尸案——这一切构成了关于台湾当时社会的描述。在阁楼里，没有普遍意义的时间，只有观念上的时间，人能感受到的时间：“远处的火车叫看过去了。下午三点半。 交通车在巷口停下了。三三两两的公务员在巷子里走过去了。下午五点半。 唱歌仔戏的女人不知在哪个街头突然为爱情哭起来了。傍晚七点。 吁——吁——吁——盲目的按摩女在黑巷子里朝天吹起哨子。午夜时分了。许久以来午夜以后没人查户口了。”最后是移民美国。到了美国依然逃离不了没玩没了的身份追问，在这不断的身份检查中，桑青裂变成了桃红，纵欲、边缘化。她成了一个到处流浪的“东南西北人”，随便去哪里，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随遇而安，永远在路上而不再追问“我是谁”。
另一個关键词就是“现代性”。
《桑青与桃花》是一部颇具现代性叙述技巧的小说，从结构上来讲是两个平行结构，桃红的流浪与桑青的不同时期的日记。桑青三部不同时期的日记造成了小说的跳跃性，没有一脉相承的传奇情节，叙述也不是浪漫的，较少人物心理的刻画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更多的是对客观事物零度的描写和直陈。尤其是第三篇日记中，直接地援引了意识流的技法：“走过补习学校。招牌上写着升大学。升高中。文理医农。实验班。精修班。专修班。选修班。出国必修托福班。走过私人妇产科医院。门口挂着白底黑字招牌。注射避孕。科学避孕。免费指导避孕。流产治疗。产道整形。”
关键词：聂华苓；身份认同；现代性
《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的代表作，同时也带有聂华苓自己的影子。整个小说讲得是一个外乡人到处逃离的故事，走到哪里都找不到故乡，永远是无根的漂泊，正如聂华苓本人，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的爱荷华，她说自己在别人眼里永远是一个外人，在台湾人眼里是外省人，在外省人眼里还是外，永远都是外外外，“我是谁”成了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四处漂泊，同样被边缘化的“桑青与桃红”正是这样一种不断被一波又一波更强大的认同危机所蚕食所分裂的一个文化符号。
关于《桑青与桃红》，我想说两个关键词：“身份认同”与现代性。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实在多种异己的叙述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觉，另一种后现代身份观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两种对立的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度、交叉、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在小说《桑青与桃红》里，第一句话就是桃红对移民局检查身份时的大声抗争：“我不叫桑青！桑青已经死了！”在桃红的叙述里，“我是开天辟地在山谷里生出来的。女娲从山崖上扯下一枝野花向地上一挥，野花落下的地方就跳出了人。我就是那样子生出来的。你们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我到哪儿都是个外乡人。但我很快活。这个世界有趣的事可多啦，我也不是什么精灵鬼怪。”在桃红的潜意识里，努力拒绝另一个个体的存在——桑青，努力强调自己是桃红而不是桑青，桑青是胆小的、忧虑的、阁楼上的被压抑的女人，而桃红是大胆的、放纵的、野性的，寻欢作乐、畅快的，二人是一个月球的不同面，一面明亮，一面阴暗。很显然，在小说人物的处理上，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的不同面相，而导致精神分裂的原因就是“身份认同”的危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能逃离身体的检查、异已族群的边缘化，且一次比一次激烈，终于导致了人的精神走向分裂。小说中反反复复地强调一个“外”字不外乎如是：
“我在沈家仍然是个外乡人。“
“在纽约呢，你只不过是一个疲倦的外国人！和千千万万的外国人一样。”
而身份的焦虑表现在桑娃的身上尤其强烈，她明白阁楼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唯一差别就是外面的一切有身份证，而阁楼的人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是会被人吃的，只有极乐世界才能不用身份证和吃人。这种焦虑外化在她“用灰面口袋做了许多洋囡囡，每个洋囡囡挂一个身分证项链”，她恨妈妈带着身份证每天晚上出去抛弃“我们”。
小说的“无根”又同时是与历史时局的动乱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有了现实的政治历史指涉。桑青被无情地拔去根自有其历史原因：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台湾戒严对于户口的严查、美国移民潮。首先是关于战乱，在桑青的第一部日记关于瞿塘峡的漂流中，在搁浅河岸时的几个人的近乎狂欢的放纵中，发生了关于根的探讨：“人都有个根呀！过去是你的根，家是你的根，父母是你的根，这次打仗咱家的根都给拔了？”
“一个人吊在那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四面是黑压压的山，下面是轰轰的水。你好象是从开天辟地就吊在那儿的。你就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哪儿？我到底是什么人？我活着为什么？你要找肯定的答案，就是为了那个去死你也甘心的。”
瞿塘峡之险同时也是对人生无定的隐喻，一切都在变动不居中，搁浅、生死一切都是无常，而个体关于“我是谁”“根在哪”的问题就更难以得到解答。
其次是国共内战，原本桑青嫁给沈家纲可以过起正头奶奶的生活，而国共内战再次把桑青推向了逃离。北平城的古老和腐朽的文化气息也在压抑着桑青的个性，桑青带着最后一件可以变卖的皮裘，又北平逃向了南方，再到台湾。台湾则更是一座孤岛。为了逃避户口检查的桑青一家过起了阁楼生活，而阁楼往往与“疯狂”联系在一起。第三部分的阁楼叙述显然是带有现代性的叙述策略表达，大量的闪烁、跳跃、隐喻的语言，意识流的连缀，疯狂的话语。幽闭于阁楼与“台湾”当时的政治处境也是一致的，当时国民党撤离台湾后，孤悬一岛，处处敏感而被边缘与孤绝。所以小说反复地叙述“台湾是一只绿色的眼睛。孤零零地漂在海上”。关于台湾的叙述仅限于阁楼里的旁观和想象。在阁楼里，桑青看到“他们说着上海话。京片子。南京话。溯南话。不同的人声。不同的方言。谈的是一件事”，在旧报纸上看到各种八卦新闻：三峰真传固精术、荒山黄金梦、掘宝掘墓、分尸案——这一切构成了关于台湾当时社会的描述。在阁楼里，没有普遍意义的时间，只有观念上的时间，人能感受到的时间：“远处的火车叫看过去了。下午三点半。 交通车在巷口停下了。三三两两的公务员在巷子里走过去了。下午五点半。 唱歌仔戏的女人不知在哪个街头突然为爱情哭起来了。傍晚七点。 吁——吁——吁——盲目的按摩女在黑巷子里朝天吹起哨子。午夜时分了。许久以来午夜以后没人查户口了。”最后是移民美国。到了美国依然逃离不了没玩没了的身份追问，在这不断的身份检查中，桑青裂变成了桃红，纵欲、边缘化。她成了一个到处流浪的“东南西北人”，随便去哪里，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随遇而安，永远在路上而不再追问“我是谁”。
另一個关键词就是“现代性”。
《桑青与桃花》是一部颇具现代性叙述技巧的小说，从结构上来讲是两个平行结构，桃红的流浪与桑青的不同时期的日记。桑青三部不同时期的日记造成了小说的跳跃性，没有一脉相承的传奇情节，叙述也不是浪漫的，较少人物心理的刻画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更多的是对客观事物零度的描写和直陈。尤其是第三篇日记中，直接地援引了意识流的技法：“走过补习学校。招牌上写着升大学。升高中。文理医农。实验班。精修班。专修班。选修班。出国必修托福班。走过私人妇产科医院。门口挂着白底黑字招牌。注射避孕。科学避孕。免费指导避孕。流产治疗。产道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