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新文学，我是个旁观者”道出了复杂的滋味。对于1930年代的现代文学来说，施蛰存显然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身体力行者。
　　鲁迅先生当年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里曾骂过几个年青作家，如说创造社的成仿吾是“才子 流氓”，提倡读《庄子》和《文选》的施蛰存是“洋场恶少”，而画过几笔插图的叶灵凤也径赠以“流氓画家”的桂冠……其中的“洋场恶少”施蛰存在1950年代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并在“反右”运动中成为右派，也逐渐远离了文学创作，成为古典文学专家，一直到“文革”结束后，其现代小说作家的身份和作品才逐渐被“挖掘”出土和重新得到“认识”。
　　1980年代的施蛰存在与海外朋友的书信中，对自己以往的文学和当下的生活说了很多不吐不快的话，“我不想写杂文或回忆记，我还是写古典文学文章可保天年，新文学，我是个旁观者”。一句“新文学，我是个旁观者”道出了复杂的滋味。对于1930年代的现代文学来说，施蛰存显然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身体力行者。
　　因为当年与鲁迅先生关于“青年必读书”之争，再加上1950年代被冠以“右派”之名，施蛰存逐渐淡出文学创作的一面，沉入古典文学和金石之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写古典文学文章可保天年。
　　这封他写给痖弦的信（也当成投稿）是1988年5月25日写的，回顾了自己的文学和1950年代之后的生活：“五十年前，我写过六七十篇小说，久已灰飞烟逝，不为后生少年所知，故三十年来，此事幸而未成罪状。近数年来，有文学考古家忽然发掘得之，拙著遂成出土文物……”并进而谈到自己的境况：“我在这里，从1957年至1977年，再看各种头衔之下，做了二十年‘靠边分子’。书也卖光了，房子给‘无产阶级’挤掉了，现在只留下二十平方米的空间，老夫老妻，饮食坐卧于斯，写作缝纫于斯，招待亲戚朋友于斯，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自己想想，也总该算是有‘雅量’的了。”
　　1966年他在“牛棚”里的时候，有一句阿Q式的名言，曰：“不死就是胜利”。这句话，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不过在他自己今天看来，这个胜利也没多大好处，因为他自己的胜利果实，“也不过是能有几年时间，把挤压三十年的丛残笔札，编几本书出来而已……”。施蛰存对1987年台北的《联合文学》杂志称他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表示了腹诽：因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是鲁迅”。
　　晚年的施蛰存对自己著述的出版是非常用心的，晚年的重要著作《唐诗百话》在上海出版后，他非常希望还能在港台也出版，在1988年11月14日给古剑的信里说：“我今年已八十四，不想较量金钱，只要我的书能多印几千册，流传二三十年，就满足了。”
　　在通信里也能看出他对已经“远离”的文坛还是关注的，同时对所生活时代的文学现状也不认可，如曾在信中写道：“这里现在是情欲小说、裸体女人画的世界，其他文化事业都‘打烊’了，一团糟！”
　　这一年，施蛰存的文学作品也再新版面世：《十年创作集》由人文社推出，上下两册，收录他当年的小说创作，上册《石秀之死》，下册《雾·鸥·流星》；百花文藝社再版了《施蛰存散文选集》，中华书局出版了《金石丛话》，浙江古籍社出版了《花问新集》等，他还编选了《近代六十名家词》，汇印了晚清到1949年的六十位词学大家的词选，另外还有《文艺百话》等结集出版。
　　稍后的1993年，施蛰存再度“成名”，这年6月，他获得了第二届上海文学奖，但在与古剑的信中透露对奖金跌价的不满，并劝阻古剑不要采访他：“我想从此隐下来，少出头了。”
　　施蛰存1994年写信给北京李辉，其中嘱咐：“中国文学社印出了我的小说集英文本One　RainingEvening（《梅雨之夕》），我送你二册，其中一册请你用你的名义寄赠马悦然。”对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文学读者来说，不知道此人的大概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