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精神错乱一会儿，怎么样？”
　　坐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电视台的高脚凳上，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开始为观众描绘“另一个可能的世界”：“在大街上，汽车被狗压扁，人们不再被电脑编程，不再被超市购买，不再被电视观看，谁也不会为了工作而生活，所有人都为了生活而工作，经济学家们不再把消费水平称为‘生活水准’，不再把物的数量称为‘生活质量’，政客们不再相信穷人乐意把承诺当饭吃……我们将是不完美的，因为完美依旧是神专享的乏味的特权，而在这个糟糕透顶的世界上，我们可以把每天当作第一天来过，把每晚当作最后一晚来过。”
　　2011年，从北非到华尔街，年轻人举起愤怒的拳头，加莱亚诺那年70岁了，仍然奔赴西班牙——这个他流亡多年的国家，和年轻人们一起占领了太阳门广场。“是的，我去了那里。我一直和这些反抗罪恶世界的运动在一起。这个罪恶的世界总是向穷人而不是向贫穷开战，并且惩罚劳动，奖励投机。”这位乌拉圭作家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本刊记者。
　　在马德里，有人问那些聚集在广场的青年：你们打算呆到什么时候、走到何种境地？加莱亚诺告诉他们，对这个问题尽管一笑了之，“你们只要在那里，坚持下去，就是无限的，无穷无尽的，正如爱一样。”

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

　　2009年的某一天，和往常一样，加莱亚诺带着爱犬Morgan在家附近散步时，遇到他的一位邻居。
　　“恭喜你啊，爱德华多。”这位邻居对他说：“你的书要大卖了。你成畅销书作家了。爱德华多。”
　　“畅销书作家？什么情况？一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他回忆自己当时的反应。
　　原来查韦斯又荐书了。在当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他送给奥巴马一本加莱亚诺的成名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此前，查韦斯的推荐曾让乔姆斯基的书登上亚马逊书店的畅销榜榜首。
　　“人们都祝贺你，说你成功了。”加莱亚诺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要这种成功。这算什么？在市场上成功？这真是糟糕的消息，我不需要在市场上拿第一，我只想写作，和民众保持联系。”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1971年出版，记录了加莱亚诺在拉美大陆漫游的经历，并试图以殖民地的视角，重新讲述全球化的历史，“拉丁美洲是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自从发现美洲大陆至今，这个地区的一切先是被转化为欧洲资本，而后又转换为美国资本，并在遥远的权力中心累积。”
　　由于在波托西发现了巨大的银矿，西班牙殖民者蜂拥而至，17世纪初，波托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全城有36座装饰豪华的教堂、众多赌场和14所舞蹈学校，1608年，波托西为庆祝宗教节日上演了6天喜剧，进行了8天斗牛……白银之城名气之大甚至在西班牙成了一句谚语，并见于《堂吉诃德》：“其价值等于一个波托西。”但如今波托西是玻利维亚这个穷国最穷的城市之一，人口比400年前少了3倍，人们在废弃的矿山和巷道中寻找一点含锡的碎矿，白银是没有的，西班牙人撤走时用小笤帚把波托西5000个矿井扫得干干净净。
　　如果说波托西的兴衰象征了旧殖民主义对拉美的掠夺，那么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则讲述了新殖民主义通过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带给拉美民众的新的苦难，正如那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旅行。”有人点评说，不读这本书，不会真正理解切·格瓦拉那种近乎决绝的革命，也不会懂得耽于玄想的博尔赫斯为什么要让他的同胞不满。
　　读这本书有时还会让人想起眼下的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财富快速地聚集，又以更快的速度散去，你能感到这正是魔幻现实主义诞生的土壤，也是写作者取之不尽的矿产。
　　“我们这一代几乎所有的拉美作家都是在出书之前先出稿件，都是在报社编辑部里成长受训的。”加莱亚诺说，“拉美作家中最杰出的几位，比如何塞·马蒂、鲁道夫·沃尔什（Rodolfo Walsh）、卡洛斯·吉哈諾（Carlos Quijano），都是伟大的记者，因为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所从事的新闻行业的要求。”
　　而在被问及“在恢复拉美历史叙事这一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时，加莱亚诺承认他无法做到客观，不能让自己置身事外，“我总是感到有做出抉择的必要：过去如同发生在我眼前。有一位叫何塞·科罗内尔·乌尔特乔的尼加拉瓜诗人曾解答我的疑惑，他告诉我：‘所谓客观性是一个谎言。那些自称想做到客观的作家和记者并没有说实话：他们想成为客体，以此远离人的痛苦。’”

禁一本书，是为它打出的最好的广告

　　最初面世时，《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并没受到太多关注，知识分子认为它不够严肃，“那时左翼知识分子觉得，严肃的书籍一定是枯燥的，如果这本书不够枯燥，那肯定是不够严肃。”加莱亚诺想要做的却恰恰是跳脱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语言，“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论政治经济学”，让人人都看得懂，用这本书去“和人们交谈”。
　　好在那些右翼军政府认为这本书相当严肃——他们把这本书禁了，有些国家还出现焚书。军政府成了加莱亚诺最好的推销商和宣传员，《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开始在拉美广泛流传，“这又一次证明：禁一本书，是为它打出的最好的广告。”加莱亚诺说。
　　1973年，他的祖国乌拉圭也发生军人政变，有意思的是，在独裁统治最初的那几个月，这本书还能畅通无阻地流入军营、流入监狱，“因为这本书的标题迷惑了审查人员：他们以为这是一本解剖学专著。”
　　不久后，加莱亚诺流亡阿根廷，在那里主持一份名为《危机》（Crisis）的文化杂志，那是他一段美妙的体验。“我们扩大了文化报道的外延：我们不去重复那些艺术家或者科学家的老套故事，而是试着从身份的集体表达方面重新发掘文化。” 　　他们去和矿工聊天，问他们对太阳有什么感觉——这些工人整天在地下工作，除了周日几乎见不到太阳；他们去和司机聊天——这些司机也是整日开车，有时候一天要开上15到20个小时，他们问司机：当您有机会睡觉时，您做梦吗？会做什么梦？会不会有恶梦？“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文化的一种。”加莱亚诺说，最高峰时，《危机》杂志一个月能卖3.5万到4万份，创下了当地西语报章的纪录。
　　“我的灵感来自每一天在路上听到的许许多多的声音。”加莱亚诺告诉本刊记者，“我的那些解放神学的朋友们常说：‘我们替那些不能发出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对此我并不赞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值得倾听、值得称赞，或者至少值得原谅的话要说。我从我听来的故事中汲取营养，最有趣的故事来自于最受歧视的人群，那些无人倾听的人，那些在他人眼里仿佛不存在的人。”
　　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索飒形容加莱亚诺天马行空的浮想念头里，隐藏着一个“反体制”的精灵。“拉丁美洲是一块深受体制之害的大陆，大地被改变了面貌，人口被置换了肤色、宗教、语言，还有被强加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被阉割的文化。”但拉美也由此形成了一种“反体制精神”，它认同人类文明的基石——友爱精神，它认同不公正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底层受辱民众。加莱亚诺曾经阐释过这种友爱精神：它是横向的而非纵向的，是团结的而非施舍的，它没有国家界限，也没有阶级区隔。

“那对我来说是巨大的火炉”

　　加莱亚诺最新一本书名为《镜子》，英文副标题是“Stories of Almost Everyone”（几乎关于每个人的故事）。某种程度上，这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足球往事》的延续，作为“主流文化的囚徒”，加莱亚诺再次尝试突围：“这是个疯狂的冒险，突破所有边界，所有时间和空间的边界，从你看不见的人们（the invisibles）的角度去重新发现人类历史，去重新发现那道人世间的彩虹，那道被种族主义、男性主义、军国主义、精英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主义肢解的人类的彩虹。”
　　不过这一次，他有了不同的写作风格，全书由600个左右的极短故事组成，从“亚当夏娃是黑人吗？”一直写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东南亚大海啸。之所以写这么短，他解释说是抵制通胀，“语言的通胀”。
　　“我写书就像拼接马赛克：每一个短故事就是一块小瓷砖，有它自己的颜色，有它自己的意义，和其他的小瓷砖汇聚在一起，形成一幅多个主题、多种色彩的壁画。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总是把多余的词句删掉，因为Less is more（少即是多），因为我的老师之一、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就曾教导我说，‘惟一值得存在的语言，是那些比沉默更好的语言。’他告诉我说这是一条中国谚语，但我怀疑这是他自己编的，无论如何，这句话一直是引导我远航的指南针。”
　　很难把加莱亚诺概括成一位某某主义者，在《镜子》里，他提醒人们注意，倡导自然权利的英国哲人约翰·洛克投资了贩卖黑奴公司的大宗股票；美国总统尤西西斯·格兰特在拜访明治天皇时曾说：“两百年后，当我们享受完保护主义能带来的所有好处后，我们再来接受贸易自由。”但他也用密度极高的文字列出了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画家、诗人、作家以及革命同志，并且这样描述柏林墙的倒塌：没有淌一滴泪，也没有洒一滴血，在整个东欧，人民叉起手臂来，观看那曾经以他们的名义行事的政权挣扎着断气。
　　1963年，加莱亚诺曾经到访中国，在北京采访了末代皇帝溥仪——这段经历也在《镜子》中占有一节。“一件蓝色制服，纽扣直扣到脖子，破旧的衬衫袖口从制服袖子中探出头来。他在北京植物园修剪树木花草，以此为生。居然有人有兴趣和他说话，他为此感到高兴，他为此感到吃惊。他开始作自我检讨：我是个叛徒，我是个叛徒，然后又当面向我背诵口号，背诵了两个钟头，音调始终不变。”
　　“我时不时打断他……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不，他不是共产党员。我问他想不想加入共产党。”
　　“翻译叫王，不叫弗洛伊德。不过看样子他还是累坏了，因为他翻成：那对我来说是巨大的火炉。（西班牙语里‘荣幸honor’和‘火炉horno’发音接近）”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镜子》中文版省却了个别故事，比如加莱亚诺对雷锋的描写：“他白天给病人送温暖、为寡妇干重活、把自己的食物送给孤儿，晚上阅读毛的作品全集。当他入睡时，他还会梦见在白天指引他前进的毛。雷锋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因为他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轻薄之事上，他的脑子里也从没闪现过这样的念头：人生可以是充满矛盾的，现实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长久以来，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他们对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质疑、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运用，常常会被威权政府拿过去，粉饰自己的合法性。加莱亚诺对此的回答是，“我的创作赞美生命中的喜乐欢愉，也对与之对立的一切加以谴责：不能在爱自由的同时却对牢笼不抱憎恨。”这不禁让人想起同样来自第三世界的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说的：“根据范农的说法，当地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灵魂……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重要性。”
　　与其以左右定义加莱亚诺，不如把他称为一位对历史与现实的不服从者，他不斷地反抗，不断地揭穿那些伪装成真理的知识——基于单一价值观的反抗很容易把自己变成另一种意识形态，可是如果你足够开放，又足够博学，你就有机会揭露知识的欺骗性，或者，至少为人们提供被权力和体制遮蔽的另一种知识。
　　他说他有千百种写作方式，要么坐着，一笔在手，潦草成文，要么在蒙得维的亚他出生的那条河边散步：“我走着的时候，词句也在我心里行走，串成一个个小故事，然后再经过多次修正改动：我的一些故事在付印前已经写了差不多十五遍。”他从来不承认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相反，他把历史比作一个固执的老太太，“她不停地往前走着，有时哭泣，有时则露出笑颜，但她从未终结。当她跟你说再见时，她实际说的是：回头见，一会儿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