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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概念，核心素养，两宋政治和军事，探究问题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9-0012-06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课标》）指出：“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①在统编新教材《中外历史纲要》的教学实践中，海量的历史信息迫使老师们另辟蹊径，探寻完成教学任务的新策略、新方法。突出大概念从而抓大放小，就成了比较行之有效的教学途经。我们认为，大概念或是重大历史现象本身，或是某个历史问题的情境和解决方案，或是实现学生价值观转换的途径;我们应该叩问“某历史现象是什么”，也应该思索“在某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人们如何解决问题”，“这样的历史现象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迪”等解释性的宏观问题，从而展开大概念。它包含若干重要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拥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并包含价值观，不是杂乱无章的知识大杂烩。基于此，我们借助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育新学校沈旺老师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两宋的政治和军事”一课来做进一步说明。
一、教学分析
《课标》要求：“通过了解两宋的政治和军事，认识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新变化。”②本课立足于两宋政治与军事，但思路不应拘泥于政治和军事事件，而是以之为载体分析宋代历史。教材通过“宋初中央集权的加强”“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王安石变法”“南宋的偏安”四个子目讲述两宋时期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等概况，跨度很大，内容繁多。要处理大量的历史信息，还要涵育核心素养，这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一课的内容主要是宋代政治，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我们应该寻求一个居于上位的主题。宋代政治的兴衰，并不是宋代君臣心血来潮的随意行为造成的，而是基于晚唐五代以来的动荡局势进行通盘考量，权衡利弊，制定的政治制度衍生的。这样，围绕着“宋代统治者如何进行制度设计”这一问题，老师需进行一定的取舍。宋初的集权政策，以及王安石变法，属于叙述宋代历史不得不说清的重大历史现象，故设计为重点;这两个内容体现的宋代制度设计思路，属于本课的难点。依据宋初的集权政策、王安石变法及其反映的制度设计思路，以历史解释素养为核心设置相关探究问题，从而才有可能把史料实证、时空观念、家国情怀等学科核心素养落到实处。
二、教学过程
导入部分：北宋统治者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鉴于唐后期以来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历史教训，宋太宗及其臣僚对于宋太祖的政治实践，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八个字。请看材料：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①
这是宋太宗继位之初的诏书。“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不仅概括了太祖一朝的政治原则，也反映出新统治者着意努力的方向。它是什么意思呢？邓小南先生指出：
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亦可称作“事为之制，曲为之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周代“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所体现的治国之法。颜师古对于這八个字的解释是：“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闲也。”这种凡事委曲防闲的精神，在宋代可以说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②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意味着什么事情都要以防为主，所有的方面都要有严格的管制，这种防微杜渐的精神是宋代“祖宗之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宋代政治演进与这样的思路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一）宋初中央集权的加强
众所周知，宋初皇帝是不折不扣的军人（赵匡胤和赵匡义），与此前的汉、晋、隋、唐的开国之君相比，赵家兄弟的武将色彩更加纯正。但是正因为他们是武将，对武将之弊体会就更深。由不断的兵变产生出来的王室，终于觉悟军人操政之危险，于是有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这件事就发生在太祖即皇帝位之第二年，进而文官就得到了重用，于是形成了重文轻武的传统。有历史常识的同学不禁会问，北宋统治者为什么会忽视严重的边患问题？北宋不正是亡于金人南侵吗？事实上宋代统治者有着自己的逻辑。宋太宗说：
国家若无外患，必有内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③
他认为内忧是致命的，前几代王朝都亡于内忧;外患往往是不致命的，可以预防。“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④宋初统治者充分吸收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下，为了严密防范文臣、武将、女主、外戚、宗室、宦官等各种势力，制定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立法与司法权等的“祖宗之法”。
设问：宋初这一套措施有哪些表现？这些措施是否奏效？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治，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泛指卧席），迨熙宁而后，法以（败坏），民以不廉。由此言之，宋其裕矣。⑤
明末大儒王夫之认为，宋初的治世从太祖到神宗，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他继而提出了宋代“称治”的原因：祖宗家法的约束矫正，以及祖宗政教的熏陶，甚至对此有所感叹，自汉光武以后，帝王中只有宋太祖具有突出的声望。王夫之具备历史的眼光，从他的赞许中我们可以看出，宋初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目的。宋王朝将从前所有的毛病几乎都消弭了，女主、权臣、外戚、宦官似乎都没有造成太多的麻烦;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有效地预防了内部动乱因素，巩固了宋王朝版图内的统一和安定，强化了专制集权。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另外一面：宋代统治者建立了一个格外强调文治的王朝，完成“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制度建设，势必付出高昂的代价，从而造成其他一系列问题：
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制衡在宋朝达到了极为精微的程度，灵活运用权力的空间被降到了极低的限度。以对外的战争为例。北宋在外带兵的将帅是没有便宜行事权的，就是说不能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做战略甚至战术上的调整。北宋的将帅出去打仗一般都带着钦定的阵图，有变化要及时上报朝廷，不能自己做主。而那时候通讯效率又低，所以北宋对外战争方面的弱，是制度选择的结果。这样想也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历史常常充满了戏剧性，北宋最终却亡在了外患上。① 设问：从杨立华先生的总结中，我们能发现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带来了哪些问题？
无疑，制度束缚过死，权力分割过细，影响了行政效率，助长了保守疲沓的政治风气;也正是由于这种防微杜渐、守内虚外的态度，使得两宋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战中少了主动性，边疆压力与财政危机越发严峻。
（二）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
设问：阅读教材内容，指出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如何？北宋王朝又是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
承认辽和西夏政权的合法性，以巨额的“岁币”“岁赐”换得边防的稳定，既是古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常用手段，也是宋初政治“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抉择：一方面用安抚的手段维护边防，才可能腾出手来防范内乱，不至于腹背受敌;一方面诚如宋人王旦所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②而维系对外安抚辽夏、对内“强干弱枝”的状态，造成了财政危机。
设问：北宋的财政危机是如何形成的？
对辽夏的开支，加上“三冗”的不断严重，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些现象是宋初政治顶层设计两弊相权取其轻的结果，但积弊日久，有识之士意识到，宋王朝不改革不行了。
（三）王安石变法
钱穆《国史大纲》曾说：“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③所谓“自觉精神”，正是读书人发自内心的力挽狂澜;它同样体现在对“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之法的理解上。范仲淹等人实施的庆历新政过于凌厉，触及了诸多大地主的利益，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范仲淹等人深谙“祖宗之法”，他上书仁宗皇帝：“仲淹深练世事，必知凡事难遽更张，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但欲渐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富）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④范仲淹等当权者对“祖宗之法”持怎样的态度呢？他们深知改革时政之艰，不得不如履薄冰，“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但欲渐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在涉及根本性问题——君臣关系的方面，范、富等人相当慎重。而这种时候，针对时政需要“举祖宗故事”，成为改革的可行的手段。⑤
庆历新政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变法势在必行，过了不到30年，王安石继而起之。他的变法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但还是遭到不少重臣的反对，其中不乏韩琦、司马光等大人物。双方各自都以“祖宗之法”作为盾牌。从这里可以看出“祖宗之法”在宋代的深刻影响。但在神宗的坚持和王安石的“三不足”的精神支持下，变法还是推行了。我们不禁要问，王安石为什么有勇气挑战“祖宗之法”，甚至站到“祖宗之法”的对立面上？
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王安石变法颁行之后，众多士大夫要求恪守祖宗法度的声浪不绝于耳。而对于“祖宗法度”的理解却见仁见智，改革派与保守派都会拿防微杜渐的“祖宗之法”当作盾牌。因为“祖宗之法”并非确切的词条，而是内容庞杂的大杂烩;其主旨是通过防范弊端保住祖宗基业，但具体做法模糊，诠释空间很大，谁都可以在“祖宗之法”的丰富资源中取己所需。王安石的态度是，通过有为的、发展的角度对待“祖宗之法”，这比“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的见识高出一筹。请看材料：
熙宁三年二月，时判大名府的韩琦针对青苗法进奏，反对兴利扰民。他举述“祖宗百年仁政”，建议仍“依常平旧法施行”。王安石以“周公遗法”竭力解释，却终于难使神宗完全信服。五年后，韩琦建议倚阁（按指搁置、暂缓）预买绸绢，王安石则不仅强调用度所需，而且对以“自祖宗以来未尝倚阁”，堵塞了商量的余地。①
王安石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他一方面借助宋初的“祖宗之法”;另一方面还以周公孔子与儒家学说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使其精神与“祖宗之法”不相矛盾。
设问：请同学们阅读教材，学习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思考哪些内容和儒家思想与“祖宗之法”相关。
总体而言，王安石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缓解“三冗”和积贫积弱的局面。改革的內容也非全是王安石原创，其精神能在古代典籍找到痕迹。首先，儒家思想不仅是伦理道德之学，也是政治学;“内圣”“外王”两者是统一的，“经世致用”一直是儒家思想的落足点。其次，“使民以时”“薄税敛”“百亩之田，勿夺其时”、限制土地兼并等内容属于儒家仁政的范畴，王安石的青苗、募役、方田均税等做法与之有密切的联系;均输、市易、保甲、兵农合一等内容则能在周秦汉唐历史中找到依据;而王安石把《三经新义》当作考试的范本也能折射出其改革的经典依据。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变法同样是为了防微杜渐，与“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之法”并不矛盾，这就是王安石敢言“三不足”的重要原因。
围绕变法问题，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日益严重，党争加剧。我们从王安石与司马光往来交锋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两派政治势力的巨大分歧，但也能看到其共性：正如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所说，王安石“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司马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光与介甫（王安石）趣向虽殊，大归则同”。②这里“救天下之民”的“大归”，也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考虑并非二物。变法初衷是好的，但执行过程中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党争，北宋逐渐走向衰亡。金人铁蹄之下，宋统治者不得不偏安于南方。
（四）南宋的偏安
设问：请同学们阅读教材内容，指出两宋是如何更迭的？宋金关系是如何演变的？
通过上述讲解，想必“祖宗之法”已经在大家头脑中留下印象，宋代君臣受其深刻影响，才在历史上呈现出宋代独有的历史面貌。有学者指出，北宋的很多问题都在于其过度成熟的政治文化。北宋以前，上千年郡县制国家的文明积淀，使得这种政治已经尝试过了所有危险的可能性。各种各样危险的可能性像一面镜子，处处透出暗示和提醒，从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对这些危险的警醒，导致了北宋政治文化根柢里的疑忌精神。③那么现在，如何看待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之法”呢？这种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如何才能化害为利，维护长久的稳定呢？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人不是神，制度设计初衷是好的，可现实世界中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一旦付诸实践，总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抓一方面而淡化其他方面。就此而言，宋初杜绝唐、五代以来一系列问题的“祖宗之法”，就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随着边疆压力、财政危机的凸现，“祖宗之法”的弊端暴露无遗;此时则需要因时论事，才能找到长久之法，但这一步宋王朝彻底失败。所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永恒的辩证法。
三、解读
历史教学面临的两个重要任务，一是架构学生的历史知识框架，对人类社会的更迭轨迹有基本的认识;二是通过历史现象激发学生思考，涵育素养，教化心灵。但这两个任务在海量的历史知识面前，都面临很大的挑战。拿本课来说，两宋300余年的历史需要在一节课中讲完，如果每一句都用相当数量的史实进行阐释以求讲透的话，那么完成以上两个任务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势必要提纲挈领、抓大放小，便于学生建构框架，更要为教师开展探究性活动提供起码的空间，突出大概念，有针对性。
一是提纲挈领。我们说，大概念除了重大历史现象本身之外，还可以是某个具体的历史问题情境和解决方案。后者对于教学来说更有实践意义，因为它不仅能有效地实现学生的认识转换，而且能把凌乱的历史现象串联起来。历史学科现象错综复杂，规律性不易得，它不同于理论科学中内涵外延清晰明确的概念，不容易找到上位理论。但既然是政治制度，就有其背后的指导思想;固然人们对这些思想存在千差万别的理解，并产生一系列违背这一思想的社会现象，然而这一思想毕竟贯穿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人尤其重视制度背后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基于儒家经典文献的精神，重德保民，敬天法祖;另外一方面针对当时的具体社会需要将古代政治理论进行遴选，并使之自洽与系统化。“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之法”就有这样的作用，它发挥了古代“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乐文明中防微杜渐的因素，针对唐五代以来权臣干将乱政的局面进行纠正。“每事立制，委曲防闲”（《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把内政中的各个层面的漏洞琢磨得很透彻。这样的思想成为宋代制度建设的根本性原则。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各种“事实”的世界里，也同时生活在一个各种“思想”的世界里，歷史学家寻求的是思想过程。①我们可以对具体的历史现象赋予一定的情境，更可以把历史现象背后的脉络放置在历史背景中考量。这样整节课就有了丰满的教学立意。
二是删繁就简。既然提纲挈领，就势必要抓若干重点，对本课的非重点内容一带而过;否则就是流水账，不大可能提纲挈领。②针对历史教学的需要，我们强调叙述某一阶段历史不可无的概念，也意味着要淡化数量相当的历史信息，大小概念辩证相生，深度与浅度相辅相成。本课以宋初专制集权的加强以及王安石变法为重点，是因为它们在叙述宋史中不可无，更是因为它们是渗透“祖宗之法”这一主线的要件。而对于边疆压力与财政危机，以及南宋的偏安，本课淡化处理，是因为内容繁琐、信息量大展不开，以当作两个重点内容的结果呈现。而诸如宋初集权与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某些层面可以让学生自学，老师简要补充简要的历史信息，不陷入繁琐的概念中。我们认为，高中三年的教学内容不可能一步到位，应丢掉“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许多内容可以留到课下和以后完成。③
三是重视细节。有学者指出，“历史最重要的是有大纲领（the great outline）兼具有意义的细节（the significant detail），必须避免的是无谓的叙事（irrelevant narrative）”。“不做无谓的叙事，只有在叙事与解释冶于一炉时，才大致能做到;历史不流于年鉴（chronological anna）或断烂朝报，胥系于此”。④无疑，生动具体有过程的内容在历史教学中会发挥巨大优势，但诸如制度、思想等很多内容找不到理想的过程性的细节，这就需要退而求其次，尽可能寻求当事人的所思所想，知人论世来处理问题。本课例运用了大量宋代文献，尤其宋太宗诏书中的“国家若无外患，必有内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这样能反映当事人权衡利弊、去取予夺的思想性文字，最能反映逼真的历史场景。而材料中王安石用“周公遗法”“祖宗之法”反驳韩琦的意见，反映了当事人借助有利条件逢源应对的灵活态度。正如柯林伍德所说，“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①这样的细节不仅是历史叙述的吸引人之处，也是设置问题涵育素养的重要空间。
四是涵育素养。我们认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需要渗透到教学过程中，而不是将之贴标签或者大卸八块。历史学科素养只有在历史叙述和历史解释的过程中才能行之有效地涵育。郑林先生指出，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主要体现在解决新情境下的历史问题的能力。能力不能靠知识的灌输形成，只能在综合运用历史知识、探究历史的方法、解决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得以综合地发展。②本课例并没有机械地把某个素养和某个知识点贴标签，而是通过运用知识解决情境下的问题来涵育素养。比如，基于宋太宗的诏书设问“北宋统治者为什么会忽视严重的边患问题？”这需要学生将唐五代以后的政治乱局、北宋的边患、古代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以及诏书中的信息综合考察，言之有据、合情合理地形成历史解释;“王安石为什么有勇气挑战祖宗之法？”需要学生对王安石在改革中的处境、他的思想观念和宋初的制度建设一系列问题综合考察，才能形成妥帖的历史解释。
五是呈现历史复杂性。“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合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③宋代的历史发展脉络能说明这一点：宋代的制度建设遵循宋代君臣的顶层设计思路，这是针对宋初政局防微杜渐的结果;随着积弊加深，人们对“祖宗之法”产生了分歧与斗争，在内忧外患的各种因素下产生了北宋灭亡、南宋偏安这一结局。宋初的集权和王安石的改革态度，无不体现了历史“合力”的复杂性。在具有复杂性的历史情境中，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力量的斗争博弈，从而更好地呈现出历史感。尤其是在这节课的结尾，教师通过如何化害为利的问题引领学生思考，认识到制度建设的话题渗透着辩证法的精神（社会科学中真理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对各种信息进行归纳，在获得了这一范围内的规律之后，能够暂时地改造世界，此即“正题”，宋初的集权措施即可如是观;一旦社会发展，先前小范围内成立的规律就未必合理，即出现“反题”，北宋中叶的社会危机即此;人们不得不改弦更张，在更大范围内探索规律从而应对挑战，即产生“合题”，王安石变法即此。这正是人类认识的辩证法）。这样的道理至今都不过时。如此，综合性的素养自然在思考的过程中形成。
本课的信息量很大，并且有学术深度，需要学生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否则理解历史现象、探究问题都有障碍;教师的历史叙述还可以用更简单、更通俗的语言表达，文言文与专家学者的论述可以适当地缩减;很多信息通过教师口述而不是课件文字呈现，学生应该更能接受。这仅是一种尝试，为我们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涵育学科素养提供了一些思考方向。
【作者简介】李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沈旺，中学高级教师，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育新学校教师。
【责任编辑：王湉湉】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9-0012-06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课标》）指出：“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①在统编新教材《中外历史纲要》的教学实践中，海量的历史信息迫使老师们另辟蹊径，探寻完成教学任务的新策略、新方法。突出大概念从而抓大放小，就成了比较行之有效的教学途经。我们认为，大概念或是重大历史现象本身，或是某个历史问题的情境和解决方案，或是实现学生价值观转换的途径;我们应该叩问“某历史现象是什么”，也应该思索“在某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人们如何解决问题”，“这样的历史现象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迪”等解释性的宏观问题，从而展开大概念。它包含若干重要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拥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并包含价值观，不是杂乱无章的知识大杂烩。基于此，我们借助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育新学校沈旺老师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两宋的政治和军事”一课来做进一步说明。
一、教学分析
《课标》要求：“通过了解两宋的政治和军事，认识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新变化。”②本课立足于两宋政治与军事，但思路不应拘泥于政治和军事事件，而是以之为载体分析宋代历史。教材通过“宋初中央集权的加强”“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王安石变法”“南宋的偏安”四个子目讲述两宋时期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等概况，跨度很大，内容繁多。要处理大量的历史信息，还要涵育核心素养，这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一课的内容主要是宋代政治，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我们应该寻求一个居于上位的主题。宋代政治的兴衰，并不是宋代君臣心血来潮的随意行为造成的，而是基于晚唐五代以来的动荡局势进行通盘考量，权衡利弊，制定的政治制度衍生的。这样，围绕着“宋代统治者如何进行制度设计”这一问题，老师需进行一定的取舍。宋初的集权政策，以及王安石变法，属于叙述宋代历史不得不说清的重大历史现象，故设计为重点;这两个内容体现的宋代制度设计思路，属于本课的难点。依据宋初的集权政策、王安石变法及其反映的制度设计思路，以历史解释素养为核心设置相关探究问题，从而才有可能把史料实证、时空观念、家国情怀等学科核心素养落到实处。
二、教学过程
导入部分：北宋统治者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鉴于唐后期以来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历史教训，宋太宗及其臣僚对于宋太祖的政治实践，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八个字。请看材料：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①
这是宋太宗继位之初的诏书。“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不仅概括了太祖一朝的政治原则，也反映出新统治者着意努力的方向。它是什么意思呢？邓小南先生指出：
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亦可称作“事为之制，曲为之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周代“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所体现的治国之法。颜师古对于這八个字的解释是：“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闲也。”这种凡事委曲防闲的精神，在宋代可以说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②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意味着什么事情都要以防为主，所有的方面都要有严格的管制，这种防微杜渐的精神是宋代“祖宗之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宋代政治演进与这样的思路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一）宋初中央集权的加强
众所周知，宋初皇帝是不折不扣的军人（赵匡胤和赵匡义），与此前的汉、晋、隋、唐的开国之君相比，赵家兄弟的武将色彩更加纯正。但是正因为他们是武将，对武将之弊体会就更深。由不断的兵变产生出来的王室，终于觉悟军人操政之危险，于是有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这件事就发生在太祖即皇帝位之第二年，进而文官就得到了重用，于是形成了重文轻武的传统。有历史常识的同学不禁会问，北宋统治者为什么会忽视严重的边患问题？北宋不正是亡于金人南侵吗？事实上宋代统治者有着自己的逻辑。宋太宗说：
国家若无外患，必有内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③
他认为内忧是致命的，前几代王朝都亡于内忧;外患往往是不致命的，可以预防。“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④宋初统治者充分吸收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下，为了严密防范文臣、武将、女主、外戚、宗室、宦官等各种势力，制定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立法与司法权等的“祖宗之法”。
设问：宋初这一套措施有哪些表现？这些措施是否奏效？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治，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泛指卧席），迨熙宁而后，法以（败坏），民以不廉。由此言之，宋其裕矣。⑤
明末大儒王夫之认为，宋初的治世从太祖到神宗，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他继而提出了宋代“称治”的原因：祖宗家法的约束矫正，以及祖宗政教的熏陶，甚至对此有所感叹，自汉光武以后，帝王中只有宋太祖具有突出的声望。王夫之具备历史的眼光，从他的赞许中我们可以看出，宋初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目的。宋王朝将从前所有的毛病几乎都消弭了，女主、权臣、外戚、宦官似乎都没有造成太多的麻烦;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有效地预防了内部动乱因素，巩固了宋王朝版图内的统一和安定，强化了专制集权。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另外一面：宋代统治者建立了一个格外强调文治的王朝，完成“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制度建设，势必付出高昂的代价，从而造成其他一系列问题：
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制衡在宋朝达到了极为精微的程度，灵活运用权力的空间被降到了极低的限度。以对外的战争为例。北宋在外带兵的将帅是没有便宜行事权的，就是说不能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做战略甚至战术上的调整。北宋的将帅出去打仗一般都带着钦定的阵图，有变化要及时上报朝廷，不能自己做主。而那时候通讯效率又低，所以北宋对外战争方面的弱，是制度选择的结果。这样想也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历史常常充满了戏剧性，北宋最终却亡在了外患上。① 设问：从杨立华先生的总结中，我们能发现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带来了哪些问题？
无疑，制度束缚过死，权力分割过细，影响了行政效率，助长了保守疲沓的政治风气;也正是由于这种防微杜渐、守内虚外的态度，使得两宋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战中少了主动性，边疆压力与财政危机越发严峻。
（二）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
设问：阅读教材内容，指出北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如何？北宋王朝又是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
承认辽和西夏政权的合法性，以巨额的“岁币”“岁赐”换得边防的稳定，既是古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常用手段，也是宋初政治“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抉择：一方面用安抚的手段维护边防，才可能腾出手来防范内乱，不至于腹背受敌;一方面诚如宋人王旦所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②而维系对外安抚辽夏、对内“强干弱枝”的状态，造成了财政危机。
设问：北宋的财政危机是如何形成的？
对辽夏的开支，加上“三冗”的不断严重，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些现象是宋初政治顶层设计两弊相权取其轻的结果，但积弊日久，有识之士意识到，宋王朝不改革不行了。
（三）王安石变法
钱穆《国史大纲》曾说：“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③所谓“自觉精神”，正是读书人发自内心的力挽狂澜;它同样体现在对“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之法的理解上。范仲淹等人实施的庆历新政过于凌厉，触及了诸多大地主的利益，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范仲淹等人深谙“祖宗之法”，他上书仁宗皇帝：“仲淹深练世事，必知凡事难遽更张，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但欲渐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富）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④范仲淹等当权者对“祖宗之法”持怎样的态度呢？他们深知改革时政之艰，不得不如履薄冰，“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但欲渐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在涉及根本性问题——君臣关系的方面，范、富等人相当慎重。而这种时候，针对时政需要“举祖宗故事”，成为改革的可行的手段。⑤
庆历新政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变法势在必行，过了不到30年，王安石继而起之。他的变法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但还是遭到不少重臣的反对，其中不乏韩琦、司马光等大人物。双方各自都以“祖宗之法”作为盾牌。从这里可以看出“祖宗之法”在宋代的深刻影响。但在神宗的坚持和王安石的“三不足”的精神支持下，变法还是推行了。我们不禁要问，王安石为什么有勇气挑战“祖宗之法”，甚至站到“祖宗之法”的对立面上？
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王安石变法颁行之后，众多士大夫要求恪守祖宗法度的声浪不绝于耳。而对于“祖宗法度”的理解却见仁见智，改革派与保守派都会拿防微杜渐的“祖宗之法”当作盾牌。因为“祖宗之法”并非确切的词条，而是内容庞杂的大杂烩;其主旨是通过防范弊端保住祖宗基业，但具体做法模糊，诠释空间很大，谁都可以在“祖宗之法”的丰富资源中取己所需。王安石的态度是，通过有为的、发展的角度对待“祖宗之法”，这比“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的见识高出一筹。请看材料：
熙宁三年二月，时判大名府的韩琦针对青苗法进奏，反对兴利扰民。他举述“祖宗百年仁政”，建议仍“依常平旧法施行”。王安石以“周公遗法”竭力解释，却终于难使神宗完全信服。五年后，韩琦建议倚阁（按指搁置、暂缓）预买绸绢，王安石则不仅强调用度所需，而且对以“自祖宗以来未尝倚阁”，堵塞了商量的余地。①
王安石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他一方面借助宋初的“祖宗之法”;另一方面还以周公孔子与儒家学说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使其精神与“祖宗之法”不相矛盾。
设问：请同学们阅读教材，学习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思考哪些内容和儒家思想与“祖宗之法”相关。
总体而言，王安石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缓解“三冗”和积贫积弱的局面。改革的內容也非全是王安石原创，其精神能在古代典籍找到痕迹。首先，儒家思想不仅是伦理道德之学，也是政治学;“内圣”“外王”两者是统一的，“经世致用”一直是儒家思想的落足点。其次，“使民以时”“薄税敛”“百亩之田，勿夺其时”、限制土地兼并等内容属于儒家仁政的范畴，王安石的青苗、募役、方田均税等做法与之有密切的联系;均输、市易、保甲、兵农合一等内容则能在周秦汉唐历史中找到依据;而王安石把《三经新义》当作考试的范本也能折射出其改革的经典依据。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变法同样是为了防微杜渐，与“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之法”并不矛盾，这就是王安石敢言“三不足”的重要原因。
围绕变法问题，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日益严重，党争加剧。我们从王安石与司马光往来交锋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两派政治势力的巨大分歧，但也能看到其共性：正如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所说，王安石“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司马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光与介甫（王安石）趣向虽殊，大归则同”。②这里“救天下之民”的“大归”，也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考虑并非二物。变法初衷是好的，但执行过程中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党争，北宋逐渐走向衰亡。金人铁蹄之下，宋统治者不得不偏安于南方。
（四）南宋的偏安
设问：请同学们阅读教材内容，指出两宋是如何更迭的？宋金关系是如何演变的？
通过上述讲解，想必“祖宗之法”已经在大家头脑中留下印象，宋代君臣受其深刻影响，才在历史上呈现出宋代独有的历史面貌。有学者指出，北宋的很多问题都在于其过度成熟的政治文化。北宋以前，上千年郡县制国家的文明积淀，使得这种政治已经尝试过了所有危险的可能性。各种各样危险的可能性像一面镜子，处处透出暗示和提醒，从而“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对这些危险的警醒，导致了北宋政治文化根柢里的疑忌精神。③那么现在，如何看待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之法”呢？这种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如何才能化害为利，维护长久的稳定呢？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人不是神，制度设计初衷是好的，可现实世界中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一旦付诸实践，总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抓一方面而淡化其他方面。就此而言，宋初杜绝唐、五代以来一系列问题的“祖宗之法”，就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随着边疆压力、财政危机的凸现，“祖宗之法”的弊端暴露无遗;此时则需要因时论事，才能找到长久之法，但这一步宋王朝彻底失败。所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永恒的辩证法。
三、解读
历史教学面临的两个重要任务，一是架构学生的历史知识框架，对人类社会的更迭轨迹有基本的认识;二是通过历史现象激发学生思考，涵育素养，教化心灵。但这两个任务在海量的历史知识面前，都面临很大的挑战。拿本课来说，两宋300余年的历史需要在一节课中讲完，如果每一句都用相当数量的史实进行阐释以求讲透的话，那么完成以上两个任务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势必要提纲挈领、抓大放小，便于学生建构框架，更要为教师开展探究性活动提供起码的空间，突出大概念，有针对性。
一是提纲挈领。我们说，大概念除了重大历史现象本身之外，还可以是某个具体的历史问题情境和解决方案。后者对于教学来说更有实践意义，因为它不仅能有效地实现学生的认识转换，而且能把凌乱的历史现象串联起来。历史学科现象错综复杂，规律性不易得，它不同于理论科学中内涵外延清晰明确的概念，不容易找到上位理论。但既然是政治制度，就有其背后的指导思想;固然人们对这些思想存在千差万别的理解，并产生一系列违背这一思想的社会现象，然而这一思想毕竟贯穿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人尤其重视制度背后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基于儒家经典文献的精神，重德保民，敬天法祖;另外一方面针对当时的具体社会需要将古代政治理论进行遴选，并使之自洽与系统化。“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之法”就有这样的作用，它发挥了古代“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乐文明中防微杜渐的因素，针对唐五代以来权臣干将乱政的局面进行纠正。“每事立制，委曲防闲”（《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把内政中的各个层面的漏洞琢磨得很透彻。这样的思想成为宋代制度建设的根本性原则。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各种“事实”的世界里，也同时生活在一个各种“思想”的世界里，歷史学家寻求的是思想过程。①我们可以对具体的历史现象赋予一定的情境，更可以把历史现象背后的脉络放置在历史背景中考量。这样整节课就有了丰满的教学立意。
二是删繁就简。既然提纲挈领，就势必要抓若干重点，对本课的非重点内容一带而过;否则就是流水账，不大可能提纲挈领。②针对历史教学的需要，我们强调叙述某一阶段历史不可无的概念，也意味着要淡化数量相当的历史信息，大小概念辩证相生，深度与浅度相辅相成。本课以宋初专制集权的加强以及王安石变法为重点，是因为它们在叙述宋史中不可无，更是因为它们是渗透“祖宗之法”这一主线的要件。而对于边疆压力与财政危机，以及南宋的偏安，本课淡化处理，是因为内容繁琐、信息量大展不开，以当作两个重点内容的结果呈现。而诸如宋初集权与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某些层面可以让学生自学，老师简要补充简要的历史信息，不陷入繁琐的概念中。我们认为，高中三年的教学内容不可能一步到位，应丢掉“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许多内容可以留到课下和以后完成。③
三是重视细节。有学者指出，“历史最重要的是有大纲领（the great outline）兼具有意义的细节（the significant detail），必须避免的是无谓的叙事（irrelevant narrative）”。“不做无谓的叙事，只有在叙事与解释冶于一炉时，才大致能做到;历史不流于年鉴（chronological anna）或断烂朝报，胥系于此”。④无疑，生动具体有过程的内容在历史教学中会发挥巨大优势，但诸如制度、思想等很多内容找不到理想的过程性的细节，这就需要退而求其次，尽可能寻求当事人的所思所想，知人论世来处理问题。本课例运用了大量宋代文献，尤其宋太宗诏书中的“国家若无外患，必有内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这样能反映当事人权衡利弊、去取予夺的思想性文字，最能反映逼真的历史场景。而材料中王安石用“周公遗法”“祖宗之法”反驳韩琦的意见，反映了当事人借助有利条件逢源应对的灵活态度。正如柯林伍德所说，“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①这样的细节不仅是历史叙述的吸引人之处，也是设置问题涵育素养的重要空间。
四是涵育素养。我们认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需要渗透到教学过程中，而不是将之贴标签或者大卸八块。历史学科素养只有在历史叙述和历史解释的过程中才能行之有效地涵育。郑林先生指出，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主要体现在解决新情境下的历史问题的能力。能力不能靠知识的灌输形成，只能在综合运用历史知识、探究历史的方法、解决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得以综合地发展。②本课例并没有机械地把某个素养和某个知识点贴标签，而是通过运用知识解决情境下的问题来涵育素养。比如，基于宋太宗的诏书设问“北宋统治者为什么会忽视严重的边患问题？”这需要学生将唐五代以后的政治乱局、北宋的边患、古代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以及诏书中的信息综合考察，言之有据、合情合理地形成历史解释;“王安石为什么有勇气挑战祖宗之法？”需要学生对王安石在改革中的处境、他的思想观念和宋初的制度建设一系列问题综合考察，才能形成妥帖的历史解释。
五是呈现历史复杂性。“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合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③宋代的历史发展脉络能说明这一点：宋代的制度建设遵循宋代君臣的顶层设计思路，这是针对宋初政局防微杜渐的结果;随着积弊加深，人们对“祖宗之法”产生了分歧与斗争，在内忧外患的各种因素下产生了北宋灭亡、南宋偏安这一结局。宋初的集权和王安石的改革态度，无不体现了历史“合力”的复杂性。在具有复杂性的历史情境中，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力量的斗争博弈，从而更好地呈现出历史感。尤其是在这节课的结尾，教师通过如何化害为利的问题引领学生思考，认识到制度建设的话题渗透着辩证法的精神（社会科学中真理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对各种信息进行归纳，在获得了这一范围内的规律之后，能够暂时地改造世界，此即“正题”，宋初的集权措施即可如是观;一旦社会发展，先前小范围内成立的规律就未必合理，即出现“反题”，北宋中叶的社会危机即此;人们不得不改弦更张，在更大范围内探索规律从而应对挑战，即产生“合题”，王安石变法即此。这正是人类认识的辩证法）。这样的道理至今都不过时。如此，综合性的素养自然在思考的过程中形成。
本课的信息量很大，并且有学术深度，需要学生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否则理解历史现象、探究问题都有障碍;教师的历史叙述还可以用更简单、更通俗的语言表达，文言文与专家学者的论述可以适当地缩减;很多信息通过教师口述而不是课件文字呈现，学生应该更能接受。这仅是一种尝试，为我们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涵育学科素养提供了一些思考方向。
【作者简介】李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沈旺，中学高级教师，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育新学校教师。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