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重要依据,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术语,“党内法规”在其形成过程中吸融了“法律”“纪律”和“法规”的政治情境,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最初使用,改革开放初期首次界定范畴,并于十八大以后获得概念更新,堪称中共近百年历史的“浓缩物”。在此过程中,它除了在概念形态上演变为“党规党法”和“党的法规”,其政治地位亦由一般政治报告升至重大历史决议直至载入党章。“党内法规”概念史典型体现了政治实践对概念术语的塑造作用,是中国共产党致力探索“制度治党”的生动历史记录。
【机 构】
: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100101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广东广州510053
【基金项目】
:
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声乐艺术研究》(项目编号:19ZD14)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重要依据,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术语,“党内法规”在其形成过程中吸融了“法律”“纪律”和“法规”的政治情境,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最初使用,改革开放初期首次界定范畴,并于十八大以后获得概念更新,堪称中共近百年历史的“浓缩物”。在此过程中,它除了在概念形态上演变为“党规党法”和“党的法规”,其政治地位亦由一般政治报告升至重大历史决议直至载入党章。“党内法规”概念史典型体现了政治实践对概念术语的塑造作用,是中国共产党致力探索“制度治党”的生动历史记录。
其他文献
需要是近现代分配正义理论的一个分析视角,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相关论述中也是重要的理论概念。近代分配正义理论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构成了分配正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从人的需要的角度分析了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劳动造成的人的异化。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三重含义中,需要理论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出发,超越了近代分配正义理论所描绘的人类社会。现代分配正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这为当代中国化的社会分配正义理论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性选择,契合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在实践层面需要治理理念的升华、治理工具的优化和治理路径的重构。本文从全面坚持党的领导和党建引领、培育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体意识、加强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完善治理方式和手段等方面,进行了可行性探索。
对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做了界定,并基于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阐释了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可通过“网络—互构—团结”的行动逻辑得以实现。首先,通过基层政党建设的“政治势能”建立起多元主体的结构化治理网络。其次,在这个结构化的治理网络中,通过权威与专业、制度与生活以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互构,推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先嵌入和相互型构,促进治理共同体中各个有机体的成长壮大。最后,有机体间的互构促使他们持续地开展更加深入的互动与合作,讨论和解决社区公共议题,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
战争、战败作为一种堪称“反应装置”的特殊历史空间,为我们提供了验视日本文学家精神质地、考察日本文学根本属性的极端语境。对昭和初期和战后初期日本文学史的价值判定应警惕单一的审美尺度,兼治“去神化”之后、形而下层面的“人”的问题和江湖问题,以“江湖文学史”的观念,在思考文学、思想文本中的战争问题、战败问题时,过于强调1945年8月15日的断代价值则有凸显政治、军事、民族尊严意义上的胜败结果之虞,却易使战争亲历者和后来者们淡忘了战争在个体生命层面上带来的“痛与苦”,在某些国内、国际情势的综合刺激下易催生出修宪冲
全球治理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不依赖于政府强制力,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主体,通过参与、谈判和协调等方式,针对全球性公共问题进行解决的一个过程。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全球治理能力有限,参与程度有限,战略目标有限,但成效显著;1978年12月-党的十八大之前,韬光养晦,审慎参与全球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开展主场外交,创新性参与全球治理的塑造或重建。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经验:量力而行,根据力量动态变化顺势调整战略策略;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既要有
1995年中日合作将山崎丰子小说《大地之子》制作为同名电视剧,围绕战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陆一心克服重重磨难成长起来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参与到宝钢建设中的人生轨迹,展现战后中日各自恢复发展并重建友好关系的历史进程。该剧是两国重点合作且内容上针对战争及战后问题的作品,其中出现的种种冲突本质上都是两国历史阐释方式的交锋。该剧从选择文本,到制作中两国交流,再到最终播出受阻,均反映出冷战结束之际中日两国尝试转型,在全球市场中建构新的自我形象和探索自身位置的时代命题,这进而透视出冷战后的世界在历史文化认同构建方面的
民营上市公司具有股权较为集中、委托人与代理人重合度较高的特征。而公司特征作为反映企业基本环境和基本成长状态的变量,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各项战略规划。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从公司所属行业、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三方面特征探索管理层权力配置倾向及其规律性,并考察基于行业性质的差异、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对管理层权力影响机理的权变性。研究发现,与传统行业相比,高科技行业民营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权力配置程度更高;公司规模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且在高科技行业的公司中,两者的负向相关性更强;
府际合作即政府间的合作,主要是指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纵向合作关系,以及政府内部各部门间的权力分工关系。社会运行动力机制是社会运行机制有效、健康、持续运转的关键要素。跨区域绿色治理府际合作的利益主体较为复杂,主要有各级地方政府及上级政府、企业组织、社会公众、生态环保社会组织、新闻媒体、政策咨询专家等。提高绿色治理能力,构建区域生态文明环境,需要府际合作动力机制基于区域内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具有引力、压力、推力、阻力等动力机制的合作场域。跨区域绿色治理府际合作动力机制的优化:增强引力,推进协同平等权力,
本文以1937年日本文坛的“禁笔事件”为主轴,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事件史”的维度考察中野重治在法西斯军国主义严酷统治下的活动、言论与创作,并以此透视其在极端政治、文化语境下的个人“精神史”。当我们以中野重治为认知标本、以“战前—战中—战后”贯通的长时段历史思考穿透“事件”,会发现在国家意识形态挟制之下,文学家个人看似“多变”的言论与抉择背后,潜藏着其长期不变的精神基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与执着追求。当我们的考察冲破“纯文学”疆域、迈过“十四年战争”的认知框架,在共时性意义上将纯文学内外打通,在历时
迟迟未能化解的粮油加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对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产生威胁,寻找这一问题的有效治理路径是促进粮油加工业转型升级进而更好地保障居民营养健康安全的重要条件。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粮油加工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多元化经营、政府支持对粮油加工企业产能利用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元化经营有助于提升粮油加工企业的产能利用水平,其中相关多元化经营对粮油加工企业产能利用水平提升的正向效果更显著;尽管政府补贴支持会给粮油加工企业产能利用水平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多元化经营会使政府补贴支持与企业能力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