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家一纸禁令将洋垃圾尽数挡在国门之外，黎邹霖稻村民们的生意走到了十字路口。
　　6月初，位于天津静海区的子牙镇已是39℃的高温。
　　黎邹霖在库房角落收拾零散的铝片，这些东西在角落里放了很长时间，是在库房搭建之初收购来的，如今翻出这些货底子，他的内心五味杂陈。
　　早在20多年前，黎邹霖和村民们就做起了洋垃圾拆解生意，一些洋垃圾通过海运源源不断地从美国、韩国、日本等国运来，村民们买来后进行拆解、分类、加工、出售，以此获利。用黎邹霖自己的话说，最赚钱的那段时期，一个人一年就能挣上100多万元。
　　在子牙镇大邀铺村，多数村民都和黎邹霖一样，做着同样的生意。因为当地人均耕地较少，仅靠种地收入微薄，洋垃圾再加工的生意确确实实给村民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而自国家一纸禁令将洋垃圾尽数挡在国门之外，黎邹霖和村民们的生意走到了十字路口。

治理

　　洋垃圾进入国内已有三四十年历史，这一被视为“循环经济”的产业成为像黎邹霖这样的当地村民发家致富的路子，处理洋垃圾的园区和作坊遍布天津、山东、浙江、广东等沿海省市。但在带来不菲经济利益的同时，伴随洋垃圾而来的环境污染也逐渐成为一些地区不可承受之重。
　　除了加工废旧金属，废塑料回收一度也是子牙镇“循环经濟”的重要组成。作坊里拆下来的铜线芯会被送到河北廊坊、邢台等地冶炼，而铜线芯外包裹的塑料线皮，就成为下游作坊的原材料。
　　和拆解废旧电线、电机的利润率相比，废旧塑料加工获利更丰厚。而处理塑料的工艺并不高深，由于涉及化学物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粉尘对环境的危害非常大。当地村民说，在塑料处理中人们会往里面加“药”，才能将大块塑料分解，于是空气里就有了难闻的味道。那些再无利用价值的垃圾，则会被工人们简单地焚烧，燃烧塑料皮大量释放聚氯乙烯、类二噁英等剧毒物，会对身体产生伤害。
　　林岚封是土生土长的子牙镇人，上世纪末，“家家烧电线，户户冒黑烟”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在办公楼里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近几年，在子牙镇从事塑料回收再加工的企业和作坊已所剩无几。一是人们对环境污染的重视，二是当地相关部门也在积极整治。
　　2017年5月，静海集中开展了“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子牙镇被列入“散乱污”关停取缔名单的企业有596家。为了完成关停取缔任务，子牙镇相关部门对全镇21个村分3片开展统一行动，被列入“散乱污”关停取缔的企业全部实现“两断三清”，即断水、断电，清除原料、清除产品、清除设备。
　　《民生周刊》记者在大邀铺村采访时看到，路两旁大大小小的厂房、库房和加工作坊都已大门紧锁，多数厂房内空空如也，难觅往日繁忙场景。
　　在子牙镇街头，已很难找到废旧物品再加工企业。当地村民称，以前子牙河两岸都是加工作坊，如今，小作坊所剩无几。顺着村民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家厂房内仍有些待处理的线皮。冯兰春正在将线皮装上车，看到记者后有些谨慎，他说处理完这些残料，就不千了，现在谁也不敢千这个了，因为管得严。

断供

　　洋垃圾进入子牙镇，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为缓解材料不足，中国开始从国外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成为全球重要的废品回收国。在天津静海，像黎邹霖这样有生意头脑的人找到了洋垃圾再加工的商机，之后村民们陆续加入，一时间，静海出现大量垃圾回收作坊。
　　生意越做越大，村里早些年进入这一行业的人都成了企业主，雇佣大量农户对垃圾进行手工分拣。由于人手不够，他们也会从山东、河北、东北等地招工。一些可能含有有害物质的洋垃圾，堆满库房。工人们加班加点地干活，一辆辆满载垃圾的货车进进出出。
　　经过处理拆下来的铜和塑料皮，会运到河北完成进一步炼制加工。黎邹霖说，一个月下来，每个小作坊最少能处理两个集装箱的货物。铜价波动幅度不大时，每处理一个集装箱货物可净赚5万元，很多人成了“小企业主”。
　　1995年至2016年，中国进口垃圾从450万吨猛增至超过4500万吨。固体废物中废纸约占六成，占比较高的还有废塑料、废五金、氧化皮等。中国处理了全世界至少一半的纸制品、金属和塑料废品。境外固体废物补充了资源，促进了循环经济发展，但如今，治理成本已超进口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堆积、处理洋垃圾过程带来的次生污染十分严重。
　　为此，2017年7月18日，国务院发布《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2018年1月起，中国正式施行禁止洋垃圾入境新规，停止进口包括废塑料、未分类的废纸、废纺织原料、钒渣等在内的4类24种洋垃圾。今年以来，全国海关针对洋垃圾走私开展了3轮高密度、集群式、全链条的集中打击，全力封堵拦截洋垃圾走私入境。
　　洋垃圾的断供，直接切断了黎邹霖、冯兰春等人的货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用黎邹霖的话说，除了环保督察、环境整治，洋垃圾的断供才是从根本上切断了再加工企业的生产线。“没有货了，还怎么生产？”黎邹霖说，没有货源，这门生意就不能做了，以后还不知道干什么。
　　冯兰春来自黑龙江，做这门生意已有多年，他说把残料清理完，就去浙江台州找活千。

出路

　　事实上，1998年天津市政府开始重视企业环保证资质后，像黎邹霖、冯兰春这样的小作坊一度受到冲击，有时需要通过其他渠道才能找到供货人。不过，有资质的公司很快就开到了家门口。
　　2002年，距离子牙镇3公里的天津子牙环保产业园正式成立，产业园主打“废物利用，变废为宝”的循环经济。据了解，为了拉动环保产业园的招商工作，园区给入驻企业以地价折扣。拥有处理固体垃圾环评和进口资质的企业开始入驻子牙镇，其中不少公司正是村民们之前的“合作”对象。子牙镇村民们的生意和园区就此连成了片。
　　2012年，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出于成本考量，不少园区企业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外包给子牙镇的小作坊，处理报废汽车、电机的“手艺”传了出来，不少村民也拓展了自己的“业务链”。那些不具备进口、加工资质的作坊，变成了园区企业的“分厂”。
　　但从去年开始，当地相关部门对加工企业的管理日趋严格，处理掉手中“存货”后，子牙镇所有作坊都不再开工。对于中国将不再接收洋垃圾的消息，黎邹霖坦言，这些小作坊即便搬进园区也未必有生意做，进园区要缴纳60万元的场地费，而没有了货源就无法开工，很有可能会赔钱，周边的小企业主多数不会选择进园区。提及未来的出路，他显得很茫然。
　　在治理“散乱污”企业之初，子牙镇委、镇政府就一直在为所辖区域内的企业主们寻找出路，子牙镇镇长张培忠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从事洋垃圾再加工生意的村民来说，撂下这门生意回家务农的可能性不大。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寻找一种可行的转型方案，是摆在当地职能部门面前的一道考题。
　　张培忠说，除了发展绿色农业，仓储物流业或许能为当地村民谋求一条不错的出路，原来一些小企业主的厂房、仓库腾出后，剩下的土地都可以派上用场。
　　在大邀铺村村口，收购废铁、钢料的牌子还在，往日进进出出的货车已几乎看不到，空气里依然能闻到焚烧塑料的味道。
　　（文中黎邹霖、冯兰春、林岚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