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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德译版）一书由旅德华人翻译、作家金弢先生编辑，2012年2月由德国Spielberg出版社成功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约33万字，共504页，被收入的12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格非《青黄》、何申《年前年后》、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葛水平《喊山》、蒋韵《心爱的树》、万方《空镜子》、荆永鸣《外地人》、陈村《一天》以及赵本夫《天下无贼》。参加小说集翻译的人员有：出品人金弢、毕君、Gerhard vom Hofe、丁娜、Christiane Tholen。
《空的窗》（德译版）2012年付梓问世，此文详细记录其一波三折、历经跌蹶的出版过程。
一、壮志未酬 功败垂成
因一次拍摄任务，2008年5月，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正赶上作协为来年秋天德国法兰克福的书展而紧锣密鼓地做筹备工作。届时，中国将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展会。又碰巧作协正苦于在德国组织翻译出版两卷本的《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集》尚未落实合适人选。我的出现，令作协喜出望外。一则我原本就在本单位外联部分管中德文学的交流，加之我是学德语出身，且又多年生活在德国，对当地的书市行情多少
有所知晓。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这么一露脸，看来这份差使我是义不容辞的了。
细细地听完老同事的整体设想，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任务。心想，不就是翻译出书嘛，有什么难的呢，自己以前在国内不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其实，在国外出书完全是两回事儿。就经验而论，我当时可谓是白纸一张。返德后，等不及作协正式委托书的寄来，我忙不迭地先读起部分随身带回的作品，以做选题之用，并收拢起所有自己相识并认为有可能参与翻译的人选名单，既有德国的汉学家，也包括学日耳曼文学的同胞。同时又在德国《华商报》发了消息，旨在秣马厉兵，萃集贤能。
几周后，委托书飘然而至，接踵而来的便是近百万字数的书稿。如此鸿浩之篇幅，仅通读一遍，就得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无疑是一次挑战。对作品选题的定夺，关涉到德国书市行情、经济势态及出版社意向，还有该国读者的兴趣。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不容易。不过选题还不是最棘手的事。出版社的意见固然不能不听，但经交涉、商榷，余地还是有的，选题最终还是能达成一致。相形之下，翻译的人选则是整个项目中最大的难点。起初我觉得颇有把握，想想自己认识那么多人通晓中德两国文字，到时择优物色几位，把任务一派，万事大吉。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
经验证明，不少学汉语的德国同人，一旦动真格地委以文学翻译，则却步者众。现在回想起此种情景，觉得也有个中道理：其实我们认识一个汉学家，往往仅了解其掌握的中文水平，而大多数情况下只局限于其中文口语，而很少具备其母语的修养，尤其是其母语的书面文字修养。若如其中文说得再好，但本国语言不出色，要搞中德文学翻译也是枉然。
加之，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都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学外语的人往往在人生的黄金年龄段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学外语上，而忽略了本国文学的阅读与母语的修炼。
又之，作为小说翻译，就语言而论，译者需具备作家的文字水平，除情节借用原著外，翻译实际上是一次文字上的新创作。若母语欠缺，译文拙涩，则难以为读者接受。如此理论，一个汉学家中文再好，并不代表他的德语水平。反之，学日耳曼文学的中国人亦是如此。
在我多处碰壁、近乎绝望之际，却发生了奇事，可以说是绝路逢生：我二十五年前在北外的德国教授，因碰巧看到了德国电视台拍摄播出的我的电影纪录片《金弢人生路漫漫》，他也没事先给个电话，不打一声招呼就出现在我眼前，称若不是因为电影，他以为我仍在国内文化部工作，而且还带来了我1984年底在北外的毕业硕士论文。此乃奇事一。
奇事二：当年读研时一起听过该外教讲座的女同学，现已成了他多年的妻子。这种事情的发生，还真让人不得不相信人世间确实是无奇不有！
然而，奇事归奇事，正事还是在上。寒暄之余，便言入正题。就中德翻译而言，这种中德搭配是最佳组合、绝对的珠联璧合，这无疑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人选，令我如获至宝。尤其让人欣喜若狂的是这对伉俪当即允诺帮我扛鼎。再加上同胞、德国友人的帮衬与自身的努力，翻译人选的落实总算称心如意，心头如卸千钧。
千里之行，积于跬步。找出版社便是下一个重要的任务。在此姑且略去了在选题、翻译、校审、修改、定稿过程中难以估量的琐碎工作。
德国是个出版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不同出版社出不同品种的书籍，分类又非常之细，并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肯或都能出文学作品;而每家出版社的规模、实力不尽相同，从一人统管一家出版社的个体经营到拥有几十上百号工作人员的出版社，可以说五花八门。加上各出版社又有自家的出版倾向，就算是文学书籍也分作品的类别、风格或体裁，是诗歌还是散文，是长篇还是中短篇，最终皆取决于老板或编辑一个人的情趣或爱好。
总体而言，大小出版社各具所长，各存其短。一般说来，大出版社，实力强，资金雄厚，知名度高，出书印数多，发行量广，作品容易成名，经济市场有波动能顶得住，危机时代无人买书也不怕，万一不行可吃老本，或者裁员节流，苟渡难关;但大出版社的弊端是工作流程死板，缺乏灵活性，出版周期长，节奏缓慢，没有两年以上的合同难以见书;另外，作者参与权小，如选题、书名、封面设计、篇幅，等等。
相形之下，小出版社就灵活得多：可以突击出版，定夺也快，老板一人说了算，且又亲力为之，立竿见影，成效显著，改前变后，加班加点，急活儿赶得出来。通常小出版社的老板一人身兼多职，多项全能，排版、清样、插页绘画、设计图案、装帧封面等，首尾一条龙，一手落，效力极高。但小出版社经济实力薄，资本储存少，得等米下锅。往往贷了款出书，賣了书还债，一不顺当，跌个跟头起不来，倒闭风险大，信用程度小。这种不愉快的事，我这回还真的给碰上了。 译稿的任务尚未落实到具体人头上，对出版社的求觅业已开始。除了德国，我还把触角伸到了瑞士、奥地利、英国甚至印度人的出版社。为了确保新书按时付梓问世，的确是绞尽脑汁，近乎不择手段了。在不断地联络、交涉、权衡后，脚踏几只船，与慕尼黑、法兰克福、柏林的几家出版社同时谈判，三管齐下，因为时间已不允许我先谈完一家，再谈第二家，必须同时探底。
因地理优势，我把立足点放在慕尼黑，并登门造访，带去了全部于我有利的信息，并表明了我对此事的诚意。在进行了简单的面谈并互换了资料后，我约其老总来我的饭店，安排在午休时刻进行深谈。同时，我在当天又打电话联系柏林那家出版社，要求与老板直接对话，从原则上把出版的框架条件定了下来，而且以同样的条件向法兰克福出版社摊牌，希望得到他们的意见，并谨请其出版社老总适时来慕尼黑晤谈。
慕尼黑出版社負责人如约而至。我一一列举了我的优势条件，声明之所以首选该出版社，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名望;且可信程度高，在出版文学作品方面有较好的声誉，出的书质量好。但我一开口就要出两本，每卷四百页上下，共收入二十个作家。
没想到出版社犯难了。要在短短的十个月内，突击出两本，而且译稿尚未完全脱手。在这种情急之下签合同，对方觉得没有把握，并称出版社正在运作十部文学作品，都是两年前签的合同，如果再增加两本，势必会影响其他十本书的质量。
我当时没有让步的意思，比如说不行的话可以先出一本。谈判没有最终结果，那老总声称得找董事会研究一下，听听具体分管此工作的部下的意见。当时，已经是2008年的10月了。我当即允诺，如出版社最后认为可行，我保证在次年二月底之前递交可付印的译稿，这样出版社起码可知书的规模。等书稿打印了出来，一个月之后准时交回润过色的清样。
同时，我不断地打电话催稿，向各位译者查询翻译进度。有如手执鞭子，既抽着自己，也敦促着大家。那年我们几乎没过圣诞，没过新年。
一周后，慕尼黑出版社的女秘书来电话，婉言谢绝了合作。为确保其他十本书的质量，为了其出版社的声誉，决定放弃。其实，我其间已咨询了在出版业所有有经验的德国友人，他们都说这么快出两本书真是异想天开，如能出成一本已是大幸。我逐渐地改变了初衷，觉得能出一本就出一本，好过一本也出不了。但再找慕尼黑那家出版社去洽谈只出一本的设想，我有心理障碍。
正巧，柏林出版社老板来电话，我想既然一口气出两本不现实，便抢先表示，如果有困难可以先出一本，赶上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就行，另一本姊妹篇，只要在2010年莱比锡书展之前出就可以了，但希望能出一本大的，收入的作家增加到十二人。对方听了觉得问题不大，欣然表示，无论如何出一本总比出两本更有把握，就是厚一点，运作上总轻松过两本。
小出版社就这样当即体现出它的优越性。老板在电话里当场就拍了板，不出两天就寄来了出版协议书，共十五页。我连夜把它译成中文，不等天亮就将译文初稿发去中国作家协会征求意见，因出版事宜关系到十二位作家的版权问题。作协收到草稿后，马上让人打字成文，三天后将做了修改和补充的协议书反馈了回来，我当夜将改动过的协议书译回德文传送出版社。出版社又做了改动，增补了部分新的条件。我又一次将协议译成中文发回北京。
这样几经来回，两方把自己的条件都补充了进去。在商议、妥协的基础上定下正文。出版协议正式文字为德、英文两种。因中文在德国不被承认为法律有效文字，所以中译文只作中方参考副本。
协议中明文规定了2009年3月底之前须将定稿后的译文交送出版社，4月底清样，5月底将审阅完毕后的清样交回出版社。6月、7月为出版社最后审稿、定稿、制版、出样书和印刷的日期。8月1号见书。
全体翻译人员个个快马加鞭，夜以继日。由于时差，我每次跟作协通电话都要安排在半夜两点之后，而且几乎每天都要通话，有时一天几次，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翻译时碰上疑难之处，还要找国内的作家直接询问.不得有差池。
正当与柏林出版社的协议书已正式打印成文，只尚待签字时，法兰克福出版社老板因路经慕尼黑匆匆赶来我的饭店，表示如果只出一本的话，他绝对有把握既准时而且又能把书出得很漂亮，还提出了书名的设想。对该出版社的名气和实力，我已有赞誉的耳闻，而老板一看就是一个正统的知识分子，其严肃可靠的神态让我心动。谁不想找个大出版社？不管下文如何，先看看其协议的草案无妨。
此出版社也很快就寄来了协议草案。我看后觉得尽管有些条文苛刻一些，然而大出版社毕竟还是有魅力的。我还是把第二份协议书译成中文，转去作协做比较选择，并阐述了我的意见。作协发回批文：既然与柏林出版社的合作已经走得那么远了，那就一心一意地走下去。对第二个合同进行审议，就时间和精力上都不很现实。只要书能出来，出版社的大小无所谓。
正是因为担心柏林出版社的节外生枝，我一直没敢给法兰克福出版社确切回复。直到2009年1月，该出版社终于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只要我能如期交稿，现在签合同还来得及。
事到如今，我已不得不实话实说了。对方很有风度地表示惋惜，预祝我成功，希望今后还有别的合作。事已至此，也只好死心了，我也没什么可心猿意马的了。
在大家的努力下，译好的稿件一部分、一部分地汇集到我处。对原文的核实，又是一份新的工作量。当然不能全看，只能抽样地看。有时为了寻求最恰当的译文，大家经常半夜三更长时间地通电话。
果真，到了二月底，大家手中的初译稿如期脱手。我自己的译文也已准备完毕！接下去的一个月就是修改、润色、定稿的时间。我频繁地与出版社联系，告知翻译的进展情况。
但突然有一天，出版社的电话除了录音总是没人接。我试打对方的手机，也是关闭的，发出了电邮，几天不见回复。这样一天十几次地录了音，不断地试打着手机，一切犹如石沉大海，没有对方的丝毫信息。
我心里极度不安，深为疑惑，百般猜测，又百般侥幸，希望一切安然无恙。但不祥的预感像洪水般地向我扑来。 在煎熬中度过了一周。这时我又想起了法兰克福出版社，想起了那位老板让人可信的神态。如果1月真跟他签了合同，也许现在不会这么提心吊胆吧。
惶惶中，电话通了。对方称一次突发性的手术被送进了医院。我细细地询问病情，既关心他的健康，又担心我的书。得知是他的膝盖骨动了手术，虽然这次手术医生很早就跟他提过，但还是因突击住院，所以没有来得及安排工作，连手机也忘了带。因手术后有并发症，几天处于昏迷状态……是啊，天有不测风云！我相信了，并很同情地关照他注意身体，心想他的健康与我这本书的命运紧拴在一起。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很快，大家完成了定稿，我把汇集的稿件发出，让他试着排版。消息传来，共527页。虽然寻找封面的照片几经波折，除了在网上查找，我还托人去北大拍了几组窗扉的照片，都不太理想。最后終于在网上找到了一幅合人心意的照片，而且封面设计也出来了。脑海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呕心之作正在逐渐成型。婴儿即将诞生！
似乎一切尽如人意，只等时间的过去，新书的面世看来是水到渠成，是早晚的事儿。到了5月，清样的初稿也出来了。德国人做事就是信守诺言，一切工作有条不紊。我心头热乎乎的，正赶上北京方面紧着打听书的进展，我就把书的封面设计连同全部的清样一起发了过去，还强调了527页。作协非常兴奋，让人带话过来：乐见其成！到了五月中旬，我感到清样的排版错误不少，改起来很费劲，而且多处错得莫名其妙，我询问了各位译者，大家都有同感。
我打电话找出版社想问个究竟。没想到，三个月前的情况又出现了。无论怎么打电话，就是没人接。打了手机，报话员说是空号，发了电邮也是杳无音信。这场让人绝望的闹剧持续了十天左右，那家伙又冒了出来。电话里，我失尽了往年外事工作应有的涵养，忍无可忍地质问对方到底是怎么回事，距出版期仅有两三个月了，国内多少人翘首以待，你倒真的开起国际玩笑来了。
对方解释道，是一次即兴的家庭休假，说走就走了，反正很快就回来。路上不小心丢掉了手机，买了个新的，也换了新的手机号，只是没来得及跟我联系……有这种可能吗？我心里犯嘀咕，只是碍于面子，不想让对方难堪，没有直接反驳。心想，就是他没了手机，哪儿不能借个电话打一下？
我强忍下欲发的牢骚，心想这么做也于事无补，还是平和了口气跟他谈工作，谈到了排版上的错误多得让人吃惊。说到此，我的口气又变得直厉起来。他也明显感觉到了我的责怪，说他这次休假完了要集中精力把清样重新彻底、认真地处理一遍。我心想，人家有这种诚意，虽然事情一波三折，其间两场虚惊，只要书能出来，也值了。
对方又说，其实排版完了就剩下印刷，而且印刷又很快，只要一开机，三五天就能见书。作协的意见同样是，不要催得过急，以免影响质量，其实没有必要八月份就出，九月份出也来得及，书展反正在十月。
也行。我心想，我把日期定得这么紧是为了求上得中。既然大家都这么想，可能真是我过急了。对，不要逼人太甚，不都说得饶人时且饶人嘛！既然印刷又那么快，还不如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好好排版。我不再打扰他了，发去了一个电邮，希望第二次排版完成后，把全书的清样再次发给我，由我分还给每个译者，让他们各自细读自己的译文。他没有回话。给他发了东西，他不回，我知道他的风格，这人是出奇的内向。虽然从来未曾晤面，但无数次的电话、电邮，觉得自己还是了解对方的。
我什么都不管了，只是耐心地等待着对方的消息。一时间，我几乎忘掉了这项尚未完成的工作。不觉中，已到了七月，该有消息了吧！我又耐心地等了几天，冀望着对方突然间会主动联系我。没有，什么也没有。熬过了周末，星期一一整天没有消息。我终于忍不住星期二早上一到八点就打电话，只有录音。我每隔十分钟拨一次，连续拨了三个钟头，未果。打他新的手机号，关机。
这样连续整整一个星期，杳如黄鹤。我打听了所有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人知道他的下落，连跟他合作的一位女秘书也对他一无所知。我差点儿没去柏林找他。在极度的不安，近乎是一种恐慌中，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过去。一天，一位德国作家，说自己在那家出版社网上出售的书，已被停止了出售。
无奈中，我只好求助于慕尼黑工商局，从那里才得知，此出版社已在一个月之前宣布了破产……真TM的！我不禁破口大骂。这头驴子，紧要关头掉链子，让人哭笑喊骂都不是！
我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多叫人失望啊！国内的作家们又该多么失望啊？！有多少人在看着我，在期待着这本书！真是天大的失望！时临书展仅仅两个月了，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却宣布了破产，就是缺钱也该吱个声，有什么困难不能说出来让大家帮个忙呢？你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失踪了，至今也没露面，弄个下落不明，真太让人失望了……
中国作家，士气高昂，整装待发，浩浩荡荡，进军法兰克福，主宾法兰克福书展，把中国文学推出国界，推向世界;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但，他们两手空空，手中没有书！失望啊！无边际的失望！让人无地自容，让人无脸见江东父老…一
我没脸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出席法兰克福的书展……但是，路还得走下去。书展后，作家们相继来到慕尼黑。没有书，作家们不气馁;没有书，但我们有打印好的译稿;没有书，我们照样开作品朗诵会，我们照样举行文学座谈会。作家们“若无所失”，而且还得到了慕尼黑第一市长吾德先生的接见和宴请。
然而，我并不甘心这一年多的心血就这么付诸东流……
二、精诚所致 金石为开
第一次出版的不成功，那种失望与失落，那种沮丧，是难以用笔墨来描述的。然而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这无疑不是我的性格。既然认定了做一件事，就必须达到预期的目标;半途而废，这才是真正的失败。
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先找出版社！有过前车之鉴，此次操作会有本质上的长进。出版社老板的个人因素是关键。仅有电话上的联络是不够的，必须进行面对面的谈判。那种察其眼神、观其瞳孔的面对面谈判，窥测对方的内心世界。 经与多家出版社的晤谈，最后胜出的是雷根斯堡出版社。吃一堑，长一智。上一次的负面经验让人变得谨慎。谈判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每个环节按部就班，顺理成章。
为了不让书显得太厚，并考虑到读者阅读时的方便，经过修正的版面略有加宽，以减少页数。同时又选用质高型薄的纸张，以确保全书控制在500页上下。
为省去没必要的工作量，早日见书，以免夜长梦多，我建议出版社采用前一次设计好的封面。但封面上的窗扉照片是从网上下载的，如若采用，就得买版权。因前出版社的老板已音信全无，所以无从知晓是通过什么网络得到的照片。有关窗户的照片虽成千上万，但要一张与情节相吻、风格相配的照片，实为难求。几周的寻找没有一张称心如意的。时过月余。
突然有一天，美国的一家照片网络上出现了一张仿佛是专门为这本书设计和拍摄的照片，让人惊喜不已：一位身着红色民族服装的中国姑娘，倚窗凝眸，秋水望断一般，以期待的眼神注视着楼下……这不正是小说主人公望眼欲穿的神情吗？！恐怕就是连我自己的设计都达不到如此良好的效果。照片标价15欧元，还有什么好说的，买了！但网上反馈的信息是，版权拥有者已在数年前撤售，只是因某种原因尚未来得及将照片从网上撤下。摄影师署名为“灵空”（名字已做改动）。除此之外，网上没留下任何别的联络方式。
一个用拉丁文署名的灵空，出现在一家美国的网站上，而且几年前就撤走了自己的作品，其名字听起来像个中国人，起码是个亚裔华人，是从大陆去的美国？曾经在美国居住，而现已转道去了别的国家，所以撤走了作品？还是回到了国内？或者，来自台湾、香港？要么是东南亚华侨？各种猜测均有可能，但各种猜测均无法得到证实。灵空为何人？其人在何处？要找到他就如大海捞针。他有可能在天涯海角任何一方。
新年伊始，网上又出现了灵空微弱的信号。时值新春，他出来给艺术家朋友们拜年，文字用的是英语。这么说来灵空还在，不仅真有其人，而且此人还在参与社交活动。如果真是这样，找到此人就有希望。但大干世界觅灵空，该从何处着手……
我思忖，既然我的老关系都在国内，还是决定先从国内找起。我请求中国作家协会以公函的形式，给中国文联发一个文，委托文联给其下属单位——中国摄影家协会去函，帮助查询一位笔名为“灵空”的摄影师。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在影协的电脑花名册上出现了灵空的笔名。我不禁大喜，让人转去了我所有的联络方式，包括我的姓名、电话、传真及电子信箱，希望对方与我取得联系，哪怕只发给我一个简短的信号。几天后，在我的电子信箱里有了灵空的回信。淡淡的一句话：我是灵空，什么事？我当即回了电邮，恳望能得到他的电话号码，有手机号更好。
对方拖了几天，好像老大不乐意似的把手机号给了过来。我等到半夜三点，想必国内已是上班时间，拨通了灵空的手机。我这么一个陌生人，从海外突如其来的电话，对方的冷漠与矜持，实属正常。
我尽力地做自我介绍，讲述了一大堆在北京工作的情况，声称当时文联、作协在原文化部大院里是楼上楼下，为的是取得对方的信任;同时向对方说明自己正在出一本小说集，书的封面需要这么一幅照片，这幅照片我是在一家美国的网站上发现的，我想买下这幅照片的版权。我需要这幅照片，除了做书的封面，没有其他任何商业用途。我向灵空细细地描述了我发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照片。
灵空听了，似乎还能想起这幅照片，说，这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像拍过这么一个模特，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底片。为了确认灵空的确是我所看到的那幅照片的摄影师，我恳切地希望他找到底片后发个小样过来，以便我核实一下。灵空真的发来了小样，而且是两张。没错，就是这个姑娘，就是她，是同一人。看来照片确实是灵空的作品。但这两张都不是我要的那一张。太正常了，一个摄影师在拍一个模特时，不可能只拍一张，而是拍一组照片，以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造型。
我当即打电话，向对方详细描写了我要的那张照片：模特的左手扶在窗格的外沿，右手落在内侧，位于左手的上方;模特停眸期待，凝视着下方，她头顶有个金色的蝴蝶结……
灵空再一次发来了小样。“Identisch！”就是它！没错，就是这张！我兴奋地叫出声来。我立马给灵空打电话，说照片找到了，没错，就是这张，我买了，钱怎么给你？对方问，给多少钱？我说你在网上不是标价15欧元吗？灵空窃笑一声，金先生，那是五六年前的事儿了。而今你都知道国内的物价特贵，这两年房价都打了几个滚了。我说，那你开个价，要多少？对方说，100欧元。我没有答应得过分痛快，略微迟疑一下说，行！我不说二话，就随了你。免去汇率的麻烦，干脆一千元人民币，给你个整数。对方欣然同意。
但怎么成交？我们彼此不认识，没有信用，他不可能在收到款項之前，将照片的正式小样传给我，他发过来的只是上了锁而无法录用的小样;我自然也不会冒失地把钱打到一个陌生人的账号上。怎么成交？他问，你说怎么成交？我脑子一闪，说，我有个办法，你看是否可行。一周之内，作家协会会有人绐你打电话，约你去作协，那时有人会准备好买你照片版权的合同。你到时带上照片的小样去作协，让他们测试一下是否用得上。如果没问题，你就画押拿钱。灵空认为此方案可行。
一挂灵空的电话，我马上联系作协，将方案报了过去，希望作协尽快起草一个简单的合同，越快越好，因为我这里等着照片印封面;然后通知灵空，约他在一周内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去作协，也就是德国上午九点;约好灵空后，提前一天告诉我;我通知出版社老板，让他届时守在电脑前;作协一收到照片的小样，利用检查照片的当儿，将小样直接发绐出版社;出版社老板一收到小样，马上试制封面，观其清晰度是否合格，如行，出版社马上给我电话，我随即去电话给作协，告知作协：照片合格，款可放行。
双方满意地成交了！
我的书成功了！我内心在欢呼。正当高兴之际，出版社来电话，说如果小说要印海报的话，也要用照片，但海报的照片要远远大于书的封面，而对方这次给的只是三号小样。用三号小样印海报，其清晰度没有把握。 我马上又给作协打电话，提出了印海报的事，请求作协是否让灵空提供照片的二号小样，以确保海报的质量。作协称，可能有困难，一则合同又得重拟，二则怕那小子在价钱上又要加码。如加钱，作协还得重批。都快过春节了，老干部的家访排得满满的，而出版社又急等着照片，怕两头顾不过来。给老干部拜年也是我在原单位时每年必做的工作，这点我当然知情。无奈之下，我决定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我马上拨通了灵空的手机，说明了我们印制海报的设想，怕三号小样的清晰度不够，对方能否提供二号小样。我怕对方提出加价——这倒不是讨价还价，而是担心因此而引起别的麻烦，影响了海报的准时印制。不等对方开口，我抢先说，我用了你的照片，同时也在替你做宣传，把你的作品介绍到了欧洲。你的照片拍得成功，看了喜欢的人都会打听其摄影师是何许人也，或许因此也会有别的人对你的作品感兴趣，也采用你的照片。如果你执意不提供二号小样的话，无奈中我们也只好勉强地采用三号小样印海报了。你都知道，照片因为版权是要署你的名字的，万一清晰度差，别人看了会说，灵空的摄影技术也不怎么样。到时不就影响了你的声誉？灵空觉得也对，终于把二号小样发了过来。海报的制作最终遂心如意。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见书了。
正巧国内来了个作家，从英国、法国绕道过来，要回北京去，他也听说了我在出书。我们从电脑上查阅，觉得看了不过瘾，很想见见样书。
我联系了出版社老板，将此情况告诉了他，让他看看是否有可能让我的朋友在回国之前，一睹新书的风采，也好让他把这一喜讯带回国去。没想到出版社一口答应，让印刷厂连夜赶印了两本不曾装订的样书，第二天一早让人快递至我处。
三、反复斟酌 功德圆满
样书送来了，我打开邮包，不禁眼前一亮。样书漂亮得几乎让人吃惊：如此厚实、大气、沉甸甸的，这意味着何等的分量！美观的封面设计、精致的排版印刷，一部确实非常拿得出手的文学译著。我不由得想起了当时心中定好的价位……
前文曾提过，此次出书，不图任何经济效益，旨在推广中国文学，但要让海外读者有机会接触了解我们的文学，前提是他们得买得起咱们的书。所以在成书之前，我心中的价位是控制在10欧元之内。如果书价不超过10欧元，只要读者对中国文学、对今日中国的发展有兴趣，就算是囊中羞涩，哪怕咬牙跺脚，这10个欧元还是拿得出的。我当时之所以放弃了出精装本的设想，其原因也正是于此。
没想到，打开邮包，跃然眼前的样书竟然漂亮得如此出人意料。如按初衷，定价9.90欧元不变，那么读者是否会对此书的内容或文字的质量起疑心呢？这么低廉的价格，好像这是一本处理书，反倒会失其购买的信心。因价格便宜，其效果却适得其反。
一位几乎天天都要来用餐、见面的同胞好友，那次来我处，一见样书便赞不绝口，这么大一本，尤其封面设计特漂亮，老板，你准备卖多少钱？我说，我原来的设想是9.90欧元。他马上说，别开玩笑了，卖得这么便宜，我买本杂志都要花四五欧元。我看你开价20欧元不为过。
好友之言，不无道理。按书的装帧、篇幅及质量，照通常书市的价位的确在20欧元之上。不过此话却引发了我另一方面的思考：如果在不影响书的发行量的前提下，售价每本提l欧元，假设第一版印数5000册，这就意味着出版社在原有投资的基础上无本增利5000欧。如能让出版社在第一本书上得足实惠，那不就意味着给第二本书的出版在经费上铺平了道路？！我一直认为，德国人做人做事总还讲个道理，不至于得了便宜，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然而定价20欧是绝对不行的。如前所述，此书的付梓出版不具任何商业目的。
然而，定什么价才是万全之策？我当晚给出版社打了电话，说明了我的想法，如按最初设想定价9.90欧元，现在看来实在是太超值了。鉴于德国社会对中国尚存偏见的现状，此书会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本官方的文学宣传品，读者无形中会产生抵触情绪，所以我已决定放弃早先的价格。对方听后觉得也有道理，认为书价不能太低，但也不能太高，因为他身为老板心里更明白，一旦书价定过了头，就是印数再高，书卖不出去，压在仓库里也是白搭，照样不盈利。同时还影响了文学的传播。
我于是从20欧元起，一档一档地试着往下降。初步设想为17.90欧元。17.90欧元，取个整数也就是18欧元，而18欧元一哆嗦就靠近20欧元，而20欧元已是一个可观的数目。在此，消费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得不考虑。还是太贵。那么15.90欧元呢？尽管15欧元远离了20欧元，消费者购书的自觉程度会大幅度提高，但毕竟在意识中一旦过15这一坎儿，已不是一个小数，多少会产生些顾虑，尤其手头紧的人，会有一定比例的读者选择放弃，特别是眼下经济低迷，定这个价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此事得考虑周全，一旦定死了价，书印刷发行了，若真是处置失宜，再做改动则后患无穷。
倘若10.90欧元呢？这样做书是便宜了，但从意义上讲，与9.90欧元相去不远;那么假定12.90欧元？此价看来更为合适，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考虑，都是较为可取的。从9.90欧元提到12.90欧元，每本书加了3欧元，这样定价，表面上是书价涨了，而实质上是书的身价涨了，书本身的价值涨了，与书的质量、内涵相比，这个定价应该最为合理。决定了价格为12.90欧元，我感到释然，有一种轻松的解脱，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这个价位都说得过去。
我打过去电话，把我前后的想法都告诉了出版社，对方表示同意。书价定了下来，这也算是完成了一件不易的任务。我私下又前后左右地揣摩了一遍，总体觉得这个价位是无可指摘的了，是非他莫属的了。想想出书的前后，想想整个过程中蕴含着何等的艰辛，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从而想到了与之合作的出版社，心中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多亏了这家出版社，否则就是历经千辛万苦，兴许到头来还是劳而无功，译稿只能无期限地压在抽屉里。
感激之余，一种报答心理不由占据上风。能不能每本书再提一欧元呢？这样的话，印数5000，出版社不就又能多得5000欧元？想想那位老板，整个过程，通力合作，废寝忘食，连休假也赔上了，就是多得一点也理所应当。
我不厌其烦地再次拨通了出版社的电話，将我的想法告诉对方。出人意表，对方虽感谢了我的美意，却丝毫让人意识不到有任何感激、开心的迹象。或许这正是德国人体面的处世为人，抑或拘于礼貌，对方没有回绝我的建议，这不免使我心存疑虑。
我再一次去电话，申明我还是倾向维持原价12.90欧元，理由是我考虑再三，最终还是不喜欢13这个数。加上我们已把出书日期定在二月，而二月是今年中国的新年月，十二生肖又是中国的吉祥物，尤其今年是兔年，是平和、吉祥的象征;而且此小说集收入的作家也是十二位，所以选取十二定价，一定大吉大利，错不了。
出版社老板闻之不由大为幸甚，说他其实也不喜欢十三这个数——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一笑）。他只是不好意思，才没马上拒绝我的建议。加之近年来在出版业的负面经验，他认定书价多一欧元，售书时就会平添一份压力。既然十二是中国的吉祥数，况且这又是一本中国书，那最终定价就为12.90欧元，不再做任何改动了，这是最后的决定，并终究皆大欢喜！…
新书的历程就这么一步一步坎坷地走过来，印烙在地上，留下一道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的痕迹！
常言道得好：有志者，事竟成。终有时——柳暗花明，否极泰来。2012年，吉祥的兔年，小说集《空的窗》德文版终于面世，于中华民族的新春佳月得以成功地出版！
2019年11月15日易稿于德国慕尼黑
金弢
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语学校高中毕业，1977年考入北外德语系，后任职于作协外联部。主要译作有《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等，2013年翻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收入十二位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现居慕尼黑。
《空的窗》（德译版）2012年付梓问世，此文详细记录其一波三折、历经跌蹶的出版过程。
一、壮志未酬 功败垂成
因一次拍摄任务，2008年5月，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正赶上作协为来年秋天德国法兰克福的书展而紧锣密鼓地做筹备工作。届时，中国将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展会。又碰巧作协正苦于在德国组织翻译出版两卷本的《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集》尚未落实合适人选。我的出现，令作协喜出望外。一则我原本就在本单位外联部分管中德文学的交流，加之我是学德语出身，且又多年生活在德国，对当地的书市行情多少
有所知晓。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这么一露脸，看来这份差使我是义不容辞的了。
细细地听完老同事的整体设想，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任务。心想，不就是翻译出书嘛，有什么难的呢，自己以前在国内不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其实，在国外出书完全是两回事儿。就经验而论，我当时可谓是白纸一张。返德后，等不及作协正式委托书的寄来，我忙不迭地先读起部分随身带回的作品，以做选题之用，并收拢起所有自己相识并认为有可能参与翻译的人选名单，既有德国的汉学家，也包括学日耳曼文学的同胞。同时又在德国《华商报》发了消息，旨在秣马厉兵，萃集贤能。
几周后，委托书飘然而至，接踵而来的便是近百万字数的书稿。如此鸿浩之篇幅，仅通读一遍，就得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无疑是一次挑战。对作品选题的定夺，关涉到德国书市行情、经济势态及出版社意向，还有该国读者的兴趣。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不容易。不过选题还不是最棘手的事。出版社的意见固然不能不听，但经交涉、商榷，余地还是有的，选题最终还是能达成一致。相形之下，翻译的人选则是整个项目中最大的难点。起初我觉得颇有把握，想想自己认识那么多人通晓中德两国文字，到时择优物色几位，把任务一派，万事大吉。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
经验证明，不少学汉语的德国同人，一旦动真格地委以文学翻译，则却步者众。现在回想起此种情景，觉得也有个中道理：其实我们认识一个汉学家，往往仅了解其掌握的中文水平，而大多数情况下只局限于其中文口语，而很少具备其母语的修养，尤其是其母语的书面文字修养。若如其中文说得再好，但本国语言不出色，要搞中德文学翻译也是枉然。
加之，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都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学外语的人往往在人生的黄金年龄段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学外语上，而忽略了本国文学的阅读与母语的修炼。
又之，作为小说翻译，就语言而论，译者需具备作家的文字水平，除情节借用原著外，翻译实际上是一次文字上的新创作。若母语欠缺，译文拙涩，则难以为读者接受。如此理论，一个汉学家中文再好，并不代表他的德语水平。反之，学日耳曼文学的中国人亦是如此。
在我多处碰壁、近乎绝望之际，却发生了奇事，可以说是绝路逢生：我二十五年前在北外的德国教授，因碰巧看到了德国电视台拍摄播出的我的电影纪录片《金弢人生路漫漫》，他也没事先给个电话，不打一声招呼就出现在我眼前，称若不是因为电影，他以为我仍在国内文化部工作，而且还带来了我1984年底在北外的毕业硕士论文。此乃奇事一。
奇事二：当年读研时一起听过该外教讲座的女同学，现已成了他多年的妻子。这种事情的发生，还真让人不得不相信人世间确实是无奇不有！
然而，奇事归奇事，正事还是在上。寒暄之余，便言入正题。就中德翻译而言，这种中德搭配是最佳组合、绝对的珠联璧合，这无疑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人选，令我如获至宝。尤其让人欣喜若狂的是这对伉俪当即允诺帮我扛鼎。再加上同胞、德国友人的帮衬与自身的努力，翻译人选的落实总算称心如意，心头如卸千钧。
千里之行，积于跬步。找出版社便是下一个重要的任务。在此姑且略去了在选题、翻译、校审、修改、定稿过程中难以估量的琐碎工作。
德国是个出版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不同出版社出不同品种的书籍，分类又非常之细，并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肯或都能出文学作品;而每家出版社的规模、实力不尽相同，从一人统管一家出版社的个体经营到拥有几十上百号工作人员的出版社，可以说五花八门。加上各出版社又有自家的出版倾向，就算是文学书籍也分作品的类别、风格或体裁，是诗歌还是散文，是长篇还是中短篇，最终皆取决于老板或编辑一个人的情趣或爱好。
总体而言，大小出版社各具所长，各存其短。一般说来，大出版社，实力强，资金雄厚，知名度高，出书印数多，发行量广，作品容易成名，经济市场有波动能顶得住，危机时代无人买书也不怕，万一不行可吃老本，或者裁员节流，苟渡难关;但大出版社的弊端是工作流程死板，缺乏灵活性，出版周期长，节奏缓慢，没有两年以上的合同难以见书;另外，作者参与权小，如选题、书名、封面设计、篇幅，等等。
相形之下，小出版社就灵活得多：可以突击出版，定夺也快，老板一人说了算，且又亲力为之，立竿见影，成效显著，改前变后，加班加点，急活儿赶得出来。通常小出版社的老板一人身兼多职，多项全能，排版、清样、插页绘画、设计图案、装帧封面等，首尾一条龙，一手落，效力极高。但小出版社经济实力薄，资本储存少，得等米下锅。往往贷了款出书，賣了书还债，一不顺当，跌个跟头起不来，倒闭风险大，信用程度小。这种不愉快的事，我这回还真的给碰上了。 译稿的任务尚未落实到具体人头上，对出版社的求觅业已开始。除了德国，我还把触角伸到了瑞士、奥地利、英国甚至印度人的出版社。为了确保新书按时付梓问世，的确是绞尽脑汁，近乎不择手段了。在不断地联络、交涉、权衡后，脚踏几只船，与慕尼黑、法兰克福、柏林的几家出版社同时谈判，三管齐下，因为时间已不允许我先谈完一家，再谈第二家，必须同时探底。
因地理优势，我把立足点放在慕尼黑，并登门造访，带去了全部于我有利的信息，并表明了我对此事的诚意。在进行了简单的面谈并互换了资料后，我约其老总来我的饭店，安排在午休时刻进行深谈。同时，我在当天又打电话联系柏林那家出版社，要求与老板直接对话，从原则上把出版的框架条件定了下来，而且以同样的条件向法兰克福出版社摊牌，希望得到他们的意见，并谨请其出版社老总适时来慕尼黑晤谈。
慕尼黑出版社負责人如约而至。我一一列举了我的优势条件，声明之所以首选该出版社，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名望;且可信程度高，在出版文学作品方面有较好的声誉，出的书质量好。但我一开口就要出两本，每卷四百页上下，共收入二十个作家。
没想到出版社犯难了。要在短短的十个月内，突击出两本，而且译稿尚未完全脱手。在这种情急之下签合同，对方觉得没有把握，并称出版社正在运作十部文学作品，都是两年前签的合同，如果再增加两本，势必会影响其他十本书的质量。
我当时没有让步的意思，比如说不行的话可以先出一本。谈判没有最终结果，那老总声称得找董事会研究一下，听听具体分管此工作的部下的意见。当时，已经是2008年的10月了。我当即允诺，如出版社最后认为可行，我保证在次年二月底之前递交可付印的译稿，这样出版社起码可知书的规模。等书稿打印了出来，一个月之后准时交回润过色的清样。
同时，我不断地打电话催稿，向各位译者查询翻译进度。有如手执鞭子，既抽着自己，也敦促着大家。那年我们几乎没过圣诞，没过新年。
一周后，慕尼黑出版社的女秘书来电话，婉言谢绝了合作。为确保其他十本书的质量，为了其出版社的声誉，决定放弃。其实，我其间已咨询了在出版业所有有经验的德国友人，他们都说这么快出两本书真是异想天开，如能出成一本已是大幸。我逐渐地改变了初衷，觉得能出一本就出一本，好过一本也出不了。但再找慕尼黑那家出版社去洽谈只出一本的设想，我有心理障碍。
正巧，柏林出版社老板来电话，我想既然一口气出两本不现实，便抢先表示，如果有困难可以先出一本，赶上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就行，另一本姊妹篇，只要在2010年莱比锡书展之前出就可以了，但希望能出一本大的，收入的作家增加到十二人。对方听了觉得问题不大，欣然表示，无论如何出一本总比出两本更有把握，就是厚一点，运作上总轻松过两本。
小出版社就这样当即体现出它的优越性。老板在电话里当场就拍了板，不出两天就寄来了出版协议书，共十五页。我连夜把它译成中文，不等天亮就将译文初稿发去中国作家协会征求意见，因出版事宜关系到十二位作家的版权问题。作协收到草稿后，马上让人打字成文，三天后将做了修改和补充的协议书反馈了回来，我当夜将改动过的协议书译回德文传送出版社。出版社又做了改动，增补了部分新的条件。我又一次将协议译成中文发回北京。
这样几经来回，两方把自己的条件都补充了进去。在商议、妥协的基础上定下正文。出版协议正式文字为德、英文两种。因中文在德国不被承认为法律有效文字，所以中译文只作中方参考副本。
协议中明文规定了2009年3月底之前须将定稿后的译文交送出版社，4月底清样，5月底将审阅完毕后的清样交回出版社。6月、7月为出版社最后审稿、定稿、制版、出样书和印刷的日期。8月1号见书。
全体翻译人员个个快马加鞭，夜以继日。由于时差，我每次跟作协通电话都要安排在半夜两点之后，而且几乎每天都要通话，有时一天几次，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翻译时碰上疑难之处，还要找国内的作家直接询问.不得有差池。
正当与柏林出版社的协议书已正式打印成文，只尚待签字时，法兰克福出版社老板因路经慕尼黑匆匆赶来我的饭店，表示如果只出一本的话，他绝对有把握既准时而且又能把书出得很漂亮，还提出了书名的设想。对该出版社的名气和实力，我已有赞誉的耳闻，而老板一看就是一个正统的知识分子，其严肃可靠的神态让我心动。谁不想找个大出版社？不管下文如何，先看看其协议的草案无妨。
此出版社也很快就寄来了协议草案。我看后觉得尽管有些条文苛刻一些，然而大出版社毕竟还是有魅力的。我还是把第二份协议书译成中文，转去作协做比较选择，并阐述了我的意见。作协发回批文：既然与柏林出版社的合作已经走得那么远了，那就一心一意地走下去。对第二个合同进行审议，就时间和精力上都不很现实。只要书能出来，出版社的大小无所谓。
正是因为担心柏林出版社的节外生枝，我一直没敢给法兰克福出版社确切回复。直到2009年1月，该出版社终于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只要我能如期交稿，现在签合同还来得及。
事到如今，我已不得不实话实说了。对方很有风度地表示惋惜，预祝我成功，希望今后还有别的合作。事已至此，也只好死心了，我也没什么可心猿意马的了。
在大家的努力下，译好的稿件一部分、一部分地汇集到我处。对原文的核实，又是一份新的工作量。当然不能全看，只能抽样地看。有时为了寻求最恰当的译文，大家经常半夜三更长时间地通电话。
果真，到了二月底，大家手中的初译稿如期脱手。我自己的译文也已准备完毕！接下去的一个月就是修改、润色、定稿的时间。我频繁地与出版社联系，告知翻译的进展情况。
但突然有一天，出版社的电话除了录音总是没人接。我试打对方的手机，也是关闭的，发出了电邮，几天不见回复。这样一天十几次地录了音，不断地试打着手机，一切犹如石沉大海，没有对方的丝毫信息。
我心里极度不安，深为疑惑，百般猜测，又百般侥幸，希望一切安然无恙。但不祥的预感像洪水般地向我扑来。 在煎熬中度过了一周。这时我又想起了法兰克福出版社，想起了那位老板让人可信的神态。如果1月真跟他签了合同，也许现在不会这么提心吊胆吧。
惶惶中，电话通了。对方称一次突发性的手术被送进了医院。我细细地询问病情，既关心他的健康，又担心我的书。得知是他的膝盖骨动了手术，虽然这次手术医生很早就跟他提过，但还是因突击住院，所以没有来得及安排工作，连手机也忘了带。因手术后有并发症，几天处于昏迷状态……是啊，天有不测风云！我相信了，并很同情地关照他注意身体，心想他的健康与我这本书的命运紧拴在一起。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很快，大家完成了定稿，我把汇集的稿件发出，让他试着排版。消息传来，共527页。虽然寻找封面的照片几经波折，除了在网上查找，我还托人去北大拍了几组窗扉的照片，都不太理想。最后終于在网上找到了一幅合人心意的照片，而且封面设计也出来了。脑海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呕心之作正在逐渐成型。婴儿即将诞生！
似乎一切尽如人意，只等时间的过去，新书的面世看来是水到渠成，是早晚的事儿。到了5月，清样的初稿也出来了。德国人做事就是信守诺言，一切工作有条不紊。我心头热乎乎的，正赶上北京方面紧着打听书的进展，我就把书的封面设计连同全部的清样一起发了过去，还强调了527页。作协非常兴奋，让人带话过来：乐见其成！到了五月中旬，我感到清样的排版错误不少，改起来很费劲，而且多处错得莫名其妙，我询问了各位译者，大家都有同感。
我打电话找出版社想问个究竟。没想到，三个月前的情况又出现了。无论怎么打电话，就是没人接。打了手机，报话员说是空号，发了电邮也是杳无音信。这场让人绝望的闹剧持续了十天左右，那家伙又冒了出来。电话里，我失尽了往年外事工作应有的涵养，忍无可忍地质问对方到底是怎么回事，距出版期仅有两三个月了，国内多少人翘首以待，你倒真的开起国际玩笑来了。
对方解释道，是一次即兴的家庭休假，说走就走了，反正很快就回来。路上不小心丢掉了手机，买了个新的，也换了新的手机号，只是没来得及跟我联系……有这种可能吗？我心里犯嘀咕，只是碍于面子，不想让对方难堪，没有直接反驳。心想，就是他没了手机，哪儿不能借个电话打一下？
我强忍下欲发的牢骚，心想这么做也于事无补，还是平和了口气跟他谈工作，谈到了排版上的错误多得让人吃惊。说到此，我的口气又变得直厉起来。他也明显感觉到了我的责怪，说他这次休假完了要集中精力把清样重新彻底、认真地处理一遍。我心想，人家有这种诚意，虽然事情一波三折，其间两场虚惊，只要书能出来，也值了。
对方又说，其实排版完了就剩下印刷，而且印刷又很快，只要一开机，三五天就能见书。作协的意见同样是，不要催得过急，以免影响质量，其实没有必要八月份就出，九月份出也来得及，书展反正在十月。
也行。我心想，我把日期定得这么紧是为了求上得中。既然大家都这么想，可能真是我过急了。对，不要逼人太甚，不都说得饶人时且饶人嘛！既然印刷又那么快，还不如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好好排版。我不再打扰他了，发去了一个电邮，希望第二次排版完成后，把全书的清样再次发给我，由我分还给每个译者，让他们各自细读自己的译文。他没有回话。给他发了东西，他不回，我知道他的风格，这人是出奇的内向。虽然从来未曾晤面，但无数次的电话、电邮，觉得自己还是了解对方的。
我什么都不管了，只是耐心地等待着对方的消息。一时间，我几乎忘掉了这项尚未完成的工作。不觉中，已到了七月，该有消息了吧！我又耐心地等了几天，冀望着对方突然间会主动联系我。没有，什么也没有。熬过了周末，星期一一整天没有消息。我终于忍不住星期二早上一到八点就打电话，只有录音。我每隔十分钟拨一次，连续拨了三个钟头，未果。打他新的手机号，关机。
这样连续整整一个星期，杳如黄鹤。我打听了所有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人知道他的下落，连跟他合作的一位女秘书也对他一无所知。我差点儿没去柏林找他。在极度的不安，近乎是一种恐慌中，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过去。一天，一位德国作家，说自己在那家出版社网上出售的书，已被停止了出售。
无奈中，我只好求助于慕尼黑工商局，从那里才得知，此出版社已在一个月之前宣布了破产……真TM的！我不禁破口大骂。这头驴子，紧要关头掉链子，让人哭笑喊骂都不是！
我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多叫人失望啊！国内的作家们又该多么失望啊？！有多少人在看着我，在期待着这本书！真是天大的失望！时临书展仅仅两个月了，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却宣布了破产，就是缺钱也该吱个声，有什么困难不能说出来让大家帮个忙呢？你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失踪了，至今也没露面，弄个下落不明，真太让人失望了……
中国作家，士气高昂，整装待发，浩浩荡荡，进军法兰克福，主宾法兰克福书展，把中国文学推出国界，推向世界;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但，他们两手空空，手中没有书！失望啊！无边际的失望！让人无地自容，让人无脸见江东父老…一
我没脸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出席法兰克福的书展……但是，路还得走下去。书展后，作家们相继来到慕尼黑。没有书，作家们不气馁;没有书，但我们有打印好的译稿;没有书，我们照样开作品朗诵会，我们照样举行文学座谈会。作家们“若无所失”，而且还得到了慕尼黑第一市长吾德先生的接见和宴请。
然而，我并不甘心这一年多的心血就这么付诸东流……
二、精诚所致 金石为开
第一次出版的不成功，那种失望与失落，那种沮丧，是难以用笔墨来描述的。然而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这无疑不是我的性格。既然认定了做一件事，就必须达到预期的目标;半途而废，这才是真正的失败。
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先找出版社！有过前车之鉴，此次操作会有本质上的长进。出版社老板的个人因素是关键。仅有电话上的联络是不够的，必须进行面对面的谈判。那种察其眼神、观其瞳孔的面对面谈判，窥测对方的内心世界。 经与多家出版社的晤谈，最后胜出的是雷根斯堡出版社。吃一堑，长一智。上一次的负面经验让人变得谨慎。谈判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每个环节按部就班，顺理成章。
为了不让书显得太厚，并考虑到读者阅读时的方便，经过修正的版面略有加宽，以减少页数。同时又选用质高型薄的纸张，以确保全书控制在500页上下。
为省去没必要的工作量，早日见书，以免夜长梦多，我建议出版社采用前一次设计好的封面。但封面上的窗扉照片是从网上下载的，如若采用，就得买版权。因前出版社的老板已音信全无，所以无从知晓是通过什么网络得到的照片。有关窗户的照片虽成千上万，但要一张与情节相吻、风格相配的照片，实为难求。几周的寻找没有一张称心如意的。时过月余。
突然有一天，美国的一家照片网络上出现了一张仿佛是专门为这本书设计和拍摄的照片，让人惊喜不已：一位身着红色民族服装的中国姑娘，倚窗凝眸，秋水望断一般，以期待的眼神注视着楼下……这不正是小说主人公望眼欲穿的神情吗？！恐怕就是连我自己的设计都达不到如此良好的效果。照片标价15欧元，还有什么好说的，买了！但网上反馈的信息是，版权拥有者已在数年前撤售，只是因某种原因尚未来得及将照片从网上撤下。摄影师署名为“灵空”（名字已做改动）。除此之外，网上没留下任何别的联络方式。
一个用拉丁文署名的灵空，出现在一家美国的网站上，而且几年前就撤走了自己的作品，其名字听起来像个中国人，起码是个亚裔华人，是从大陆去的美国？曾经在美国居住，而现已转道去了别的国家，所以撤走了作品？还是回到了国内？或者，来自台湾、香港？要么是东南亚华侨？各种猜测均有可能，但各种猜测均无法得到证实。灵空为何人？其人在何处？要找到他就如大海捞针。他有可能在天涯海角任何一方。
新年伊始，网上又出现了灵空微弱的信号。时值新春，他出来给艺术家朋友们拜年，文字用的是英语。这么说来灵空还在，不仅真有其人，而且此人还在参与社交活动。如果真是这样，找到此人就有希望。但大干世界觅灵空，该从何处着手……
我思忖，既然我的老关系都在国内，还是决定先从国内找起。我请求中国作家协会以公函的形式，给中国文联发一个文，委托文联给其下属单位——中国摄影家协会去函，帮助查询一位笔名为“灵空”的摄影师。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在影协的电脑花名册上出现了灵空的笔名。我不禁大喜，让人转去了我所有的联络方式，包括我的姓名、电话、传真及电子信箱，希望对方与我取得联系，哪怕只发给我一个简短的信号。几天后，在我的电子信箱里有了灵空的回信。淡淡的一句话：我是灵空，什么事？我当即回了电邮，恳望能得到他的电话号码，有手机号更好。
对方拖了几天，好像老大不乐意似的把手机号给了过来。我等到半夜三点，想必国内已是上班时间，拨通了灵空的手机。我这么一个陌生人，从海外突如其来的电话，对方的冷漠与矜持，实属正常。
我尽力地做自我介绍，讲述了一大堆在北京工作的情况，声称当时文联、作协在原文化部大院里是楼上楼下，为的是取得对方的信任;同时向对方说明自己正在出一本小说集，书的封面需要这么一幅照片，这幅照片我是在一家美国的网站上发现的，我想买下这幅照片的版权。我需要这幅照片，除了做书的封面，没有其他任何商业用途。我向灵空细细地描述了我发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照片。
灵空听了，似乎还能想起这幅照片，说，这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像拍过这么一个模特，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底片。为了确认灵空的确是我所看到的那幅照片的摄影师，我恳切地希望他找到底片后发个小样过来，以便我核实一下。灵空真的发来了小样，而且是两张。没错，就是这个姑娘，就是她，是同一人。看来照片确实是灵空的作品。但这两张都不是我要的那一张。太正常了，一个摄影师在拍一个模特时，不可能只拍一张，而是拍一组照片，以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造型。
我当即打电话，向对方详细描写了我要的那张照片：模特的左手扶在窗格的外沿，右手落在内侧，位于左手的上方;模特停眸期待，凝视着下方，她头顶有个金色的蝴蝶结……
灵空再一次发来了小样。“Identisch！”就是它！没错，就是这张！我兴奋地叫出声来。我立马给灵空打电话，说照片找到了，没错，就是这张，我买了，钱怎么给你？对方问，给多少钱？我说你在网上不是标价15欧元吗？灵空窃笑一声，金先生，那是五六年前的事儿了。而今你都知道国内的物价特贵，这两年房价都打了几个滚了。我说，那你开个价，要多少？对方说，100欧元。我没有答应得过分痛快，略微迟疑一下说，行！我不说二话，就随了你。免去汇率的麻烦，干脆一千元人民币，给你个整数。对方欣然同意。
但怎么成交？我们彼此不认识，没有信用，他不可能在收到款項之前，将照片的正式小样传给我，他发过来的只是上了锁而无法录用的小样;我自然也不会冒失地把钱打到一个陌生人的账号上。怎么成交？他问，你说怎么成交？我脑子一闪，说，我有个办法，你看是否可行。一周之内，作家协会会有人绐你打电话，约你去作协，那时有人会准备好买你照片版权的合同。你到时带上照片的小样去作协，让他们测试一下是否用得上。如果没问题，你就画押拿钱。灵空认为此方案可行。
一挂灵空的电话，我马上联系作协，将方案报了过去，希望作协尽快起草一个简单的合同，越快越好，因为我这里等着照片印封面;然后通知灵空，约他在一周内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去作协，也就是德国上午九点;约好灵空后，提前一天告诉我;我通知出版社老板，让他届时守在电脑前;作协一收到照片的小样，利用检查照片的当儿，将小样直接发绐出版社;出版社老板一收到小样，马上试制封面，观其清晰度是否合格，如行，出版社马上给我电话，我随即去电话给作协，告知作协：照片合格，款可放行。
双方满意地成交了！
我的书成功了！我内心在欢呼。正当高兴之际，出版社来电话，说如果小说要印海报的话，也要用照片，但海报的照片要远远大于书的封面，而对方这次给的只是三号小样。用三号小样印海报，其清晰度没有把握。 我马上又给作协打电话，提出了印海报的事，请求作协是否让灵空提供照片的二号小样，以确保海报的质量。作协称，可能有困难，一则合同又得重拟，二则怕那小子在价钱上又要加码。如加钱，作协还得重批。都快过春节了，老干部的家访排得满满的，而出版社又急等着照片，怕两头顾不过来。给老干部拜年也是我在原单位时每年必做的工作，这点我当然知情。无奈之下，我决定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我马上拨通了灵空的手机，说明了我们印制海报的设想，怕三号小样的清晰度不够，对方能否提供二号小样。我怕对方提出加价——这倒不是讨价还价，而是担心因此而引起别的麻烦，影响了海报的准时印制。不等对方开口，我抢先说，我用了你的照片，同时也在替你做宣传，把你的作品介绍到了欧洲。你的照片拍得成功，看了喜欢的人都会打听其摄影师是何许人也，或许因此也会有别的人对你的作品感兴趣，也采用你的照片。如果你执意不提供二号小样的话，无奈中我们也只好勉强地采用三号小样印海报了。你都知道，照片因为版权是要署你的名字的，万一清晰度差，别人看了会说，灵空的摄影技术也不怎么样。到时不就影响了你的声誉？灵空觉得也对，终于把二号小样发了过来。海报的制作最终遂心如意。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见书了。
正巧国内来了个作家，从英国、法国绕道过来，要回北京去，他也听说了我在出书。我们从电脑上查阅，觉得看了不过瘾，很想见见样书。
我联系了出版社老板，将此情况告诉了他，让他看看是否有可能让我的朋友在回国之前，一睹新书的风采，也好让他把这一喜讯带回国去。没想到出版社一口答应，让印刷厂连夜赶印了两本不曾装订的样书，第二天一早让人快递至我处。
三、反复斟酌 功德圆满
样书送来了，我打开邮包，不禁眼前一亮。样书漂亮得几乎让人吃惊：如此厚实、大气、沉甸甸的，这意味着何等的分量！美观的封面设计、精致的排版印刷，一部确实非常拿得出手的文学译著。我不由得想起了当时心中定好的价位……
前文曾提过，此次出书，不图任何经济效益，旨在推广中国文学，但要让海外读者有机会接触了解我们的文学，前提是他们得买得起咱们的书。所以在成书之前，我心中的价位是控制在10欧元之内。如果书价不超过10欧元，只要读者对中国文学、对今日中国的发展有兴趣，就算是囊中羞涩，哪怕咬牙跺脚，这10个欧元还是拿得出的。我当时之所以放弃了出精装本的设想，其原因也正是于此。
没想到，打开邮包，跃然眼前的样书竟然漂亮得如此出人意料。如按初衷，定价9.90欧元不变，那么读者是否会对此书的内容或文字的质量起疑心呢？这么低廉的价格，好像这是一本处理书，反倒会失其购买的信心。因价格便宜，其效果却适得其反。
一位几乎天天都要来用餐、见面的同胞好友，那次来我处，一见样书便赞不绝口，这么大一本，尤其封面设计特漂亮，老板，你准备卖多少钱？我说，我原来的设想是9.90欧元。他马上说，别开玩笑了，卖得这么便宜，我买本杂志都要花四五欧元。我看你开价20欧元不为过。
好友之言，不无道理。按书的装帧、篇幅及质量，照通常书市的价位的确在20欧元之上。不过此话却引发了我另一方面的思考：如果在不影响书的发行量的前提下，售价每本提l欧元，假设第一版印数5000册，这就意味着出版社在原有投资的基础上无本增利5000欧。如能让出版社在第一本书上得足实惠，那不就意味着给第二本书的出版在经费上铺平了道路？！我一直认为，德国人做人做事总还讲个道理，不至于得了便宜，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然而定价20欧是绝对不行的。如前所述，此书的付梓出版不具任何商业目的。
然而，定什么价才是万全之策？我当晚给出版社打了电话，说明了我的想法，如按最初设想定价9.90欧元，现在看来实在是太超值了。鉴于德国社会对中国尚存偏见的现状，此书会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本官方的文学宣传品，读者无形中会产生抵触情绪，所以我已决定放弃早先的价格。对方听后觉得也有道理，认为书价不能太低，但也不能太高，因为他身为老板心里更明白，一旦书价定过了头，就是印数再高，书卖不出去，压在仓库里也是白搭，照样不盈利。同时还影响了文学的传播。
我于是从20欧元起，一档一档地试着往下降。初步设想为17.90欧元。17.90欧元，取个整数也就是18欧元，而18欧元一哆嗦就靠近20欧元，而20欧元已是一个可观的数目。在此，消费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得不考虑。还是太贵。那么15.90欧元呢？尽管15欧元远离了20欧元，消费者购书的自觉程度会大幅度提高，但毕竟在意识中一旦过15这一坎儿，已不是一个小数，多少会产生些顾虑，尤其手头紧的人，会有一定比例的读者选择放弃，特别是眼下经济低迷，定这个价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此事得考虑周全，一旦定死了价，书印刷发行了，若真是处置失宜，再做改动则后患无穷。
倘若10.90欧元呢？这样做书是便宜了，但从意义上讲，与9.90欧元相去不远;那么假定12.90欧元？此价看来更为合适，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考虑，都是较为可取的。从9.90欧元提到12.90欧元，每本书加了3欧元，这样定价，表面上是书价涨了，而实质上是书的身价涨了，书本身的价值涨了，与书的质量、内涵相比，这个定价应该最为合理。决定了价格为12.90欧元，我感到释然，有一种轻松的解脱，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这个价位都说得过去。
我打过去电话，把我前后的想法都告诉了出版社，对方表示同意。书价定了下来，这也算是完成了一件不易的任务。我私下又前后左右地揣摩了一遍，总体觉得这个价位是无可指摘的了，是非他莫属的了。想想出书的前后，想想整个过程中蕴含着何等的艰辛，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从而想到了与之合作的出版社，心中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多亏了这家出版社，否则就是历经千辛万苦，兴许到头来还是劳而无功，译稿只能无期限地压在抽屉里。
感激之余，一种报答心理不由占据上风。能不能每本书再提一欧元呢？这样的话，印数5000，出版社不就又能多得5000欧元？想想那位老板，整个过程，通力合作，废寝忘食，连休假也赔上了，就是多得一点也理所应当。
我不厌其烦地再次拨通了出版社的电話，将我的想法告诉对方。出人意表，对方虽感谢了我的美意，却丝毫让人意识不到有任何感激、开心的迹象。或许这正是德国人体面的处世为人，抑或拘于礼貌，对方没有回绝我的建议，这不免使我心存疑虑。
我再一次去电话，申明我还是倾向维持原价12.90欧元，理由是我考虑再三，最终还是不喜欢13这个数。加上我们已把出书日期定在二月，而二月是今年中国的新年月，十二生肖又是中国的吉祥物，尤其今年是兔年，是平和、吉祥的象征;而且此小说集收入的作家也是十二位，所以选取十二定价，一定大吉大利，错不了。
出版社老板闻之不由大为幸甚，说他其实也不喜欢十三这个数——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一笑）。他只是不好意思，才没马上拒绝我的建议。加之近年来在出版业的负面经验，他认定书价多一欧元，售书时就会平添一份压力。既然十二是中国的吉祥数，况且这又是一本中国书，那最终定价就为12.90欧元，不再做任何改动了，这是最后的决定，并终究皆大欢喜！…
新书的历程就这么一步一步坎坷地走过来，印烙在地上，留下一道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的痕迹！
常言道得好：有志者，事竟成。终有时——柳暗花明，否极泰来。2012年，吉祥的兔年，小说集《空的窗》德文版终于面世，于中华民族的新春佳月得以成功地出版！
2019年11月15日易稿于德国慕尼黑
金弢
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语学校高中毕业，1977年考入北外德语系，后任职于作协外联部。主要译作有《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等，2013年翻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收入十二位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现居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