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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访谈录的形式，展现了一位哲学教授从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和国际比较研究入手，在学科建设中艰苦跋涉的心路历程。文章从教育哲学的独特视角，揭示了在学习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中如何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史论结合”方法论，在“构建生成学习论”、“绿色学习”、“太极学堂”中探索真、善、美内在统一的学习科学的中国之路；揭示了教育技术学定义与范畴体系建模研究的背景和价值。文章以师生对话的形式阐述了“专家与新手的区别”不仅表现在认知水平和思维方式上，而且表现在价值观和情感态度上，这是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文章在对未来前景的预测和展望中提出：学习科学的创新和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创新，是教育信息化新阶段的两大生长点，二者的内在结合，将推动教育技术向教育工程的历史性转变。
[关键词] 教育技术学； 教育哲学； 学习科学； 学者访谈； 桑新民； 教育创新
[中图分类号] G40-05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谢阳斌（1984—），男，甘肃兰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学习科学与知识工程，特别是信息时代高等教育变革的研究。E-mail：xybpure@gmail.com。
一、独特的人生经历
敢于从零开始，才能不断超越自我。——桑新民
接触过桑新民老师的人，都会对他独特的个性和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产生浓厚的兴趣。
他28岁才开始读大学本科，至今没有硕士、博士学位，但却在“学历体制”之外独辟蹊径：39岁成为哲学硕士生导师，主攻方向却是教育哲学；44岁成为哲学教授，同时被聘为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兼职教授，为北京大学研究生讲授了三轮教育哲学，但此时他所关注的重心已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热衷于学习计算机，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上的一位“教育发烧友”；46岁在北京师范大学被聘为教育基本理论方向的博士生导师；47岁离开学术中心北京南下广州，放弃已经轻车熟路、渐至堂奥的教育哲学圣殿，闯入对于一名文科教授来说需要另起炉灶、从零开始的教育技术学领域，一年半以后就和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家共同合作获得了全国第二个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点，他也成为国内最早的三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之一，并在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和国际比较研究中不断探索和开拓着学科发展的新方向；获得首批教育技术学国家重点学科之后不久，他毅然离开了专业发展条件优越的华南师范大学，54岁再次到南京大学创业。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学，是中国电化教育专业的诞生地和摇篮，中国“影音教育之父”孙明经教授在此创下了不朽之业绩。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创办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显然不能走师范院校的路，桑教授针对南京大学的具体情况，参考世界前沿与趋势，确定将“数字媒体与知识工程”作为专业建设的主攻方向和特色，将学习科学与学习技术创新作为发展的立足点和理论基石，他充分发挥自己多次跨学科发展的成功之道，先后在信息管理专业和高等教育学专业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创建了网络化学习与管理研究所，将高等教育信息化与大学变革作为主攻方向。从2004年初至今，桑教授带领其学术团队，在南京大学这所“诚朴雄伟”的学术圣殿中继往开来，探索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之路。
在一流大学的讲坛上，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一位真正的学者，发表的每篇文章、出版的每部著作都是要接受严格的学术评判并经受历史检验的。在47岁以前，桑老师留下了三本教育哲学专著，系统阐述了教育本体论、教育价值论、教育实践论，对教育起源、教育本质、教育功能、终身教育、闲暇教育、未来教育……都作出了自己独特之解读与评判，尤其是《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人类自身生产探秘》[1]一书，出版已经20年，至今仍是我国教育基础理论界研究者、研究生重要的阅读和参考的专著。
47岁以后，他出版的书只有两本关于学习科学与技术的教科书，其学术成果和影响力则表现在近15年发表的几十篇学术论文之中。在围绕这一话题对桑教授的访谈中，我逐渐梳理出这样的线索：在信息技术与教育创新的交叉点上，他首先揭示和阐发了信息时代阅读、写作、计算方式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刻变革；[2] 在此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与生产方式同一层次的“学习方式”的范畴，阐述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学习方式的三次历史性变革，[3]此论文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高三语文实验教材，[4]对全国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产生了影响；他倡导和开创了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向，[5] 倡导和开展了“五个十”（世界教育技术学领域最有影响的10位学术带头人、10本经典著作、10个权威研究机构和专业、10篇论文、10个专业网站）的研究，[6]促进了我国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和国际比较研究的深化和规范；提出并开展了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整体建构和逻辑起点研究；[7]开展了中国特色的学习科学与学习技术研究，系统提出了“五项学习技术”及其理论结构模型；[8]在对美国教育技术“’94定义”的长期深入研究中，系统完整地创建了教育技术学两个层次的范畴体系结构模型，[9]用建模的形式展示了其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构想；在教育技术学中国之路的历史研究中，系统挖掘、阐述了以孙明经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电教人在金陵大学电影和播音专业艰难创业过程中的不朽成就和经验；[10]近三年来又在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的战略研究、[11]信息时代大学课堂变革的微观研究等方面提出了“绿色学习”、[12]“太极学堂”、[13]“构建生成学习论”[14]等一系列新思想，展现出一位年过花甲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实践探索者永远年轻的学术生命活力。
许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桑老师为何“如此爱变”，敢于并善于在跨学科的人生旅程中“从零开始”？
对此，桑老师有其独到的理解：“步入信息时代，社会越来越复杂，要应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局面，就必须培养应变能力，也可以称之为驾驭变化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背后一定要有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和人生理想，这是对于学者和行者都同样重要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一个人能否悟道、得道，其难点在于能否不断超越自我，人都是有惰性的，尤其当你有了一定基础和成就的时候，很容易满足现状、不思进取，克服人性的这一弱点，靠的是超越眼前功利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紧紧围绕自己选定的目标开展跨学科研究，能迫使你不得不从零开始学习，这有助于丢掉包袱、轻装前进。”在桑老师身边的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教育创新的理想、抱负和执著追求，这是他在大学杏坛上三十多年耕耘中始终没有改变，甚至没有丝毫动摇的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为师之道。 二、壮美的学术追求
当你能在看似枯燥、寂寞的理论探究中领略到一种“悲壮之美”，并乐于以此作为终身追求与享受之时，你才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桑新民
学者的人生道路往往离不开读书、写书、教书这“三点一线”，桑老师也不例外。但他对“书”的理解有其独到之处：关注书背后的人，这里所指的人不是“自然人”，而是“文化人”。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人？答案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桑老师的回答不仅独特，而且耐人寻味：“文化是历史与传统的积淀，是对发展变化之现实与未来的深层理解和把握，其中包括对他人的理解和对自我的正确认识。要成为这样的文化人，不仅要熟知专业知识，而且要触类旁通，成为学识广博，具有较高文化品位、道德水准、审美情趣、交往能力的新一代学人。”[15]他是这样讲的、写的，也是这样做的。
记录和整理桑老师的访谈，其难点和前提在于：必须下苦功夫读懂他的论著。对于他的研究生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当你硬着头皮翻过一道又一道“理论山”的时候，逐渐会领略到一种豁然开朗、一览众山小的欢快和发自内心深处的美感。桑老师说，这是有志向的高校学子真正步入学术殿堂后，才能领略到的一种独特的情感体验和人文享受。他自己最初获得这种感受，是在撰写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期间，论文的选题是“解读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的认识论思想对现代之启示”。为完成这篇论文，他不仅刻苦攻读了当时可以在图书馆找到的几乎所有中文版康德经典著作和研究康德的论著，而且在北京遍访了专门研究康德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在北京大学系统听了康德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高水平课程。“开始闯入康德艰涩的哲学圣殿，如堕五里雾中，让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但硬着头皮闯进去之后，一种与智者对话的欲望会越来越强烈地吸引、驱动着你；攀登到一定理论高度的时候，你渐渐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吃饭时间到了，却不愿意离开图书馆，不舍得合上书本与康德说再见……很长一段时间，论文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深感到前人早把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自己实在太渺小……当你把康德主要经典读过一遍，并开始作系统把握的时候，尤其当你试着用康德博大精深的广阔视野观察今天的世界和人生，学着用康德首创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样一种寻根究底之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追问，来考量、考问自己的思维水平与哲学功底时，一种终生以康德为师、以学术为志向的强烈欲望由此萌生，并挥之不去……”桑老师多次向他的弟子们讲述过这种被康德称之为“壮美”的情感体验，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把这种壮美称为“悲剧意识”，王国维先生更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做学问所经历的三种境界……桑老师认为，高校学子们只有真正能领略和感悟这种深邃的人文话语背后痛苦而美妙的人生大道之时，才能够获得一张学术殿堂的入场劵，这是你自己发给自己的……
在中国教育技术学的学术圈里讲这种纯哲学的话语，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合时宜、不着边际，但我却正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开始更深刻地理解和读懂了桑教授：他为什么会在47岁时毅然决然地“归零”，闯入陌生的教育技术学领地？答案在我的脑海里开始清晰了——他是带着“形而上”的情怀和追问，怀着对“信息高速公路”的好奇、对教育面临跨世纪时代挑战的困惑、对未来教育的自信与憧憬，来寻找国内外教育技术学领域的大师对话……如果这样的逻辑能够成立，那么桑教授跨入教育技术学领域后，提出的首要问题当然是前面提到的“五个十”，因为他必然也只能从这一陌生领域的学术根基出发来寻找对话人，这是一个初学者和外行人跨进学科门槛、跨越学科壁垒的最佳路径……桑教授是幸运的，他找到了戴尔和他的老师查特斯（W. W. Charters）、弟子芬恩（James Finn）（桑教授称他们是“媒体派”的三代传人），找到了斯金纳、加涅（桑教授称他们是“学习派”的两大扛鼎人物，两人都是心理学家，后半生却“闯入”教育技术领域，在此扎根，并以各自之独特贡献，促成了“媒体派”向“学习派”的历史性转变与“双重变奏”，使美国教育技术领域成为多重旋律和谐并存的美妙“交响曲”，引领了世界潮流，桑教授说，这段历史曾经给他极大的启发和激励），更幸运地发现了被历史埋没的孙明经……循此路径前行，他获得了与美国“’94定义”作者群体展开高层次深入对话的资格，并先后结识了瑞泽（Robert A. Reiser）、里奇（Rita Richey）、乔纳森（David Jonassen）等一批活跃在当今美国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通过开展中美教育技术学术思想深层次的历史与比较研究，桑教授将“五个十”的研究提升到对教育技术思想史的系统研究，深刻揭示了美国教育技术发展史上“媒体派”与“学习派”双重变奏的逻辑主线，[16]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史论结合”研究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使中国学者对美国教育技术学的认识和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学术研究的道路绝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对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与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桑教授发现自加涅退休以后，美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在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高速公路冲击下，变得扑朔迷离、难以把握。这一难题曾经困扰桑教授多年，后来是在与华东师范大学高文教授的团队合作、交流中，揭示和梳理出1991年诞生在美国的“学习科学”这一学术新潮流，尤其是读了中文译本《人是如何学习的》之后，才得以“柳暗花明又一村”，走出了“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困境，捕捉到了超越传统教育技术话语体系的美国新一代学习科学专家群体所开创的学科前沿。[17] 对此，桑教授感慨万千，他1997年就在华南师范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听了《人是如何学习的》这一著名报告的首席专家约翰·布兰斯富德（John Bransford）和学习科学创始人安·布朗（Ann Brown） 的演讲，但由于自己英语不好，翻译又不到位，结果错失良机，而当时在场的有英语好的中国年轻学者，由于专业历史和理论功底欠缺，同样错失良机，这一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将布朗介绍到中国来的林晓东博士（她是Bransford 的博士后，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持学习科学和教育技术学研究）在1999年告知桑教授，布朗突然病逝（她仅比桑教授大6岁，56岁就英年早逝），与布朗这样一位当代学习科学创始人的失之交臂，又成为桑教授学术生涯中的一大憾事。听桑教授动情地讲述这段“学术传奇”，对我这样的年轻学子来说，是从任何学术著作中都难以获取的思想财富和人生智慧。 学术思想的比较、借鉴和引进显然是重要的，但桑教授始终强调和坚信，中国教育技术的实践和理论绝不能总是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对以孙明经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电教开拓者的叩问，让桑教授信心倍增。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自信：当代教育技术的根本目标在于创新教育，其立足点和基石则在于应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支持，开展学习科学与学习技术的研究，由此指导和推动学习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并据此不断创新教学设计，创新学习环境、学习资源、学习主体（包括新一代学生、教师和师生关系），这正是理解和解读桑教授提出的“构建生成学习论”[18]的钥匙。
进入教育技术领域近15年来，桑教授牢牢抓住学习科学与技术这一专业创新之基石，坚守本科生教学舞台，与世界前沿的同行学者一起叩问“人是如何学习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学习行为是如何发生的，怎样培养的”？这些难题可以称之为困扰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斯芬克斯之谜”。桑教授努力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在现实的学习环境中钻研学习理论、创新教学模式，写出了中国教育技术领域带有浓厚本体论追问色彩的“学习三部曲”（ 《学习究竟是什么？——多学科视野中的学习研究论纲》，[19]《21世纪：学习向何处去——绿色学习研究论纲》，[20]《21世纪：大学课堂向何处去？——“太极学堂”的理念与实践探索》[21] ），引领着中国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自主创新的专业航向。把这三篇论文串在一起深入研读很有意思：第一篇是对学习的本体论追问，第二篇是对学习的价值论诉求，第三篇是在现实课堂中创新学习方式（变“讲堂”为“太极学堂”）的复杂系统工程的实践论导向。隐含在其中的内在逻辑，竟然与桑教授1993年《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著作中的逻辑体系一脉相承！我的记忆中突然闪现出桑教授在《学习科学与技术》（2004年）一书“前言”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文字：“学习是科学，要成为科学的学习者，就必须求真——探索并遵循学习的客观规律；学习是技术，要掌握高超的学习技能，就必须向善——在刻苦的修炼中提高学习效率；学习是艺术，要想在艰苦的学习中获得乐趣，就必须审美——体验出神入化的学习意境；学习更是哲学——领悟真善美统一的学习智慧，创造学习型社会，享受学习化人生！”[22]我惊讶地询问桑教授：照此逻辑，中国特色的学习理论体系不是呼之欲出了吗？你为什么不写一本真善美统一的“学习哲学”专著呢？桑教授坦诚相告：“我不是不想写，而是现在还写不出来，这样的书不是靠‘拍脑袋’就能出来的，要有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积累，这种实践不是盲目进行的，不仅要有一整套创新想法指导和支撑的实践，还要有信息技术支撑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新一代学习者和学习研究者，从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讲，这正是美国新一代学习科学专家群体创建的‘设计研究法’。”桑教授特别强调，美国学习科学研究群体中有许多是高水平的人工智能专家，这是造成目前中国与美国学习科学研究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中国人工智能专家求教、合作，16年前认识了钟义信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之后，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中获益匪浅。桑教授还非常遗憾地说，由于他是47岁才“客串”到教育技术领域，技术开发能力是难以弥补的“短腿”，在他的学术团队中也始终是“短板”，他说现在很希望找到高水平、有创意、又不急功近利的技术研发团队合作，开发能支撑“太极学堂”的学习平台和资源库，创建“大数据时代”的智能化学习跟踪与评价体系，这才有可能与国外同行展开平等竞争……我似乎听懂了，也可能并没有真懂，但却实实在在地被桑教授的为学之道打动了……我终于开始理解了桑教授为什么在临近退休时还要执著地在南京大学本科教学舞台上艰苦地探索“绿色学习”和“太极学堂”……
谈到桑教授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构想，不能不介绍他在与美国教育技术“’94定义”展开高层次对话基础上建构的专业范畴理论模型。桑教授说，建模的思想和方法论源自数学和理论物理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后来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理工科领域广泛应用、不断改善，并随着计算机性能几何级数的增长而备受青睐。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大师级人物将这一学术工具和方法用得炉火纯青、硕果累累，比如戴尔的“经验之塔”、加涅的“信息加工学习论”……都是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不朽之作，美国“’94定义”的研究者们在这方面的学术功底显然略有逊色。而中国文化的历史源头却潜藏着建模思想和方法论的永恒丰碑和大智慧，“太极图”、“河图洛书”、“阴阳五行模型”等就是明证。当代国外学者已经高度关注对这些中华文化宝藏的挖掘与现代诠释，遗憾的是我们中国许多学者对此置若罔闻，这是历史的遗憾……桑教授说，他之所以斗胆提出和花费大量心血构建这样一个复杂的教育技术学范畴体系模型，[23]正是想尝试用建模的方式写一本教育技术学，将他头脑中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理解（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范畴体系之内在逻辑，直到学科目标与理论体系的逻辑归宿），以一幅简洁清晰的结构图的形式整体展现出来，这一想法不仅受到戴尔等西方教育技术学同行的激励，还受到英国“大脑先生”——托尼·博赞创造思维导图的启发，更是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强烈使命与责任体现。桑教授反复强调，这是他开展学科范畴体系建模研究的首次尝试，肯定存在许多不成熟甚至错误之处，真诚欢迎同行学者和师生不吝赐教，但这肯定是深化教育技术学定义、范畴乃至理论体系研究的一条希望之路，拿出这样的成果，才能取得与国外同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在2008年美国AECT年会一个人数不多的分会场上，桑教授介绍其范畴体系模型的发言得到里奇、瑞泽的高度评价，里奇出任2009至2012年AECT“定义与术语委员会”主席后，将历届仅由美国学者组成的这一学术机构引向国际化，并吸收桑教授加盟，成为该委员会首批美国以外的学者。[24]但桑教授深感到自己由于英语水平的局限，难以胜任这种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他殷切期盼中国年轻一代教育技术学者能在这条路上尽快超越老一代人，学贯中西、开拓前进，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展示中国教育创新研究的成果和风貌。 三、素朴的人生智慧
在恬静的学习中求“真”，在复杂的工作中求“善”，在简单的生活中求“美”。——桑新民
在30年如一日的高校教学与科研工作岗位上，桑老师的学习紧张而高效、工作繁忙而充实、生活俭朴而美妙。
在回顾自己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时，我们可以感受到桑教授发自内心的一种幸福感：“在大学教书，尤其是当‘导师’，确实是最适合我的职业；探索教育哲学和教育创新又是最适合我的专业；步入教育技术学领域15年来，使我插上了IT的翅膀，我追求的教育创新可以更快地飞跃了。”此话道出了他大学毕业后从哲学转向教育，又从教育理论转向教育技术，在一次又一次跨越学科壁垒的选择中，不断超越自我的内在动力。一个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专业和展现自己创造性的时空舞台，实在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略到这种幸福，其差异取决于内心深处的价值取向。桑教授经常告诫身边的年轻人：“西方近代科学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学科不断分化，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追求、生活，这一方面促进了科学向高、精、尖发展，另一方面却使人局限于自己专业、社会分工的狭隘天地（牢笼），这是工业文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社会异化、学术异化、人的异化！这种情况在当代科学越来越走向综合的21世纪必须改变，学者及其研究生都应该倡导跨学科的交流，选择与自己相关的领域拓展知识、提升能力，不断创造条件超越学科本身的狭隘眼界，如果在此过程中能发现独特之乐趣，那就会成为你在学术上披荆斩棘的强大内在动力。”
南京大学网络化学习与管理研究所每一届研究生毕业前，都要举行一次师生之间的“深度汇谈”，碰撞出的思想火花、人生智慧，让参与者终生难忘。我记得每次桑教授都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攻读研究生期间，你最主要的收获、最深刻的感悟是什么？”在访谈中，我把这个难题也返还给他，“在您六十多年的人生与学术道路上，最深刻的感悟是什么？”他沉思良久，感慨地说，学者的人生道路是很不容易的，难就难在真正的学者必须做到“两个敢于、两个不怕、两个学会”，我好奇地聆听，“学者首先要敢于说真话、敢于做实事；但你坚持这样做时，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不怕受委屈、受打击，不怕坐‘冷板凳’、被‘边缘化’；而当你遇到挫折、被抛到人生低谷时，要学会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这其实是潜心做学问的难得机遇，当你从低谷中走出来时，则必须学会遗忘和感恩，保持自己心态的平衡和宁静。这三个方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难的”。我不解地问，“说真话确实需要勇气，因为会得罪人，但做实事为什么也需要勇气呢？”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后者要比前者更难，你在教育创新的追求中多做几件实事，就会懂得其中的难处了……”我回想起从大学二年级转专业成为桑教授在南京大学的第一批本科生，工作一段后，又带着社会现实中的问题和困惑回到南京大学读硕士，并幸运地成为他博士生中的“关门弟子”。桑教授主持的“学习科学与技术”课程我从初学者到一遍又一遍作“导学”，后来又参与将其发展成“大学精神与学习文化”通识课程，亲身经历了“太极学堂”从思想孕育、设计策划到付诸实践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学习、见证着桑教授的新思想、新设计、新突破，这是在任何书本上都找不到的“源头活水”，这种“做中学”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对“专家与新手的差异”（这是当代认知科学在人工智能研究中的重大发现）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感受，也只有置身于“此情此景”（这是当代建构主义所强调的“情景学习”）之中，才能实现从新手向专家的提升和飞跃，而贯穿其中的坎坷和艰辛，不是亲身经历者是很难想象、理解的……在桑教授开设的所有课程中，最难的显然是《教育哲学》，这个“学堂”，我“跟”了至少三遍，我在这里用的是“跟”而不是“听”，因为这门课不仅理论艰深、信息量大，而且逻辑严谨复杂，稍一“走神”，就会“跟不上”，尤其是“举一反三”的启示之处，更需要全身心投入才能“心领神会”，这正是桑教授的“学堂”与传统“讲堂”、“课堂”之间的差别，在其背后更本质的差别则是“教书匠”和“教育创新探索者”之间的差别，这可能正是他今天没有直接回答我，却用“做实事之难”的人生感悟，启发和期望我多做教育创新之“实事”背后的“潜台词”和良苦用心……
我接着问，在您的人生道路上有什么遗憾之事吗？桑教授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快六十岁时才开始懂得要下工夫研修中国文化，太晚了！”他显然很激动，“我是一个有缺陷、有争议的学者，在年轻时争强好胜，而且过于自信，还时常得理不让人，个性中的这些弱点、缺陷决定了我必然会干不少蠢事、错事，由此受到‘命运’的惩罚，好在总能得到许多开明领导和众多良师益友，还有自己学生们的谅解、关心，尤其是关键时刻的‘救助’，才有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经受的失败和挫折多了，才终于领悟到：‘命运是自身性格的反馈’，要想摆脱‘厄运’，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不断的反思中认识、克服、超越自己性格中的弱点和缺陷……我们这代人从小生长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之中，‘中庸之道’、‘温良恭俭让’这些中华文化之瑰宝被当成‘毒草’批判，人文教养和传统美德在幼年心灵成长中的缺失，成年之后是很难弥补的……不过，自己性格中的缺陷是不可以推给时代和社会的，后果、苦果只能自己担当、承受……从南国农教授等老一辈学者身上，你会感受到一种儒雅与从容，这是文化人本应具有的气质、风度与胸怀，但却是我最缺乏的……所以，六十多岁才开始正视和反思自己个性中的缺陷，补修甚至重修从小缺失的中华文化这门‘必修课’，领悟‘空’、‘无’之道中蕴含的深刻人生智慧，不仅为时不晚，而且对于一个即将退休的学者来说，应该是非常幸运的”。从桑教授纯真话语的背后，我感受到他对未来退休生活充满着一种美好的期盼……我好奇地追问：“退休后您是否准备再次从零开始，乘中华文化之舟，在‘混沌边缘’去寻找神秘的‘蓝海’？”桑教授的回答只有充满禅意的四个字：“顺其自然”。
生活中的桑老师同样个性鲜明。他有属于自己的体育和艺术生活，多年来，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他每天总要游泳1000米。他认为，“学者的生活应该是多样化的，在读硕士、博士期间，学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没有牺牲是闯不出来的。但是别的都可以舍弃，身体锻炼和精神世界的审美追求是不能舍弃、不可替代的。做学术，特别是每天伏案工作，人的整个精神和身体状况消耗很厉害，如果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良好的心态，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精神境界和你的思维，所以要处理好工作和休息的关系，尤其要学会积极的休息，每位学者都应该有一种自己喜好的体育生活，还要在休息时听听音乐，欣赏你所喜欢的艺术品，这种积极的休息不仅是放松和调节身心的健康生活方式，而且经常会在此间触发灵感，由此获得一种艺术化的生活和乐趣”。 桑老师是一个豁达、开朗、真诚的人。在他身边的师生都可以活得比较轻松，不需要带任何“面具”，不但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还可以就各种学术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他总是满怀兴趣地听着、思考着，并经常会跟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在这种开放、自由、充满批判精神的学术氛围中，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研究能力得到提升，学者的自尊和自信不断增长……“每次走上讲坛，特别是看到学生那种渴望知识的目光，看到学生从你的讲课和交流中获得启发、增长智慧的喜悦，你会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满足，并由此领略到教师职业的神圣和乐趣。”桑教授的眼神里饱含着对教育、对人生真诚的热爱……从互联网搜索引擎上进入他的个人主页，可以欣赏到他的数字摄影艺术作品，还可以聆听他美妙的配乐哲理散文朗诵——“自然、心灵与数字”，在朗诵结尾处，有一段他对信息时代真、善、美的独特理解和憧憬：“我希望心灵能借助数字化时空中的新体验与新追求，在更高的境界中领略自然、回归自然，找到心灵本应拥有的宁静，创造出自然、心灵与数字三者之间更真、更善、更美之和谐。”这里道出的可能正是桑教授的“教育梦”、“哲学梦”、“IT梦”、“文化梦”……
当我问桑教授对教育技术领域的未来有哪些预测和构想？对该专业、领域的年轻人有什么希望、忠告和寄语？他的回答如下：“教育信息化新阶段的序幕已经拉开，学习科学的创新和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创新是两大生长点，二者的内在结合，将推动教育技术向教育工程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的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工程创新和学科建设中建功立业、再创辉煌。”这显然已经不是梦想，而是激动人心的理想。让我们共同为之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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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育技术学； 教育哲学； 学习科学； 学者访谈； 桑新民； 教育创新
[中图分类号] G40-05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谢阳斌（1984—），男，甘肃兰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学习科学与知识工程，特别是信息时代高等教育变革的研究。E-mail：xybpure@gmail.com。
一、独特的人生经历
敢于从零开始，才能不断超越自我。——桑新民
接触过桑新民老师的人，都会对他独特的个性和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产生浓厚的兴趣。
他28岁才开始读大学本科，至今没有硕士、博士学位，但却在“学历体制”之外独辟蹊径：39岁成为哲学硕士生导师，主攻方向却是教育哲学；44岁成为哲学教授，同时被聘为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兼职教授，为北京大学研究生讲授了三轮教育哲学，但此时他所关注的重心已从“形而上”转向“形而下”，热衷于学习计算机，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上的一位“教育发烧友”；46岁在北京师范大学被聘为教育基本理论方向的博士生导师；47岁离开学术中心北京南下广州，放弃已经轻车熟路、渐至堂奥的教育哲学圣殿，闯入对于一名文科教授来说需要另起炉灶、从零开始的教育技术学领域，一年半以后就和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家共同合作获得了全国第二个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点，他也成为国内最早的三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之一，并在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和国际比较研究中不断探索和开拓着学科发展的新方向；获得首批教育技术学国家重点学科之后不久，他毅然离开了专业发展条件优越的华南师范大学，54岁再次到南京大学创业。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学，是中国电化教育专业的诞生地和摇篮，中国“影音教育之父”孙明经教授在此创下了不朽之业绩。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创办教育技术学本科专业，显然不能走师范院校的路，桑教授针对南京大学的具体情况，参考世界前沿与趋势，确定将“数字媒体与知识工程”作为专业建设的主攻方向和特色，将学习科学与学习技术创新作为发展的立足点和理论基石，他充分发挥自己多次跨学科发展的成功之道，先后在信息管理专业和高等教育学专业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创建了网络化学习与管理研究所，将高等教育信息化与大学变革作为主攻方向。从2004年初至今，桑教授带领其学术团队，在南京大学这所“诚朴雄伟”的学术圣殿中继往开来，探索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之路。
在一流大学的讲坛上，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一位真正的学者，发表的每篇文章、出版的每部著作都是要接受严格的学术评判并经受历史检验的。在47岁以前，桑老师留下了三本教育哲学专著，系统阐述了教育本体论、教育价值论、教育实践论，对教育起源、教育本质、教育功能、终身教育、闲暇教育、未来教育……都作出了自己独特之解读与评判，尤其是《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人类自身生产探秘》[1]一书，出版已经20年，至今仍是我国教育基础理论界研究者、研究生重要的阅读和参考的专著。
47岁以后，他出版的书只有两本关于学习科学与技术的教科书，其学术成果和影响力则表现在近15年发表的几十篇学术论文之中。在围绕这一话题对桑教授的访谈中，我逐渐梳理出这样的线索：在信息技术与教育创新的交叉点上，他首先揭示和阐发了信息时代阅读、写作、计算方式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刻变革；[2] 在此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与生产方式同一层次的“学习方式”的范畴，阐述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学习方式的三次历史性变革，[3]此论文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高三语文实验教材，[4]对全国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产生了影响；他倡导和开创了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向，[5] 倡导和开展了“五个十”（世界教育技术学领域最有影响的10位学术带头人、10本经典著作、10个权威研究机构和专业、10篇论文、10个专业网站）的研究，[6]促进了我国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和国际比较研究的深化和规范；提出并开展了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整体建构和逻辑起点研究；[7]开展了中国特色的学习科学与学习技术研究，系统提出了“五项学习技术”及其理论结构模型；[8]在对美国教育技术“’94定义”的长期深入研究中，系统完整地创建了教育技术学两个层次的范畴体系结构模型，[9]用建模的形式展示了其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构想；在教育技术学中国之路的历史研究中，系统挖掘、阐述了以孙明经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电教人在金陵大学电影和播音专业艰难创业过程中的不朽成就和经验；[10]近三年来又在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的战略研究、[11]信息时代大学课堂变革的微观研究等方面提出了“绿色学习”、[12]“太极学堂”、[13]“构建生成学习论”[14]等一系列新思想，展现出一位年过花甲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实践探索者永远年轻的学术生命活力。
许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桑老师为何“如此爱变”，敢于并善于在跨学科的人生旅程中“从零开始”？
对此，桑老师有其独到的理解：“步入信息时代，社会越来越复杂，要应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局面，就必须培养应变能力，也可以称之为驾驭变化的能力，而这种能力背后一定要有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和人生理想，这是对于学者和行者都同样重要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一个人能否悟道、得道，其难点在于能否不断超越自我，人都是有惰性的，尤其当你有了一定基础和成就的时候，很容易满足现状、不思进取，克服人性的这一弱点，靠的是超越眼前功利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紧紧围绕自己选定的目标开展跨学科研究，能迫使你不得不从零开始学习，这有助于丢掉包袱、轻装前进。”在桑老师身边的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教育创新的理想、抱负和执著追求，这是他在大学杏坛上三十多年耕耘中始终没有改变，甚至没有丝毫动摇的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为师之道。 二、壮美的学术追求
当你能在看似枯燥、寂寞的理论探究中领略到一种“悲壮之美”，并乐于以此作为终身追求与享受之时，你才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桑新民
学者的人生道路往往离不开读书、写书、教书这“三点一线”，桑老师也不例外。但他对“书”的理解有其独到之处：关注书背后的人，这里所指的人不是“自然人”，而是“文化人”。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人？答案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桑老师的回答不仅独特，而且耐人寻味：“文化是历史与传统的积淀，是对发展变化之现实与未来的深层理解和把握，其中包括对他人的理解和对自我的正确认识。要成为这样的文化人，不仅要熟知专业知识，而且要触类旁通，成为学识广博，具有较高文化品位、道德水准、审美情趣、交往能力的新一代学人。”[15]他是这样讲的、写的，也是这样做的。
记录和整理桑老师的访谈，其难点和前提在于：必须下苦功夫读懂他的论著。对于他的研究生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当你硬着头皮翻过一道又一道“理论山”的时候，逐渐会领略到一种豁然开朗、一览众山小的欢快和发自内心深处的美感。桑老师说，这是有志向的高校学子真正步入学术殿堂后，才能领略到的一种独特的情感体验和人文享受。他自己最初获得这种感受，是在撰写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期间，论文的选题是“解读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的认识论思想对现代之启示”。为完成这篇论文，他不仅刻苦攻读了当时可以在图书馆找到的几乎所有中文版康德经典著作和研究康德的论著，而且在北京遍访了专门研究康德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在北京大学系统听了康德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高水平课程。“开始闯入康德艰涩的哲学圣殿，如堕五里雾中，让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但硬着头皮闯进去之后，一种与智者对话的欲望会越来越强烈地吸引、驱动着你；攀登到一定理论高度的时候，你渐渐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吃饭时间到了，却不愿意离开图书馆，不舍得合上书本与康德说再见……很长一段时间，论文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深感到前人早把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自己实在太渺小……当你把康德主要经典读过一遍，并开始作系统把握的时候，尤其当你试着用康德博大精深的广阔视野观察今天的世界和人生，学着用康德首创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样一种寻根究底之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追问，来考量、考问自己的思维水平与哲学功底时，一种终生以康德为师、以学术为志向的强烈欲望由此萌生，并挥之不去……”桑老师多次向他的弟子们讲述过这种被康德称之为“壮美”的情感体验，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把这种壮美称为“悲剧意识”，王国维先生更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做学问所经历的三种境界……桑老师认为，高校学子们只有真正能领略和感悟这种深邃的人文话语背后痛苦而美妙的人生大道之时，才能够获得一张学术殿堂的入场劵，这是你自己发给自己的……
在中国教育技术学的学术圈里讲这种纯哲学的话语，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合时宜、不着边际，但我却正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开始更深刻地理解和读懂了桑教授：他为什么会在47岁时毅然决然地“归零”，闯入陌生的教育技术学领地？答案在我的脑海里开始清晰了——他是带着“形而上”的情怀和追问，怀着对“信息高速公路”的好奇、对教育面临跨世纪时代挑战的困惑、对未来教育的自信与憧憬，来寻找国内外教育技术学领域的大师对话……如果这样的逻辑能够成立，那么桑教授跨入教育技术学领域后，提出的首要问题当然是前面提到的“五个十”，因为他必然也只能从这一陌生领域的学术根基出发来寻找对话人，这是一个初学者和外行人跨进学科门槛、跨越学科壁垒的最佳路径……桑教授是幸运的，他找到了戴尔和他的老师查特斯（W. W. Charters）、弟子芬恩（James Finn）（桑教授称他们是“媒体派”的三代传人），找到了斯金纳、加涅（桑教授称他们是“学习派”的两大扛鼎人物，两人都是心理学家，后半生却“闯入”教育技术领域，在此扎根，并以各自之独特贡献，促成了“媒体派”向“学习派”的历史性转变与“双重变奏”，使美国教育技术领域成为多重旋律和谐并存的美妙“交响曲”，引领了世界潮流，桑教授说，这段历史曾经给他极大的启发和激励），更幸运地发现了被历史埋没的孙明经……循此路径前行，他获得了与美国“’94定义”作者群体展开高层次深入对话的资格，并先后结识了瑞泽（Robert A. Reiser）、里奇（Rita Richey）、乔纳森（David Jonassen）等一批活跃在当今美国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通过开展中美教育技术学术思想深层次的历史与比较研究，桑教授将“五个十”的研究提升到对教育技术思想史的系统研究，深刻揭示了美国教育技术发展史上“媒体派”与“学习派”双重变奏的逻辑主线，[16]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史论结合”研究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使中国学者对美国教育技术学的认识和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学术研究的道路绝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对美国教育技术学历史与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桑教授发现自加涅退休以后，美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在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高速公路冲击下，变得扑朔迷离、难以把握。这一难题曾经困扰桑教授多年，后来是在与华东师范大学高文教授的团队合作、交流中，揭示和梳理出1991年诞生在美国的“学习科学”这一学术新潮流，尤其是读了中文译本《人是如何学习的》之后，才得以“柳暗花明又一村”，走出了“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困境，捕捉到了超越传统教育技术话语体系的美国新一代学习科学专家群体所开创的学科前沿。[17] 对此，桑教授感慨万千，他1997年就在华南师范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听了《人是如何学习的》这一著名报告的首席专家约翰·布兰斯富德（John Bransford）和学习科学创始人安·布朗（Ann Brown） 的演讲，但由于自己英语不好，翻译又不到位，结果错失良机，而当时在场的有英语好的中国年轻学者，由于专业历史和理论功底欠缺，同样错失良机，这一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将布朗介绍到中国来的林晓东博士（她是Bransford 的博士后，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持学习科学和教育技术学研究）在1999年告知桑教授，布朗突然病逝（她仅比桑教授大6岁，56岁就英年早逝），与布朗这样一位当代学习科学创始人的失之交臂，又成为桑教授学术生涯中的一大憾事。听桑教授动情地讲述这段“学术传奇”，对我这样的年轻学子来说，是从任何学术著作中都难以获取的思想财富和人生智慧。 学术思想的比较、借鉴和引进显然是重要的，但桑教授始终强调和坚信，中国教育技术的实践和理论绝不能总是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对以孙明经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电教开拓者的叩问，让桑教授信心倍增。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自信：当代教育技术的根本目标在于创新教育，其立足点和基石则在于应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支持，开展学习科学与学习技术的研究，由此指导和推动学习方式的历史性变革，并据此不断创新教学设计，创新学习环境、学习资源、学习主体（包括新一代学生、教师和师生关系），这正是理解和解读桑教授提出的“构建生成学习论”[18]的钥匙。
进入教育技术领域近15年来，桑教授牢牢抓住学习科学与技术这一专业创新之基石，坚守本科生教学舞台，与世界前沿的同行学者一起叩问“人是如何学习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学习行为是如何发生的，怎样培养的”？这些难题可以称之为困扰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斯芬克斯之谜”。桑教授努力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在现实的学习环境中钻研学习理论、创新教学模式，写出了中国教育技术领域带有浓厚本体论追问色彩的“学习三部曲”（ 《学习究竟是什么？——多学科视野中的学习研究论纲》，[19]《21世纪：学习向何处去——绿色学习研究论纲》，[20]《21世纪：大学课堂向何处去？——“太极学堂”的理念与实践探索》[21] ），引领着中国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自主创新的专业航向。把这三篇论文串在一起深入研读很有意思：第一篇是对学习的本体论追问，第二篇是对学习的价值论诉求，第三篇是在现实课堂中创新学习方式（变“讲堂”为“太极学堂”）的复杂系统工程的实践论导向。隐含在其中的内在逻辑，竟然与桑教授1993年《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著作中的逻辑体系一脉相承！我的记忆中突然闪现出桑教授在《学习科学与技术》（2004年）一书“前言”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文字：“学习是科学，要成为科学的学习者，就必须求真——探索并遵循学习的客观规律；学习是技术，要掌握高超的学习技能，就必须向善——在刻苦的修炼中提高学习效率；学习是艺术，要想在艰苦的学习中获得乐趣，就必须审美——体验出神入化的学习意境；学习更是哲学——领悟真善美统一的学习智慧，创造学习型社会，享受学习化人生！”[22]我惊讶地询问桑教授：照此逻辑，中国特色的学习理论体系不是呼之欲出了吗？你为什么不写一本真善美统一的“学习哲学”专著呢？桑教授坦诚相告：“我不是不想写，而是现在还写不出来，这样的书不是靠‘拍脑袋’就能出来的，要有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积累，这种实践不是盲目进行的，不仅要有一整套创新想法指导和支撑的实践，还要有信息技术支撑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新一代学习者和学习研究者，从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讲，这正是美国新一代学习科学专家群体创建的‘设计研究法’。”桑教授特别强调，美国学习科学研究群体中有许多是高水平的人工智能专家，这是造成目前中国与美国学习科学研究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找中国人工智能专家求教、合作，16年前认识了钟义信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之后，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中获益匪浅。桑教授还非常遗憾地说，由于他是47岁才“客串”到教育技术领域，技术开发能力是难以弥补的“短腿”，在他的学术团队中也始终是“短板”，他说现在很希望找到高水平、有创意、又不急功近利的技术研发团队合作，开发能支撑“太极学堂”的学习平台和资源库，创建“大数据时代”的智能化学习跟踪与评价体系，这才有可能与国外同行展开平等竞争……我似乎听懂了，也可能并没有真懂，但却实实在在地被桑教授的为学之道打动了……我终于开始理解了桑教授为什么在临近退休时还要执著地在南京大学本科教学舞台上艰苦地探索“绿色学习”和“太极学堂”……
谈到桑教授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构想，不能不介绍他在与美国教育技术“’94定义”展开高层次对话基础上建构的专业范畴理论模型。桑教授说，建模的思想和方法论源自数学和理论物理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后来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理工科领域广泛应用、不断改善，并随着计算机性能几何级数的增长而备受青睐。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大师级人物将这一学术工具和方法用得炉火纯青、硕果累累，比如戴尔的“经验之塔”、加涅的“信息加工学习论”……都是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不朽之作，美国“’94定义”的研究者们在这方面的学术功底显然略有逊色。而中国文化的历史源头却潜藏着建模思想和方法论的永恒丰碑和大智慧，“太极图”、“河图洛书”、“阴阳五行模型”等就是明证。当代国外学者已经高度关注对这些中华文化宝藏的挖掘与现代诠释，遗憾的是我们中国许多学者对此置若罔闻，这是历史的遗憾……桑教授说，他之所以斗胆提出和花费大量心血构建这样一个复杂的教育技术学范畴体系模型，[23]正是想尝试用建模的方式写一本教育技术学，将他头脑中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理解（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范畴体系之内在逻辑，直到学科目标与理论体系的逻辑归宿），以一幅简洁清晰的结构图的形式整体展现出来，这一想法不仅受到戴尔等西方教育技术学同行的激励，还受到英国“大脑先生”——托尼·博赞创造思维导图的启发，更是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强烈使命与责任体现。桑教授反复强调，这是他开展学科范畴体系建模研究的首次尝试，肯定存在许多不成熟甚至错误之处，真诚欢迎同行学者和师生不吝赐教，但这肯定是深化教育技术学定义、范畴乃至理论体系研究的一条希望之路，拿出这样的成果，才能取得与国外同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在2008年美国AECT年会一个人数不多的分会场上，桑教授介绍其范畴体系模型的发言得到里奇、瑞泽的高度评价，里奇出任2009至2012年AECT“定义与术语委员会”主席后，将历届仅由美国学者组成的这一学术机构引向国际化，并吸收桑教授加盟，成为该委员会首批美国以外的学者。[24]但桑教授深感到自己由于英语水平的局限，难以胜任这种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他殷切期盼中国年轻一代教育技术学者能在这条路上尽快超越老一代人，学贯中西、开拓前进，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展示中国教育创新研究的成果和风貌。 三、素朴的人生智慧
在恬静的学习中求“真”，在复杂的工作中求“善”，在简单的生活中求“美”。——桑新民
在30年如一日的高校教学与科研工作岗位上，桑老师的学习紧张而高效、工作繁忙而充实、生活俭朴而美妙。
在回顾自己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时，我们可以感受到桑教授发自内心的一种幸福感：“在大学教书，尤其是当‘导师’，确实是最适合我的职业；探索教育哲学和教育创新又是最适合我的专业；步入教育技术学领域15年来，使我插上了IT的翅膀，我追求的教育创新可以更快地飞跃了。”此话道出了他大学毕业后从哲学转向教育，又从教育理论转向教育技术，在一次又一次跨越学科壁垒的选择中，不断超越自我的内在动力。一个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专业和展现自己创造性的时空舞台，实在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略到这种幸福，其差异取决于内心深处的价值取向。桑教授经常告诫身边的年轻人：“西方近代科学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学科不断分化，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追求、生活，这一方面促进了科学向高、精、尖发展，另一方面却使人局限于自己专业、社会分工的狭隘天地（牢笼），这是工业文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社会异化、学术异化、人的异化！这种情况在当代科学越来越走向综合的21世纪必须改变，学者及其研究生都应该倡导跨学科的交流，选择与自己相关的领域拓展知识、提升能力，不断创造条件超越学科本身的狭隘眼界，如果在此过程中能发现独特之乐趣，那就会成为你在学术上披荆斩棘的强大内在动力。”
南京大学网络化学习与管理研究所每一届研究生毕业前，都要举行一次师生之间的“深度汇谈”，碰撞出的思想火花、人生智慧，让参与者终生难忘。我记得每次桑教授都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攻读研究生期间，你最主要的收获、最深刻的感悟是什么？”在访谈中，我把这个难题也返还给他，“在您六十多年的人生与学术道路上，最深刻的感悟是什么？”他沉思良久，感慨地说，学者的人生道路是很不容易的，难就难在真正的学者必须做到“两个敢于、两个不怕、两个学会”，我好奇地聆听，“学者首先要敢于说真话、敢于做实事；但你坚持这样做时，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不怕受委屈、受打击，不怕坐‘冷板凳’、被‘边缘化’；而当你遇到挫折、被抛到人生低谷时，要学会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这其实是潜心做学问的难得机遇，当你从低谷中走出来时，则必须学会遗忘和感恩，保持自己心态的平衡和宁静。这三个方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难的”。我不解地问，“说真话确实需要勇气，因为会得罪人，但做实事为什么也需要勇气呢？”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后者要比前者更难，你在教育创新的追求中多做几件实事，就会懂得其中的难处了……”我回想起从大学二年级转专业成为桑教授在南京大学的第一批本科生，工作一段后，又带着社会现实中的问题和困惑回到南京大学读硕士，并幸运地成为他博士生中的“关门弟子”。桑教授主持的“学习科学与技术”课程我从初学者到一遍又一遍作“导学”，后来又参与将其发展成“大学精神与学习文化”通识课程，亲身经历了“太极学堂”从思想孕育、设计策划到付诸实践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学习、见证着桑教授的新思想、新设计、新突破，这是在任何书本上都找不到的“源头活水”，这种“做中学”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对“专家与新手的差异”（这是当代认知科学在人工智能研究中的重大发现）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感受，也只有置身于“此情此景”（这是当代建构主义所强调的“情景学习”）之中，才能实现从新手向专家的提升和飞跃，而贯穿其中的坎坷和艰辛，不是亲身经历者是很难想象、理解的……在桑教授开设的所有课程中，最难的显然是《教育哲学》，这个“学堂”，我“跟”了至少三遍，我在这里用的是“跟”而不是“听”，因为这门课不仅理论艰深、信息量大，而且逻辑严谨复杂，稍一“走神”，就会“跟不上”，尤其是“举一反三”的启示之处，更需要全身心投入才能“心领神会”，这正是桑教授的“学堂”与传统“讲堂”、“课堂”之间的差别，在其背后更本质的差别则是“教书匠”和“教育创新探索者”之间的差别，这可能正是他今天没有直接回答我，却用“做实事之难”的人生感悟，启发和期望我多做教育创新之“实事”背后的“潜台词”和良苦用心……
我接着问，在您的人生道路上有什么遗憾之事吗？桑教授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快六十岁时才开始懂得要下工夫研修中国文化，太晚了！”他显然很激动，“我是一个有缺陷、有争议的学者，在年轻时争强好胜，而且过于自信，还时常得理不让人，个性中的这些弱点、缺陷决定了我必然会干不少蠢事、错事，由此受到‘命运’的惩罚，好在总能得到许多开明领导和众多良师益友，还有自己学生们的谅解、关心，尤其是关键时刻的‘救助’，才有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经受的失败和挫折多了，才终于领悟到：‘命运是自身性格的反馈’，要想摆脱‘厄运’，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不断的反思中认识、克服、超越自己性格中的弱点和缺陷……我们这代人从小生长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之中，‘中庸之道’、‘温良恭俭让’这些中华文化之瑰宝被当成‘毒草’批判，人文教养和传统美德在幼年心灵成长中的缺失，成年之后是很难弥补的……不过，自己性格中的缺陷是不可以推给时代和社会的，后果、苦果只能自己担当、承受……从南国农教授等老一辈学者身上，你会感受到一种儒雅与从容，这是文化人本应具有的气质、风度与胸怀，但却是我最缺乏的……所以，六十多岁才开始正视和反思自己个性中的缺陷，补修甚至重修从小缺失的中华文化这门‘必修课’，领悟‘空’、‘无’之道中蕴含的深刻人生智慧，不仅为时不晚，而且对于一个即将退休的学者来说，应该是非常幸运的”。从桑教授纯真话语的背后，我感受到他对未来退休生活充满着一种美好的期盼……我好奇地追问：“退休后您是否准备再次从零开始，乘中华文化之舟，在‘混沌边缘’去寻找神秘的‘蓝海’？”桑教授的回答只有充满禅意的四个字：“顺其自然”。
生活中的桑老师同样个性鲜明。他有属于自己的体育和艺术生活，多年来，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他每天总要游泳1000米。他认为，“学者的生活应该是多样化的，在读硕士、博士期间，学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没有牺牲是闯不出来的。但是别的都可以舍弃，身体锻炼和精神世界的审美追求是不能舍弃、不可替代的。做学术，特别是每天伏案工作，人的整个精神和身体状况消耗很厉害，如果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良好的心态，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精神境界和你的思维，所以要处理好工作和休息的关系，尤其要学会积极的休息，每位学者都应该有一种自己喜好的体育生活，还要在休息时听听音乐，欣赏你所喜欢的艺术品，这种积极的休息不仅是放松和调节身心的健康生活方式，而且经常会在此间触发灵感，由此获得一种艺术化的生活和乐趣”。 桑老师是一个豁达、开朗、真诚的人。在他身边的师生都可以活得比较轻松，不需要带任何“面具”，不但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还可以就各种学术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他总是满怀兴趣地听着、思考着，并经常会跟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在这种开放、自由、充满批判精神的学术氛围中，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研究能力得到提升，学者的自尊和自信不断增长……“每次走上讲坛，特别是看到学生那种渴望知识的目光，看到学生从你的讲课和交流中获得启发、增长智慧的喜悦，你会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满足，并由此领略到教师职业的神圣和乐趣。”桑教授的眼神里饱含着对教育、对人生真诚的热爱……从互联网搜索引擎上进入他的个人主页，可以欣赏到他的数字摄影艺术作品，还可以聆听他美妙的配乐哲理散文朗诵——“自然、心灵与数字”，在朗诵结尾处，有一段他对信息时代真、善、美的独特理解和憧憬：“我希望心灵能借助数字化时空中的新体验与新追求，在更高的境界中领略自然、回归自然，找到心灵本应拥有的宁静，创造出自然、心灵与数字三者之间更真、更善、更美之和谐。”这里道出的可能正是桑教授的“教育梦”、“哲学梦”、“IT梦”、“文化梦”……
当我问桑教授对教育技术领域的未来有哪些预测和构想？对该专业、领域的年轻人有什么希望、忠告和寄语？他的回答如下：“教育信息化新阶段的序幕已经拉开，学习科学的创新和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创新是两大生长点，二者的内在结合，将推动教育技术向教育工程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的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工程创新和学科建设中建功立业、再创辉煌。”这显然已经不是梦想，而是激动人心的理想。让我们共同为之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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