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系官文正体与俗书手写体书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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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秦系铭刻石官文正体书风综述
  周平王东迁后,秦襄公受封立国,赢秦承袭着西周正体大篆《史籀篇》的标准典范,继续在线条化、美饰化方面进行理性化的文字探索,不断地整饬规范,形成了秦系独特的书法风格。至春秋末期,逐渐形成对称匀整的字形,平行等距的点线排列结构,正体书风不断地向庄重典雅、工整精美发展。战国至秦代,秦系的正体沿着整饬化、美饰化、理性化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婉曲缠绕、对称均衡、典雅精美的小篆。秦系铭刻石书法风格的形成由特定的用途而产生,其演变发展受到俗书手写体书法系统的影响,并落后于俗书手写体。
  秦襄公立国后,沿袭西周大篆典范对文字做了系统的规范与整理。宏伟庄重、凝重浑朴的西周书风得以在秦国持续稳定的发展。现存赢秦最早的铭文《不期簋盖铭》,线条厚重执拗,结体稳重古拙,一派西周凝浑厚重风范。春秋早期秦武公《秦公钟》《秦公铸》铭文,书风遵循西周典范的同时,秦文正体已经开始改造,尝试精美整饬的方向发展了。《秦公钟》铭文线条较粗,古质内敛,郁博强雄。《秦公镩》铭文线条细劲精美,有些铁线篆的意味,笔势开张,遒婉柔美。两铭文图案化程度都较高,精美装饰化非常明显。《秦公簋》铭文与《虢季子白盘》字形相似,字形方正,可见秦系一脉正体应是从《虢季子白盘》一脉继承发展而来。线条坚实强劲,执拗刚很,笔力雄强,美饰化的线条增多。体势已经与西周大篆有明显差异:字内线条排列更加匀整,线条粗细均匀、婉曲多姿,如同玉箸。结体拉长,字势端正,各部件间强调对称、等距、等长、均分,通篇厚重雅致。春秋中晚期的《秦公大墓石磬》刻字显示了秦文美饰整饬的进一步成效。线条细劲、婉转曲美,字形纵长开阔,垂引向下的美饰笔画增多,字内点画布白均衡和谐,显示出均整而又散逸之风。《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书风雄强朴茂,浑然天成。章法均衡,布白疏朗,结体方正匀整,舒展大方。诗与字浑然一体,古茂雄秀,冠绝古今,充满古朴雄浑之美,是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诅楚文》字形对称均衡,美饰化更加明显,拖长的垂引笔画极具规律性,与小篆典雅精美的风格更为接近。裘锡圭先生说:“在整个春秋战国的时代里,秦国文字形体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字形规整匀称程度的不断提高上。”这点在秦文正体上尤其体现。至《新郭虎符》,工整精美的篆文与小篆已相去不远了,秦统一六国后,颁布小篆为秦文正体,东巡六刻石,小篆典范之作,极尽完美的对称美饰,典雅精美,繁杂的美饰笔画增多。现仅存秦小篆刻石《琅琊山刻石》《泰山刻石》残石,其余皆佚。小篆刻石线条屈曲弯绕,厚实婉转,圆曲遒美,结体对称雅致,极致均衡,通篇典雅精美,极度美饰,这种规整庄重风格是显示皇家威严的需要,是当时秦始皇中央集权统治下威严气象和森严的法律制度的艺术上的反映。这种着意性的美饰典范,是秦代理性化艺术表现的最高境界。
  根据已出土的金石资料,秦系官文正体书风的演变大体如下:史籀篇-《虢季子白盘》-秦公钟、镩-秦公簋-秦公大墓石磬刻字-石鼓文、祖楚文-秦刻石小篆。
  二、秦系俗书手写体与官文正体之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秦系书法和东方诸国书法逐渐拉开了距离。秦国文字在官文正体和俗书手写体两个系统均强调平行排列、均衡对称意识,注重秩序感。东方各国则较少注重均衡平行。从俗书手写体看,晋系盟书和楚系简书,点线的规律性差,点线列置恣肆,走向混乱。这种特征也影响到东方诸国的正体。秦系书法则是一种追求整饬装饰美化的过程,这种整饬美化其实在俗书手写体中也有体现,美饰整饬化观念除了受到西周后期规范大篆典范文字的影响和秦人本身理性个性的影响外,可能也来自其他诸国,如鸟虫书等繁饰美化理念的影响。
  1.草刻篆文书法中的手写体因素
  从出土的秦系简牍书中可见,结构上的平行规整,点线的等距排列等特征都与秦系官文正体一致。除了大宗的简牍墨迹书外,还有一系列具有手写体因素的草刻铭文书法,这一系列草刻铭文刻画潦草,许多作品率意粗陋,但是依然遵循着秦系书法传统的等距均衡平行规整等特点。草刻铭文可以说是介于官文正体与俗书手写体之间的一种字形。对于研究俗书手写体与正体之间的关系有参照作用。
  将大批秦简牍书与草体篆文书法按照时间的序列排列对比,尤其战国中晚期的一系列草体篆文,将我们研究秦系俗体书风的资料上推几十年,对于理清俗书书风演变有较大帮助。
  《秦公簋》刻铭,线条劲直,草率中求工整,线条排列求均衡平行,体势纵长。《商鞅罅》铭文刻制草率,将此刻文按照《青川木牍》用笔改写,变成书写状态后,会发现与秦简牍书字形极为相似,可见秦刻铭文,可能是以手写体为蓝本,按照手写体样式刻画。《商鞅罅》《商鞅戟》刻铭线条粗细不均,字势歪斜不稳,但仍尽量追求线条的平行排列,可见虽刻工技艺不精,但规整整饬化的审美追求与正体是一致的。《商鞅方升》铭文,线条圆润,体势稍纵,很多字形非常接近小篆,与同时期的《诅楚文》字形相似,大篆的古意已经所存不多了。《秦封宗邑瓦书》契刻粗鄙生疏,字形大小、正倚不一。线条生涩粗细不均,却有率意自然之美,书体以小篆居多。刻工意欲于工,而技艺不佳,造成这种生涩拙滞。《四年相邦醪游戈》篆隶互杂,刻铭工整,线条圆熟,曲势线增多,整篇圆润内敛,与《云梦睡虎地》部分简书风近似。《高奴禾石权》《五年相邦吕不韦戈》篆隶混杂,风格古朴内敛。《羊头车軎》作于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字形工整,线条圆曲温婉,篆隶混杂,篆多隶少,大体与小篆正体非常接近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随意天成的权量诏版铭刻书法,出自中下层的一般官吏之手。在诏铭上的书法表现的随意天成,不计工拙。部分较规整的昭版书。能明显看出与小篆的相通之处,风格率意自然,毫无做作之感,随意下刀,姿态万千。细考其字形的内部结构,仍是遵循秦系书法的线条平行均衡,点线等距排列等特征的。这类作品确实做到了“法”与“情”的交融,得法而不囿于法。   从草刻铭文书法资料,如“商鞅罅”“商鞅方升铭”“四年相邦醪脖戈”、部分规整的昭版书等刻铭文中可看到正体与俗体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刻铭中篆隶参杂,风格多样,但大体是向着端庄雅丽的风格方向发展演进,这些草刻铭文或与同时期官文正体接近,或与时文俗书手写体接近,可以把官文正体与俗书手写体书法联系起来。
  铭刻石书法本应为官方正体文字,书刻应较为讲究,但也许出于急就,或许因为刻手文化书刻水平不高,已经将许多俗书手写体的草率写法带入了铭刻文中,甚至后来形成了一种习惯,兵器上的刻字大都篆隶互杂,可见当时俗书手写体对这些铭文书法的影响。从文俊认为,书刻潦草的秦篆文与手写体墨迹极为接近,这类潦草的刻文能够弥补现有秦简牍书的缺环,对于我们研究秦系书法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将这一系列草刻铭文书法列入到秦系俗书手写体书法资料的序列中,可以较为清楚的理清俗书书风发展的脉络。
  2.俗书手写体书风与官文正体书风之关系
  春秋初期,秦国继承西周《史籀篇》,逐渐摸索改造字形之路,秦文正体铭刻石书法风格的形成皆因特定的用途与场合,对俗书手写体书风有着指导制约作用;俗书手写体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有自己独立的变化发展规律,同时又对官文正体有着较大的影响,先于正体发展变化。秦系俗书手写体与官文正体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从新出土的资料看,《青川木牍》大概公元前4世纪后期,与正体官文《诅楚文》为同一时期。《石鼓文》代表春秋末期秦系官文书法风格,三者进行比较,例如“为”字,《石鼓文》《诅楚文》《青川木牍》字形相似,体势纵长,起笔收笔含蓄不露锋芒,圆润劲实,笔形厚重敦实,线条粗细均匀。敦厚朴实、含蓄内力的风格都极为相似。只是青川木牍出于手写体的简便,点画短促、平直,没有拉长的曲引线条,字形较扁而紧凑。将《石鼓文》《青川木牍》部分字对比,可见青川木牍中“酉”“史”“律”“袤”“为”“千”“高”“非”“败”等字,仍是篆法构字,篆体因素比例较大。字内点线追求平行等距,字内布白均衡,字势内收,风格古朴雅丽,与春秋末《石鼓文》古朴的书风大体一致。
  再看《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与秦小篆的对比。如果说青川木牍时期的手写体有较多“古隶”,那么以此发展下去,手写体应该越来越脱离官文正体的束缚。而事实是,战国末至秦代的秦简牍书,选取较为规整的简牍书,所谓手写体正体书法,很多字形与当时的官文正体小篆极为相似,可见秦代俗体篆书受到正体影响较大,仍与正体篆书交织联系,相互影响。从图表中对比看出:里耶与岳麓书院秦简用笔凝重劲实、圆润婉曲,字形的纵长,尤其垂引的线条,仍屈曲引线,富有美饰化,并且字内点线等距匀称均衡布局,字势端庄方正,都与官文正体小篆几乎一致。再从风格上看,《里耶秦简》正面简,用笔秀润劲实,字势端正纵长,风格古雅秀丽端庄,《里耶秦简》应是当时官文正体的手写体样式,如将小篆改写,应与其相差无几。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几个小篆墨迹,更反应出了当时手写体书风受正体书风相互交织的影响与作用。可以说,秦系俗书手写体书风与官文正体书风同出一源,相互平行发展又相互影响制约,直至秦代,正体篆书与俗体篆书的书风都演变为典雅端庄,极具整饬化美饰化。
  (作者单位:南京新迪书法艺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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