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回老家，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倘若七日不回一次，心里便装着一事。父母在的时候，是一件小事，现在父母不在了，就成了一件大事。
　　每次回，村里熟知我的人都招呼我：“回来了！”我的回答都一样：“嗯，回家看看。”其实，我也不确定回家看什么、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老家就在那里等着我，我去或不去，它都保持着一种姿势，弥漫着一种味道。
　　就在一夜，老屋内的灰尘开始多起来，不知道这些微小者从哪里来，屋子里没有人，它们开始肆无忌惮起来。桌子上，电视机上，床榻上，窗户边上，墙壁上……一切能落稳它们脚跟的地方，都一一被占领，薄薄的，如同逝去时间的纱衣。我说不上讨厌它们，没有它们，人也闲得慌。母亲一生都和它们打交道，早上扫，傍晚扫。拿起笤帚，不像是在清除，更像是在哄邀它们。鸡毛掸子只是惊扰了一下它们的梦境，给它们换了一个位置，调整一个方向。我得感谢它们，低头的瞬间，突然明白，有那么一天，我一样会把自己扫进更大颗粒的灰尘里。
　　夏季，院子里的草疯了，没有人管它们生死，想怎么长就怎么长。高点的、矮点的、阔叶的、细叶的、叫出名字的，无名字的……参差不齐、无拘无束。这些草，虽然是绿的，但一点儿都不鲜活。深褐的地面，斑驳的外墙，忧郁的天空，杂乱的草茎，怎么组合都不是一张明艳的水彩。我尝试着用镰刀去割断那些草的连襟，但镰刀早已哑语。磨刀石还在，屋檐下有一盆雨水，可以舒缓镰刀经过磨刀石的疼痛。我慢慢地蹲下来，蹲在老家的院子里，五月，满身虫害的桃树下，许多桃子英年早逝。院墙下，裂缝里竟然长出一棵苦楝，矮小，不及它身边的石榴树的裙角。阳光下，石榴花开得血一样红。
　　连续的几天阴雨，老家的三间平房都渗雨了。父母要是在，屋顶是不会被雨偷袭的。现在，他们不在了，一样该来的还是会来。春天的燕子来过，但发现大门是紧闭的，它们又飞走了；杨树的白色绒花来过，它们柔软的身体顺着门缝和门脚钻进老屋，不肯出去；机灵的老鼠不邀自来，在老屋里晃了一下，找不到半点粮食，就啃几口破旧的棉絮；聪明的蜘蛛倒是随遇而安，墙角的三角地带，它们随便一扯，就搭起一个家，整日整夜地挂着。老屋所有的南边窗户一直开着半扇，风可以溜达进来，阳光可以溜达进来，鸟叫也可以溜达进来吧。
　　抽屉里，满满的旧物件：父亲的毛笔、母亲的线手套、不亮的灯泡、锁不上的旧锁、褪色的旧照片……每次回，我都会拉开抽屉，找找这，找找那，什么都找不到，又什么都能找到。这些小东小西静静地躺在木质的回忆里，一点点温暖着我的视线，把我的心装载得满满的，不留一点儿缝隙。
　　当当当，老家的机械钟突然响起。一瞬间，寂寥的老屋突然有了气息，有了气质，有了气场。我仿佛听见了齿轮之间的咬合声，无数黑暗的物质在这种声音里被解放，被唤醒，被信任。老屋里，除了这口年迈的机械钟，还有谁可以和老屋共频率呢？我没有理由去打断钟声的呢喃，每周一次，我站在板凳上，继续帮它上紧发条，只为每一个回家的亲人都能看见来回的坚强的钟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