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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广州番禺大石镇将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传出后,附近各大楼盘的30万居民绝大部分表示反对,大多数业主明确表示坚决抵制。
不过,一个迫切的现实是,如今的中国城市已经被垃圾包围。垃圾处理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处理城市垃圾的根本之道,不在于建设更多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在于推动垃圾分类制度。这一点,政府和居民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垃圾围城
而且,二恶英污染源无法完全控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垃圾焚烧厂实现了连续实时监控,北大二恶英研究实验中心的项目负责人陈左生博士形容,二恶英样品前处理的工作量,就如同把国际标准泳池装满大米,从中挑捡出一颗带色的大米。
本末倒置的现状
处理垃圾的有效做法其实早已存在:通过提倡循环再用和减少包装来减少生活垃圾的产量。即使没有得到循环利用,仅仅是有效地对垃圾进行分类,都能使焚化炉的排放更容易达到标准。因为焚烧单一成分时,温度可以被更精确地控制。
这也是垃圾管理一直遵循的优先次序原则: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首要的一个是在源头减量,实行垃圾分类。
其实,在50多年前,中国有一些城市早已是世界上垃圾分类最先进的城市,那时几乎所有的大街小巷都布满了“废品回收站”,可惜,这套废品回收体系在80年代末慢慢萎缩。
这种萎缩换来的是民间自发武装消灭垃圾的战斗力的迅猛增长。上世纪80年代末,来自四川、河南、安徽一带的农民,把“从垃圾堆里掘金”的事业做得无比热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州有拾荒大军10万人,废品收购站及临时性收购点约5000个,其中有登记注册的约2100个。只可惜,他们一直被垃圾管理者视为竞争对手,被城市管理者视为“小商小贩”,不是遭受盘剥,就是遭受打压,因此,对抗垃圾能力最强大的民间武装,一直得不到建立集团军的机会。
广州市环卫局环卫处处长鲍伦军也承认,广州市的垃圾分类主要由市场自发运行,由群众和企业自发形成的利益链驱动实施,缺乏政府的主导推动和有效指导。他表示,由于难以对从业人员和废品收购站进行有效监管,不能对回收再利用渠道进行科学规范,同时缺乏专门的垃圾分类场地,容易造成环境的再次污染,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各级政府缺乏对垃圾分类进行长远规划,对垃圾分类投入严重不足,垃圾分类设施缺乏,回收体系不完整,整个产业体系极不成熟,“分类收集、混合运输、处理”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推动垃圾分类的强制力不够,源于立法跟不上,全民教育和理念宣传也不尽如人意。
广州的问题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城镇里。毛达,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博士生,2007年曾受邀参与北京市垃圾处理工作的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北京市每年投在垃圾分类上的专项资金只有2000万元,可是在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就超过8个亿。在他看来,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感谢北京环保志愿者郭威、肖家桦的帮助)
不过,一个迫切的现实是,如今的中国城市已经被垃圾包围。垃圾处理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处理城市垃圾的根本之道,不在于建设更多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而在于推动垃圾分类制度。这一点,政府和居民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垃圾围城
而且,二恶英污染源无法完全控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垃圾焚烧厂实现了连续实时监控,北大二恶英研究实验中心的项目负责人陈左生博士形容,二恶英样品前处理的工作量,就如同把国际标准泳池装满大米,从中挑捡出一颗带色的大米。
本末倒置的现状
处理垃圾的有效做法其实早已存在:通过提倡循环再用和减少包装来减少生活垃圾的产量。即使没有得到循环利用,仅仅是有效地对垃圾进行分类,都能使焚化炉的排放更容易达到标准。因为焚烧单一成分时,温度可以被更精确地控制。
这也是垃圾管理一直遵循的优先次序原则: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首要的一个是在源头减量,实行垃圾分类。
其实,在50多年前,中国有一些城市早已是世界上垃圾分类最先进的城市,那时几乎所有的大街小巷都布满了“废品回收站”,可惜,这套废品回收体系在80年代末慢慢萎缩。
这种萎缩换来的是民间自发武装消灭垃圾的战斗力的迅猛增长。上世纪80年代末,来自四川、河南、安徽一带的农民,把“从垃圾堆里掘金”的事业做得无比热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州有拾荒大军10万人,废品收购站及临时性收购点约5000个,其中有登记注册的约2100个。只可惜,他们一直被垃圾管理者视为竞争对手,被城市管理者视为“小商小贩”,不是遭受盘剥,就是遭受打压,因此,对抗垃圾能力最强大的民间武装,一直得不到建立集团军的机会。
广州市环卫局环卫处处长鲍伦军也承认,广州市的垃圾分类主要由市场自发运行,由群众和企业自发形成的利益链驱动实施,缺乏政府的主导推动和有效指导。他表示,由于难以对从业人员和废品收购站进行有效监管,不能对回收再利用渠道进行科学规范,同时缺乏专门的垃圾分类场地,容易造成环境的再次污染,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各级政府缺乏对垃圾分类进行长远规划,对垃圾分类投入严重不足,垃圾分类设施缺乏,回收体系不完整,整个产业体系极不成熟,“分类收集、混合运输、处理”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根本解决。推动垃圾分类的强制力不够,源于立法跟不上,全民教育和理念宣传也不尽如人意。
广州的问题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城镇里。毛达,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博士生,2007年曾受邀参与北京市垃圾处理工作的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北京市每年投在垃圾分类上的专项资金只有2000万元,可是在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就超过8个亿。在他看来,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感谢北京环保志愿者郭威、肖家桦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