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关于长征，有这样一个细节：红军行进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時，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她们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
　　除了史论，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讲到“半条被子”的故事。这个感天动地却尘封半个世纪的故事，后来能够家喻户晓，得益于新闻传播，源于一名新闻工作者的“重走长征路”。

“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

　　“‘记者同志，当年给我半条被子的三位红军姑娘，如今你晓得她们在哪里？’一见面，徐解秀婆婆就这样问我们。”
　　1984年11月14日的《经济日报》刊登了头版报道《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方——徐解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一开篇，记者罗开富讲述了“重走长征路”出发20多天后发生的一件事。
　　84岁的徐解秀婆婆告诉罗开富，1934年11月6日晚，长征中的三位女红军借宿她家。四个大人和一个婴儿挤睡在厢房里，床上仅有一块烂棉絮、一件蓑衣和三位女红军自带的一条棉被。第二天下午3点，红军开拔，三位女红军执意要把自己的被子留给徐解秀，徐解秀不忍心要，也不敢要。情急中，女红军就把被子剪下半条给了她：“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革命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生活。”
　　从那以后，每年的这几天，徐解秀都等在与红军分别的山脚下，一等就是50年，结果等来了采访长征的罗开富。“她们说，打败了敌人要来看我的呀！”老人已是满脸泪水，“她们说，等胜利了，会给我送一条新被子来。现在我已经有盖的了，只盼她们来看看我就好。”
　　红军走后，敌人把全村人赶到祠堂，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女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也被搜走了。徐解秀还被强拉踢打，在祠堂里跪了半日。老人对罗开富说：“虽然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让我吃了点苦，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那一夜，罗开富心情复杂，借着烛光，写下了题为《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的初稿。
　　稿件见报后，引起强烈反响，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红军女战士尤其关注这件事。1984年11月底，谢飞代表健在的女红军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也想念长征路上的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要想办法找到徐解秀婆婆想要找的那三位女红军。”
　　1991年腊月，罗开富背着邓颖超等多位女红军送给徐解秀婆婆的被子赶到了沙洲村，然而，老人却在几天前过世了。
　　为了这7年的寻找，罗开富和不少老红军尽了最大的努力，想等有了准确消息给老人惊喜。徐解秀的家人告诉罗开富，他每一次写来的信件他们都会读给老人听，特别是读到聂荣臻、萧克、耿飚等多位老红军将帅委托他转达的感谢问候时，老人都会默默擦泪。
　　罗开富说：“也算对老人的一个安慰吧。”

“干人”的“长征”情结

　　生于浙江湖州南浔双林农村的罗开富，小时候家里穷，上小学时老师好心替他取名“开富”，意为“开门见富”。然而，他一路走来却与“苦累”为伴。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安岗称罗开富为“真正的干人”（“干人”，旧时贵州一带对穷人的称呼），能吃苦，对人民有强烈的情感。
　　1964年，23岁的罗开富作为一名铁道兵参与了被誉为“中国最惨烈的一条铁路”——成昆铁路的修建。2100名筑路者为了这条铁路而牺牲，平均每500米铁轨就留下一名铁道兵烈士，“几乎每一个建成的车站旁都有一个革命烈士陵园”。
　　罗开富调至铁八师（铁道兵第八师）宣传部做干事后，跟随部队来到北京，参与修建地铁1号线。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两眼泪涌，他对战友说：“那是战士的鲜血染红的啊。”
　　后来，罗开富转业到《中国财贸报》，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1979年曾赴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采访，之后在昆明任驻站记者。他内心有一个“长征”情结：“我是穷苦人出身，是共产党培养了我。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我一直想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他们靠什么打下了天下，建立了迥别于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全新的共和国？”1982年9月，筹办《经济日报》的《中国财贸报》在京召开记者会，他在会上正式提出“重走长征路”的建议。
　　“重走长征路”，罗开富不是第一人。1982年，美国记者汉森走长征路，刚走了几个县，就因脚破腿肿无法坚持；1984年，《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美国《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携夫人踏上长征路，一路徒步、乘车、坐滑竿，走了两个月，依旧没有走完全程；同时期，还有很多到访长征路的外国记者，不论走多走少，没有一人爬上五大雪山，更没有一人走进沼泽草地。一些外国记者感叹：这条路的凶险是人类难以想象的，后人不大可能征服这条艰险之路了。
　　1984年6月14日，刚刚到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安岗批准了罗开富的建议，还对他提出了“六个必须”：一、全程每一米路都必须是徒步，绝不弄虚作假；二、必须按长征的同一时间进行；三、必须走原路，要有向导签字；四、必须每天写一篇见报文章；五、小伤小病必须坚持走，坚持写，大伤大病实在走不动再换人；六、在当年中央红军战士休整的路段里，必须设法采访红二、四方面军的路线并写出报道。
　　10月16日傍晚，43岁的罗开富与50年前的红军在“同一时刻”跨过江西于都河，开启了自己的“重走长征路”。

“没有他们，我连这儿也走不到”

　　“假令每张《经济日报》拥有5名读者，那么，就应该有将近1000万人熟悉罗开富这个名字。从去年的10月17日起，人们差不多每天都在一版下半部分‘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专栏里读到他的文章。”
　　1985年，有记者回忆陪罗开富同行一段的经历：“一路上，罗开富穿着当地老红军战士赠送的草鞋，与众人告别，而另一边几位同志已欢呼着迎上来。罗开富说：‘这就是人民对红军的感情。没有他们，我连这儿也走不到。’”
　　从于都出发，第一天下来，罗开富的脚上就磨出了血泡；第二天更重；第三天，他写完稿子，发现脚上的血泡和袜子粘连在一起，剪掉袜子，碎片依然粘在血肉上。
　　天亮前，于都祁禄山村民肖锡美找来医生给他的伤口消毒，在他脚上包了3只大口罩，老乡们送来连夜赶编的大草鞋。在他们的鼓励声中，罗开富继续上路。
　　他曾摔下悬崖，左腿骨折。有人劝他停留几天治伤，也有人建议他骑马前行，他拒绝了。见他坚持，有人特意赶制了铁拐杖。这根陪他走完长征路的铁拐杖，最后被磨短了几厘米。
　　一路上，罗开富数次遇险。在赤水河上游的云贵川交界处，他被卷进了冰雪汇成的洪流，是四川的李永祥、贵州的刘中宝等奋力把他救上岸；在夹金山，他掉进雪坑，是解放军杜宝玉把他拉了出来；在打鼓雪山，他从半山腰滚落，是严木学等藏族百姓把他接住；在荒无人烟的老山界，他和同行者一天粒米未进，饥饿中把随身携带的药片、止咳冲剂分食一空，甚至吞下仅剩的黄连素……
　　1985年5月29日，经历8个月的行走抵达泸定时，罗开富已经不成“人样”。“重走长征路是我的选择，如果有记者要接替我，那也一定是背着我的骨灰走到吴起镇。”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

　　一路上，沿途百姓的真实生活都流淌在他饱含激情的文稿中，有欢欣，更有忧虑。他写了《有粮有猪有竹子，缺钱缺肉缺筷子》《收取五花八门费，苦了卖猪售粮人》，也写了《信息隔山外，毛竹烂山里》《采访落水，更知群众过河难；计划造桥，寒暑两易未落实》……
　　每天，罗开富的日程安排得极满。凌晨3点多在乡邮电所用明码电报发完稿，睡不了几个小时，7点多又上路了。中午饭在沿途老乡家里解决，是绝佳的采访时机。下午继续徒步到日落，平均日行35公里。晚饭依旧是采访，到了夜深人静的11点，他才开始写稿，“因为笔头慢，经常要耗到凌晨2点才写好”。
　　1985年元旦，罗开富在乌江南岸水落坝村采访周世昌老人。对话中了解到，当年就是周世昌和一位名叫庹子清（已故）的人一起，帮助红军从江中捞起沉船，架起浮桥过江的。同样，周世昌老人代表百姓请求罗开富向上反映，“盼望渡口早日建桥”。当晚，罗开富以“本报贵州瓮安专电”发出了《乌江千古流，人犹记，红军破敌处；渡口四不开，需架桥，群众翘首待》。
　　1985年10月19日，罗开富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顺利回到北京。他先后接到萧克、杨成武、张爱萍、王震、秦基伟等老红军的邀约，去汇报采访见闻。一天，他受邀去耿飚家里，还没等他落座，耿飚就急切地问：“找你就想听听那两个人的情况。”
　　看了他的报道，参与乌江战役的老红军寝食难安。“当年，周世昌、庹子清幫我们4团从乌江里捞沉船，砍竹子，找门板，架浮桥，忙了好几天。”
　　再后来，又先后以不同方式重走长征路的罗开富，回京给耿飚汇报“乌江大桥建好了”，耿飚高兴地回应：“你们记者就应该沉下去，多走、多看、多想、多写，向红军学习，不怕吃苦，要有牺牲精神。”
　　在第一次重走长征路中，罗开富算过，一路上，先后大约有2800多名向导、陪同，400多名医护人员帮他完成了这次“壮举”。“我一个人的长征就有这么多人在帮我，回想当年的红军将士，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当中，不就是靠着革命理想信念和百姓的帮助取得胜利的吗？一路走来，越来越感觉自己的渺小、党的伟大、人民的伟大。”
　　罗开富说：“记者不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要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要反映民意。党报记者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
　　“选择亲身体验式踏访，就是要用汗水体会汗水，用寒冷体会寒冷，用饥饿体会饥饿，用病痛体会病痛，用意志体会意志，用激情体会激情，然后把我这个当代人的感受告知当代人，用亲身经历让大家更真切地认识长征，感悟长征精神。”罗开富说，“二万五千里所凝聚的红军长征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寄托着全国人民对党的信赖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