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后期自觉运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费尔巴哈论纲》以及相关著作中的实践哲学观点来分析美的本质等基础理论问题,得出了一些富有启迪性的结论。他区分"物"和"物的形象";通过分析艺术和生产劳动把握世界方式的共通性来强调艺术与生产劳动之间在实践基础上的内在关联;提出美的"意识形态性"等等,这些观点在当时过度扩大反映论的适用范围、无原则地套用反映论以至于完全忽略艺术自身的内在特殊性这一大背景下具有极为难能可贵的先锋性和前瞻性,是在特殊年代试图婉转地坚守艺术内在自律性的一种曲折表达。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观点与学说也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与局限性。主要局限性在于,在哲学层次上,混淆了类主体与个体主体两个层次,导致其所坚持的两条原理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两条原理是:"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朱光潜指出,工农业的"物质生产"和科学艺术的"精神生产"都同样既要根据自然,又要对自然进行加工改造。这样,物质生产劳动与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之间既同根同源,又有着不同的特性。这是朱光潜从马克思的实践论引出的关于艺术规律的一个重要结论,它一方面坚持了美学和艺术学的实践基础,另一方面又不把审美和艺术完全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而是把艺术看成一种"精神生产",实际上也就是精神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