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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逝去的历史渐行渐远，记忆是最珍贵的祭奠。舔舐历史的伤口，超越善恶的批判，将纪实的镜头，再次定格于最惊心动魄的瞬间。本文摘编自《纪事·2007》。
几乎无人不知，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了一本有名的书——《西行漫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埃德加·斯诺其实从未到过延安。他到的是保安，距延安尚有几小时的车程。
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伦。
“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1937年4月21日，北平火车站徐徐开出一趟去往西安的列车。一个年轻的美国女性坐在列车头等车厢里，随身携带着一口硕大的柳条箱。箱子里，装着野外宿营必备的帆布床和睡袋。
这位女士长得美丽动人，格外引人注目。一路上，她时不时地念叨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希望你努力”、“总司令”、“特务员”、“政治思想”、“虱子”、“跳蚤”、“臭虫”……似乎在借学中文来打发旅途的枯燥。
她就是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而那些她一路念叨的中文詞汇，是她为这趟旅行精心挑选的，必须尽快牢记。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这些特殊词汇将派上大用场。
海伦要去的地方是延安。
几个月前，她的丈夫刚刚结束了对红色政权的采访，从保安归来。回家后的两三天里，埃德加一边抽着骆驼牌香烟、喝着麦斯威尔咖啡，一边滔滔不绝地给海伦讲他的陕北见闻，说个没完没了。海伦也很兴奋。在埃德加出发前，她曾坚定地支持他去看一看“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也要去，如果可能的话，我跟你一同去。”现在丈夫满载而归，她将埃德加零乱的笔记读了一遍又一遍，并用打字机将其完整地打了出来，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加注了说明。
海伦几乎无法相信，在中国偏僻闭塞的西北一隅，竟然有这样的新思想、新人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力量建设新文明，开辟新天地。当埃德加要对采访毛泽东的笔记进行整理、删节和改写时，海伦大惊失色，她觉得那是无价之宝，应该是整部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她建议埃德加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所讲的每一个字。最终，埃德加接受了妻子的建议，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埃德加从陕北归来时，带回一顶灰色的旧军帽，上面缀着一颗褪了色的红星。海伦对这顶红军军帽满心喜爱，埃德加慷慨地表示可以送给她，但海伦拒绝了：“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在这一刻，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亲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笔记上记载的事实。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还希望从自己的角度，去搜集更多被丈夫遗漏掉的素材，多采访一些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1937年初，东北军从延安撤离，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搬进了延安城。当海伦得知5月初中国共产党将有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她知道机会来了——将会有很多中共的首脑人物聚集延安。她决定在丈夫的西行之后，再续上一次。
海伦对即将展开的西北之行充满期待。陪她同行的是王福时和黄敬，只是在火车上，他们得装作相互不认识。这更让海伦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还好，火车上有辣子鸡吃，让她感到浑身是胆。
“延安是我的地盘”
从三原、经云阳到达延安，休息了一宿之后，海伦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但一大早，毛泽东和朱德就要来她居住的院子里，欢迎她的到来。
此时，海伦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问题竟是：“我是应该重新涂上唇膏，还是该把残留的唇膏擦掉？”作为一个年轻的西方女性，在交际场合涂唇膏几乎是一种本能，但此时此刻，她也不希望被误认为是与此地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女郎。思量再三的结果是，她什么也没有做。
在回忆录里，海伦这样记述她见到两位革命领袖时的第一印象：“朱德双手插在袖筒里，谦逊地坐在破旧的桌子后面，他的平头上依然戴着帽子。而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星帽，让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
随后的几天里，海伦忙得不可开交，大部分时间用来结识各式各样的人。一次又一次热情的握手，把手都握肿了。
延安的保卫部门为海伦派了一名警卫员。第一次见面，小伙儿敏捷地给海伦行了个军礼，然后红着脸、羞答答地站着。
“你叫什么名字？”海伦选择了自认为说得最好的一句中国话问他。
没想到，小战士说了一句“对不起”，便慌忙夺门而出。两分钟后，他和海伦的翻译一起回来了，翻译说：“你的新警卫让我告诉你，他不懂英语。”那一刻，海伦觉着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严重的伤害。
不过海伦很快意识到，也许不是她的中文发音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红军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地方言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如何解决沟通上的困难，这在海伦看来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她的结论是，红军中人人都用耳朵来学各种方言，但却继续使用自己的方言，中间需要一个“脑译”过程，而大家都很习惯，是因为每个人都揣着一颗真诚的心，彼此交流。
对海伦来说，红军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是值得记录的：“在延安，红军当然没有酒，甚至也没有茶；他们喝白开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有薪水。他们展开小组竞赛和作鉴定，每分钟都以此为享乐。”
海伦还惊讶地发现，红军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闭塞和土气，他们也爱好“摩登”的东西。“每个人都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进了一场争论，论题是：沃特曼牌钢笔好用，还是派克牌好用？
“当他们参加运动或演练时，每个人都愿意穿上适应运动场合的白色运动短裤和鲜红色印有图案的上衣，两边还有条纹。”衣裤上印着的一种胖胖的小动物图案让海伦觉得十分眼熟，似曾相识。
“那个滑稽的小动物是什么？”她问一名战士。
“是米老鼠。”
海伦恍然大悟，那的确是只米老鼠，不过像是一只上了年岁的中年米老鼠。
海伦当年住过的窑洞，据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说，那里离毛主席的窑洞挺近，大概一两百米。
海伦在回忆录里曾不止一次提到那间窑洞：“屋子的一角凹进去一块，算作是卧室了。炕是一个砖砌的高台，我把帆布床放在上面，床腿搁在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里，这对蹦得很高的跳蚤一点阻挡作用也没有，但可以防止蠕动的小虫子爬上来。”
尽管如此，海伦依然热爱延安。她曾饱含深情地写道：“延安城的位置宛如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这座城市以它美丽的容貌而骄傲，雕刻华丽的大理石牌楼横跨狭窄的街道，一座座砖砌的瓦房有围墙相间。”当时的延安还没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完整地保存着宋元古风。
“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海伦在世时不止一次这样说，语气中充满骄傲。
为《西行漫记》补充采访
1937年那个炎热多雨的夏天，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海伦约见了很多人，提出了成千个问题。因为要记录的东西太多，以致她的手患上了永久性痉挛。全部采访结束时，采访笔记多达27本。
按照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鲍世修的统计，除了访问毛泽东，海伦还采访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王震等十多位红军将领。在战事频繁、居无定所的岁月里，红军将领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从容地书写或记录些什么。海伦的采访，恰好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当然，海伦始终没忘自己此番西行的首要任务——帮埃德加做补充采访。朱德总司令是她第一个想采访的人。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外界对红军的了解极少，很多人甚至将“朱毛”当成是一个人。埃德加在保安采访时，朱德率领的红军队伍尚未到达陕北，这部分采访得靠海伦替埃德加补上。
在海伦眼里，“朱总司令是个头发灰白的50岁的老战士，至少有半生岁月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仿佛写下了中国没完没了的内战中的悲惨故事。他的嘴巴老是带着忧愁与严肃的表情，可是，他一笑起来，满脸笑容，令人心醉”。
6月间，海伦托人将14本采访笔记和她拍的20多个照片胶卷从延安带回北平，交给埃德加，正好赶上《西行漫记》的收尾阶段。有关朱德的第一手材料和11张照片及时地补充到书中。这年7月，在日军进犯北平的隆隆炮声中，埃德加完成了书稿，10月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并很快有了名为《西行漫记》的中译本秘密流传。
“所以，《西行漫记》是两个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几乎所有研究《西行漫记》的专家都这么说。
几乎无人不知，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了一本有名的书——《西行漫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埃德加·斯诺其实从未到过延安。他到的是保安，距延安尚有几小时的车程。
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伦。
“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1937年4月21日，北平火车站徐徐开出一趟去往西安的列车。一个年轻的美国女性坐在列车头等车厢里，随身携带着一口硕大的柳条箱。箱子里，装着野外宿营必备的帆布床和睡袋。
这位女士长得美丽动人，格外引人注目。一路上，她时不时地念叨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希望你努力”、“总司令”、“特务员”、“政治思想”、“虱子”、“跳蚤”、“臭虫”……似乎在借学中文来打发旅途的枯燥。
她就是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而那些她一路念叨的中文詞汇，是她为这趟旅行精心挑选的，必须尽快牢记。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这些特殊词汇将派上大用场。
海伦要去的地方是延安。
几个月前，她的丈夫刚刚结束了对红色政权的采访，从保安归来。回家后的两三天里，埃德加一边抽着骆驼牌香烟、喝着麦斯威尔咖啡，一边滔滔不绝地给海伦讲他的陕北见闻，说个没完没了。海伦也很兴奋。在埃德加出发前，她曾坚定地支持他去看一看“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也要去，如果可能的话，我跟你一同去。”现在丈夫满载而归，她将埃德加零乱的笔记读了一遍又一遍，并用打字机将其完整地打了出来，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加注了说明。
海伦几乎无法相信，在中国偏僻闭塞的西北一隅，竟然有这样的新思想、新人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力量建设新文明，开辟新天地。当埃德加要对采访毛泽东的笔记进行整理、删节和改写时，海伦大惊失色，她觉得那是无价之宝，应该是整部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她建议埃德加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所讲的每一个字。最终，埃德加接受了妻子的建议，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埃德加从陕北归来时，带回一顶灰色的旧军帽，上面缀着一颗褪了色的红星。海伦对这顶红军军帽满心喜爱，埃德加慷慨地表示可以送给她，但海伦拒绝了：“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在这一刻，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亲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笔记上记载的事实。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还希望从自己的角度，去搜集更多被丈夫遗漏掉的素材，多采访一些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1937年初，东北军从延安撤离，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搬进了延安城。当海伦得知5月初中国共产党将有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她知道机会来了——将会有很多中共的首脑人物聚集延安。她决定在丈夫的西行之后，再续上一次。
海伦对即将展开的西北之行充满期待。陪她同行的是王福时和黄敬，只是在火车上，他们得装作相互不认识。这更让海伦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还好，火车上有辣子鸡吃，让她感到浑身是胆。
“延安是我的地盘”
从三原、经云阳到达延安，休息了一宿之后，海伦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但一大早，毛泽东和朱德就要来她居住的院子里，欢迎她的到来。
此时，海伦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问题竟是：“我是应该重新涂上唇膏，还是该把残留的唇膏擦掉？”作为一个年轻的西方女性，在交际场合涂唇膏几乎是一种本能，但此时此刻，她也不希望被误认为是与此地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女郎。思量再三的结果是，她什么也没有做。
在回忆录里，海伦这样记述她见到两位革命领袖时的第一印象：“朱德双手插在袖筒里，谦逊地坐在破旧的桌子后面，他的平头上依然戴着帽子。而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星帽，让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
随后的几天里，海伦忙得不可开交，大部分时间用来结识各式各样的人。一次又一次热情的握手，把手都握肿了。
延安的保卫部门为海伦派了一名警卫员。第一次见面，小伙儿敏捷地给海伦行了个军礼，然后红着脸、羞答答地站着。
“你叫什么名字？”海伦选择了自认为说得最好的一句中国话问他。
没想到，小战士说了一句“对不起”，便慌忙夺门而出。两分钟后，他和海伦的翻译一起回来了，翻译说：“你的新警卫让我告诉你，他不懂英语。”那一刻，海伦觉着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严重的伤害。
不过海伦很快意识到，也许不是她的中文发音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红军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地方言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如何解决沟通上的困难，这在海伦看来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她的结论是，红军中人人都用耳朵来学各种方言，但却继续使用自己的方言，中间需要一个“脑译”过程，而大家都很习惯，是因为每个人都揣着一颗真诚的心，彼此交流。
对海伦来说，红军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是值得记录的：“在延安，红军当然没有酒，甚至也没有茶；他们喝白开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有薪水。他们展开小组竞赛和作鉴定，每分钟都以此为享乐。”
海伦还惊讶地发现，红军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闭塞和土气，他们也爱好“摩登”的东西。“每个人都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进了一场争论，论题是：沃特曼牌钢笔好用，还是派克牌好用？
“当他们参加运动或演练时，每个人都愿意穿上适应运动场合的白色运动短裤和鲜红色印有图案的上衣，两边还有条纹。”衣裤上印着的一种胖胖的小动物图案让海伦觉得十分眼熟，似曾相识。
“那个滑稽的小动物是什么？”她问一名战士。
“是米老鼠。”
海伦恍然大悟，那的确是只米老鼠，不过像是一只上了年岁的中年米老鼠。
海伦当年住过的窑洞，据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说，那里离毛主席的窑洞挺近，大概一两百米。
海伦在回忆录里曾不止一次提到那间窑洞：“屋子的一角凹进去一块，算作是卧室了。炕是一个砖砌的高台，我把帆布床放在上面，床腿搁在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里，这对蹦得很高的跳蚤一点阻挡作用也没有，但可以防止蠕动的小虫子爬上来。”
尽管如此，海伦依然热爱延安。她曾饱含深情地写道：“延安城的位置宛如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这座城市以它美丽的容貌而骄傲，雕刻华丽的大理石牌楼横跨狭窄的街道，一座座砖砌的瓦房有围墙相间。”当时的延安还没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完整地保存着宋元古风。
“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海伦在世时不止一次这样说，语气中充满骄傲。
为《西行漫记》补充采访
1937年那个炎热多雨的夏天，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海伦约见了很多人，提出了成千个问题。因为要记录的东西太多，以致她的手患上了永久性痉挛。全部采访结束时，采访笔记多达27本。
按照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鲍世修的统计，除了访问毛泽东，海伦还采访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王震等十多位红军将领。在战事频繁、居无定所的岁月里，红军将领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从容地书写或记录些什么。海伦的采访，恰好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当然，海伦始终没忘自己此番西行的首要任务——帮埃德加做补充采访。朱德总司令是她第一个想采访的人。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外界对红军的了解极少，很多人甚至将“朱毛”当成是一个人。埃德加在保安采访时，朱德率领的红军队伍尚未到达陕北，这部分采访得靠海伦替埃德加补上。
在海伦眼里，“朱总司令是个头发灰白的50岁的老战士，至少有半生岁月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仿佛写下了中国没完没了的内战中的悲惨故事。他的嘴巴老是带着忧愁与严肃的表情，可是，他一笑起来，满脸笑容，令人心醉”。
6月间，海伦托人将14本采访笔记和她拍的20多个照片胶卷从延安带回北平，交给埃德加，正好赶上《西行漫记》的收尾阶段。有关朱德的第一手材料和11张照片及时地补充到书中。这年7月，在日军进犯北平的隆隆炮声中，埃德加完成了书稿，10月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并很快有了名为《西行漫记》的中译本秘密流传。
“所以，《西行漫记》是两个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几乎所有研究《西行漫记》的专家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