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动乱，幼儿教育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从中央到地方，幼儿教育处于无政府状态，不少幼儿园被迫停办，幼儿教育秩序混乱，莫衷一是。
　　1978年，教育部得以恢复，在普教司内设立了幼教处。在进行大量的调研工作后，于1979年初召开了部分省市幼儿教育会议，商议制订了《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使城市幼儿园工作逐渐走上轨道。为了进一步指导幼儿园教育工作，1980年，教育部在大连召开了全国各级各类经验丰富的幼教工作者会议，会上大家总结了建国三十年幼儿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讨论通过了《幼儿园教育纲要》初稿，之后将初稿发至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经过三下三上，广泛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完善，于1982年制订颁发《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
　　与此同时，教育部委托上海市教委组织编写幼儿园教材，上海市教委以上海幼儿师范学校为据点，召集上海市富有经验的幼儿园教师、幼儿师范教师、区县幼教干部分科编写幼儿园教材。教育部对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是要面向城乡，符合各年龄班幼儿发展的需求，教材要广泛充实，便于教师选择。初稿写成后，教育部幼教处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幼教编辑室的三人前往上海审稿提出修改意见。1982年秋，在北京召集全国优秀幼儿园教师、幼儿师范教师、师范大学学前专业教师对各科教材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由教育部幼教处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幼教编辑室共同审改定稿，于1984年出版发行，计有体育、语言、认识社会与自然、计算、音乐（小中大班各一本）、美术、游戏，七种九本。同时。教育部还委托上海教育出版社为语言、认识社会与自然编绘各年龄班所需教学挂图。为了推广普通话，还邀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各年龄班语言教材中故事和诗歌的磁带在全国发行。后来上海美术电影制品厂还根据幼儿发展成长的需要，创作了一部十集的动画片《皮皮的故事》。
　　为了推动《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与幼儿园教材的实施，1984年暑假，我组织了上海、南京、天津五位优秀教师赴山东七个县市培训农村幼儿教师50天。每到一个县，我们首先参观当地的幼儿园，了解教师的水平与需求。县教育局召集全县幼儿教师及乡镇村管理干部到县里，白天在县电影院里讲大课，晚上分科分组在学校上小课，课后在小学操场，借着路灯和月光教她们学习教材中的幼儿体操、体育游戏、舞蹈和律动。参加学习的教师都很年轻，但学习都很刻苦，其中既有即将临产的，也有刚分娩正在哺乳的。电影院里座位坐满了，教师们就搬个小板凳或砖头坐在行人道上，台上台下坐得满满的。有的教师为了集中精力听课，带着尿布，免得上厕所。她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令人十分感动，也鞭策我们努力办好培训班。各科教育纲要及教材由五位教师讲授，我和她们一起备课。我们和学员都住在小学的教室里，便于随时解决她们的困难。她们的录音机坏了，也拿来让我修理，真把我当成“万能博士”。上完课后，我们六人分别在镇上幼儿园小、中、大带班，让学员见习。县、乡镇、村干部看到他们的孩子在我们带班的情况下个个表现得聪明、活泼、积极、快活，与以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深感提高幼儿教师水平的重要。最后，由我总结讲述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讲述内容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和培训过程中所看到的问题，我概括为五句话：一心：一心为党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二为：为幼儿服务，为家长服务。三全：面向全体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全心全意为幼儿教育服务，四主：在各科教育活动中，以教师为主导，幼儿为主体，游戏为主要活动。各种活动要充分发挥幼儿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五要五不要：一要热爱孩子，尊重孩子，把孩子当成学习的主人。不要把孩子当成木头人，进行填鸭式教育，严禁体罚或变相体罚，损伤孩子的身心健康。二要对孩子进行全面发展教育，使幼儿身心健康，习惯（生活卫生习惯、品德行为习惯、学习习惯）良好，兴趣广泛，活泼快乐。不要重智轻体、德、美，重上课轻游戏及其他日常活动，防止小学化。三要充分利用广大农村优美的自然条件，户外活动每天要保证至少不少于两小时，让孩子充分接受阳光和新鲜空气，不要把孩子整天关在室内，影响他们健康成长。四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有利于孩子发展上，不要浪费资金搞形式，摆花架子，无益于孩子身心发展。五要与家长互相配合，共同教育好孩子。不要把家长当对立面。指责家长和孩子。
　　在办培训班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几位教师接受能力强，为了巩固提高她们的业务水平，我们选拔了六位教师，将五位初中毕业的送到天津市教育部门办的幼儿园实习三个月。一位高中毕业的经过考试送到南京师范学院学前专业大专班学习两年。学成后她们都成为当地幼儿教育的骨干，教学水平有很大提高。次年，全国妇联在该地区召开农村幼教现场会，与会者惊赞她们带班的水平与大城市的幼儿教师不相上下。全国评选幼儿教育先进县时，山东省有两个县被选上，就是经过我们培训的。
　　198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一个资助我国学前教育的项目，经过多方考察，选定南京师范学院学前专业，儿基会派来一位英国学者杜娅博士，我方则由南京师范学院赵寄石教授和我参加谈判。通过谈话了解情况双方达成共识，签订了资助南京师范学院学前专业项目。该项目除了援助教学设备外，还派出代表团到国外考察以及先后派遣九位中青年教师赴美英学习和进修。学成回国的教师为幼儿教育改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了学习国外的幼教经验，我很想让幼儿园教师也能出国学习。1985年夏，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美国卡特基金会的董事长和执行主席来教育部考察他们资助特殊教育教师赴美学习项目的情况，司长要我也出席接待。会议休息时间，我用英语与董事长交谈，她一听我会说英语就很有好感，并问我在哪里学的。我告诉她在我上中学大学期间，教授英语和音乐的教师都是美国人，她听了很高兴。我便趁机问她基金会能否也资助幼儿园教师赴美学习，她当即同意并让我会后和执行主席商议学员考试选拔事宜，时间仅一周，非常急迫。我立即联系了幼儿教师水平较高的几个省（市）教委，请他们立即选拔有一定英语水平的教师来北京参加考试。考试主考官就是执行主席先生和我。经过口试当场选定四人，在北京培训一年外语，第二年就赴美学习去了，后来又选拔了三人赴美学习。 　　为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学习，1980年春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由全国妇联牵头组织的来自了卫生部、教育部、儿童心理研究所、妇联共七人的儿童工作考察团赴美考察三周。团长是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同志，她是卫生部妇幼司司长。这样，美方提高了接待规格，派了学者、社会工作者、翻译四人全程陪同，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政府官员接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卡特总统夫人罗沙琳，卡特在白宫接见了我们。在丹佛，市长夫人举行了较大规模的茶宴，我还接受了《丹佛邮报》记者的采访。
　　1981年，由儿基会资助全国妇联牵头组织十位儿童工作者访问日本和加拿大。在访问日本爱知县名古屋时，爱知县知事及夫人接见了我们。接见前日方告知知事喜欢中国的书法，要我们在书板上题字赠送知事，这一下全团女将挨个写字挑选，结果落在我头上。日式毛笔是用软塑料制成，写起字来，感觉完全不同于中国毛笔，我奉命只得先在纸上反复练习，找到感觉了才在两块纸板上题写“中日友好万古长青”“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世代相传”赠送给了知事。
　　1983年秋，北京师大卢乐山教授和我与教育部一位法语翻译应比利时政府邀请赴比利时考察学前教育。在访问世界著名教育家德克乐利创办的一所名校后，校长提出要我们回国以后用中文写一篇观后感寄给他们，放在学校展览馆保存纪念。回国以后我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了一篇观后感给他们寄去了。
　　1985年秋，澳大利亚早期儿童发展教育学会在布里斯班举办年会，教育部派南京师大赵寄石教授和我参加。会后，世界前教育组织亚太地区分会召开会议，邀请我在会上发言，我用英语介绍了我国幼儿教育发展概况。澳大利亚朋友听到我国注册入园幼儿有1600万，会后她们对我说：“澳大利亚人口也是1600万，你相当我们国家总理的位置。”真让我受宠若惊，同时也意识到肩上责任的重大。
　　“文革”以后，幼儿教育的管理体制一直存在着多头领导，影响幼儿园的工作。为了理顺管理体制，加强幼儿教育的领导，1987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幼儿教育工作会议，邀请国家计委、财政部、卫生部、全国妇联领导参加。会后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全国幼儿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重申幼儿教育为普通教育的基础，同属地方教育事业，由各地教育部门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取消托幼办，在教育部门内建立幼儿教育机构，财政部应单列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经费直拨地方。对卫生部、妇联等部门职责也有相关规定。会后从中央教育部到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及区县教育部门都有了幼儿教育行政机构式专职干部，负责领导管理本地的幼儿教育。
　　198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划出版一本有关世界学前教育现状及发展趋势的书，向儿童发展中心约稿，发展中心邀请幼儿教育研究会和卫生部有关人员各写一篇。1990年夏，卫生部的文章写好了，可幼教研究会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写这篇文章。此时我已退休两年，最后研究会与幼教处磋商，还是由我来执笔。可是离交稿的时间仅有一个来月，时间紧迫。考虑再三为了不违约，我只得应承下来。我立即着手调研，搜集资料，加班加点，日以继夜地工作，终于用了三周的时间完成了近两万字的文稿。我请教育部已退休的一位一流翻译译成英语，提前完成了任务。后由儿童发展中心的一位大夫带着卫生部的文章和我写的《中国幼儿教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一文，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审稿研讨会，我写的文章顺利通过，只需稍加补充。最后各国的文章都汇集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早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由一位资深教授审定，于1991年出版。
　　经过十年的艰辛工作，全国幼儿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幼儿园教育工作基本恢复了正常秩序。教育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也为以后幼教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