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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远方
从诗文中看，陶渊明在从事农耕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觉得自己多么伟大和崇高，只是高兴和愉快而已。他这样做，妻子儿女和朋友或许还会感到惋惜，因为他们并不一定理解和赞同。在一般人看来，一个人从官位转向平民生活肯定有些难言的苦恼，这必然是被动而不会是主动的。而陶渊明在记载中明明白白是主动辞官的，但是人们会认为他有说不出的苦闷，也就是说仍然是一种被动。这样说也可以，不过“苦闷”这个词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厌烦和轻视，还有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算不算“苦闷”？
在中国的文化里，什么都可以丢弃，唯有官职不可以。这是珍宝中的珍宝，前提中的前提，标准中的标准，失去了它就意味着失去了全部，再也无从谈起。这种文化就这一点来说是一种中蛊的魔怔的文化，既无法理喻也无可救药，是整个民族背负的沉疴。人们认为像陶渊明这样一定会很失落，他自己一时昏聩，也害了全家。
是的，一个人要服从个人理念，完成个人的信念和追求，常常要牺牲与他共同生活的一大拨人的利益，甚至让人觉得有点不近情理、自私。做出这种决定的人自己也是痛苦的，其痛苦并不亚于一场蜕变的挣扎。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被后人强调得太多，所以也就放大了。因为这句话说得那么坚毅、解气，算是掷地有声。我们后来人在陶渊明这次痛快的发泄面前，会有同样的快感。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一个人做出如此酣畅淋漓、斩钉截铁的社会宣示，背后肯定隐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陶渊明经历了许多曲折，29岁踏上仕途，时间很短便返回，然后再接再厉尝试到中年。这种经历前后重复了四次，显现出曲折和蜿蜒的痕迹。最后一次的末尾才有那句痛快的宣示，但下半句的“向乡里小儿”常常被人省略了。因为这样讲就更简单，更直观，更通俗好解也更有力。但是“向乡里小儿”该怎么解释？如果将这句话做前后统一观，可知这里的“乡里小儿”是指那些简陋粗鄙的人，是没有基本文明和道德水准的官场人物，比如当时来彭泽巡视的那位督邮。就为了“五斗米”与这些“小儿”为伍，太不值了。
陶渊明内心深处有知识分子的清高、细腻和洁净，他在文明和文化方面见过大世面，尽管忙碌在日常生活中，纠缠周旋于那些粗鄙的功利主义者当中，但生命底色和素质与他们差异太大了。完整地理解那句宣示，弄清它的起因与后果是非常重要的。在诗人的心中，有必要拿来时时对比日常庸俗、繁琐纠缠的官场的，就是记忆中不能泯灭的那片灿烂的原野，那份流连其中的自由与舒畅了。这些既有儿时记忆，也有生命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的一些元素。只要这些元素还在血液里流动，他羁绊于官场就永远不会安宁，永远要被一个自由的声音隐隐地呼唤，最后也必定要迎着这声音走去，走向自己的远方。
—杆老枪
陶渊明辞官前因為要守住这“五斗米”，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委屈个人的天性和兴趣去做事，先是令人沮丧，进而就是愤怒。这种扭曲感和压抑感不只是陶渊明，所有人都可能程度不同地体验过，都不愿忍受。但我们每个人忍受的时间、愤怒的强度，以及最终怎样去应对，会是千差万别的。
放弃这“五斗米”的结局会怎样，大概诗人当时也无法预料。因为他的祖上毕竟有不算太薄的遗产，出过晋室屈指可数的权势人物曾祖父、名士外祖父以及做过太守的祖父，这样一个家族虽不能说是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但总还算乡间的富裕之家。他到了晚年竟然是去要饭，被饿死，相信这连诗人自己都没有想到。一切的后果比原来预料的要严重许多倍，这就是人生的严酷本色。
不过陶渊明乞食时并没有悔意，可见他觉得要饭也还不是最坏的，总比忍受官场的屈辱要好许多。因为他讨要食物，却并不需要听命于施舍者去做违心的事，甚至不需要去回报施舍者，不需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完成一系列极不情愿或讨厌的动作，既不受其差遣，也就不受其“役”。从这里对比一下，讨来的糊口之物比官场分配的俸禄使人更有一些尊严。要维持个人的生命就要吃饭，但是向谁讨要食物却是一个关键问题：是向野蛮武力维持强权的官府，还是向普通老百姓，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差别吗？陶渊明显然是明白这一点的。
王弘、檀道济都给陶渊明送过酒，他们都是官场人物，不同的是前一个他接受了，后一个他拒绝了。想象中可能王弘在气息上让陶渊明更能接受。此外还有一个接受的时间、地点和现场气氛问题。如果刺史檀道济送他“粱肉”是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说了不得当的话，或者恰巧碰上陶渊明正在非常激烈的心理状态之下，比如发着脾气，那么拒绝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同样是食物，要看谁给、怎么给、在什么时候给。这要看陶渊明的尊严所能够承受的范围。陶渊明的晚年是极其绝望、悲伤和愤怒的，所以这种来自官方的施舍可能会极大地刺激他。
从“久在樊笼里”的苦闷到“采菊东篱下”的闲适，这中间经过了多少挣脱和张望，包含了一次次决心，直到最后的冲决。这是走向自由、找回个人尊严的过程。两种生活方式反差太大了，在这里，对一种理想境遇的向往和对另一种压抑的厌恶是成正比的，越是爱这闲适和自由，越是不能忍受折腰的屈辱。
如果“粱肉”和尊严不可兼得，也只有舍粱肉而取尊严了。
这时候的陶渊明当然是相当冲动的，即所谓的不够理智。但这样的时刻也许只有这样了，因为人总有“不理智”的时候，因为人一般来说总是太“理智”了。让我们理解诗人的“不理智”，痛惜他同时也宽容他吧。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看起来平淡恬然，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可能并不如此。这只是我们从他留给后人的最明亮动人的那些文字中感受的，以至于永难忘怀。但是只要深入理解诗人本身，弄清一些生活细节，就会改变许多既成的看法。
诗人不但不是完全淡然的人，反而直接就像是一杆老枪。这杆老枪随着岁月的增加，无数事件的积累和叠加，正在一点一点充填火药。而到了檀道济赠他“粱肉”的时候，这杆老枪的火药也填完了，于是他就扣响了扳机。
有时候一个人内心充满了矛盾冲突，会让人感受到其中的不可调和。我们津津乐道的这个“采菊”人，这个双腿叠放卧于北窗下的“羲皇上人”，是绝对不会激烈如此、危险如此的，他该是一个笑吟吟的、最好接近的人，怎么可以像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筒一样？
这一切也只有回到文本中去感受了。如果我们像诗人一样挣扎了六十年；如果我们也躺在那儿忍受和等待；如果我们也忍饥受冻，睁大一双午夜不眠的焦干的眼睛，那么就会相信他真的有可能变成一杆老枪的。
（如夏摘自中华书局《陶渊明的遗产》）
从诗文中看，陶渊明在从事农耕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觉得自己多么伟大和崇高，只是高兴和愉快而已。他这样做，妻子儿女和朋友或许还会感到惋惜，因为他们并不一定理解和赞同。在一般人看来，一个人从官位转向平民生活肯定有些难言的苦恼，这必然是被动而不会是主动的。而陶渊明在记载中明明白白是主动辞官的，但是人们会认为他有说不出的苦闷，也就是说仍然是一种被动。这样说也可以，不过“苦闷”这个词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厌烦和轻视，还有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算不算“苦闷”？
在中国的文化里，什么都可以丢弃，唯有官职不可以。这是珍宝中的珍宝，前提中的前提，标准中的标准，失去了它就意味着失去了全部，再也无从谈起。这种文化就这一点来说是一种中蛊的魔怔的文化，既无法理喻也无可救药，是整个民族背负的沉疴。人们认为像陶渊明这样一定会很失落，他自己一时昏聩，也害了全家。
是的，一个人要服从个人理念，完成个人的信念和追求，常常要牺牲与他共同生活的一大拨人的利益，甚至让人觉得有点不近情理、自私。做出这种决定的人自己也是痛苦的，其痛苦并不亚于一场蜕变的挣扎。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被后人强调得太多，所以也就放大了。因为这句话说得那么坚毅、解气，算是掷地有声。我们后来人在陶渊明这次痛快的发泄面前，会有同样的快感。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一个人做出如此酣畅淋漓、斩钉截铁的社会宣示，背后肯定隐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陶渊明经历了许多曲折，29岁踏上仕途，时间很短便返回，然后再接再厉尝试到中年。这种经历前后重复了四次，显现出曲折和蜿蜒的痕迹。最后一次的末尾才有那句痛快的宣示，但下半句的“向乡里小儿”常常被人省略了。因为这样讲就更简单，更直观，更通俗好解也更有力。但是“向乡里小儿”该怎么解释？如果将这句话做前后统一观，可知这里的“乡里小儿”是指那些简陋粗鄙的人，是没有基本文明和道德水准的官场人物，比如当时来彭泽巡视的那位督邮。就为了“五斗米”与这些“小儿”为伍，太不值了。
陶渊明内心深处有知识分子的清高、细腻和洁净，他在文明和文化方面见过大世面，尽管忙碌在日常生活中，纠缠周旋于那些粗鄙的功利主义者当中，但生命底色和素质与他们差异太大了。完整地理解那句宣示，弄清它的起因与后果是非常重要的。在诗人的心中，有必要拿来时时对比日常庸俗、繁琐纠缠的官场的，就是记忆中不能泯灭的那片灿烂的原野，那份流连其中的自由与舒畅了。这些既有儿时记忆，也有生命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的一些元素。只要这些元素还在血液里流动，他羁绊于官场就永远不会安宁，永远要被一个自由的声音隐隐地呼唤，最后也必定要迎着这声音走去，走向自己的远方。
—杆老枪
陶渊明辞官前因為要守住这“五斗米”，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委屈个人的天性和兴趣去做事，先是令人沮丧，进而就是愤怒。这种扭曲感和压抑感不只是陶渊明，所有人都可能程度不同地体验过，都不愿忍受。但我们每个人忍受的时间、愤怒的强度，以及最终怎样去应对，会是千差万别的。
放弃这“五斗米”的结局会怎样，大概诗人当时也无法预料。因为他的祖上毕竟有不算太薄的遗产，出过晋室屈指可数的权势人物曾祖父、名士外祖父以及做过太守的祖父，这样一个家族虽不能说是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但总还算乡间的富裕之家。他到了晚年竟然是去要饭，被饿死，相信这连诗人自己都没有想到。一切的后果比原来预料的要严重许多倍，这就是人生的严酷本色。
不过陶渊明乞食时并没有悔意，可见他觉得要饭也还不是最坏的，总比忍受官场的屈辱要好许多。因为他讨要食物，却并不需要听命于施舍者去做违心的事，甚至不需要去回报施舍者，不需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完成一系列极不情愿或讨厌的动作，既不受其差遣，也就不受其“役”。从这里对比一下，讨来的糊口之物比官场分配的俸禄使人更有一些尊严。要维持个人的生命就要吃饭，但是向谁讨要食物却是一个关键问题：是向野蛮武力维持强权的官府，还是向普通老百姓，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差别吗？陶渊明显然是明白这一点的。
王弘、檀道济都给陶渊明送过酒，他们都是官场人物，不同的是前一个他接受了，后一个他拒绝了。想象中可能王弘在气息上让陶渊明更能接受。此外还有一个接受的时间、地点和现场气氛问题。如果刺史檀道济送他“粱肉”是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说了不得当的话，或者恰巧碰上陶渊明正在非常激烈的心理状态之下，比如发着脾气，那么拒绝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同样是食物，要看谁给、怎么给、在什么时候给。这要看陶渊明的尊严所能够承受的范围。陶渊明的晚年是极其绝望、悲伤和愤怒的，所以这种来自官方的施舍可能会极大地刺激他。
从“久在樊笼里”的苦闷到“采菊东篱下”的闲适，这中间经过了多少挣脱和张望，包含了一次次决心，直到最后的冲决。这是走向自由、找回个人尊严的过程。两种生活方式反差太大了，在这里，对一种理想境遇的向往和对另一种压抑的厌恶是成正比的，越是爱这闲适和自由，越是不能忍受折腰的屈辱。
如果“粱肉”和尊严不可兼得，也只有舍粱肉而取尊严了。
这时候的陶渊明当然是相当冲动的，即所谓的不够理智。但这样的时刻也许只有这样了，因为人总有“不理智”的时候，因为人一般来说总是太“理智”了。让我们理解诗人的“不理智”，痛惜他同时也宽容他吧。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看起来平淡恬然，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可能并不如此。这只是我们从他留给后人的最明亮动人的那些文字中感受的，以至于永难忘怀。但是只要深入理解诗人本身，弄清一些生活细节，就会改变许多既成的看法。
诗人不但不是完全淡然的人，反而直接就像是一杆老枪。这杆老枪随着岁月的增加，无数事件的积累和叠加，正在一点一点充填火药。而到了檀道济赠他“粱肉”的时候，这杆老枪的火药也填完了，于是他就扣响了扳机。
有时候一个人内心充满了矛盾冲突，会让人感受到其中的不可调和。我们津津乐道的这个“采菊”人，这个双腿叠放卧于北窗下的“羲皇上人”，是绝对不会激烈如此、危险如此的，他该是一个笑吟吟的、最好接近的人，怎么可以像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筒一样？
这一切也只有回到文本中去感受了。如果我们像诗人一样挣扎了六十年；如果我们也躺在那儿忍受和等待；如果我们也忍饥受冻，睁大一双午夜不眠的焦干的眼睛，那么就会相信他真的有可能变成一杆老枪的。
（如夏摘自中华书局《陶渊明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