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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阳明思想与世界文化建设”为主题的2016天一阁论坛于12月3日至5日在宁波举行。2016年是宁波的东亚文化之都活动年，也是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建成450周年。此次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宁波市人民政府联合打造的文化类大型国际论坛。100多名中外学者齐聚宁波，畅谈阳明心学的时代价值。
阳明心学是我国古代（明中叶）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新性的学派，既有对传统理学的继承，更有对理学的批判与扬弃，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阳明心学的哲学架构有三：良知学说的内涵与外延、知行合一的时代价值、致良知的深远意义。“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其内涵代表着阳明心学的意义与价值。阳明心学与之前的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思想流派。程朱理学强调“先知后行”，其把“知”理解为“认知”，也就是说行为是认知的结果，“知”在先，“行”在后，从思辨的过程着眼，也有一定道理。阳明心学中的“知”，是“良知”“心知”，是指人的精神境界与思想品位，“知行合一”是说人的思想高度决定着人的实践作为，人的思想品质与人的实际行为必然是一致的，因此，只有提升主体的精神品质，才会使人的行为高尚免俗，不会出现道德上的毛病。倡导“知行合一”，就是倡导思想与精神的自我修养，做一个思想高尚的人，才会有行动上的高尚表现。从这个角度看，“知行合一”与培育社会主义价值观大有关系。要建立和谐社会、诚信社会与法治国家，其前提就是要大力提升人的思想与精神素质，而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无疑可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的精神元素。
本刊摘录了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江西历史学会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方志远，南京艺术学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孔庆茂等4位专家学者的观点，通过他们对阳明理论的体认展示王阳明丰富多彩的理性世界，探索思考阳明思想对于当下的意义。
方志远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江西历史学会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浙东王门、钱德洪邀江西吉水学者罗洪先一道编纂《传习录》的时候，罗洪先心师阳明，因为没有投入门下，不敢称之为弟子。今天，我亦如此，希望效仿先贤，谈谈我作为一个私淑弟子心目中的王阳明。
王阳明是中国唯一一个从小就说要当圣人，而且最后真正成为圣人的人，也是唯一一位曾经混迹于三教九流而最终从祭孔庙的人。和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王阳明从闻名于世开始，就一直毁誉参半，是由异端修成正果。
王阳明的一生共有三个阶段：
第一，龙场悟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很多人认为这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所得到的结果，其实这是王阳明从12岁想要做圣人，到15岁上破敌之策，二十多年的经历，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成就了他的悟道。可以说是妙手偶得，又是千锤百炼。
第二個阶段，在江西倡导“致良知”。此为阳明一生学术与事功相互激发，于百姓千难中悟出圣人之道的道，也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和真谛。他的学生讲，王阳明先生晚年专说“致良知”。
第三个阶段，在绍兴赋闲讲学，强调“凡夫俗子”的学说，教化大众“心中有良知，满街皆圣人”。此为阳明寻求圣人之道的初心，也是中国历代圣贤的宗旨。良知并不是某一个学者，也不是王阳明和他的弟子所独享的，良知要推向社会，推向普通民众、有钱者、有权者，社会一切阶层。用现在的话来说，要推向世界。人人心中有良知，满街都可能成为圣人，这就是王阳明成圣之道最终的宗旨。
接下来谈一下对知行合一的认识。在我看来，知行合一的“知”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事物的认识，第二个层面是强调“良知”。如果丧失道德，知行合一就失去了灵魂。
总一句话，传统文化、世界文化皆为我用是为大道。
孔庆茂
（南京艺术学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
王阳明心学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学术思潮有特别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王学强调人的主体性，高扬个人主义精神，特别是明末左派王学的崛起，更进一步摆脱传统专制的束缚，解放思想，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造成了晚明文化艺术的复兴。虽然明代的学术思潮还存在不少弊端，缺少清代学术的严谨认真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却体现出更加丰富多样、更有主动性主体性的面貌。王学对于当今学术主体精神的建立、学术思想上的知行合一、学术个性的张扬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王学的弊端及负面影响也要认真地反思清理，才能形成有时代特色的当代学术的精神。
陈 畅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儒学与古典学评论》辑刊主编之一）
提到文明建设，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知识建构。我想从“阳明学的道问学开展途径”的角度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儒家传统上有“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提法。现代学术界多用“尊德性”来概括阳明学的特质。例如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把阳明良知学确定为儒家“尊德性”的最高阶段，与朱子学“道问学”的特质截然异趣。事实上，阳明良知学体系中也有“道问学”的开展途径。明代阳明学的兴起，代表着宋明理学实现从重知识规范到重主体修养的转向。这种转向在源头上是针对朱子学注重知识规范而导致的支离流弊。但是，阳明学对主体修养的注重并不意味着轻视和忽略知识规范，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囊括和扩展之。阳明学派思想家刘宗周、黄宗羲，甚至浙东史学大家章学诚等人所建构的思想体系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展开的，因此成为阳明学道问学开展途径的主要代表。
朱友君
（宁波市滨海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研基地副主任）
随着世界文明的良性发展，阳明心学越来越具有国际性的影响趋势。王阳明（1472—1529）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两位思想家是同时代人，都重视主体作用，阳明心学对朱子理学的改造与马丁·路德对西方基督教神学的改造，一样具有贯穿衍变的相似价值。其中，两位哲人对后世不同政治体系下的“法制”思想形成，也起到积极作用。在立法，王阳明提出“宜从夷俗，仍立土官”，“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非惟以乱民而已矣”，强调考虑时代和地域社会的差异性，制定法律 “犹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用舟航”，遵循守法民众的认知和行为习俗。或者在执法，坚持“情法交申”、类别相待，坚持“从轻定议则例，仍严加稽考，务使税课所入，随多寡以为数，而不以多取为能”等。这些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王阳明一生为政为将的实践致知，也伴随着其“心学”的成熟历程。由此，对于目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做好个人的修身养性，心学思想中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即知即行”等理念就愈发显现出时代需求的新元素，值得我们再次有效借鉴和深入学习。
以“阳明思想与世界文化建设”为主题的2016天一阁论坛于12月3日至5日在宁波举行。2016年是宁波的东亚文化之都活动年，也是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建成450周年。此次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宁波市人民政府联合打造的文化类大型国际论坛。100多名中外学者齐聚宁波，畅谈阳明心学的时代价值。
阳明心学是我国古代（明中叶）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新性的学派，既有对传统理学的继承，更有对理学的批判与扬弃，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阳明心学的哲学架构有三：良知学说的内涵与外延、知行合一的时代价值、致良知的深远意义。“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其内涵代表着阳明心学的意义与价值。阳明心学与之前的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思想流派。程朱理学强调“先知后行”，其把“知”理解为“认知”，也就是说行为是认知的结果，“知”在先，“行”在后，从思辨的过程着眼，也有一定道理。阳明心学中的“知”，是“良知”“心知”，是指人的精神境界与思想品位，“知行合一”是说人的思想高度决定着人的实践作为，人的思想品质与人的实际行为必然是一致的，因此，只有提升主体的精神品质，才会使人的行为高尚免俗，不会出现道德上的毛病。倡导“知行合一”，就是倡导思想与精神的自我修养，做一个思想高尚的人，才会有行动上的高尚表现。从这个角度看，“知行合一”与培育社会主义价值观大有关系。要建立和谐社会、诚信社会与法治国家，其前提就是要大力提升人的思想与精神素质，而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无疑可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的精神元素。
本刊摘录了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江西历史学会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方志远，南京艺术学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孔庆茂等4位专家学者的观点，通过他们对阳明理论的体认展示王阳明丰富多彩的理性世界，探索思考阳明思想对于当下的意义。
方志远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江西历史学会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浙东王门、钱德洪邀江西吉水学者罗洪先一道编纂《传习录》的时候，罗洪先心师阳明，因为没有投入门下，不敢称之为弟子。今天，我亦如此，希望效仿先贤，谈谈我作为一个私淑弟子心目中的王阳明。
王阳明是中国唯一一个从小就说要当圣人，而且最后真正成为圣人的人，也是唯一一位曾经混迹于三教九流而最终从祭孔庙的人。和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王阳明从闻名于世开始，就一直毁誉参半，是由异端修成正果。
王阳明的一生共有三个阶段：
第一，龙场悟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很多人认为这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所得到的结果，其实这是王阳明从12岁想要做圣人，到15岁上破敌之策，二十多年的经历，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成就了他的悟道。可以说是妙手偶得，又是千锤百炼。
第二個阶段，在江西倡导“致良知”。此为阳明一生学术与事功相互激发，于百姓千难中悟出圣人之道的道，也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和真谛。他的学生讲，王阳明先生晚年专说“致良知”。
第三个阶段，在绍兴赋闲讲学，强调“凡夫俗子”的学说，教化大众“心中有良知，满街皆圣人”。此为阳明寻求圣人之道的初心，也是中国历代圣贤的宗旨。良知并不是某一个学者，也不是王阳明和他的弟子所独享的，良知要推向社会，推向普通民众、有钱者、有权者，社会一切阶层。用现在的话来说，要推向世界。人人心中有良知，满街都可能成为圣人，这就是王阳明成圣之道最终的宗旨。
接下来谈一下对知行合一的认识。在我看来，知行合一的“知”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事物的认识，第二个层面是强调“良知”。如果丧失道德，知行合一就失去了灵魂。
总一句话，传统文化、世界文化皆为我用是为大道。
孔庆茂
（南京艺术学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
王阳明心学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学术思潮有特别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王学强调人的主体性，高扬个人主义精神，特别是明末左派王学的崛起，更进一步摆脱传统专制的束缚，解放思想，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造成了晚明文化艺术的复兴。虽然明代的学术思潮还存在不少弊端，缺少清代学术的严谨认真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却体现出更加丰富多样、更有主动性主体性的面貌。王学对于当今学术主体精神的建立、学术思想上的知行合一、学术个性的张扬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王学的弊端及负面影响也要认真地反思清理，才能形成有时代特色的当代学术的精神。
陈 畅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儒学与古典学评论》辑刊主编之一）
提到文明建设，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知识建构。我想从“阳明学的道问学开展途径”的角度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儒家传统上有“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提法。现代学术界多用“尊德性”来概括阳明学的特质。例如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把阳明良知学确定为儒家“尊德性”的最高阶段，与朱子学“道问学”的特质截然异趣。事实上，阳明良知学体系中也有“道问学”的开展途径。明代阳明学的兴起，代表着宋明理学实现从重知识规范到重主体修养的转向。这种转向在源头上是针对朱子学注重知识规范而导致的支离流弊。但是，阳明学对主体修养的注重并不意味着轻视和忽略知识规范，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囊括和扩展之。阳明学派思想家刘宗周、黄宗羲，甚至浙东史学大家章学诚等人所建构的思想体系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展开的，因此成为阳明学道问学开展途径的主要代表。
朱友君
（宁波市滨海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研基地副主任）
随着世界文明的良性发展，阳明心学越来越具有国际性的影响趋势。王阳明（1472—1529）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两位思想家是同时代人，都重视主体作用，阳明心学对朱子理学的改造与马丁·路德对西方基督教神学的改造，一样具有贯穿衍变的相似价值。其中，两位哲人对后世不同政治体系下的“法制”思想形成，也起到积极作用。在立法，王阳明提出“宜从夷俗，仍立土官”，“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非惟以乱民而已矣”，强调考虑时代和地域社会的差异性，制定法律 “犹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用舟航”，遵循守法民众的认知和行为习俗。或者在执法，坚持“情法交申”、类别相待，坚持“从轻定议则例，仍严加稽考，务使税课所入，随多寡以为数，而不以多取为能”等。这些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王阳明一生为政为将的实践致知，也伴随着其“心学”的成熟历程。由此，对于目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做好个人的修身养性，心学思想中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即知即行”等理念就愈发显现出时代需求的新元素，值得我们再次有效借鉴和深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