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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里空”是前苏联文学剧本《前线》中的一个角色——前线特派记者。“客里空”原文意为“好吹嘘的人”。在剧本里,作者用讽刺的笔法,刻画了客里空不上前线,不深入部队,不亲临现场,每天呆在前线总指挥部里,信口开河、弄虚作假,“创造”新闻。一九四四年,《前线》先后在解放区演出,延安《解放日报》在一篇评《前线》的社论中,批判了客里空,要大家引以为戒。当时,在党的新闻工作者当中展开了反对“客里空”的热烈讨论。后来,“客里空”就成了弄虚作假的恶劣文风的代名词,也成为了造假新闻人的代名词。
六十多年过去了,但“客里空”并没有死亡,在我们新闻队伍中还存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也还时不时地露头。“西安市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金庸去世”、“‘偷菜’游戏或被取消”、“中国作协作家团入住总统套房”。这些流传甚广的假新闻,就是“客里空”们2010年的代表作。近年来,虚假报道还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是由小报小刊向党报媒体蔓延;二是由“虚假新闻重灾区”文化娱乐新闻向经济政治报道领域扩张;三是通过互联网的放大,虚假报道对媒体公信力伤害的程度进一步加大;四是由单一的炮制虚假新闻向捕风捉影的疑似新闻、文题不符的标题造假、夸大其词的失实报道、违反常识的误导报道等方式不断延伸。这些虚假报道尽管是个案,但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严重损害了新闻队伍的形象,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目前,全国新闻界正在开展“杜绝虚假报道、增强社会责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活动,是对社会各界“新闻打假”呼声的积极回应,是一种见微知著、防患未然的自觉行动,是及时的必要的,不是小题大做、小病大治。
当前,要切实开展好专项活动,使活动取得实效。首先就要认清虚假报道产生的原因,提高杜绝虚假报道的自觉性。
有人做过调查统计,有90%的假新闻出自新闻界专业人员之手。例如,前些年陕西的“周老虎”、北京的“纸包子”等。细究新闻人笔下的假新闻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识不到位。有些新闻人业人员要求所谓的“媒体独立”“新闻专业主义”,甚至把“客观、公正、准确、全面”的要求看成束缚和障碍。其次是难以抗拒名利的诱惑。著名记者范长江就曾说过,世界上很少有人像新闻记者那样面临更多的诱惑。在新闻界,成名与获利的渴望,常常使得一些新闻人铤而走险,挖空心思编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新闻人不惜违背基本的职业道德,像苍蝇逐臭一样追求金钱。前些年发生在山西的“封口费事件”之类的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这是一些新闻人员失去道德操守,臣俯于“孔方兄”的例证。三是采访作风不实,轻信谎言。有些新闻媒体出现的一些虚假报道。原因却是由于记者听信了谎言,在信源上出现了问题。不过细细分析,其根子还在于主观上放松要求,采访作风不实。2003年7月8日,《南国早报》刊发了一条消息,标题为《奇!桔子树上结南瓜》,并配有照片。消息说,“记者在果场里看到,有一株柑桔居然长出了一个南瓜,瓜体直径只有10厘米大,形同葫芦。”而最后的调查结果发现,桔子树上结南瓜,其实是有人制造的恶作剧,把桔子树枝削尖后插上了小南瓜。事后调查发现,记者本人未到现场。
当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为假新闻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轨变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新闻界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凸显出来的矛盾、弊端也同样会在新闻界反映出来。同时,作假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新闻界并不是孤立的,因此,难免会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同时,新闻队伍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专业化。而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因素决定的,因此,有时候他们对政策、政治的把握没有较高的敏感性,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够立体和全面,如果思维上、视野上出现偏颇,就很容易导致其新闻报道出现偏颇。加之一些单位新闻把关制度的缺失,采编工作流程不规范,为假新闻的出笼提供了可乘之机。甚至还有些媒体为了生存,为了广告,愿意刊登一些耸人听闻、吸引眼球的东西。说到底,这些看似客观的因素,其根源还在于主观对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辨别不清,政治敏感性、政治鉴别力和社会辨别力不够。此外,社会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也使得“客里空”们的造假成本太低。通常情况下,制造虚假报道被披露后,除受舆论的谴责外,造假者受到的内部处理仅仅是扣发奖金、写检讨了事。如此低成本和低风险,“客里空”们岂不怡然自得。
虚假报道严重影响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从根本上遏制虚假报道已刻不容缓。当前,应在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同时发力。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工作之“魂”。媒体单位应高度重视专项活动的重要性,要确保专项教育活动覆盖所有新闻从业人员,不留死角,一个都不能少。新闻从业人员更应该认识到,失去了新闻的“生命”,所谓的“名与利”也就是空。同时,媒体单位要坚持高标准实施、可持续推进专项教育活动,将自我教育与日常管理有机结合,有效防止了搞“运动式”和患“冷热病”。各媒体应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坚持新闻真实性、抵制虚假失实报道”大讨论,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痛点、难点和着力点,应像广西日报报业集团那样,敢于说《我们错了》。各新闻单位更要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执行,通过建章立制,堵塞造成虚假失实报道的各种漏洞,力求形成防范虚假报道的长效机制。要进一步完善采编业务流程制度。
作为他律的重要方面,政府部门应加快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步伐,尽快建立合理、健康的报刊运营体制;在队伍建设方面,要建立稳定从业队伍的良好制度,规范报刊出版单位的用人制度,建立健全采编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尽快推出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考试制度和规范的人才评价体系;有关部门应在新闻从业人员职称评定、建立新闻队伍人才库、中级记者和高级记者数据库、媒体单位领军人物数据库等方面加强工作力度;要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对一线新闻记者的教育工作,毕竟一线记者是新闻的第一道关口。有专家提出,希望新闻从业者都将新闻工作当作一生的事业来奋斗,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而不仅仅简单地将其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在媒体企业化运作的大背景下,记者的职业安全感不强,政府部门还应该通过健全采编人员保障制度等措施,尽快避免“新闻民工”现象持续下去。事实上,在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记者职业使命感的同时,杜绝虚假报道,还需要建立新闻当事人和社会公众都参与的全方位的社会监督制度。新闻类的学术杂志在这方面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说:“如果我们成立一个由新闻从业人员、法律专家、新闻界教育界和社会名流共同组成的新闻评议会,对虚假新闻等加大社会机构的监督和他律,对典型个案进行研讨、评议并公布评议结果,监督对媒介机构和新闻从业者裁定决议的执行,也许可以促使媒体减少虚假新闻。”对那些炮制虚假报道的记者,可以建立不良从业人员数据库。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力,真实是媒体的生命线。政府坚决支持社会舆论对刊登虚假新闻的不诚信媒体公开曝光。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健康文化与腐朽文化同时并存,各种思潮和利益诉求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趋势,人们对许多问题的判断标准、衡量尺度、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主流舆论能否准确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直接关系到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在这一背景下,切实开展“杜绝虚假报道”专项活动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在正确舆论导向下,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也是新闻媒体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广大编辑记者和新闻媒体要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恪守职业道德,提高自身政治思想素质,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始终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和责任。
六十多年过去了,但“客里空”并没有死亡,在我们新闻队伍中还存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也还时不时地露头。“西安市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金庸去世”、“‘偷菜’游戏或被取消”、“中国作协作家团入住总统套房”。这些流传甚广的假新闻,就是“客里空”们2010年的代表作。近年来,虚假报道还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是由小报小刊向党报媒体蔓延;二是由“虚假新闻重灾区”文化娱乐新闻向经济政治报道领域扩张;三是通过互联网的放大,虚假报道对媒体公信力伤害的程度进一步加大;四是由单一的炮制虚假新闻向捕风捉影的疑似新闻、文题不符的标题造假、夸大其词的失实报道、违反常识的误导报道等方式不断延伸。这些虚假报道尽管是个案,但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严重损害了新闻队伍的形象,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目前,全国新闻界正在开展“杜绝虚假报道、增强社会责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活动,是对社会各界“新闻打假”呼声的积极回应,是一种见微知著、防患未然的自觉行动,是及时的必要的,不是小题大做、小病大治。
当前,要切实开展好专项活动,使活动取得实效。首先就要认清虚假报道产生的原因,提高杜绝虚假报道的自觉性。
有人做过调查统计,有90%的假新闻出自新闻界专业人员之手。例如,前些年陕西的“周老虎”、北京的“纸包子”等。细究新闻人笔下的假新闻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识不到位。有些新闻人业人员要求所谓的“媒体独立”“新闻专业主义”,甚至把“客观、公正、准确、全面”的要求看成束缚和障碍。其次是难以抗拒名利的诱惑。著名记者范长江就曾说过,世界上很少有人像新闻记者那样面临更多的诱惑。在新闻界,成名与获利的渴望,常常使得一些新闻人铤而走险,挖空心思编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新闻人不惜违背基本的职业道德,像苍蝇逐臭一样追求金钱。前些年发生在山西的“封口费事件”之类的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这是一些新闻人员失去道德操守,臣俯于“孔方兄”的例证。三是采访作风不实,轻信谎言。有些新闻媒体出现的一些虚假报道。原因却是由于记者听信了谎言,在信源上出现了问题。不过细细分析,其根子还在于主观上放松要求,采访作风不实。2003年7月8日,《南国早报》刊发了一条消息,标题为《奇!桔子树上结南瓜》,并配有照片。消息说,“记者在果场里看到,有一株柑桔居然长出了一个南瓜,瓜体直径只有10厘米大,形同葫芦。”而最后的调查结果发现,桔子树上结南瓜,其实是有人制造的恶作剧,把桔子树枝削尖后插上了小南瓜。事后调查发现,记者本人未到现场。
当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为假新闻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轨变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新闻界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凸显出来的矛盾、弊端也同样会在新闻界反映出来。同时,作假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新闻界并不是孤立的,因此,难免会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同时,新闻队伍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专业化。而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因素决定的,因此,有时候他们对政策、政治的把握没有较高的敏感性,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够立体和全面,如果思维上、视野上出现偏颇,就很容易导致其新闻报道出现偏颇。加之一些单位新闻把关制度的缺失,采编工作流程不规范,为假新闻的出笼提供了可乘之机。甚至还有些媒体为了生存,为了广告,愿意刊登一些耸人听闻、吸引眼球的东西。说到底,这些看似客观的因素,其根源还在于主观对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辨别不清,政治敏感性、政治鉴别力和社会辨别力不够。此外,社会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也使得“客里空”们的造假成本太低。通常情况下,制造虚假报道被披露后,除受舆论的谴责外,造假者受到的内部处理仅仅是扣发奖金、写检讨了事。如此低成本和低风险,“客里空”们岂不怡然自得。
虚假报道严重影响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从根本上遏制虚假报道已刻不容缓。当前,应在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同时发力。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工作之“魂”。媒体单位应高度重视专项活动的重要性,要确保专项教育活动覆盖所有新闻从业人员,不留死角,一个都不能少。新闻从业人员更应该认识到,失去了新闻的“生命”,所谓的“名与利”也就是空。同时,媒体单位要坚持高标准实施、可持续推进专项教育活动,将自我教育与日常管理有机结合,有效防止了搞“运动式”和患“冷热病”。各媒体应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坚持新闻真实性、抵制虚假失实报道”大讨论,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痛点、难点和着力点,应像广西日报报业集团那样,敢于说《我们错了》。各新闻单位更要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执行,通过建章立制,堵塞造成虚假失实报道的各种漏洞,力求形成防范虚假报道的长效机制。要进一步完善采编业务流程制度。
作为他律的重要方面,政府部门应加快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步伐,尽快建立合理、健康的报刊运营体制;在队伍建设方面,要建立稳定从业队伍的良好制度,规范报刊出版单位的用人制度,建立健全采编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尽快推出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考试制度和规范的人才评价体系;有关部门应在新闻从业人员职称评定、建立新闻队伍人才库、中级记者和高级记者数据库、媒体单位领军人物数据库等方面加强工作力度;要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对一线新闻记者的教育工作,毕竟一线记者是新闻的第一道关口。有专家提出,希望新闻从业者都将新闻工作当作一生的事业来奋斗,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而不仅仅简单地将其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在媒体企业化运作的大背景下,记者的职业安全感不强,政府部门还应该通过健全采编人员保障制度等措施,尽快避免“新闻民工”现象持续下去。事实上,在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记者职业使命感的同时,杜绝虚假报道,还需要建立新闻当事人和社会公众都参与的全方位的社会监督制度。新闻类的学术杂志在这方面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说:“如果我们成立一个由新闻从业人员、法律专家、新闻界教育界和社会名流共同组成的新闻评议会,对虚假新闻等加大社会机构的监督和他律,对典型个案进行研讨、评议并公布评议结果,监督对媒介机构和新闻从业者裁定决议的执行,也许可以促使媒体减少虚假新闻。”对那些炮制虚假报道的记者,可以建立不良从业人员数据库。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力,真实是媒体的生命线。政府坚决支持社会舆论对刊登虚假新闻的不诚信媒体公开曝光。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健康文化与腐朽文化同时并存,各种思潮和利益诉求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趋势,人们对许多问题的判断标准、衡量尺度、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主流舆论能否准确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直接关系到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在这一背景下,切实开展“杜绝虚假报道”专项活动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在正确舆论导向下,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也是新闻媒体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广大编辑记者和新闻媒体要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恪守职业道德,提高自身政治思想素质,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始终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