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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7年，杂志新开《漫游者》专栏，逢单月刊出。
作者周勇平生最自豪的经历是：曾跟随马帮沿怒江峡谷到西藏察瓦龙、察隅；徒步沿博南古道翻越澜沧江峡谷、怒江峡谷、高黎贡山抵达缅北金三角；参与史迪威公路考察，穿越缅北野人山抵达印度雷多。周勇说：“我一直自称是云南高原的漫游者，就是我的旅行比较随意而自由，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更注重行走的过程和发现。这是一种‘向后退’的行走。即从现在向过去的行走。发现一些没有被现代社会影响的、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时间的事物。因为我相信在云南或其他地方仍然会保存着很多古代生活的样本，那里的人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生活，一直到现在——当我注视他们的时候。”
在我的漫游经历中，云南高原似乎永远是一个人类道路的博物馆，时至今日，在重重大山的横断山脉中你仍然会不时看到马车、牛车或只能靠脚力行走的山路。汽车、高铁、飞机的出现并没有“取代” 或“覆盖”这些在云南高原延续了几千年的道路。脚力时代、畜力时代、蒸汽机时代、发动机时代，不同时代的道路在高原上并存这是一个长期而且不可改变的事实。
在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云南在人们的印象里始终是一个闭塞保守、远离文明中心地带的地方。横断山脉隆起的高原，阻挡了生活在黄河沿岸的人们眺望云南的视线。与当时发达的中原汉文化相比，云南很像是一个处于文化边缘的“异类”，始终游离于以黄河流域为发祥地的文明之外。由于地理与交通的障碍，中原人或出于孤陋寡闻，或出于偏见，对处于化外之地的云南的想象，肯定是遥远与蛮荒的。“西南夷”的称谓，多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片隆起的高原大地在认识上的固执与偏见。这种固执与偏见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当然西南夷并不单指云南）。这其实是中原汉文化中心论和“一点四方”的时空概念在作怪。
事实上，云南应该是中国版图上最早对外开放的地方，只是它的开放不是向内而是向外，向南、向西，沿着河流的引导走向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这条被后世史家们称为“蜀—滇—身毒道”最初的开辟者，是生活在这片起伏不定的高原之上的不安分的商人，面对被无数条河流切割得支离破碎陡峭不已的高原，这些商人们显得毫不保守，他们用脚板在陡峭的高原之上踩出一条世界上最艰难的道路。只是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对高原之外的另一个大陆有着如此狂热的激情？这种激情甚至似乎超过了与自己同属一个祖先的中原。从这条被后来的学者们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来看，生活在这片红色高原的人群似乎更热衷于与身后的印度商人们沟通。西南夷地域与中原封建王朝的最初的战争，也是因为道路而开始的。西南夷地域的部落头领们用战争来阻止沿着道路不断侵入的中央王朝的势力，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拒绝沿着身后的道路而来的印度洋文明的有形与无形的渗入。有一个最现成也是最省力的解释：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使他们成为了古老的中国最早具有世界眼光的商人。
事实上这条被后世史学家称为“蜀—滇—身毒道”的古道，是一条远古时就已经存在的河谷自然通道。春秋之前，它是一条南北民族迁移、民间贸易的自然通道。战国之后由于商业的发展，这条古道逐渐演化为一条巴蜀商人秘密通商的民间“走私通道”。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便有驮着蜀布、丝绸、漆器的商队从蜀地出发，直达腾越与印度商人交换商品，或继续前行到达伊洛瓦底江上游，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到印度阿萨姆邦，然后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再抵达印度平原。“窃出商贾”、“无所不通”，是史籍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印度和中亚的玻璃、宝石、海贝，当然还有宗教与哲学，也随着返回的马帮，进入始终被中原认为是蛮荒与不开化的西南夷地域。而此时中原正与强大的匈奴民族作战，加之航海业的不发达，因而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与同样著名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尚未开通。于是这条从西南通往印度的古道，便成了当时中国与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可是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们，对这条通向印度的民间“秘密通道”全然不知。这样的情形大约持续了约两百年之久。这一秘密的民间商道的发现始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蜀布与邛竹杖及蜀郡商人私下通商身毒（印度）、大夏的情形。此前虽然自秦朝以来的历代帝王们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经营西南夷道，然而他们只是想通过道路来拓展自己的疆域，从而更有力地控制那些处于版图边缘的封闭蛮荒的地域。他们并不知道在这条古道的身后，他们的臣民们早已与异域邻邦互通有无了。因而这条远古时就存在的民间商道，直至大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才算是真正进入了帝王的视野。此后这条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已经不再是一条秘密的民间通道，开始逐渐成为一条由官方维修管理的“国际大通道”。
如今人们对道路已经有了很深刻的理解，没有人会拒绝道路抵达自己身旁。让道路更加宽阔更加通畅最好是 “高速”或“高铁”。这是现在所有人的想法。拒绝道路在今天是愚蠢而难以理解的。然而我们今天的想法与当年西南夷地域的部落头领们的想法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他们对道路的理解似乎更倾向于部落利益上的考虑，虽然开道能给他们带来中原先进的物质文明，可是道路的开通对于这些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而言，在失去封闭的同时也将失去领地的独立性。道路将使他们封闭的部族权益遭受极大的威胁。于是阻道、杀吏成了土酋们反抗中央王朝最为普遍的手段。“辄杀略汉使”、“夺币财”，用武力拒绝道路的开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所有中国封建帝王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和平求道不行，当然只有求诸战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土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古道上于是开始了重演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的关于道路的战争。战争的结果自然是强大的中央王朝沿着道路的开拓，将自己的势力一直延伸到南方丝绸之路国内的最后一段“永昌道”。有一首在当时广为传唱的歌：“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澜沧江古渡口）。渡兰沧（澜沧江），为他人。”如今这首具有汉代古风的歌谣在史籍里仍然随处可见。
其实在秦统一前，对西南夷道的开发就已经开始了。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16年，蜀守李冰父子便开始修筑从成都沿岷江而下的道路，史称“焚道”。西南夷，是一个地域概念，是秦汉时期对今天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以及缅甸、越南北部广大区域的统称；它也是一个族群概念，是秦汉时期中原人对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夜郎、滇、句町、叟、昆明邛笮等部族的总称。《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魅结，耕田，有邑聚。”这说明在夜郎、滇、邛都等区域内已发展成为定居的农业文明。（参见范建华著《西南古道与王朝开边》一文，载于《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11月1版）秦帝国建立之后便派常頞“开道置吏”，将西南夷置于秦王朝的统一管理之下。“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常頞修筑了第一条由四川通往云南的官道——五尺道，从而达到“置吏”的目的。“五尺道”起于今四川宜宾，经高县、筠连，入云南盐津、大关，经昭通、镇雄，折入贵州毕节、威宁，再人云南宣威，抵曲靖。 “五尺道”是在民间古道的基础上，由政府组织修筑的第一条到达云南的道路。然而短暂的秦王朝只将五尺道修至曲靖便消亡了，“十余岁，秦灭”。刚开通的官道又中断了，所置的吏也就自然废弃了。然而秦朝的开道置吏经营西南夷的办法，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所沿用。道路所及的地方，也就是历代中央王朝势力所及的地方。任何一个强大的王朝，总是要编织一张如同蛛网般纵横交错的道路图。道路像血管一样从中央王朝的核心辐射到所有的角落。这是一个中国历代从未间断过的现象。 真正大规模开发西南夷道，是在西汉王朝汉武帝执政时，其间三十多年的时间经历了两度兴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开南夷道，据郦道元的《水经注》载：“凿山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二三丈，其凿之迹犹存。”南夷道的开凿过于耗伤民力，唐蒙又用汉“军兴法”严厉镇压不服及不力者，引起了“巴蜀民大惊恐”，以及朝廷内一些大臣的反对。司马相如力排众议，并“请以身先之”，亲自主持开通“西南夷道”。此后以蜀郡成都为起点的由东西两路进人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全部凿通。《史记·平准书》载：“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然而开凿西南夷道的工程实在过于巨大，征发开道的士卒均为巴蜀之人，旷日持久的工程使巴蜀民众不堪其苦，纷纷要求罢西南夷，且西南夷土酋又数攻吏，阻道，“杀长吏、燔烧邑郭、剽掠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类似的记载在《后汉书·西南夷传》及各帝纪中俯拾皆是。朝廷内部又有以御史大夫公孙弘等人为首的“罢西南夷派”的反对。而当时汉武帝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平定北方匈奴这个关系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大事。于是，“秋，罢西南夷”。自此，曾经轰烈的开凿西南夷道的活动便被搁置起来。
西南夷道的再度高潮是在四年之后，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与第一次开凿西南夷道相比，这一次汉武帝开道的决心相当坚定，因为第一次开道不过是中国历代帝王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一点四方”的心理作祟，即以中原 “天子之国”为中心再向东南西北四方延伸。在这种中原汉文化本位的历史文化观中，“西南”不过是“一点四方”的某种扩展，这种扩展可以使汉武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汉文化中心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其实几乎所有的中国封建帝王都概莫能外）。因而它可以被中断或者被搁置。而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因为此时开凿道路已经不仅仅是设郡置臣“扩展四方”的问题了，它意味着将要开辟一条直通身毒、大夏的国际通道。具有世界眼光的汉武帝表现出了一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气概。他用军队作为先驱，强行开道，以通大夏。当他用武力将西南夷道通至滇西洱海地区时，他仍然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的通道大夏的既定目标，“通博南山，度兰沧（澜沧）水，置巂唐、不韦二县”。直至南方丝绸之路国内的最后一段“永昌道”开通。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立了汉王朝开拓与经营西南的最边远的郡——永昌郡，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最后一个国内、国外物资集散地。至此，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连成一线，南方丝绸之路全线（国内）贯通。为了保证国际通道的畅通，汉王朝除了以军队作保证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后继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道路沿线设置邮亭、驿站， “移民实边”和“屯田”。将稠密的内地人口大量迁至边地，“徙死罪及奸豪实之”。如不韦县正是因囚徒秦相吕不韦子孙后人发配于此而得名。这种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行动，实际上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迁移，古道仿佛一条文化的河流，中原文化通过道路源源不断地向云南边地流淌，也使云南陡然增加了许多外来人口。这些为数众多的外来人口虽然身在异乡，但他们的目光永远注视着他们曾经生长过的中原。从此，这片遥远的“蛮夷之地”与中原，便有了一种无法割舍的血缘联系。而云南的本土文化也开始出现中原化或反化的痕迹。
—条原本隐秘的民间商道，在汉武帝穷兵黩武之后，终于成为了一条被中央王朝控制的“官道”。于是这条古道不再是商旅们的专利。当然开通后的官道与原来民间的“蜀—滇—身毒道”并不完全一致。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兴衰和时代的变迁，主干道的某些区段有所变更，并有支线逸出。然其总的走向仍然如前。
南方丝绸之路均以成都为起点，向南分为东西两条主道，其间虽有分支和穿插若干支道线，均是围绕着这两条主道，即“西夷道”与“南夷道”。西夷道沿耗牛道而行，经邛莱、雅安、汉源，渡大渡河穿越清溪关进入凉山，沿安宁河谷至西昌、会理，渡过金沙江抵达攀枝花，翻越川滇交界方山之后进入云南的永仁、大姚而至大理。因此道从邛莱至西昌段是西汉司马相如为经营“西夷”而开，故名“西夷道”，又因通过越西境内的“灵关”，故又名“灵关道”。
东道亦始于成都，沿岷江顺流而下，经眉山、乐山至宜宾，跨金沙江沿“五尺道”经云南盐津、大关至昭通，向南过会泽、东川而至曲靖，折而往西可至滇池以南的晋宁，尔后西行经楚雄、南华而抵大理与西道会合。东道系先秦李冰、秦代常颊和西汉唐蒙等先后开凿，故名“南夷道”。与西夷道一并合称“西南夷道”。西夷道与东夷道交汇于普棚驿后，一并合称“永昌道”。此后越过澜沧江便来到旧称“永昌”的保山，再越过怒江之后，便可有数条道路进入缅甸、印度、泰国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这条中国最为古老的道路是由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三条主道构成。这三条道路在不同的时代，其名称亦有所不同。如西夷道在唐代又称“清溪关道”或“会同路”，东夷道称“朱提道”、“石门道”。
在回顾了云南的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地理对于云南文化的影响是多么重要。云南封闭的地形使中原人不易深入，所以云南人长期保持自己的“夷狄”风貌。而且云南似乎从未有过大的民族迁移与融合，在云南这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道路是崎岖山路的情况下，像草原游牧民族那样东奔西窜不太可能。因而云南人似乎总是以默然的心态缓慢地向前发展，所以古代的云南人与现代的云南人除了服饰、文化稍有差异外，基本上是沿袭过去（尤其是在道路仍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地理的阻碍使云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因为北面的乌蒙山、横断山脉的阻隔，大大地削弱和延缓了自秦统一中原以来汉文化向云南的推进；并且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云南与中原保持着不是治外、羁縻就是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因而云南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边疆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混合文化。云南是一个处于多重交汇的重要地带，是一个文化碰撞的特殊区域。
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太平洋国家，然而二千多年前的西南人却从身后，向崇山峻岭中开辟了一条通向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道路。这条中国最古老的道路，使中原人眼中蛮荒的云南，居然成为了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地方，也是古老的中国最早的“开放的前沿”。当西南的商贾们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至少已经进行了两个世纪的“国际贸易”后，中原的商人们才驮着丝绸从西北进入欧洲，又过了一千多年后，著名的海上南方丝绸之路才发展起来。“南方丝绸之路”使居住在高原之上的闭塞的云南，敞开了一条通向大海的通道。印度洋的海风于是从古老的道路上吹入这片隆起的高原。这条最初由商人们开创的民间通道，它的原始动机当然只是和金钱有关。但是道路一旦打通，在道路上行走的肯定就不仅仅是丝绸、茶叶、珠宝或是别的什么了，比如说宗教、异域文化也会随着马帮的行进而涌入。源于印度次大陆的佛教由此而向东扩散，中原儒家文化亦从这里向南继续传播。保山地区博物馆副研究员、考古学家耿德铭先生告诉我：云南是中国宗教品系最为齐全、寺庙类型最为丰富的地方。既有汉传佛教的寺庙类型，又有藏传佛教的典型寺庙，也有南传佛教的独特的缅寺；既有大型的道教宫观，也有小型的原始神祠；既有汉式清真寺、教堂类型，又有阿拉伯式清真寺、欧式教堂类型。很显然，云南文化的混合性是源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地理造就了云南文化的这种性质。云南无论是气候还是江川河流、地理文化及交通，都无可避免地是印度洋区域与太平洋区域的接触点与交汇处。而且当两大洋文明交锋时，云南不是抵抗，而是兼容并蓄，自然也就使云南文化形成了这种兼容性、混合性。所以云南文化往往给人一种纷繁芜杂、缺乏主体的感觉。多元并存，大概应该算是云南文化最为显著的特点。南方丝绸之路使云南事实上成为一个文化交汇与碰撞的特殊区域。 这条曾经商旅逶迤的古道，一路挥散着中原汉文化的气息，向遥远的印度走去，并与沿途的少数民族文化融汇、交流，从而混合成一个个新的文化亚种。这种情形在我所走过的古道沿途中尤其突出。当年沿着古道而来的强大的汉文化，在道路沿途的城镇中形成一种强势文化。即使在古道被遗弃后，从中原流落而来的汉文化仍然是当地的文化主流。当然在那些比较偏僻或者距离道路稍远的地方，汉文化的影响力就显得稍弱一些，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仍然可以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与稳定。至少可以和外来的汉文化“和平共处”，或混合共生。历史总是充满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濒临太平洋的文明古国与另一个濒临印度洋的文明古国，就是通过这条在高原上曲折蜿蜒、用来运载丝绸的古道联结起来的。
如果你是一个古代的商贾，当你驱赶着马帮和旅途的寂寞来到博南古道时，你实际上已经快要临近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终点了。当然对于这条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来说，它真正的终点应该在印度、西亚、东南亚甚至通过海路到达的欧洲和非洲。如果这样来计算的话，这将是一条可以无限延长、没有终点的道路。事实上中国民间商人真正到达印度的极少，他们最多到达永昌（今保山市）和腾越（今腾冲），与等待在那里的商人交换货物，至多抵达缅甸。作为中国的南方丝绸之路，它的终点当然应该在国内。因为在异国延伸的“南方丝绸之路”只能算是借道，已经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南方丝绸之路了。
如果在“灵关道”或者在“五尺道”上，你还只能怀着对古道终点的想象行走，那么在“博南道”上，你实际已经可以眺望古道的终点了。因为只要踏上博南古道，就意味着你已经行走在南方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南方丝绸之路的主道“东道（南夷道）”和“西道（西夷道）”以及各条干道、支道此刻统统像河流一样汇聚至博南古道上。博南古道于是变成一条相当宽阔的河流。“十里一哨，五里一堡”，是许多当年在古道上行走过的人们的记忆。我曾经多次在那段古道上行走，每走过一段距离，古道边就会出现一段被风雨侵蚀得残破不堪的断壁颓垣。这类景观使古道充满了岁月沧桑的意味。一个当年的赶马人——保山市水寨乡平坡村的李光禄老人曾多次带我在他奔走了几十年的古道上行走。我发现，几乎每一处在古道旁残留的遗址，都可以唤起这个左手长着六个指头的老人回忆。一处遗址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对于当年在古道上行走的商人、旅行者而言，道路旁简陋的驿站是帮助他们找到“家”的感觉的地方。遥远而艰难的行走，“家”是所有在古道上行走的人内心最温馨最缠绵的字眼。如今它们已成为一堆高原大地上的长满苔癣的石头。记载在那些苔癣下面的故事已经模糊不清了。对于那些曾经在这堆废弃的遗址里享受过旅途温馨的幸存的老人，他们注视古道边残留的“石头”的态度就不会像我这样漠然，因为这些故事和他有关，和他们有关。此刻我身边的这个老人，就是一个和这些“石头”的故事有关的老人。
2014年我见到李光禄老人时，他正在院子里蹒跚。他的世界已经退缩到自家的院子里。他告诉我，腿不行了，走不了远路了。在他家的院子里仍然可以看到远处在博南山蜿蜒的古道。当他得知从大理到瑞丽的铁路将要从博南山穿过时，老人一脸茫然，那一天要走多少马帮？
如果你认真考察云南高原或者西南高原的历史，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部关于道路的历史。它的每一次改变都是道路的结果。南方丝绸之路、抗战时期的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直至今天的高速公路、大丽铁路、大瑞铁路。每一条道路的出现都像一个外部的闯入者强行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历史和自然。可是无论道路发生怎样的改变，在云南高原的大山里始终蛰伏着一群像李光禄老人那样的人。他们固执地相信，他们所经历的古道才是最辉煌的道路。他们不止一次向我描绘过古道当年的盛景， 每天要过上万匹马帮，马铃声彻夜不息呵。
这条从成都出发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云南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经过漫长的蜿蜒之后，终于抵达博南古道与永昌古道。（“博南道”其实也属于广义的“永昌道”，因博南属永昌郡辖地。只因古道经过博南山，故名。）此时这条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无论在时间上抑或是空间上都处于“黄昏”时分了，它已经进入了国内的最后一段。古道的终点不再像出发时那样遥远而不可企及，它甚至已经可以“眺望”。（如果你的目标是缅甸或印度那就另当别论。）假如有人能够走完这条漫长古道的全程，他肯定会发现，这条中国最古老的道路，在它将要步人异国时，它的步履似乎格外地沉重与蹒跚。在云南的高原之上，所谓“眺望”是最靠不住的，从大理古城至永平杉阳的道路，对于那些从金沙江（灵关道），或者是从乌蒙山（五尺道）而来的马帮，无疑是一条“坦途”。然而当他们开始翻越博南山的时候，这些沉浸在对道路终点“眺望”的人们就会发现，还有三条颇有来历的大江，澜沧江、怒江、龙川江以及近在咫尺的罗岷山、远处的高黎贡山和许多有名与无名的山，等待着他们用脚步去丈量。在云南高原，山原本就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这些著名的和不太著名的山川河流的阻碍，使原本艰难险阻的“蜀—滇—身毒道”变得更加曲折坎坷。在临近终点的最后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一大段前所未有的曲折，这和人生的旅途有些类似。不过，当你从澜沧江著名的古渡口“兰津渡”走过时，博南古道便留在了你的身后，你怀着对它的记忆行走在新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叫“永昌道”。道路遥远的终点就这样通过不同称谓的道路，一点一点地接近，直至抵达。
古道与河流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永昌道从高峻的罗岷山像河流一样淌入宽阔的保山（永昌）坝子后，就开始有了不同的方向。目标当然只有一个——印度。此后南方丝绸之路像河流般进入异国他乡：一条西经蒲缥、潞江，过惠仁桥，翻高黎贡山，越龙川江入腾冲，再向西南经梁河、旧城、盈江进入缅甸八莫，沿伊洛瓦底江向南出海。这是一条史家公认的古“蜀—滇—身毒道”的主道，著名的蜀布、邛竹杖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输入身毒（印度）及大夏的。
一条经怒江双虹桥越过高黎贡山经固东、古永至缅甸密支那北上印度，或沿伊洛瓦底江经曼德勒南下出海，最终到达欧洲、非洲诸国； 一条经惠仁桥镇安、芒市、畹町入缅。
事实上，“永昌道”并不是像我在上面标示的那样简洁，有很多逸出史册和地图之外的民间古道，如蛛网般散布在这片共和国版图的最后的土地上。这条道路的历史实在是太漫长了，人们有充足的时间用脚板制造出许多更为直捷的便道、捷径。在古道上采访时，会有一些上年纪的赶马人告诉你，他曾经走过一条从哪里到哪里的“马”路，言辞间颇有些得意，因为那是一条只有“资深”的赶马人才知道的路。
每一次我在古道上行走时，面对如同河流般纵横交错的古道，我都会感到力不从心。我不知道我能否像古代那些终年行走在古道上的赶马人那样最终抵达终点？
责任编辑 楚 风
2017年，杂志新开《漫游者》专栏，逢单月刊出。
作者周勇平生最自豪的经历是：曾跟随马帮沿怒江峡谷到西藏察瓦龙、察隅；徒步沿博南古道翻越澜沧江峡谷、怒江峡谷、高黎贡山抵达缅北金三角；参与史迪威公路考察，穿越缅北野人山抵达印度雷多。周勇说：“我一直自称是云南高原的漫游者，就是我的旅行比较随意而自由，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更注重行走的过程和发现。这是一种‘向后退’的行走。即从现在向过去的行走。发现一些没有被现代社会影响的、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时间的事物。因为我相信在云南或其他地方仍然会保存着很多古代生活的样本，那里的人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生活，一直到现在——当我注视他们的时候。”
在我的漫游经历中，云南高原似乎永远是一个人类道路的博物馆，时至今日，在重重大山的横断山脉中你仍然会不时看到马车、牛车或只能靠脚力行走的山路。汽车、高铁、飞机的出现并没有“取代” 或“覆盖”这些在云南高原延续了几千年的道路。脚力时代、畜力时代、蒸汽机时代、发动机时代，不同时代的道路在高原上并存这是一个长期而且不可改变的事实。
在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云南在人们的印象里始终是一个闭塞保守、远离文明中心地带的地方。横断山脉隆起的高原，阻挡了生活在黄河沿岸的人们眺望云南的视线。与当时发达的中原汉文化相比，云南很像是一个处于文化边缘的“异类”，始终游离于以黄河流域为发祥地的文明之外。由于地理与交通的障碍，中原人或出于孤陋寡闻，或出于偏见，对处于化外之地的云南的想象，肯定是遥远与蛮荒的。“西南夷”的称谓，多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片隆起的高原大地在认识上的固执与偏见。这种固执与偏见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当然西南夷并不单指云南）。这其实是中原汉文化中心论和“一点四方”的时空概念在作怪。
事实上，云南应该是中国版图上最早对外开放的地方，只是它的开放不是向内而是向外，向南、向西，沿着河流的引导走向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这条被后世史家们称为“蜀—滇—身毒道”最初的开辟者，是生活在这片起伏不定的高原之上的不安分的商人，面对被无数条河流切割得支离破碎陡峭不已的高原，这些商人们显得毫不保守，他们用脚板在陡峭的高原之上踩出一条世界上最艰难的道路。只是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对高原之外的另一个大陆有着如此狂热的激情？这种激情甚至似乎超过了与自己同属一个祖先的中原。从这条被后来的学者们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来看，生活在这片红色高原的人群似乎更热衷于与身后的印度商人们沟通。西南夷地域与中原封建王朝的最初的战争，也是因为道路而开始的。西南夷地域的部落头领们用战争来阻止沿着道路不断侵入的中央王朝的势力，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拒绝沿着身后的道路而来的印度洋文明的有形与无形的渗入。有一个最现成也是最省力的解释：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使他们成为了古老的中国最早具有世界眼光的商人。
事实上这条被后世史学家称为“蜀—滇—身毒道”的古道，是一条远古时就已经存在的河谷自然通道。春秋之前，它是一条南北民族迁移、民间贸易的自然通道。战国之后由于商业的发展，这条古道逐渐演化为一条巴蜀商人秘密通商的民间“走私通道”。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便有驮着蜀布、丝绸、漆器的商队从蜀地出发，直达腾越与印度商人交换商品，或继续前行到达伊洛瓦底江上游，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到印度阿萨姆邦，然后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再抵达印度平原。“窃出商贾”、“无所不通”，是史籍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印度和中亚的玻璃、宝石、海贝，当然还有宗教与哲学，也随着返回的马帮，进入始终被中原认为是蛮荒与不开化的西南夷地域。而此时中原正与强大的匈奴民族作战，加之航海业的不发达，因而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与同样著名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尚未开通。于是这条从西南通往印度的古道，便成了当时中国与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可是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们，对这条通向印度的民间“秘密通道”全然不知。这样的情形大约持续了约两百年之久。这一秘密的民间商道的发现始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蜀布与邛竹杖及蜀郡商人私下通商身毒（印度）、大夏的情形。此前虽然自秦朝以来的历代帝王们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经营西南夷道，然而他们只是想通过道路来拓展自己的疆域，从而更有力地控制那些处于版图边缘的封闭蛮荒的地域。他们并不知道在这条古道的身后，他们的臣民们早已与异域邻邦互通有无了。因而这条远古时就存在的民间商道，直至大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才算是真正进入了帝王的视野。此后这条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已经不再是一条秘密的民间通道，开始逐渐成为一条由官方维修管理的“国际大通道”。
如今人们对道路已经有了很深刻的理解，没有人会拒绝道路抵达自己身旁。让道路更加宽阔更加通畅最好是 “高速”或“高铁”。这是现在所有人的想法。拒绝道路在今天是愚蠢而难以理解的。然而我们今天的想法与当年西南夷地域的部落头领们的想法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他们对道路的理解似乎更倾向于部落利益上的考虑，虽然开道能给他们带来中原先进的物质文明，可是道路的开通对于这些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而言，在失去封闭的同时也将失去领地的独立性。道路将使他们封闭的部族权益遭受极大的威胁。于是阻道、杀吏成了土酋们反抗中央王朝最为普遍的手段。“辄杀略汉使”、“夺币财”，用武力拒绝道路的开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所有中国封建帝王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和平求道不行，当然只有求诸战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土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古道上于是开始了重演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的关于道路的战争。战争的结果自然是强大的中央王朝沿着道路的开拓，将自己的势力一直延伸到南方丝绸之路国内的最后一段“永昌道”。有一首在当时广为传唱的歌：“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澜沧江古渡口）。渡兰沧（澜沧江），为他人。”如今这首具有汉代古风的歌谣在史籍里仍然随处可见。
其实在秦统一前，对西南夷道的开发就已经开始了。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16年，蜀守李冰父子便开始修筑从成都沿岷江而下的道路，史称“焚道”。西南夷，是一个地域概念，是秦汉时期对今天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以及缅甸、越南北部广大区域的统称；它也是一个族群概念，是秦汉时期中原人对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夜郎、滇、句町、叟、昆明邛笮等部族的总称。《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魅结，耕田，有邑聚。”这说明在夜郎、滇、邛都等区域内已发展成为定居的农业文明。（参见范建华著《西南古道与王朝开边》一文，载于《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11月1版）秦帝国建立之后便派常頞“开道置吏”，将西南夷置于秦王朝的统一管理之下。“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常頞修筑了第一条由四川通往云南的官道——五尺道，从而达到“置吏”的目的。“五尺道”起于今四川宜宾，经高县、筠连，入云南盐津、大关，经昭通、镇雄，折入贵州毕节、威宁，再人云南宣威，抵曲靖。 “五尺道”是在民间古道的基础上，由政府组织修筑的第一条到达云南的道路。然而短暂的秦王朝只将五尺道修至曲靖便消亡了，“十余岁，秦灭”。刚开通的官道又中断了，所置的吏也就自然废弃了。然而秦朝的开道置吏经营西南夷的办法，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所沿用。道路所及的地方，也就是历代中央王朝势力所及的地方。任何一个强大的王朝，总是要编织一张如同蛛网般纵横交错的道路图。道路像血管一样从中央王朝的核心辐射到所有的角落。这是一个中国历代从未间断过的现象。 真正大规模开发西南夷道，是在西汉王朝汉武帝执政时，其间三十多年的时间经历了两度兴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开南夷道，据郦道元的《水经注》载：“凿山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二三丈，其凿之迹犹存。”南夷道的开凿过于耗伤民力，唐蒙又用汉“军兴法”严厉镇压不服及不力者，引起了“巴蜀民大惊恐”，以及朝廷内一些大臣的反对。司马相如力排众议，并“请以身先之”，亲自主持开通“西南夷道”。此后以蜀郡成都为起点的由东西两路进人西南夷地区的道路全部凿通。《史记·平准书》载：“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然而开凿西南夷道的工程实在过于巨大，征发开道的士卒均为巴蜀之人，旷日持久的工程使巴蜀民众不堪其苦，纷纷要求罢西南夷，且西南夷土酋又数攻吏，阻道，“杀长吏、燔烧邑郭、剽掠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类似的记载在《后汉书·西南夷传》及各帝纪中俯拾皆是。朝廷内部又有以御史大夫公孙弘等人为首的“罢西南夷派”的反对。而当时汉武帝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平定北方匈奴这个关系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大事。于是，“秋，罢西南夷”。自此，曾经轰烈的开凿西南夷道的活动便被搁置起来。
西南夷道的再度高潮是在四年之后，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与第一次开凿西南夷道相比，这一次汉武帝开道的决心相当坚定，因为第一次开道不过是中国历代帝王头脑里根深蒂固的“一点四方”的心理作祟，即以中原 “天子之国”为中心再向东南西北四方延伸。在这种中原汉文化本位的历史文化观中，“西南”不过是“一点四方”的某种扩展，这种扩展可以使汉武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汉文化中心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其实几乎所有的中国封建帝王都概莫能外）。因而它可以被中断或者被搁置。而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因为此时开凿道路已经不仅仅是设郡置臣“扩展四方”的问题了，它意味着将要开辟一条直通身毒、大夏的国际通道。具有世界眼光的汉武帝表现出了一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气概。他用军队作为先驱，强行开道，以通大夏。当他用武力将西南夷道通至滇西洱海地区时，他仍然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的通道大夏的既定目标，“通博南山，度兰沧（澜沧）水，置巂唐、不韦二县”。直至南方丝绸之路国内的最后一段“永昌道”开通。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立了汉王朝开拓与经营西南的最边远的郡——永昌郡，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最后一个国内、国外物资集散地。至此，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连成一线，南方丝绸之路全线（国内）贯通。为了保证国际通道的畅通，汉王朝除了以军队作保证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后继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道路沿线设置邮亭、驿站， “移民实边”和“屯田”。将稠密的内地人口大量迁至边地，“徙死罪及奸豪实之”。如不韦县正是因囚徒秦相吕不韦子孙后人发配于此而得名。这种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行动，实际上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迁移，古道仿佛一条文化的河流，中原文化通过道路源源不断地向云南边地流淌，也使云南陡然增加了许多外来人口。这些为数众多的外来人口虽然身在异乡，但他们的目光永远注视着他们曾经生长过的中原。从此，这片遥远的“蛮夷之地”与中原，便有了一种无法割舍的血缘联系。而云南的本土文化也开始出现中原化或反化的痕迹。
—条原本隐秘的民间商道，在汉武帝穷兵黩武之后，终于成为了一条被中央王朝控制的“官道”。于是这条古道不再是商旅们的专利。当然开通后的官道与原来民间的“蜀—滇—身毒道”并不完全一致。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兴衰和时代的变迁，主干道的某些区段有所变更，并有支线逸出。然其总的走向仍然如前。
南方丝绸之路均以成都为起点，向南分为东西两条主道，其间虽有分支和穿插若干支道线，均是围绕着这两条主道，即“西夷道”与“南夷道”。西夷道沿耗牛道而行，经邛莱、雅安、汉源，渡大渡河穿越清溪关进入凉山，沿安宁河谷至西昌、会理，渡过金沙江抵达攀枝花，翻越川滇交界方山之后进入云南的永仁、大姚而至大理。因此道从邛莱至西昌段是西汉司马相如为经营“西夷”而开，故名“西夷道”，又因通过越西境内的“灵关”，故又名“灵关道”。
东道亦始于成都，沿岷江顺流而下，经眉山、乐山至宜宾，跨金沙江沿“五尺道”经云南盐津、大关至昭通，向南过会泽、东川而至曲靖，折而往西可至滇池以南的晋宁，尔后西行经楚雄、南华而抵大理与西道会合。东道系先秦李冰、秦代常颊和西汉唐蒙等先后开凿，故名“南夷道”。与西夷道一并合称“西南夷道”。西夷道与东夷道交汇于普棚驿后，一并合称“永昌道”。此后越过澜沧江便来到旧称“永昌”的保山，再越过怒江之后，便可有数条道路进入缅甸、印度、泰国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这条中国最为古老的道路是由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三条主道构成。这三条道路在不同的时代，其名称亦有所不同。如西夷道在唐代又称“清溪关道”或“会同路”，东夷道称“朱提道”、“石门道”。
在回顾了云南的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地理对于云南文化的影响是多么重要。云南封闭的地形使中原人不易深入，所以云南人长期保持自己的“夷狄”风貌。而且云南似乎从未有过大的民族迁移与融合，在云南这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道路是崎岖山路的情况下，像草原游牧民族那样东奔西窜不太可能。因而云南人似乎总是以默然的心态缓慢地向前发展，所以古代的云南人与现代的云南人除了服饰、文化稍有差异外，基本上是沿袭过去（尤其是在道路仍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地理的阻碍使云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因为北面的乌蒙山、横断山脉的阻隔，大大地削弱和延缓了自秦统一中原以来汉文化向云南的推进；并且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云南与中原保持着不是治外、羁縻就是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因而云南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边疆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混合文化。云南是一个处于多重交汇的重要地带，是一个文化碰撞的特殊区域。
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太平洋国家，然而二千多年前的西南人却从身后，向崇山峻岭中开辟了一条通向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道路。这条中国最古老的道路，使中原人眼中蛮荒的云南，居然成为了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地方，也是古老的中国最早的“开放的前沿”。当西南的商贾们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至少已经进行了两个世纪的“国际贸易”后，中原的商人们才驮着丝绸从西北进入欧洲，又过了一千多年后，著名的海上南方丝绸之路才发展起来。“南方丝绸之路”使居住在高原之上的闭塞的云南，敞开了一条通向大海的通道。印度洋的海风于是从古老的道路上吹入这片隆起的高原。这条最初由商人们开创的民间通道，它的原始动机当然只是和金钱有关。但是道路一旦打通，在道路上行走的肯定就不仅仅是丝绸、茶叶、珠宝或是别的什么了，比如说宗教、异域文化也会随着马帮的行进而涌入。源于印度次大陆的佛教由此而向东扩散，中原儒家文化亦从这里向南继续传播。保山地区博物馆副研究员、考古学家耿德铭先生告诉我：云南是中国宗教品系最为齐全、寺庙类型最为丰富的地方。既有汉传佛教的寺庙类型，又有藏传佛教的典型寺庙，也有南传佛教的独特的缅寺；既有大型的道教宫观，也有小型的原始神祠；既有汉式清真寺、教堂类型，又有阿拉伯式清真寺、欧式教堂类型。很显然，云南文化的混合性是源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地理造就了云南文化的这种性质。云南无论是气候还是江川河流、地理文化及交通，都无可避免地是印度洋区域与太平洋区域的接触点与交汇处。而且当两大洋文明交锋时，云南不是抵抗，而是兼容并蓄，自然也就使云南文化形成了这种兼容性、混合性。所以云南文化往往给人一种纷繁芜杂、缺乏主体的感觉。多元并存，大概应该算是云南文化最为显著的特点。南方丝绸之路使云南事实上成为一个文化交汇与碰撞的特殊区域。 这条曾经商旅逶迤的古道，一路挥散着中原汉文化的气息，向遥远的印度走去，并与沿途的少数民族文化融汇、交流，从而混合成一个个新的文化亚种。这种情形在我所走过的古道沿途中尤其突出。当年沿着古道而来的强大的汉文化，在道路沿途的城镇中形成一种强势文化。即使在古道被遗弃后，从中原流落而来的汉文化仍然是当地的文化主流。当然在那些比较偏僻或者距离道路稍远的地方，汉文化的影响力就显得稍弱一些，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仍然可以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与稳定。至少可以和外来的汉文化“和平共处”，或混合共生。历史总是充满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濒临太平洋的文明古国与另一个濒临印度洋的文明古国，就是通过这条在高原上曲折蜿蜒、用来运载丝绸的古道联结起来的。
如果你是一个古代的商贾，当你驱赶着马帮和旅途的寂寞来到博南古道时，你实际上已经快要临近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终点了。当然对于这条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来说，它真正的终点应该在印度、西亚、东南亚甚至通过海路到达的欧洲和非洲。如果这样来计算的话，这将是一条可以无限延长、没有终点的道路。事实上中国民间商人真正到达印度的极少，他们最多到达永昌（今保山市）和腾越（今腾冲），与等待在那里的商人交换货物，至多抵达缅甸。作为中国的南方丝绸之路，它的终点当然应该在国内。因为在异国延伸的“南方丝绸之路”只能算是借道，已经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南方丝绸之路了。
如果在“灵关道”或者在“五尺道”上，你还只能怀着对古道终点的想象行走，那么在“博南道”上，你实际已经可以眺望古道的终点了。因为只要踏上博南古道，就意味着你已经行走在南方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南方丝绸之路的主道“东道（南夷道）”和“西道（西夷道）”以及各条干道、支道此刻统统像河流一样汇聚至博南古道上。博南古道于是变成一条相当宽阔的河流。“十里一哨，五里一堡”，是许多当年在古道上行走过的人们的记忆。我曾经多次在那段古道上行走，每走过一段距离，古道边就会出现一段被风雨侵蚀得残破不堪的断壁颓垣。这类景观使古道充满了岁月沧桑的意味。一个当年的赶马人——保山市水寨乡平坡村的李光禄老人曾多次带我在他奔走了几十年的古道上行走。我发现，几乎每一处在古道旁残留的遗址，都可以唤起这个左手长着六个指头的老人回忆。一处遗址就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对于当年在古道上行走的商人、旅行者而言，道路旁简陋的驿站是帮助他们找到“家”的感觉的地方。遥远而艰难的行走，“家”是所有在古道上行走的人内心最温馨最缠绵的字眼。如今它们已成为一堆高原大地上的长满苔癣的石头。记载在那些苔癣下面的故事已经模糊不清了。对于那些曾经在这堆废弃的遗址里享受过旅途温馨的幸存的老人，他们注视古道边残留的“石头”的态度就不会像我这样漠然，因为这些故事和他有关，和他们有关。此刻我身边的这个老人，就是一个和这些“石头”的故事有关的老人。
2014年我见到李光禄老人时，他正在院子里蹒跚。他的世界已经退缩到自家的院子里。他告诉我，腿不行了，走不了远路了。在他家的院子里仍然可以看到远处在博南山蜿蜒的古道。当他得知从大理到瑞丽的铁路将要从博南山穿过时，老人一脸茫然，那一天要走多少马帮？
如果你认真考察云南高原或者西南高原的历史，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部关于道路的历史。它的每一次改变都是道路的结果。南方丝绸之路、抗战时期的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直至今天的高速公路、大丽铁路、大瑞铁路。每一条道路的出现都像一个外部的闯入者强行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历史和自然。可是无论道路发生怎样的改变，在云南高原的大山里始终蛰伏着一群像李光禄老人那样的人。他们固执地相信，他们所经历的古道才是最辉煌的道路。他们不止一次向我描绘过古道当年的盛景， 每天要过上万匹马帮，马铃声彻夜不息呵。
这条从成都出发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云南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经过漫长的蜿蜒之后，终于抵达博南古道与永昌古道。（“博南道”其实也属于广义的“永昌道”，因博南属永昌郡辖地。只因古道经过博南山，故名。）此时这条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无论在时间上抑或是空间上都处于“黄昏”时分了，它已经进入了国内的最后一段。古道的终点不再像出发时那样遥远而不可企及，它甚至已经可以“眺望”。（如果你的目标是缅甸或印度那就另当别论。）假如有人能够走完这条漫长古道的全程，他肯定会发现，这条中国最古老的道路，在它将要步人异国时，它的步履似乎格外地沉重与蹒跚。在云南的高原之上，所谓“眺望”是最靠不住的，从大理古城至永平杉阳的道路，对于那些从金沙江（灵关道），或者是从乌蒙山（五尺道）而来的马帮，无疑是一条“坦途”。然而当他们开始翻越博南山的时候，这些沉浸在对道路终点“眺望”的人们就会发现，还有三条颇有来历的大江，澜沧江、怒江、龙川江以及近在咫尺的罗岷山、远处的高黎贡山和许多有名与无名的山，等待着他们用脚步去丈量。在云南高原，山原本就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这些著名的和不太著名的山川河流的阻碍，使原本艰难险阻的“蜀—滇—身毒道”变得更加曲折坎坷。在临近终点的最后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一大段前所未有的曲折，这和人生的旅途有些类似。不过，当你从澜沧江著名的古渡口“兰津渡”走过时，博南古道便留在了你的身后，你怀着对它的记忆行走在新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叫“永昌道”。道路遥远的终点就这样通过不同称谓的道路，一点一点地接近，直至抵达。
古道与河流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永昌道从高峻的罗岷山像河流一样淌入宽阔的保山（永昌）坝子后，就开始有了不同的方向。目标当然只有一个——印度。此后南方丝绸之路像河流般进入异国他乡：一条西经蒲缥、潞江，过惠仁桥，翻高黎贡山，越龙川江入腾冲，再向西南经梁河、旧城、盈江进入缅甸八莫，沿伊洛瓦底江向南出海。这是一条史家公认的古“蜀—滇—身毒道”的主道，著名的蜀布、邛竹杖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输入身毒（印度）及大夏的。
一条经怒江双虹桥越过高黎贡山经固东、古永至缅甸密支那北上印度，或沿伊洛瓦底江经曼德勒南下出海，最终到达欧洲、非洲诸国； 一条经惠仁桥镇安、芒市、畹町入缅。
事实上，“永昌道”并不是像我在上面标示的那样简洁，有很多逸出史册和地图之外的民间古道，如蛛网般散布在这片共和国版图的最后的土地上。这条道路的历史实在是太漫长了，人们有充足的时间用脚板制造出许多更为直捷的便道、捷径。在古道上采访时，会有一些上年纪的赶马人告诉你，他曾经走过一条从哪里到哪里的“马”路，言辞间颇有些得意，因为那是一条只有“资深”的赶马人才知道的路。
每一次我在古道上行走时，面对如同河流般纵横交错的古道，我都会感到力不从心。我不知道我能否像古代那些终年行走在古道上的赶马人那样最终抵达终点？
责任编辑 楚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