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3年6月24日，杨虎城部与红四方面军正式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即《巴山协定》，又称《汉中协定》。《汉中协定》的签订使杨虎城与我党事实上建立了组织联系，这为后者在联共反蒋的认知上铺平了道路，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激发了全民族抗战热情并坚持8年之久直至完全胜利。
　　关键词：《汉中协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主导作用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60-02
　　七十年前，千千万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一个新中国，经过长达十四年的全民族抗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全民族的彻底抗战，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风雨浮沉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转折点。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在军力悬殊的情况下，我党以其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团结了一起可以团结的社会阶层力量，努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无数革命先烈的献血铸就了民族之魂。蒋介石先生曾在庐山谈话会上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是由于当时国共矛盾尖锐，注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1936年12月12日，奉命在陕西“剿匪”的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迈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步。随后伴随着国民党内部谈判的僵持，张杨二人邀请共产党人士参加谈判。那么为什么会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与1933年杨虎城将军与红四方面军签订的《汉中协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
　　1932年10月，在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中，红四方面军突出重围一路西进于1933年春进入川陕交界的巴山地区。红四方面军在陕南地区势不可挡，迅速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立即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所谓“剿匪”实则是“剿共”，打击巴山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力量。同时任命第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10万，弹药100万发，调集了38个团的兵力，对红四方面军进行围攻。
　　巴山北麓本属杨虎城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防区，蒋介石原以为红四方面军会西进甘肃天水，早已将杨虎城部三十八军主力调往甘肃。而将陕西防区交给了她的嫡系中央军胡宗南部的第一军。从客观角度出发，夹击巴山红军的任务应由胡宗南的第一军承担，但蒋介石为借此“剿共”之机排除异己，不惜舍近求远责令杨虎城第三十八军移师陕南，布控在东起镇巴西至宁强的大巴山一线，与川军南北呼，对红四方面军形成夹击包围，从而达到杨虎城部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正面交锋，两败俱伤，达到鹬蚌相争蒋渔翁得利的目的。其嫡系胡宗南坐镇陕甘对非嫡系部队进行监军。
　　杨虎城将军虽是地方实力派，但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正义感。对于蒋介石的“剿共”部署左右为难：如果违抗军令，责会军法处置，极有可能取消番号；如果同意则正中蒋委员长下怀。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了解这一情况后，便立即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反映。1933年初，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根据对当时形势和十七路军状况的分析，利用杨虎城部十七路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采取了十七路军与红军作战低迷消极态度的方针。1933年3月中央特别行动科向杨虎城部队的地下党员传达了和杨虎城部队建立联系的秘密指示。时任十七路军高级参议的杜斌丞与杨虎城有着深厚的友情，其也是一位具有爱国民主思潮的进步人士，主张与红四方面军保持友好，采取合作的态度。中共地下党员十七路军少校参谋武志平与杜斌丞就当前形势进行分析，商讨对策，最终确定由杜斌丞向杨虎城提出中立停战与红军谈判这一建议。杨虎城为了既能保存自己的实力，又能巧妙的粉碎蒋介石的计谋，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
　　二
　　杨虎城在做出决定后，杜斌丞向杨虎城举荐了武志平，杨虎城同意由武志平担任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的秘密联络员，以军使身份出使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5月，武志平跟随调防的第十七路军下属的三十八军来到陕南时，接到了杨虎城委以重任的秘密手谕。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身揣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给红军的绢书以及军用地图，西北军使用的密电码，旗语，灯语等绝密物品。几天后，在四川通江县两河口的一间民房内，武志平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会面。随即将藏于衣褂内的绢书递给傅钟，并将绝密物品交与红军，声称这是杨虎城为表谈判诚意的见面礼。实际上，这些绝密作战物品是武志平利用自己作战参谋的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从陕军总部偷出来的。这无疑为杨虎城部与红四方面军的谈判增加了成功的砝码。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张国焘，参谋长曾中生以及傅钟，郑义斋等红军领导人和各方面负责人参加了与杨虎城特使武志平的会谈。红四方面军总部高度重视与杨虎城方面的这次联络，派遣川陕省委参谋主任徐以新同志为代表，随武志平赴汉中谈判。
　　汉中协定的秘密谈判由杨虎城委托孙蔚如全权代表，红四方面军徐以新为代表，经过武志平和徐以新两次往返两军协议，于1933年6月24日圆满达成协定。协定内容如下：双方互不侵犯；互相配合打胡宗南；红军在汉中设立交通站，汉中可给川陕地提供一定物资。并商定武志平负责川陕边界联络点，为那里的全权代表。杨虎城部38军和红四方面军“秘密协议”的达成，中国共产党以汉中为起点，相继建立起三条红色交通线。这三条交通线发挥了重大作用，自红色交通线建立后至红四方面军离开川西北革命根据地，杨虎城部38军和红四方面军高层秘密联络十余次，为红军送去了大量的物资，使川北红军有效的粉碎了蒋介石的经济和文化的围剿。密电码等绝密物品为红四方面军不断截取川军军事情报，成功的掌握了“反围剿”中的主动权。不仅打破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被包围的状态，而且急需的生活物资等能及时从陕南获取，极大的活跃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文化生活，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三条红色交通线还为中共地下党过境及情报的传递起到了安全保障作用。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士也都是在武志平的掩护下从红色交通线上进入红四方面军，为部队壮大了武装战斗力量，为北上抗日积蓄了一支抗日劲旅。 　　三
　　红四方面军与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签订的《汉中协定》是中共统战史上的第一个有效协定。在中国共产党全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政策上堪称为里程碑。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汉中协定》签订的三年后就发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和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在西安临潼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中共主动加入谈判并大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愿意接受改编奔赴抗日前线。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完全抗战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南京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党外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抗日战争即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抗战无以为续，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步走向正规化、扩大化，日本侵华战争重点转向敌后，更凸显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日益突出。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中共由于积极抗日，逐渐从一名参与者走向实际领导者，也是最后大反攻的主力军。纵观中华民族的八年抗战史，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政治领导作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以其客观理性的军事策略、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解放战争指明了道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现如今，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为实现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新发展，使人民真正步入全面小康社会，我们要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马列主义道路，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