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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勇气去探寻曾是西方文明支柱的故事和那些消失中的神话么？”弗里德里克·布伦纳（Frédéric Brenner）在重返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这片土地时这样问自己。
在项目结束后，布伦纳把自己拍摄的照片集结成册，取名为《对恐惧与欲望的寻根》（An Archeology of Fear and Desire）。这折射出这片土地在他心中的心理景观，也在回答自己的问题。
从《犹太侨民》到“在这里”
为什么说重返这片土地？因为在布伦纳策划“在这里”（This Place）这一群体拍摄项目之前，他最被熟知的作品是《犹太侨民》（Diasopora），这个作品凝结了他25年间周游40个国家拍摄的心血，记录了20世纪晚期犹太人的生活。对1959年出生的布伦纳来说，25年的光阴真的很长；而这组作品在给他带来声誉的同时，也改变了他，让他对以色列和约旦西岸地区的关注度超过了大部分摄影家。
2007年，布伦纳产生了拍摄“在这里”摄影项目的念头，而这与创作《犹太侨民》关系很大。在拍摄《犹太侨民》的过程中，除了按下快门，布伦纳秉承着经典的报道摄影传统，尽量在充分熟悉拍摄对象的基础上，留下经得起推敲的影像。所以，拍照之外，他始终保持着与被摄对象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他与被摄对象的交流与沟通有的持续2年，有的持续5年，甚至持续10年。但是，随着拍摄的对象越来越多，他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照片是在提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却无法给出答案。
这些问题都与犹太人的“身份”认知相关，犹太人自身怎样界定自己的身份？西方社会又怎么界定犹太人的身份？这些“身份”又是怎样影响犹太社会和犹太人的生活？“我提出了问题，却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说实话，当我完成这部作品时，我比当初更困惑了。”布伦纳说。于是，《犹太侨民》成了“在这里”的早期摹本，虽然两者在操作方式和画面内容上有着明显区别，但前者毫无疑问地成为后者的引子。
群体项目
在《犹太侨民》完成一年半后，布伦纳在自己的书架上看到一本画册，关于1984年由法国政府发起的一个群体拍摄项目La Datar。La Datar由法国政府主导，雇佣29名摄影师记录1980年代的法国文化和自然景观（La Datar项目借鉴的是1850年代的Mission Héliographique项目，当时，法国政府聘请5名摄影师拍摄国家建筑遗产，为将要进行的建筑遗产保护和修复工作提供影像支撑）。
不过，布伦纳起初没有准备翻阅这本画册，因为里面的照片他都非常熟悉，参与这个计划的29名摄影师洗印照片的地方布伦纳也经常光顾。可是，似乎命运自有安排，布伦纳翻开了画册，而且颇有启发。这两个摄影项目都在文化调查、文化保护和文化继承方面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这还让他想到了1930年代美国农业安全局（FSA）的纪实摄影项目，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不仅局限在文化层面，还参与到美国社会经济重建和社会变革之中，
那么，如果联系一些摄影家，用同样的方式来拍摄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是否会回答他在《犹太侨民》中提出的疑问？ 2000多年来，这片土地一直充满争议，差异性和矛盾性是这里的基本特征，对立、多元化、复杂，经常被用来形容这片土地。那么找到“其他人”用“其他观点”来解释“其他意义”会不会是一个好方式，能让观者在影像中看到更多可能性？虽然布伦纳也认为现在的媒体环境下，社会纪实摄影项目受关注程度已在衰减，但他需要回答自己提出的疑问。
没过几年，布伦纳找到了赞助，并于2007年开始了“在这里”项目。陆续地，他请到其他11名已在摄影界享有声望的摄影家。但是，其他人的想法跟布伦纳可不一定相同。虽然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主题比较有意思，值得一试，可是其中可能存在的政治问题或者已有赞助者对艺术创作的影响还是摆在他们眼前的现实问题。毕竟，他们要拍摄的主题充满争议。
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起初拒绝了布伦纳，“我可不想去，我一旦去了就会被卷进去。我是那种要么不拍，要拍就拍彻底的人。”在经过四次实地考察后，他才决定加入。
托马斯·斯特鲁斯（Thomas Struth）感慨于布伦纳对这个项目的狂热而接受邀请。杰夫·沃尔（Jeff Wall）也同意斯特鲁斯的看法，加入理由却不相同。“我被邀请了，但我可不是来帮忙解决问题的。我来做我的项目，这个项目只有在橄榄丰收时才能做。嗯，那是个巧合。”最后，杰夫·沃尔依然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只拍了一张照片。
温迪·爱华德（Wendy Ewald）甚至做了个公共项目，她在这里找了14类人群（包括社区，学校，妇女团体，科技员工，摊主，等等），鼓励他们拿起相机拍自己，拍自己的家庭和生活的社区，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我来说，摄影师与被拍摄对象（也无可避免的是作品的观者）之间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项目中我找到14组拍摄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我一起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展现出来。” 爱华德说。
布伦纳的突破
这样看来，在这组作品中，确实如布伦纳所设想，“其他人”用“其他观点”解释了“其他意义”。那么对于布伦纳自己来说，又有怎样的突破？
在布伦纳的作品《对恐惧与欲望的探寻》中，两张作品成为整组作品的关键。
第一张照片是《王宫饭店》（Palace Hotel），第二张照片是《魏因费尔德家庭》（Weinfeld Family）。拍《王宫饭店》之前，布伦纳从未如此拍过建筑，也未曾想在这个项目中拍摄这样一张照片。可是在他来到拍摄场地时，一切改变了，他被废弃的体育馆吸引，突然感觉这里就反映了他对这片土地的基本看法，“我相信，对于那些敢于尝试的人来说。上帝终有礼物。”而且，这张照片让他确信，在这个项目中，他要使用8×10相机拍彩色照片，整组作品的题目也由此而来。
《魏因费尔德家庭》的诞生也属偶然，在前往魏因费尔德家共进晚餐前，他根本没有想到要拍照片，他当天已经精疲力尽了。不过他看见这一家人后，有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现实和虚幻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个场景让他想起自己在1981年于耶路撒冷拍摄的一组反映犹太人身份的照片。“而且，这家人在犹太人社区中很有代表性。”最终，他说服这家人一起拍摄了这张照片。 这两张意料之外的作品引导了布伦纳接下来创作的方向。这一次，他不再把镜头仅聚焦于“身份”问题，“这组照片中的很多照片都彼此不同，但他们又是关于一个主题，所以我想，我已经能以略微不同的方式与世界相遇了。”
对话弗里德里克·布伦纳
你怎样评价《在这里》与《犹太侨民》之间的关系？
我花了25年的时间在40多个国家拍摄，追踪犹太侨民身上所带有的明显印记——他们在保有自己文化的同时依然接受外来的习俗和文化。在我早期拍摄的以色列照片中，我更感兴趣的是流亡与家园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认识其中可识别的标记。而在这个项目中，我更感兴趣犹太人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处理自己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并由此重新界定自己的角色。
在这个项目中，你最想通过照片表达什么？当完成后又有什么感受？
如果摄影师一味地想通过照片表达出什么观点或态度，就已经不是在拍摄了，而成了一种无趣的说教。我更倾向于倾听特定场景下人们对我说些什么。对于那些敢于冒险，超越狭隘成见和固有模式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来自生活的礼物。我认为我们虽想行动，依旧被动；尽多选择，无奈被选。我喜欢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在《不安之书》（The Book of Disquiet，国内另有译本译为《惶然录》）中的一段：“当虚弱的男子声称已经实现了所有他想要的，但这是一个谎言。事实上，他在预言他梦想中的生活。我们一事无成。生活将我们如石头一般掷向空中，说‘看我的行动’！”
当观众看到这些照片时，你期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希望这个由12位摄影家参与的拍摄项目能改变关于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传统讨论，超越“和与对抗”的双重视角，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理解这个地方的地缘复杂性和多样性。我相信，只有通过艺术家的语言才能让我们开始去理解这个地方以及得到世界人民的共鸣。
当你在组织这个项目和拍摄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在组织这个项目时我们遇到了很多挑战。我们需要挑选最适合的摄影家，替他们找到赞助经费，为每个摄影师挑选最合适的助理，安排他们的起居，等等。现在这些工作已经完成，我们依然继续在组织巡回展览、出版相关书籍以及开展相关教育项目。很多人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成功，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很多独立艺术家、赞助人、策展人来帮助我们一起让梦想照进现实，
这个群体项目和Mission Héliographique项目、FSA 项目以及La Datar项目有什么区别和相同点？
像你提到的这些项目一样，“在这里”也集合了很多艺术家，用影像进行提问。但是不同的是，我们邀请了“局外人”。而且，我们不会参与任何政治议程。
这个群体摄影项目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这个项目有两个目标：做伟大艺术的孵化器和引发关于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新思考。第一个目标通过著名艺术家们的工作已经基本实现，我们有网站，有展览，还出了很多摄影书。第二个目标更有挑战性，实施起来也会更加困难。这是一个形式多样并且聚合度不高的项目（我想到伟大的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所说：“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并且我们没有政治目的。我们并非要为关于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思考提供一个特定的架构，相反我们通过寻找差异性来提供打破现有局面的新观点。这个角度包括这个地方，也包括我们。这个地区是最富争议的地区，当我们在内心真正彼此拥抱，并接受分歧和矛盾之前，我们不能期盼他人来理解自己。
在你看来，社会纪实摄影的未来走向会怎么样？
事实上，我不认为这个项目和我个人会对社会纪实摄影产生太大的影响。我相信摄影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虽然这次12位摄影家中的10位用胶片拍摄，但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我不认这样的情况会再发生。比如寇德卡就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使用胶片拍摄。随着越来越多人们可以拍出高质量的影像，并且即时将这些影像分享给成千上百万人，我也不清楚这种趋势会带来什么，但是我能肯定的是，艺术家，或者至少我自己，拍摄的核心还将是用相机去向这个世界和自己发问。
对于展览，你有什么规划？
展览一共包含超过500张照片，它将很快前往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然后在纽约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和佛罗里达州的诺顿艺术博物馆展出。我们希望这个展览可以持续几年，包括未来在亚洲巡展，我们也希望中国观众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
在项目结束后，布伦纳把自己拍摄的照片集结成册，取名为《对恐惧与欲望的寻根》（An Archeology of Fear and Desire）。这折射出这片土地在他心中的心理景观，也在回答自己的问题。
从《犹太侨民》到“在这里”
为什么说重返这片土地？因为在布伦纳策划“在这里”（This Place）这一群体拍摄项目之前，他最被熟知的作品是《犹太侨民》（Diasopora），这个作品凝结了他25年间周游40个国家拍摄的心血，记录了20世纪晚期犹太人的生活。对1959年出生的布伦纳来说，25年的光阴真的很长；而这组作品在给他带来声誉的同时，也改变了他，让他对以色列和约旦西岸地区的关注度超过了大部分摄影家。
2007年，布伦纳产生了拍摄“在这里”摄影项目的念头，而这与创作《犹太侨民》关系很大。在拍摄《犹太侨民》的过程中，除了按下快门，布伦纳秉承着经典的报道摄影传统，尽量在充分熟悉拍摄对象的基础上，留下经得起推敲的影像。所以，拍照之外，他始终保持着与被摄对象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他与被摄对象的交流与沟通有的持续2年，有的持续5年，甚至持续10年。但是，随着拍摄的对象越来越多，他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照片是在提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却无法给出答案。
这些问题都与犹太人的“身份”认知相关，犹太人自身怎样界定自己的身份？西方社会又怎么界定犹太人的身份？这些“身份”又是怎样影响犹太社会和犹太人的生活？“我提出了问题，却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说实话，当我完成这部作品时，我比当初更困惑了。”布伦纳说。于是，《犹太侨民》成了“在这里”的早期摹本，虽然两者在操作方式和画面内容上有着明显区别，但前者毫无疑问地成为后者的引子。
群体项目
在《犹太侨民》完成一年半后，布伦纳在自己的书架上看到一本画册，关于1984年由法国政府发起的一个群体拍摄项目La Datar。La Datar由法国政府主导，雇佣29名摄影师记录1980年代的法国文化和自然景观（La Datar项目借鉴的是1850年代的Mission Héliographique项目，当时，法国政府聘请5名摄影师拍摄国家建筑遗产，为将要进行的建筑遗产保护和修复工作提供影像支撑）。
不过，布伦纳起初没有准备翻阅这本画册，因为里面的照片他都非常熟悉，参与这个计划的29名摄影师洗印照片的地方布伦纳也经常光顾。可是，似乎命运自有安排，布伦纳翻开了画册，而且颇有启发。这两个摄影项目都在文化调查、文化保护和文化继承方面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这还让他想到了1930年代美国农业安全局（FSA）的纪实摄影项目，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不仅局限在文化层面，还参与到美国社会经济重建和社会变革之中，
那么，如果联系一些摄影家，用同样的方式来拍摄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是否会回答他在《犹太侨民》中提出的疑问？ 2000多年来，这片土地一直充满争议，差异性和矛盾性是这里的基本特征，对立、多元化、复杂，经常被用来形容这片土地。那么找到“其他人”用“其他观点”来解释“其他意义”会不会是一个好方式，能让观者在影像中看到更多可能性？虽然布伦纳也认为现在的媒体环境下，社会纪实摄影项目受关注程度已在衰减，但他需要回答自己提出的疑问。
没过几年，布伦纳找到了赞助，并于2007年开始了“在这里”项目。陆续地，他请到其他11名已在摄影界享有声望的摄影家。但是，其他人的想法跟布伦纳可不一定相同。虽然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主题比较有意思，值得一试，可是其中可能存在的政治问题或者已有赞助者对艺术创作的影响还是摆在他们眼前的现实问题。毕竟，他们要拍摄的主题充满争议。
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起初拒绝了布伦纳，“我可不想去，我一旦去了就会被卷进去。我是那种要么不拍，要拍就拍彻底的人。”在经过四次实地考察后，他才决定加入。
托马斯·斯特鲁斯（Thomas Struth）感慨于布伦纳对这个项目的狂热而接受邀请。杰夫·沃尔（Jeff Wall）也同意斯特鲁斯的看法，加入理由却不相同。“我被邀请了，但我可不是来帮忙解决问题的。我来做我的项目，这个项目只有在橄榄丰收时才能做。嗯，那是个巧合。”最后，杰夫·沃尔依然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只拍了一张照片。
温迪·爱华德（Wendy Ewald）甚至做了个公共项目，她在这里找了14类人群（包括社区，学校，妇女团体，科技员工，摊主，等等），鼓励他们拿起相机拍自己，拍自己的家庭和生活的社区，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我来说，摄影师与被拍摄对象（也无可避免的是作品的观者）之间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项目中我找到14组拍摄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我一起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展现出来。” 爱华德说。
布伦纳的突破
这样看来，在这组作品中，确实如布伦纳所设想，“其他人”用“其他观点”解释了“其他意义”。那么对于布伦纳自己来说，又有怎样的突破？
在布伦纳的作品《对恐惧与欲望的探寻》中，两张作品成为整组作品的关键。
第一张照片是《王宫饭店》（Palace Hotel），第二张照片是《魏因费尔德家庭》（Weinfeld Family）。拍《王宫饭店》之前，布伦纳从未如此拍过建筑，也未曾想在这个项目中拍摄这样一张照片。可是在他来到拍摄场地时，一切改变了，他被废弃的体育馆吸引，突然感觉这里就反映了他对这片土地的基本看法，“我相信，对于那些敢于尝试的人来说。上帝终有礼物。”而且，这张照片让他确信，在这个项目中，他要使用8×10相机拍彩色照片，整组作品的题目也由此而来。
《魏因费尔德家庭》的诞生也属偶然，在前往魏因费尔德家共进晚餐前，他根本没有想到要拍照片，他当天已经精疲力尽了。不过他看见这一家人后，有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现实和虚幻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个场景让他想起自己在1981年于耶路撒冷拍摄的一组反映犹太人身份的照片。“而且，这家人在犹太人社区中很有代表性。”最终，他说服这家人一起拍摄了这张照片。 这两张意料之外的作品引导了布伦纳接下来创作的方向。这一次，他不再把镜头仅聚焦于“身份”问题，“这组照片中的很多照片都彼此不同，但他们又是关于一个主题，所以我想，我已经能以略微不同的方式与世界相遇了。”
对话弗里德里克·布伦纳
你怎样评价《在这里》与《犹太侨民》之间的关系？
我花了25年的时间在40多个国家拍摄，追踪犹太侨民身上所带有的明显印记——他们在保有自己文化的同时依然接受外来的习俗和文化。在我早期拍摄的以色列照片中，我更感兴趣的是流亡与家园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认识其中可识别的标记。而在这个项目中，我更感兴趣犹太人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处理自己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并由此重新界定自己的角色。
在这个项目中，你最想通过照片表达什么？当完成后又有什么感受？
如果摄影师一味地想通过照片表达出什么观点或态度，就已经不是在拍摄了，而成了一种无趣的说教。我更倾向于倾听特定场景下人们对我说些什么。对于那些敢于冒险，超越狭隘成见和固有模式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来自生活的礼物。我认为我们虽想行动，依旧被动；尽多选择，无奈被选。我喜欢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在《不安之书》（The Book of Disquiet，国内另有译本译为《惶然录》）中的一段：“当虚弱的男子声称已经实现了所有他想要的，但这是一个谎言。事实上，他在预言他梦想中的生活。我们一事无成。生活将我们如石头一般掷向空中，说‘看我的行动’！”
当观众看到这些照片时，你期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希望这个由12位摄影家参与的拍摄项目能改变关于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传统讨论，超越“和与对抗”的双重视角，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理解这个地方的地缘复杂性和多样性。我相信，只有通过艺术家的语言才能让我们开始去理解这个地方以及得到世界人民的共鸣。
当你在组织这个项目和拍摄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在组织这个项目时我们遇到了很多挑战。我们需要挑选最适合的摄影家，替他们找到赞助经费，为每个摄影师挑选最合适的助理，安排他们的起居，等等。现在这些工作已经完成，我们依然继续在组织巡回展览、出版相关书籍以及开展相关教育项目。很多人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成功，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很多独立艺术家、赞助人、策展人来帮助我们一起让梦想照进现实，
这个群体项目和Mission Héliographique项目、FSA 项目以及La Datar项目有什么区别和相同点？
像你提到的这些项目一样，“在这里”也集合了很多艺术家，用影像进行提问。但是不同的是，我们邀请了“局外人”。而且，我们不会参与任何政治议程。
这个群体摄影项目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这个项目有两个目标：做伟大艺术的孵化器和引发关于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新思考。第一个目标通过著名艺术家们的工作已经基本实现，我们有网站，有展览，还出了很多摄影书。第二个目标更有挑战性，实施起来也会更加困难。这是一个形式多样并且聚合度不高的项目（我想到伟大的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所说：“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并且我们没有政治目的。我们并非要为关于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思考提供一个特定的架构，相反我们通过寻找差异性来提供打破现有局面的新观点。这个角度包括这个地方，也包括我们。这个地区是最富争议的地区，当我们在内心真正彼此拥抱，并接受分歧和矛盾之前，我们不能期盼他人来理解自己。
在你看来，社会纪实摄影的未来走向会怎么样？
事实上，我不认为这个项目和我个人会对社会纪实摄影产生太大的影响。我相信摄影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虽然这次12位摄影家中的10位用胶片拍摄，但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我不认这样的情况会再发生。比如寇德卡就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使用胶片拍摄。随着越来越多人们可以拍出高质量的影像，并且即时将这些影像分享给成千上百万人，我也不清楚这种趋势会带来什么，但是我能肯定的是，艺术家，或者至少我自己，拍摄的核心还将是用相机去向这个世界和自己发问。
对于展览，你有什么规划？
展览一共包含超过500张照片，它将很快前往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然后在纽约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和佛罗里达州的诺顿艺术博物馆展出。我们希望这个展览可以持续几年，包括未来在亚洲巡展，我们也希望中国观众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