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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從北大退休后，65岁生日那天，思旭、凤珠、阿忆、孔庆东等83级的北大本科生，到他家里给他庆祝。晚餐桌上，他说：
“一下子到了65岁，做了些什么？都快一生了。我出过不少书，做过不少事，但最让我自豪的是当过83级的班主任。我是小地方来的，基督教家庭出身。祖父是牧师。外祖父也是牧师，在广东偏远的比利时教堂当了一辈子牧师。‘文革’时候，外祖父去世，当地人用当地的风俗，光着脚去给他送葬。我的智力一般，中上而已，没有孔庆东厉害。因为一些机缘，一些条件，仗着北大，做了一些事情。所以，现在说做一些事情，回报社会，不是大话。现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精力用来做基础教育的事情。”
一个甲子的人生，不知行过多少大德，做过多少大事，写过多少大书，凡是了解他的人，熟悉他的人，受过他大恩的人，不知谁听到他说过大话。
在他66岁生日，他从教30多年培育的几十位博士硕士，悄悄筹备了一个季节，从四面八方赶回北京，在那一年第一个最圆的月亮下，给他一个惊喜。温门弟子何其幸运，在正月所有的大节过完之后了，还有一个最圆满的恩情节日，就是温师正月十六的生日。在那天，一位90多岁老书法家也特致生日贺词：温良风范，儒雅人生，敏行天下。
温良风范
他像大地一样，只是哺育，他像天空一样，只是垂降，乾坤之德何须言焉。但，草木要说话，花果要歌唱。
“如何渡过那急湍，有时我碰到水流，心悸得忘了自己。生命中有许多不易跨越的急湍吗？可有一根楠木横倒的独木桥吗？可有个扶持的人吗？”从花莲山地出发的杨牧仿佛也是在替我扣问命运。在北大遇到我的恩师，命运的回答是让我一生都要感恩。
是的。要么留在此岸。要么淹死在湍流中。是温老师，帮我渡过那急湍……
1993年春天，我在《名作欣赏》上看到了温儒敏先生评论沈从文《沫沫集》的一篇文章，竟然有如见亲故的感觉。一位温良儒雅，悲悯方正，但又似乎心性飘逸的形象也从字纸背后浮现出来（多年后，他把这篇文章收进《文学课堂》，送我书时，还说，也算留下了一个纪念）。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交待了我的出身是师范专科，为考北大的研究生，已经复习了一年。
就像同门很多兄弟姐妹们回忆的那样，我也很快收到他的回信。他的字迹，阔大古朴，像截断的铁钩构架而成。他寄来一份北大校报，告诉我，北大没有门户之见。还有一个橘黄色的即时贴，上面写着他家的电话号码。
我给他回了信。这次是等到第二年才收到他的回信。原来他去韩国讲学去了。我感念的是，在积攒了一整年要回的书信中，他知道他的回信对我的意义。1995年春节前，我第一次上考场。从考场出来，知道考试是什么了，信心大增。我对朋友说，明年我一定能考上了，不过我要去北京考，北京考场有暖气。
一个周六傍晚，我上了到北京的火车。身上揣着我那一帮穷朋友十块八块凑给我的路费。
火车穿越大巴山呼啸北上。我感念山居岁月，想起杨牧的话：
“生的欲望不只是活下去的欲望——有时我深夜不眠是我内心中升起了一种热力，一种波浪不停地汹涌。我要捉住时间，不愿让时间支配我。几年来我的心悸是对时间的心悸。”
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在此地，我认识的人不超过三个。
我租住在清华大学北门。开始了每天14个小时的学习。我到北大校园书店买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所有老师的所有在卖的著作。我又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混进混出，搜罗中文系相关专业教授的所有著作。
到北京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原单位同事转给我的信。其中一封是温老师写给我的，他告诉我不仅要埋头努力，还有注意学习方式。随信是他送我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大书，不知成为了多少学子的文学史基础课本。这是我的专业教科书，我一直买不到，托当时在南京的朋友从图书馆借给我，我再复印装订成十几册，字迹模糊不清，好费眼睛。
我走到了镜春园82号。但我还是不好意思去敲门。我退出来，沿着未名湖转了一圈又一圈，太阳已经偏西，都快四点了，我才再次走进那个有很多南竹和花草的小院子。
他看了我的读书笔记，表扬我之后，就安排我去听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他给上课的吴晓东老师打电话，又给我找了好多书。他说，你和你爱人现在都没有工作了，少花钱去买书。
从初次见面开始，更多恩情的画面，都将定格在我未来的记忆中。
从脑子里冒出来画面之一，是镜春园82号，他家厨房的餐桌。我已经不记得多少次在那里坐着就餐了。有段时间，似乎连续不断在那里吃晚餐。仿佛那是母亲的家。那些好吃的似乎有五六个盘子。三个人坐在那里吃饭，忽然，我注意到，他和师母已放下了筷子，只是温和地看着我吃。我对师母说，我把这些盘子都吃光吧。师母说，好哇，最好。于是我吃光了那些盘子。然后，晚餐才结束。他去书房，我和师母在厨房收拾。如今算来，此生几十年来，除了学生食堂，我吃饭最多的是三个地方：我自己的家，我父母的家，他的家。我与温沁园有段时间会在网上见面聊聊天。有时候，我很久不去看他和师母，就向沁园打听他们。偶尔流露自己的内疚，沁园就安慰我说：“我爸说，你是个有心的人。有心，是我爸对人很高的评价。”我想，无论什么样的人，难道还能不被这样的晚餐喂养出“心”来？
1996年4月24日夜里11点那次晚餐，不知他温老师和师母可还记得？此刻，我再次泪涌如泉。那天有风，天气阴晦。傍晚，突然，温老师到了我租房的农户家里。他说，赶快补办手续，明天之前就得弄好，否则研究生院要收回录取通知书，因为我的报考介绍信和调档单位不统一。
我的第一份单位介绍信，大概在清华大学借用的邮箱里搞丢了，当时来不及了，我就让父母从我家街道办事处补办了一个。等到我被录取，研究生院调档，看见档案所在单位并不是街道，从常规的层面，觉得我这是伪造信息，可以取消通知书。
温老师知道了这个情况，很着急，那时候我也没有电话。他就凭日常交往模糊的信息，找到我先生所在清华大学系所，打听的时候，碰巧是熟悉我的朋友把他带到清华北门找到我。那一带，当时春播，满是牛粪味道。我骑车跟着他，他穿着灰夹克在旧自行车上骑行的背影，令我泪眼模糊。到了他家，我借用他的电话，往原来单位打长途，让朋友火速帮我补办介绍信，并把传真发到他家。他和师母一直在客厅陪着我。他对师母说，她有办法，她那些老同学能给他办来的。那天，他似乎还感冒了，我偶尔听见他咳嗽。不知时间怎么过去的，到了夜里11点，一切终于办妥。他欣慰地说：好了，明天一早我去给研究生院解释，问题不大。这个时候，师母才热菜摆饭。他们还举起茶杯，祝我生日快乐。师母送了我一套韩国化妆品。师母还夸我碰到问题很镇定。 如果不是他们在身边，那样饿着肚子陪着我，我何来镇定。恐怕我的人生从此完全改写。我是同等学力报考的。我有自知之明，觉得需要负重训练。几年来，分秒必争地学习，有时到晚饭时候，眼睛累到无法看书，我先生就给我朗读书里面的段落，我闭着眼睛吃饭来默记。去考场路上，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还在复习。终于考上了，却出了这样的插曲。更可怕的是，到了我入学之后，就有了新政策，同等学力不能再报考北大了。就算我有每天学习20个小时的毅力，愿意考8年，如果那天不是他找到我，让我来补救那个手续错误，这一辈子，我是无法圆北大梦了。
那是我今生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那天深夜难眠，我默默回想28年前我出生那天，因为难产，母亲命悬一线，最后医生和亲族决定舍子存母。在产钳要夹碎我的临界点，我奔向了人间。其实，如今回看，28岁生日纪念日，也是我在北京的新生命的出生日。当时，或许我只是知道自己圆了北大梦。从北大毕业十几年来，我才知道北大对我人生的真正意义。逐渐，当我有了更深的社会意识和历史感，在各种人际圈子和地域见识比较，我也才知道北大对中国的意义；感知和了解到温老师更多的事功与私德，我更知道，温儒敏这样的人对于北大和中国的意义。就像当年我侥幸来到人间拥有生命，父母庆幸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没有被毁灭，直到我长大，他们才更加知道，他们拥有我这个孩子对他们终生的意义是什么。
入学前，要签一个文件，表示我正式是北大的研究生了，他对我说：这样好了，好好学习啊。这时，他才随口轻描淡写讲了那天早上去帮我补交手续，研究生院就像春节的火车售票窗口，他终于从人山人海挤过去，办妥了那些手续，他替我悬着的心才安妥。
十几年后，一位师妹王利娟写过一个类似的课堂情景：“快下课的时候，主持人代表大家向温老师献上了一大束鲜花，温老师捧着那一大束鲜花又对大家嘱咐了几句话，然后说，请来自农村的同学站起来，他要把鲜花转送给他，话音刚落，一位瘦瘦的男孩就站了起来，温老师亲自把鲜花送到那个男孩的手里，语重心长地说：‘来到这里，尽快适应新环境，好好学习，相信你会不断取得进步。’”
三年过得好快。
毕业时候，我觉得我的长处和兴趣都不在学问方面。就对他说：“您的弟子里，有我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很优秀。在我这儿您用心最多，但我算是辜负了您。有些做不到的事情终究做不到，这，只有终生对您怀抱歉疚了。”
他鼓励我做自己适合和喜欢做的事情，他说：“个人的生活是很重要的，正常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学问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有你自己的长处。女生，不要太苦，也不要太平庸就是了。”
我毕业两年之后，我先生要从北大离职，我终于要从北大的教职工宿舍搬出去住了。我需要在北京城里找一处永久的住所。第一个要求是不能离北大太远。心里想的是，我自己要离北大、离我的恩师近一些，就像有的孩子考虑和父母之间的距离一样。最后，在离开北大四公里的地方，从北大挖走我先生的老板，帮助我们买了一套房子。这似乎给我一个很近的心理距离，也是一种只有我自己可以理解的感觉，或者想象是在恩师和师母将来年老的日子里对我更方便的一个距离。
毕业后，不再常常见到他了。而立之年的我，被年龄和家庭负担所催促，也是做事的年月，又因为在热闹面前的迷糊，我似乎常在违背本性，做一些不得不出风头的工作，我做事又是不遗余力的人。所以，时间稍久，人就厌倦，偶尔在文字中就流露出来。有一天，我正在上班，他打电话来告诉我，在北大在线上看见转载的我的文章。他说：文字很好，但有一种疏离现实的情绪。那样不好，那样你会更累。要投入，先去经过。再跳出来看，这样收获会更大些。
十多年后，一位师弟也写过毕业时候，他和温老师话别的心情：“记得他叮嘱说，你刚工作的时候，为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做事上有所妥协，这个我都能理解。可是，等你有了一定的成绩或者地位，你就要考虑你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他说，我不是唱高调，你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名位着想，很简单的，等老了以后，可能连一点精神寄托都沒有。即便是出于自私的角度，也应该想到对社会的回报。做导师的完全可以义正词严地给学生讲一番大道理，可是老师没有这样做。所谓道者，其实不离乎人情。能够体察人情，愿意体察人情的，是真老师。我深深地庆幸自己的幸运。”
我想起他的许多日常言行来。对于现实，他坚持怀有批判精神，但要做建设性的工作。他说，写痛快文章容易，做实事难。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他常常自嘲，自己是带着馒头给教育部打工的人。他深入中学教师中间，推动中学教育改革。他当教授带学生，出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做北大中文系主任，他说了很多尖锐的话，但做了更多结结实实的事情。尤其是执掌北大中文系十年，他提出“守正创新”的理念。二百年后，与这个时代没有肌肤相亲的人，不知能否深切感知，他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拨正矫枉的意义。了解他的人，无论是老先生还是同侪晚辈，都认为他有“公心”。
儒雅人生
高秀芹在《“守正创新”的“职业革命家”》有一段写道：“他担任中文系主任时，提出‘守正创新’的理念，既坚守中文系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又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有所发展和创造。我在不同的场合听到别人对他的评价，没有想到温儒敏的行政能力这么强，大家都忘了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好像他天生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有一套自己的现实法则和人生理想，这些都使他做事底气足，有魄力，他也深知在中国移动一块石头都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他又时时跟现实做必要的妥协和交流，他努力在理想和现实的平衡中获取最大的成功。” “他看到的是这个世界里潜藏的情感和内在规则。对很多事情，他总有自己的判断，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有时他甚至是执拗的，奇特的，他坚持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王利娟则回忆了课堂上的温老师：“温老师一直强调‘基础’的重要性，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多年来，温老师一直关注中小学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育。而关于大学教育，最基础的是本科生教育，后来我才知道温老师对‘大学要抓好本科生教育’这一理念的坚持。这一点在各个大学都跟风要办研究型大学而忽视本科生教育的当下潮流中，尤其可贵。很久以后，再读到《论语·学而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想起了温老师对‘基础’、对‘根本’的重视。” 在北大出版社任总编期间，他策划组织落实规模上百本的《名家通史讲座书系》，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这也是知识金字塔最巨大的底部的基础工作。
在他担任十年北大中文系主任之后，他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这也是守正创新的历史传承，也是基础的工作。
他担任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他从文学史家成为了语文教育专家。他认为，语文是人文的基础，认为介入语文教育是一种责任。在康丽的文章《温儒敏：我为何要介入语文教育》中，他谈到：“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其实是‘五四’的传统，也是北大的传统。”“文学革命运动从发端之日起，其所倡导的文化启蒙就与文学启蒙、文字启蒙是无法分开的，也正是基于此，很多‘五四’时期的大家异常关注国文教育，从鲁迅到胡适，从蔡元培到梁漱溟，从叶圣陶到朱自清，他们或亲去中小学宣讲授课，或编写国文教材，或参与中学语文教学的讨论，在这个领域有过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些老先生自然不用靠这些来提高‘学术分量’，主要就是出于一种责任心。因此，也就无所谓大学与中小学的隔阂，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鸿沟。”
他常常给数百人的一线中小学教师讲课。课后，很多人都惊讶地问他：为何他对中小学教育那么了解，仿佛他一直在中小学一线工作。
这种体察仿佛盐溶于水那么自然。为何在温儒敏这里，很难感到鸿沟与隔阂？在他的书架上，我除了看见过鲁迅的照片，还看到一位很帅很年轻的绅士，问才知道，那是他的父亲。我偶然听说过，他的父亲是医师。温老师小时候似乎就住在醫院一样的家里，看到父亲布施医药给穷人，给四方的人疗伤治病。
全身心救治病人的医生，他与病人之间自然没有隔膜；兢兢业业的牧师，他与教民之间自然没有隔膜。我只能从温老师的童年，去寻找这种融化隔膜的情怀与才智的秘密。
敏行天下
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恐怕最善于单打独斗。温老师在学术界，不仅自己是一员猛将，更是一位难得的统帅。
北大百年校庆其间，他举办的“孑民学术论坛”，邀请各路大学者、大名人，这也是北大讲座史上空前成功的。
《名家通史讲座书系》，上百位作者，更来自全国数十所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
人民教育出版社要请他组织编写新课程《高中语文》教材，他请到袁行霈先生担任主编，动员16位北大中文、哲学、新闻等院系的教授加入，包括曹文轩、何怀宏、陈平原、何九盈、周先慎、苏培成等投入教材编写。最后，这件事，震动教育界与文学研究界，这套教材也是新课程《高中语文》6套教材中影响最大的一套。
他从北大退休后，在山东大学担任一级教授期间，组织“语文生活”学术研讨会。据与会者讲，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凡是温老师邀请到的无人缺席。的确，他的德望，是人所共知的。我只能做一些线性思维般的简单因果推论：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曾提出“合力”的观念。他的人生和学术，都是贯通的，有坚实的现实起点，行知或知行对于他，犹如一个人的姓和名，总是顺理成章地联系在一起，真善美，在他这里不打折扣地浑然一体。
与他交往，有实诚的内在，也有优美的形式，对“文质彬彬”这个词语的理解，就来自对他的感知。我至今记得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他还替我留下了纪念物：他送我在韩国讲学的讲稿《境界》，并在上面简单写下认识的高兴和祝福的话语，并落上了1995年4月2日这样的日期。这也是，他几次在闲谈中，强调过的仪式感的意义。他那种生活得既有效率，又端庄优美的风范，正是我们时代早就少见的了。
曾经在温老师的书房里，看到一幅画，说是泰国一只小象画的。温老师还酷爱一幅漫画：一个连衣服都不要的胳膊上系着翅膀的男人，手提鸟笼，背对家门口一群哭喊的妇孺，义无反顾往前走。这是他的童心与幽默，或者某种飘渺的孤独吧。
恐怕是客家文化养出来的吧，他很有男子气概，又有妩媚的诗心。他一直写诗，在我的师兄师姐中，姜涛、李宪瑜也都是诗人，并研究诗歌。
温老师的诗歌《瓶中的干枝梅》，我很喜欢：在凝视，/用千百只深思的眼睛，/夏日辉煌而短暂，/紫色的骄傲在换季时散落，/偶尔作为怀念的话题……
在北京，我，来自中国最底层社会的学生，在举目无亲的北京，只是依凭了我的勤奋和踏实，因为温老师的帮助，我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他让我感到，幸运和公平，干净和坦荡，可以眷顾任何认真对待时间和那些珍贵价值观的人。
我生活在此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情，最密集、最深邃的人生体验，都发生在北京。在这个地方，我获得了生存的根基，我的生活方式定型在此。去到任何地方，不出旬月，我就几乎无法忍耐离开北京后的无依感。
我的亲生父母，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人生原点；温老师，给了我文化的血缘，人生新的起点，造就我命运的转折，给了我人生的尊严，给了我未来的可能性。他让我体会到，进过北大的人，真正的幸运在什么地方。就像那些有家族归依感的人一样，背后那绵绵无尽的支援力量和智慧温情，使他可以走向他想奔赴的前方。
我不知道能为他和师母多做些什么。
我常常牵挂一个细节：有一次，我给师母送去一束花，她一直忙着给我们做晚餐，几个小时后，等到我们离开，她都没有来得及把花插进花瓶。这是唯一的一次。以前，送给师母鲜花，她总是放下一切，先把花插进花瓶。我从自己的经验出发知道，这是年岁带来的变化。所以，我想，以后再看师母，不要累她再做饭菜；如果送给她鲜花，最好是花篮，她就不用立即分神去照顾那难伺候的花儿，也无需在鲜花干枯后去清洗花瓶。
我扪心自问，力所能及的是什么？我还是只能说：
温师师母，如父如母。恩重如山，说来话长。言语难尽，来日方长。
“一下子到了65岁，做了些什么？都快一生了。我出过不少书，做过不少事，但最让我自豪的是当过83级的班主任。我是小地方来的，基督教家庭出身。祖父是牧师。外祖父也是牧师，在广东偏远的比利时教堂当了一辈子牧师。‘文革’时候，外祖父去世，当地人用当地的风俗，光着脚去给他送葬。我的智力一般，中上而已，没有孔庆东厉害。因为一些机缘，一些条件，仗着北大，做了一些事情。所以，现在说做一些事情，回报社会，不是大话。现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精力用来做基础教育的事情。”
一个甲子的人生，不知行过多少大德，做过多少大事，写过多少大书，凡是了解他的人，熟悉他的人，受过他大恩的人，不知谁听到他说过大话。
在他66岁生日，他从教30多年培育的几十位博士硕士，悄悄筹备了一个季节，从四面八方赶回北京，在那一年第一个最圆的月亮下，给他一个惊喜。温门弟子何其幸运，在正月所有的大节过完之后了，还有一个最圆满的恩情节日，就是温师正月十六的生日。在那天，一位90多岁老书法家也特致生日贺词：温良风范，儒雅人生，敏行天下。
温良风范
他像大地一样，只是哺育，他像天空一样，只是垂降，乾坤之德何须言焉。但，草木要说话，花果要歌唱。
“如何渡过那急湍，有时我碰到水流，心悸得忘了自己。生命中有许多不易跨越的急湍吗？可有一根楠木横倒的独木桥吗？可有个扶持的人吗？”从花莲山地出发的杨牧仿佛也是在替我扣问命运。在北大遇到我的恩师，命运的回答是让我一生都要感恩。
是的。要么留在此岸。要么淹死在湍流中。是温老师，帮我渡过那急湍……
1993年春天，我在《名作欣赏》上看到了温儒敏先生评论沈从文《沫沫集》的一篇文章，竟然有如见亲故的感觉。一位温良儒雅，悲悯方正，但又似乎心性飘逸的形象也从字纸背后浮现出来（多年后，他把这篇文章收进《文学课堂》，送我书时，还说，也算留下了一个纪念）。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交待了我的出身是师范专科，为考北大的研究生，已经复习了一年。
就像同门很多兄弟姐妹们回忆的那样，我也很快收到他的回信。他的字迹，阔大古朴，像截断的铁钩构架而成。他寄来一份北大校报，告诉我，北大没有门户之见。还有一个橘黄色的即时贴，上面写着他家的电话号码。
我给他回了信。这次是等到第二年才收到他的回信。原来他去韩国讲学去了。我感念的是，在积攒了一整年要回的书信中，他知道他的回信对我的意义。1995年春节前，我第一次上考场。从考场出来，知道考试是什么了，信心大增。我对朋友说，明年我一定能考上了，不过我要去北京考，北京考场有暖气。
一个周六傍晚，我上了到北京的火车。身上揣着我那一帮穷朋友十块八块凑给我的路费。
火车穿越大巴山呼啸北上。我感念山居岁月，想起杨牧的话：
“生的欲望不只是活下去的欲望——有时我深夜不眠是我内心中升起了一种热力，一种波浪不停地汹涌。我要捉住时间，不愿让时间支配我。几年来我的心悸是对时间的心悸。”
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在此地，我认识的人不超过三个。
我租住在清华大学北门。开始了每天14个小时的学习。我到北大校园书店买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所有老师的所有在卖的著作。我又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混进混出，搜罗中文系相关专业教授的所有著作。
到北京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原单位同事转给我的信。其中一封是温老师写给我的，他告诉我不仅要埋头努力，还有注意学习方式。随信是他送我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大书，不知成为了多少学子的文学史基础课本。这是我的专业教科书，我一直买不到，托当时在南京的朋友从图书馆借给我，我再复印装订成十几册，字迹模糊不清，好费眼睛。
我走到了镜春园82号。但我还是不好意思去敲门。我退出来，沿着未名湖转了一圈又一圈，太阳已经偏西，都快四点了，我才再次走进那个有很多南竹和花草的小院子。
他看了我的读书笔记，表扬我之后，就安排我去听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他给上课的吴晓东老师打电话，又给我找了好多书。他说，你和你爱人现在都没有工作了，少花钱去买书。
从初次见面开始，更多恩情的画面，都将定格在我未来的记忆中。
从脑子里冒出来画面之一，是镜春园82号，他家厨房的餐桌。我已经不记得多少次在那里坐着就餐了。有段时间，似乎连续不断在那里吃晚餐。仿佛那是母亲的家。那些好吃的似乎有五六个盘子。三个人坐在那里吃饭，忽然，我注意到，他和师母已放下了筷子，只是温和地看着我吃。我对师母说，我把这些盘子都吃光吧。师母说，好哇，最好。于是我吃光了那些盘子。然后，晚餐才结束。他去书房，我和师母在厨房收拾。如今算来，此生几十年来，除了学生食堂，我吃饭最多的是三个地方：我自己的家，我父母的家，他的家。我与温沁园有段时间会在网上见面聊聊天。有时候，我很久不去看他和师母，就向沁园打听他们。偶尔流露自己的内疚，沁园就安慰我说：“我爸说，你是个有心的人。有心，是我爸对人很高的评价。”我想，无论什么样的人，难道还能不被这样的晚餐喂养出“心”来？
1996年4月24日夜里11点那次晚餐，不知他温老师和师母可还记得？此刻，我再次泪涌如泉。那天有风，天气阴晦。傍晚，突然，温老师到了我租房的农户家里。他说，赶快补办手续，明天之前就得弄好，否则研究生院要收回录取通知书，因为我的报考介绍信和调档单位不统一。
我的第一份单位介绍信，大概在清华大学借用的邮箱里搞丢了，当时来不及了，我就让父母从我家街道办事处补办了一个。等到我被录取，研究生院调档，看见档案所在单位并不是街道，从常规的层面，觉得我这是伪造信息，可以取消通知书。
温老师知道了这个情况，很着急，那时候我也没有电话。他就凭日常交往模糊的信息，找到我先生所在清华大学系所，打听的时候，碰巧是熟悉我的朋友把他带到清华北门找到我。那一带，当时春播，满是牛粪味道。我骑车跟着他，他穿着灰夹克在旧自行车上骑行的背影，令我泪眼模糊。到了他家，我借用他的电话，往原来单位打长途，让朋友火速帮我补办介绍信，并把传真发到他家。他和师母一直在客厅陪着我。他对师母说，她有办法，她那些老同学能给他办来的。那天，他似乎还感冒了，我偶尔听见他咳嗽。不知时间怎么过去的，到了夜里11点，一切终于办妥。他欣慰地说：好了，明天一早我去给研究生院解释，问题不大。这个时候，师母才热菜摆饭。他们还举起茶杯，祝我生日快乐。师母送了我一套韩国化妆品。师母还夸我碰到问题很镇定。 如果不是他们在身边，那样饿着肚子陪着我，我何来镇定。恐怕我的人生从此完全改写。我是同等学力报考的。我有自知之明，觉得需要负重训练。几年来，分秒必争地学习，有时到晚饭时候，眼睛累到无法看书，我先生就给我朗读书里面的段落，我闭着眼睛吃饭来默记。去考场路上，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还在复习。终于考上了，却出了这样的插曲。更可怕的是，到了我入学之后，就有了新政策，同等学力不能再报考北大了。就算我有每天学习20个小时的毅力，愿意考8年，如果那天不是他找到我，让我来补救那个手续错误，这一辈子，我是无法圆北大梦了。
那是我今生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那天深夜难眠，我默默回想28年前我出生那天，因为难产，母亲命悬一线，最后医生和亲族决定舍子存母。在产钳要夹碎我的临界点，我奔向了人间。其实，如今回看，28岁生日纪念日，也是我在北京的新生命的出生日。当时，或许我只是知道自己圆了北大梦。从北大毕业十几年来，我才知道北大对我人生的真正意义。逐渐，当我有了更深的社会意识和历史感，在各种人际圈子和地域见识比较，我也才知道北大对中国的意义；感知和了解到温老师更多的事功与私德，我更知道，温儒敏这样的人对于北大和中国的意义。就像当年我侥幸来到人间拥有生命，父母庆幸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没有被毁灭，直到我长大，他们才更加知道，他们拥有我这个孩子对他们终生的意义是什么。
入学前，要签一个文件，表示我正式是北大的研究生了，他对我说：这样好了，好好学习啊。这时，他才随口轻描淡写讲了那天早上去帮我补交手续，研究生院就像春节的火车售票窗口，他终于从人山人海挤过去，办妥了那些手续，他替我悬着的心才安妥。
十几年后，一位师妹王利娟写过一个类似的课堂情景：“快下课的时候，主持人代表大家向温老师献上了一大束鲜花，温老师捧着那一大束鲜花又对大家嘱咐了几句话，然后说，请来自农村的同学站起来，他要把鲜花转送给他，话音刚落，一位瘦瘦的男孩就站了起来，温老师亲自把鲜花送到那个男孩的手里，语重心长地说：‘来到这里，尽快适应新环境，好好学习，相信你会不断取得进步。’”
三年过得好快。
毕业时候，我觉得我的长处和兴趣都不在学问方面。就对他说：“您的弟子里，有我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很优秀。在我这儿您用心最多，但我算是辜负了您。有些做不到的事情终究做不到，这，只有终生对您怀抱歉疚了。”
他鼓励我做自己适合和喜欢做的事情，他说：“个人的生活是很重要的，正常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学问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有你自己的长处。女生，不要太苦，也不要太平庸就是了。”
我毕业两年之后，我先生要从北大离职，我终于要从北大的教职工宿舍搬出去住了。我需要在北京城里找一处永久的住所。第一个要求是不能离北大太远。心里想的是，我自己要离北大、离我的恩师近一些，就像有的孩子考虑和父母之间的距离一样。最后，在离开北大四公里的地方，从北大挖走我先生的老板，帮助我们买了一套房子。这似乎给我一个很近的心理距离，也是一种只有我自己可以理解的感觉，或者想象是在恩师和师母将来年老的日子里对我更方便的一个距离。
毕业后，不再常常见到他了。而立之年的我，被年龄和家庭负担所催促，也是做事的年月，又因为在热闹面前的迷糊，我似乎常在违背本性，做一些不得不出风头的工作，我做事又是不遗余力的人。所以，时间稍久，人就厌倦，偶尔在文字中就流露出来。有一天，我正在上班，他打电话来告诉我，在北大在线上看见转载的我的文章。他说：文字很好，但有一种疏离现实的情绪。那样不好，那样你会更累。要投入，先去经过。再跳出来看，这样收获会更大些。
十多年后，一位师弟也写过毕业时候，他和温老师话别的心情：“记得他叮嘱说，你刚工作的时候，为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做事上有所妥协，这个我都能理解。可是，等你有了一定的成绩或者地位，你就要考虑你能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他说，我不是唱高调，你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名位着想，很简单的，等老了以后，可能连一点精神寄托都沒有。即便是出于自私的角度，也应该想到对社会的回报。做导师的完全可以义正词严地给学生讲一番大道理，可是老师没有这样做。所谓道者，其实不离乎人情。能够体察人情，愿意体察人情的，是真老师。我深深地庆幸自己的幸运。”
我想起他的许多日常言行来。对于现实，他坚持怀有批判精神，但要做建设性的工作。他说，写痛快文章容易，做实事难。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灯火。他常常自嘲，自己是带着馒头给教育部打工的人。他深入中学教师中间，推动中学教育改革。他当教授带学生，出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做北大中文系主任，他说了很多尖锐的话，但做了更多结结实实的事情。尤其是执掌北大中文系十年，他提出“守正创新”的理念。二百年后，与这个时代没有肌肤相亲的人，不知能否深切感知，他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拨正矫枉的意义。了解他的人，无论是老先生还是同侪晚辈，都认为他有“公心”。
儒雅人生
高秀芹在《“守正创新”的“职业革命家”》有一段写道：“他担任中文系主任时，提出‘守正创新’的理念，既坚守中文系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又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有所发展和创造。我在不同的场合听到别人对他的评价，没有想到温儒敏的行政能力这么强，大家都忘了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好像他天生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有一套自己的现实法则和人生理想，这些都使他做事底气足，有魄力，他也深知在中国移动一块石头都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他又时时跟现实做必要的妥协和交流，他努力在理想和现实的平衡中获取最大的成功。” “他看到的是这个世界里潜藏的情感和内在规则。对很多事情，他总有自己的判断，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有时他甚至是执拗的，奇特的，他坚持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王利娟则回忆了课堂上的温老师：“温老师一直强调‘基础’的重要性，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多年来，温老师一直关注中小学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育。而关于大学教育，最基础的是本科生教育，后来我才知道温老师对‘大学要抓好本科生教育’这一理念的坚持。这一点在各个大学都跟风要办研究型大学而忽视本科生教育的当下潮流中，尤其可贵。很久以后，再读到《论语·学而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想起了温老师对‘基础’、对‘根本’的重视。” 在北大出版社任总编期间，他策划组织落实规模上百本的《名家通史讲座书系》，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这也是知识金字塔最巨大的底部的基础工作。
在他担任十年北大中文系主任之后，他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这也是守正创新的历史传承，也是基础的工作。
他担任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他从文学史家成为了语文教育专家。他认为，语文是人文的基础，认为介入语文教育是一种责任。在康丽的文章《温儒敏：我为何要介入语文教育》中，他谈到：“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其实是‘五四’的传统，也是北大的传统。”“文学革命运动从发端之日起，其所倡导的文化启蒙就与文学启蒙、文字启蒙是无法分开的，也正是基于此，很多‘五四’时期的大家异常关注国文教育，从鲁迅到胡适，从蔡元培到梁漱溟，从叶圣陶到朱自清，他们或亲去中小学宣讲授课，或编写国文教材，或参与中学语文教学的讨论，在这个领域有过不可替代的贡献。”“这些老先生自然不用靠这些来提高‘学术分量’，主要就是出于一种责任心。因此，也就无所谓大学与中小学的隔阂，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鸿沟。”
他常常给数百人的一线中小学教师讲课。课后，很多人都惊讶地问他：为何他对中小学教育那么了解，仿佛他一直在中小学一线工作。
这种体察仿佛盐溶于水那么自然。为何在温儒敏这里，很难感到鸿沟与隔阂？在他的书架上，我除了看见过鲁迅的照片，还看到一位很帅很年轻的绅士，问才知道，那是他的父亲。我偶然听说过，他的父亲是医师。温老师小时候似乎就住在醫院一样的家里，看到父亲布施医药给穷人，给四方的人疗伤治病。
全身心救治病人的医生，他与病人之间自然没有隔膜；兢兢业业的牧师，他与教民之间自然没有隔膜。我只能从温老师的童年，去寻找这种融化隔膜的情怀与才智的秘密。
敏行天下
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恐怕最善于单打独斗。温老师在学术界，不仅自己是一员猛将，更是一位难得的统帅。
北大百年校庆其间，他举办的“孑民学术论坛”，邀请各路大学者、大名人，这也是北大讲座史上空前成功的。
《名家通史讲座书系》，上百位作者，更来自全国数十所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
人民教育出版社要请他组织编写新课程《高中语文》教材，他请到袁行霈先生担任主编，动员16位北大中文、哲学、新闻等院系的教授加入，包括曹文轩、何怀宏、陈平原、何九盈、周先慎、苏培成等投入教材编写。最后，这件事，震动教育界与文学研究界，这套教材也是新课程《高中语文》6套教材中影响最大的一套。
他从北大退休后，在山东大学担任一级教授期间，组织“语文生活”学术研讨会。据与会者讲，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凡是温老师邀请到的无人缺席。的确，他的德望，是人所共知的。我只能做一些线性思维般的简单因果推论：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曾提出“合力”的观念。他的人生和学术，都是贯通的，有坚实的现实起点，行知或知行对于他，犹如一个人的姓和名，总是顺理成章地联系在一起，真善美，在他这里不打折扣地浑然一体。
与他交往，有实诚的内在，也有优美的形式，对“文质彬彬”这个词语的理解，就来自对他的感知。我至今记得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他还替我留下了纪念物：他送我在韩国讲学的讲稿《境界》，并在上面简单写下认识的高兴和祝福的话语，并落上了1995年4月2日这样的日期。这也是，他几次在闲谈中，强调过的仪式感的意义。他那种生活得既有效率，又端庄优美的风范，正是我们时代早就少见的了。
曾经在温老师的书房里，看到一幅画，说是泰国一只小象画的。温老师还酷爱一幅漫画：一个连衣服都不要的胳膊上系着翅膀的男人，手提鸟笼，背对家门口一群哭喊的妇孺，义无反顾往前走。这是他的童心与幽默，或者某种飘渺的孤独吧。
恐怕是客家文化养出来的吧，他很有男子气概，又有妩媚的诗心。他一直写诗，在我的师兄师姐中，姜涛、李宪瑜也都是诗人，并研究诗歌。
温老师的诗歌《瓶中的干枝梅》，我很喜欢：在凝视，/用千百只深思的眼睛，/夏日辉煌而短暂，/紫色的骄傲在换季时散落，/偶尔作为怀念的话题……
在北京，我，来自中国最底层社会的学生，在举目无亲的北京，只是依凭了我的勤奋和踏实，因为温老师的帮助，我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他让我感到，幸运和公平，干净和坦荡，可以眷顾任何认真对待时间和那些珍贵价值观的人。
我生活在此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情，最密集、最深邃的人生体验，都发生在北京。在这个地方，我获得了生存的根基，我的生活方式定型在此。去到任何地方，不出旬月，我就几乎无法忍耐离开北京后的无依感。
我的亲生父母，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人生原点；温老师，给了我文化的血缘，人生新的起点，造就我命运的转折，给了我人生的尊严，给了我未来的可能性。他让我体会到，进过北大的人，真正的幸运在什么地方。就像那些有家族归依感的人一样，背后那绵绵无尽的支援力量和智慧温情，使他可以走向他想奔赴的前方。
我不知道能为他和师母多做些什么。
我常常牵挂一个细节：有一次，我给师母送去一束花，她一直忙着给我们做晚餐，几个小时后，等到我们离开，她都没有来得及把花插进花瓶。这是唯一的一次。以前，送给师母鲜花，她总是放下一切，先把花插进花瓶。我从自己的经验出发知道，这是年岁带来的变化。所以，我想，以后再看师母，不要累她再做饭菜；如果送给她鲜花，最好是花篮，她就不用立即分神去照顾那难伺候的花儿，也无需在鲜花干枯后去清洗花瓶。
我扪心自问，力所能及的是什么？我还是只能说：
温师师母，如父如母。恩重如山，说来话长。言语难尽，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