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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被称为历史的民族。但是,在1837年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却认为:世界史尽管开始于东方,但东方人却对历史没有“自觉”。因此他说:亚洲和东方的历史只有放在西方的精神-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解、解释、说明和评价。
迄今为止的世界史大都是在西方精神-意识形态──或者说“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被叙述的。而中国和亚洲可以被“恩准”进入这种世界史叙述中,起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漫长的中国古代、中古和近世必须仅仅被叙述为“死去的文明”,因而只有在博物馆里陈列、供人鉴赏的意义和价值(毋庸讳言,这就是所谓汉学的一般态度)。其次,自19世纪后期以来开始的漫长的中国革命,也必须被视为历史的变态和变异,即仅仅被视为东方无组织性的表征、亚洲无政府主义动乱的延续。于是,在当今世界主流媒体所把持的历史叙述中,中国的历史竟然只是从上世纪的80年代才真正开始:而所谓“拨乱反正”、“走向世界”、“人的觉醒”、“大国的崛起”等等叙述,──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以全盘隔断历史为前提和代价的。
今天我们的确需要正视鲁迅曾经的质疑:“中国人丧失了自信力了吗?”鲁迅这里所谓的“自信力”,其实就是指对于自己历史的自觉,也就是指连贯地叙述自己的历史的能力,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就是如何重新叙述被隔断的历史,如何把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国革命近百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叙述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进一步──则是如何从亚洲和中国出发,形成一个中国和亚洲视野里的世界史。
在中国史学界回避这一问题的时候,邻国东瀛的滨下武志教授的一系列著作却在竭力建立这样一种中国和亚洲视野的世界史。滨下教授开创性地、绵密而深刻地叙述了自16世纪以来漫长的500年间,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以其挥汗如雨的劳动、不畏惊涛骇浪的远航,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持续和平的方式,去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富裕的经济、发达的金融体系之持续奋斗。其对上述千百万人持续之奋斗的动人描述,特别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暴力扩展的方式,创造经济繁荣的朝贡贸易体制的再阐释,使得他的研究可开辟了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
滨下先生的师长,日本东洋史学的前辈,已故宫崎市定教授曾有过著名论断:东洋在公元10世纪左右就进入了近世,比西洋要早3个世纪左右,而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中国的冶铁业具有世界史的意义,早在唐代,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就联合开辟了从中国经南洋、西洋到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这一贸易线路,在中国唐代学者贾耽和阿巴斯王朝学者的著作中,都有细致的描述,也正是通过这条通道,中国的铁和煤冶炼的技术传到了欧洲,元代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就是铁和铁制品。正像那些在学术和思想上开天辟地的人物一样,宫崎往往将他伟大的智慧转化为深刻、幽默的叙述──例如他这样说:飞机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在空中停下来,而航海得以扩展的前提就是船可以停下来,使得船能够停下来的就是锚,但如果没有冶炼巨型铁锚的技术,不必说发现新大陆,就是远航也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西洋最大的幸运,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新世界,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新世界发现了银,西洋最大的幸运,乃是因为在这些之前,有一个把银作为交换手段的先进经济体已经存在于那里了,这个先进的经济体,就是东洋。
这种日本东洋史学的亚洲意识,也体现在滨下教授新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之中:“从欧洲的角度被称为伟大航海的时代,如果从其他贸易圈来看,可以将欧洲人到达亚洲,视为利用了亚洲的贸易者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所开辟的伟大航线”。但是,当哥伦布、达伽马这些海盗分子在世界史上浪得虚名的同时,如贾耽这样的学者,以及无数冲破惊涛骇浪远航世界的普通亚洲水手却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中消失了。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它的核心是以和平和文明的方式推动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大和金融的积累,拒绝以战争掠夺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德里达曾经说,历史学家从事的,乃是召唤幽灵的工作,而滨下教授的工作正是把历史的幽灵重新召唤出来。
关于白银在16世纪以降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最为通俗的解释,大概要归功于以安德列·贡德·弗兰克教授的《白银资本》(彭慕兰《大分流》、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等著作,亦代表着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叙述的史学创造),其中,弗兰克教授的研究最鲜明地涉及白银问题,即16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如何借助美洲白银而驱动一个世界经济──但是,只有对照弗兰克这种粗线条的研究,我们才能发现滨下教授的著作,特别是这本新作《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内容的深刻、丰富性。这种深刻、丰富性起码表现为四点:
第一,弗兰克没有叙述白银作为货币和资本在亚洲和中国被确立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特别是,他没有揭示出白银与铜钱、钞票、布帛、黄金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正如滨下指出的,从而这就必然忽视了16世纪中期以来,美洲白银之所以能够进入亚洲的真实历史条件和真正的历史基础。滨下论述道:银首先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被用作货币的,它只是在唐代中期,才作为海外贸易的结算手段被用于中国,而银在中国被赋予交换媒介的意义,最初是在五代混乱的局面中形成的。根据宫崎市定的研究:五代时期的各个国家,为了在互相间的贸易中尽可能把铜钱保存在自己手里,防止铜钱流失到其他国家,所以才将银作为国家间的贸易凭证而加以采用。宋代的货币制度是铜钱与钞兼使,但是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国家税收越来越依赖于海外贸易,故而银在民间的采用开始普及起来,因此,王夫之在《宋论》中,才激烈批评宋代发行交子的做法乃是违背民意,而他这里所谓的民意,就是指白银已经日益成为中国国内商品交换的工具,相对于钞和铜钱而言,银已经成为稀缺资源。而元代在中统时代曾经以银为本位,发行过“中统交钞”,明代更曾严令民间不得用银,以此支持国家货币──宝钞的发行,而只是在宝钞发行失败之后,才不得不承认“银钱兼使”的既成事实。实际上,整个明代也没有正式废止宝钞。漫长的历史充分说明:银在中国的采用,完全是民间市场交换自下而上的结果,是海外贸易促进国内贸易的结果,并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毋宁是国家意志失败,或者说国家向商业、贸易和民间妥协的结果。而这里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明代以降的中国以“天下”自居,因此它始终要照顾和平衡中央与边缘、中国与更广大的亚洲区域之间的利益,而不可能完全从中央、从中国一个国家的利益考虑问题。这就是滨下教授指出的:白银一开始就是区域性的,是区域贸易空间的产物,而不是国家行政制度和行政空间的产物。
其次,正是因此,白银作为区域间贸易的媒介,与国家意志的体现(钞法)、民间贸易的主要媒介(铜钱)之间,就构成了互动的流通关系,或者说构成了滨下教授所谓的流通层次(circulation tier)。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来, 不是弗兰克所简单理解的“白银”,而是白银-钞法-铜钱的“关系体系”,方才构成了中国货币体系运动的真实情况,或者说,正是这种互动的“货币关系体系”,方才反过来为白银流通制造了条件,而众所周知,弗兰克等人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是美洲-欧洲-亚洲之间的白银流通,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制造了条件。
第三,滨下教授指出:16世纪中期美洲白银大规模的进入亚洲贸易体系,除了由于白银是欧洲进口亚洲商品的通货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因为: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存在金银比价的巨大差额,白银卷入亚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欧洲以银换取亚洲的金,因此,16世纪中期之后形成的世纪货币体系,就更加不是单纯的白银资本体系,而是铜-银-金关系体系,16世纪中期以降的利润和资本积累,不仅来自白银驱动的贸易活动,而且来自铜-银-金这一“关系体系”的运动,或者说兑换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原本不是商品生产中心的新加坡和香港,却因为从历史上就处于多重货币汇兑的中介点,反而会成为繁荣的资本中心。
第四,因此,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以来白银的稀缺性(从而导致白银长期扮演了世界货币的角色),不仅仅是由于中国和亚洲经济吸收白银的强大能力,而且更是因为:这种稀缺性只有放在铜-银-金的“关系体系”中才能看出,换句话说:白银的地位,只有从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货币汇兑关系中才能得到更深入的说明。而同样的,当1872年之后,由于欧洲各国开始采用金本位制,从而导致了黄金稀缺,结果在铜-银-金的关系体系中,造成了白银价格的迅速下降,这种白银价格的下降,一方面造成白银圈内产品价格的下降,从而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但同时,却更有利于西方对于中国的资本投资和对中国政府的借款的扩大发展。而这仿佛是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出口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外国在华投资的不断膨胀。而这一切都是人民币的弱势使然,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不断以生产和贸易的方式向世界让利的“朝贡贸易”方式的延续。
总之,不是白银驱动了世界,因为真实的历史要比这一简单化的断语远为复杂:自唐代后期以降,是白银在铜-钞-银的关系运动中如何脱颖而出,逐步成为亚洲区域经济的主导货币;而自16世纪以降,则是在铜-银-金的关系体系中,白银如何成为世界货币;而1872年开始的欧洲金本位制度,则可以看作这一关系体系内部的反转。实际上,正如滨下教授所指出的,16~19世纪,白银地位的确立,只有在铜-银-金的关系运动中才能看出,正如美元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只有在与其他货币的关系之中才能得到表现一样,如果当今的世界经济是由美元单一货币驱动的话,那么,所谓的世界经济反而就不存在了。
滨下教授已经移讲习于中山大学,他将其写作为“孙逸仙大学”,因为“中山”是孙先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时用的名字,也许在一个胸怀中国式“天下”志愿的学者看来,孙先生竟然改了一个日本名字,这本身就如同近代中国的命运一般,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情吧。但是如果把视野展开到中国近代史,我们不得不有一系列疑问,而这些疑问都与孙中山先生为了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而发动的中国革命有关。
如果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不过就是亚洲区域贸易和金融体系扩大的结果,即使是欧洲的进入也不过是借助了、发展了既有的亚洲区域体系,19世纪以来欧洲的金融扩张和金融霸权,也不过是既有的铜-银-金关系体系发展的自然结果,那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是否就不存在了呢?1500年以来,在欧洲形成并确立起来的战争国债体系──那个曾经为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指斥的帝国主义金融制度,难道也是世界金融体系发展的自然结果吗?而在滨下的体系中,仿佛没有民族国家,战争、暴力的地位,而Charles Tilly却指出:强制与资本,民族国家、战争恰恰是自19世纪至今世界史的主题,战争国债制度乃是西洋现代金融体制的基本动力。但是,无论天下秩序和朝贡贸易体系多么和平而文明,这一秩序却极大地弱化了中国的国家能力,弱化了中国以国家的方式支配经济、贸易和金融的能力,文明最终弱化了中国的武力,使得她在1895年连日本的军事打击也不能回应。文明一定能战胜野蛮吗?和平一定能对抗武力吗?1840年以来惨痛的中国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难以忘怀的答案。漫长的20世纪可谓是中国革命的世纪,这个持续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货币的成功发行,人民币的发行(1948年12月30日),就是中国革命的成果,人民币的主权地位,是中国革命和奋斗的最伟大成就。而对这一问题,我们并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滨下武志曾在前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中说:“中国在以白银为主要货币金属的同时,其供给却需要依靠外国,这还暴露出没有直接掌握白银流通的清朝财政,却以白银为主进行征税和财政经营的内在根本矛盾”,我以为这其实是揭示了孙中山先生“货币革命”思想的核心,即废除白银流通而实行国家主权货币,这一思想,最初在1935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法案得以通过。但是中国财政在没有直接掌握白银流通的情况下,采用白银为财政基础,是否其陷入现代被动的一个原因?进一步说,使得一个伟大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动力,是在于被动地顺应世界潮流呢,还是要逆流而上,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切,我们并未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看到答案,也许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滨下武志先生的研究范围,但却是中国人叙述自己的历史时必须要面对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迄今为止的世界史大都是在西方精神-意识形态──或者说“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被叙述的。而中国和亚洲可以被“恩准”进入这种世界史叙述中,起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漫长的中国古代、中古和近世必须仅仅被叙述为“死去的文明”,因而只有在博物馆里陈列、供人鉴赏的意义和价值(毋庸讳言,这就是所谓汉学的一般态度)。其次,自19世纪后期以来开始的漫长的中国革命,也必须被视为历史的变态和变异,即仅仅被视为东方无组织性的表征、亚洲无政府主义动乱的延续。于是,在当今世界主流媒体所把持的历史叙述中,中国的历史竟然只是从上世纪的80年代才真正开始:而所谓“拨乱反正”、“走向世界”、“人的觉醒”、“大国的崛起”等等叙述,──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以全盘隔断历史为前提和代价的。
今天我们的确需要正视鲁迅曾经的质疑:“中国人丧失了自信力了吗?”鲁迅这里所谓的“自信力”,其实就是指对于自己历史的自觉,也就是指连贯地叙述自己的历史的能力,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就是如何重新叙述被隔断的历史,如何把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国革命近百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叙述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进一步──则是如何从亚洲和中国出发,形成一个中国和亚洲视野里的世界史。
在中国史学界回避这一问题的时候,邻国东瀛的滨下武志教授的一系列著作却在竭力建立这样一种中国和亚洲视野的世界史。滨下教授开创性地、绵密而深刻地叙述了自16世纪以来漫长的500年间,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以其挥汗如雨的劳动、不畏惊涛骇浪的远航,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持续和平的方式,去创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富裕的经济、发达的金融体系之持续奋斗。其对上述千百万人持续之奋斗的动人描述,特别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暴力扩展的方式,创造经济繁荣的朝贡贸易体制的再阐释,使得他的研究可开辟了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
滨下先生的师长,日本东洋史学的前辈,已故宫崎市定教授曾有过著名论断:东洋在公元10世纪左右就进入了近世,比西洋要早3个世纪左右,而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中国的冶铁业具有世界史的意义,早在唐代,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就联合开辟了从中国经南洋、西洋到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这一贸易线路,在中国唐代学者贾耽和阿巴斯王朝学者的著作中,都有细致的描述,也正是通过这条通道,中国的铁和煤冶炼的技术传到了欧洲,元代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就是铁和铁制品。正像那些在学术和思想上开天辟地的人物一样,宫崎往往将他伟大的智慧转化为深刻、幽默的叙述──例如他这样说:飞机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在空中停下来,而航海得以扩展的前提就是船可以停下来,使得船能够停下来的就是锚,但如果没有冶炼巨型铁锚的技术,不必说发现新大陆,就是远航也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西洋最大的幸运,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新世界,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新世界发现了银,西洋最大的幸运,乃是因为在这些之前,有一个把银作为交换手段的先进经济体已经存在于那里了,这个先进的经济体,就是东洋。
这种日本东洋史学的亚洲意识,也体现在滨下教授新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之中:“从欧洲的角度被称为伟大航海的时代,如果从其他贸易圈来看,可以将欧洲人到达亚洲,视为利用了亚洲的贸易者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所开辟的伟大航线”。但是,当哥伦布、达伽马这些海盗分子在世界史上浪得虚名的同时,如贾耽这样的学者,以及无数冲破惊涛骇浪远航世界的普通亚洲水手却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中消失了。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它的核心是以和平和文明的方式推动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大和金融的积累,拒绝以战争掠夺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德里达曾经说,历史学家从事的,乃是召唤幽灵的工作,而滨下教授的工作正是把历史的幽灵重新召唤出来。
关于白银在16世纪以降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最为通俗的解释,大概要归功于以安德列·贡德·弗兰克教授的《白银资本》(彭慕兰《大分流》、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等著作,亦代表着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叙述的史学创造),其中,弗兰克教授的研究最鲜明地涉及白银问题,即16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如何借助美洲白银而驱动一个世界经济──但是,只有对照弗兰克这种粗线条的研究,我们才能发现滨下教授的著作,特别是这本新作《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内容的深刻、丰富性。这种深刻、丰富性起码表现为四点:
第一,弗兰克没有叙述白银作为货币和资本在亚洲和中国被确立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特别是,他没有揭示出白银与铜钱、钞票、布帛、黄金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正如滨下指出的,从而这就必然忽视了16世纪中期以来,美洲白银之所以能够进入亚洲的真实历史条件和真正的历史基础。滨下论述道:银首先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被用作货币的,它只是在唐代中期,才作为海外贸易的结算手段被用于中国,而银在中国被赋予交换媒介的意义,最初是在五代混乱的局面中形成的。根据宫崎市定的研究:五代时期的各个国家,为了在互相间的贸易中尽可能把铜钱保存在自己手里,防止铜钱流失到其他国家,所以才将银作为国家间的贸易凭证而加以采用。宋代的货币制度是铜钱与钞兼使,但是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国家税收越来越依赖于海外贸易,故而银在民间的采用开始普及起来,因此,王夫之在《宋论》中,才激烈批评宋代发行交子的做法乃是违背民意,而他这里所谓的民意,就是指白银已经日益成为中国国内商品交换的工具,相对于钞和铜钱而言,银已经成为稀缺资源。而元代在中统时代曾经以银为本位,发行过“中统交钞”,明代更曾严令民间不得用银,以此支持国家货币──宝钞的发行,而只是在宝钞发行失败之后,才不得不承认“银钱兼使”的既成事实。实际上,整个明代也没有正式废止宝钞。漫长的历史充分说明:银在中国的采用,完全是民间市场交换自下而上的结果,是海外贸易促进国内贸易的结果,并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毋宁是国家意志失败,或者说国家向商业、贸易和民间妥协的结果。而这里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明代以降的中国以“天下”自居,因此它始终要照顾和平衡中央与边缘、中国与更广大的亚洲区域之间的利益,而不可能完全从中央、从中国一个国家的利益考虑问题。这就是滨下教授指出的:白银一开始就是区域性的,是区域贸易空间的产物,而不是国家行政制度和行政空间的产物。
其次,正是因此,白银作为区域间贸易的媒介,与国家意志的体现(钞法)、民间贸易的主要媒介(铜钱)之间,就构成了互动的流通关系,或者说构成了滨下教授所谓的流通层次(circulation tier)。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来, 不是弗兰克所简单理解的“白银”,而是白银-钞法-铜钱的“关系体系”,方才构成了中国货币体系运动的真实情况,或者说,正是这种互动的“货币关系体系”,方才反过来为白银流通制造了条件,而众所周知,弗兰克等人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是美洲-欧洲-亚洲之间的白银流通,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制造了条件。
第三,滨下教授指出:16世纪中期美洲白银大规模的进入亚洲贸易体系,除了由于白银是欧洲进口亚洲商品的通货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因为: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存在金银比价的巨大差额,白银卷入亚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欧洲以银换取亚洲的金,因此,16世纪中期之后形成的世纪货币体系,就更加不是单纯的白银资本体系,而是铜-银-金关系体系,16世纪中期以降的利润和资本积累,不仅来自白银驱动的贸易活动,而且来自铜-银-金这一“关系体系”的运动,或者说兑换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原本不是商品生产中心的新加坡和香港,却因为从历史上就处于多重货币汇兑的中介点,反而会成为繁荣的资本中心。
第四,因此,从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以来白银的稀缺性(从而导致白银长期扮演了世界货币的角色),不仅仅是由于中国和亚洲经济吸收白银的强大能力,而且更是因为:这种稀缺性只有放在铜-银-金的“关系体系”中才能看出,换句话说:白银的地位,只有从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货币汇兑关系中才能得到更深入的说明。而同样的,当1872年之后,由于欧洲各国开始采用金本位制,从而导致了黄金稀缺,结果在铜-银-金的关系体系中,造成了白银价格的迅速下降,这种白银价格的下降,一方面造成白银圈内产品价格的下降,从而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但同时,却更有利于西方对于中国的资本投资和对中国政府的借款的扩大发展。而这仿佛是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出口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外国在华投资的不断膨胀。而这一切都是人民币的弱势使然,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不断以生产和贸易的方式向世界让利的“朝贡贸易”方式的延续。
总之,不是白银驱动了世界,因为真实的历史要比这一简单化的断语远为复杂:自唐代后期以降,是白银在铜-钞-银的关系运动中如何脱颖而出,逐步成为亚洲区域经济的主导货币;而自16世纪以降,则是在铜-银-金的关系体系中,白银如何成为世界货币;而1872年开始的欧洲金本位制度,则可以看作这一关系体系内部的反转。实际上,正如滨下教授所指出的,16~19世纪,白银地位的确立,只有在铜-银-金的关系运动中才能看出,正如美元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只有在与其他货币的关系之中才能得到表现一样,如果当今的世界经济是由美元单一货币驱动的话,那么,所谓的世界经济反而就不存在了。
滨下教授已经移讲习于中山大学,他将其写作为“孙逸仙大学”,因为“中山”是孙先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时用的名字,也许在一个胸怀中国式“天下”志愿的学者看来,孙先生竟然改了一个日本名字,这本身就如同近代中国的命运一般,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情吧。但是如果把视野展开到中国近代史,我们不得不有一系列疑问,而这些疑问都与孙中山先生为了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而发动的中国革命有关。
如果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不过就是亚洲区域贸易和金融体系扩大的结果,即使是欧洲的进入也不过是借助了、发展了既有的亚洲区域体系,19世纪以来欧洲的金融扩张和金融霸权,也不过是既有的铜-银-金关系体系发展的自然结果,那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是否就不存在了呢?1500年以来,在欧洲形成并确立起来的战争国债体系──那个曾经为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指斥的帝国主义金融制度,难道也是世界金融体系发展的自然结果吗?而在滨下的体系中,仿佛没有民族国家,战争、暴力的地位,而Charles Tilly却指出:强制与资本,民族国家、战争恰恰是自19世纪至今世界史的主题,战争国债制度乃是西洋现代金融体制的基本动力。但是,无论天下秩序和朝贡贸易体系多么和平而文明,这一秩序却极大地弱化了中国的国家能力,弱化了中国以国家的方式支配经济、贸易和金融的能力,文明最终弱化了中国的武力,使得她在1895年连日本的军事打击也不能回应。文明一定能战胜野蛮吗?和平一定能对抗武力吗?1840年以来惨痛的中国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难以忘怀的答案。漫长的20世纪可谓是中国革命的世纪,这个持续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货币的成功发行,人民币的发行(1948年12月30日),就是中国革命的成果,人民币的主权地位,是中国革命和奋斗的最伟大成就。而对这一问题,我们并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滨下武志曾在前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中说:“中国在以白银为主要货币金属的同时,其供给却需要依靠外国,这还暴露出没有直接掌握白银流通的清朝财政,却以白银为主进行征税和财政经营的内在根本矛盾”,我以为这其实是揭示了孙中山先生“货币革命”思想的核心,即废除白银流通而实行国家主权货币,这一思想,最初在1935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法案得以通过。但是中国财政在没有直接掌握白银流通的情况下,采用白银为财政基础,是否其陷入现代被动的一个原因?进一步说,使得一个伟大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动力,是在于被动地顺应世界潮流呢,还是要逆流而上,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切,我们并未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看到答案,也许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滨下武志先生的研究范围,但却是中国人叙述自己的历史时必须要面对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