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永乐大典》是一部大型类书，汇集了明永乐年间之前的图书七八千种。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就有修纂一部新类书之议，因故未能施行。朱元璋的四子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变”，夺得其侄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改元永乐。为彰显文治聿兴，笼络人心，消弥朝野私议，永乐元年（1403），心患世讥惭德的明成祖朱棣下令解缙等人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毋厌浩繁”。解缙等人奉命编纂，次年编成进呈，赐名《文献大成》。朱棣览后，未餍其心意，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于永乐三年（1405）敕命姚广孝、解缙等人重修，劳三千之众，绵历四载，参照元人阴幼遇《韵府群玉》、钱讽《回溪史韵》体例，以《洪武正韵》为纲，“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将自古以来书籍整段整篇，甚至整部一字不易地全部抄录，“直取全文，未尝擅减片语”，保存了古书的原貌，辑录了上起周秦下迄明初的典籍，许多不见存于后世的佚文秘典赖此得以流传。永乐五年（1407）进呈，朱棣甚为满意，撰序云“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赐名《永乐大典》。次年全书抄成，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和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凡三点七亿字，堪称宏篇巨帙，旷世大典。
　　《永乐大典》修成，清抄的正本藏于南京文渊阁东阁的下阁。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永乐大典》正本移置京城，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移入文楼，深藏中秘，缄縢扃鐍，外廷无从得见。嘉靖三十六年（1557），皇宫突遭回禄，大内午门、奉天门及三殿火势连绵，文楼地近三殿，情势危急，对《永乐大典》钟爱殊深的世宗朱厚熜一夜连下四道禁令，亲自督责命人从文楼中抢运出《永乐大典》。嘉靖四十一年（1562），世宗朱厚熜担心《永乐大典》孤本易损，下令重誊《永乐大典》副本一部，贮于他所，“两处收藏，以备不虞”。至隆庆元年（1567），六历寒暑，重录竣功，其内容、格式、装帧与正本一般无二，令人叹为观止。副本《永乐大典》归藏于嘉靖十三年（1534）建成的皇史宬内。《永乐大典》修成后，臣僚曾有镂版锓梓之议，因工费浩繁而未果，终成虚愿，成为“藏而不流”的皇家秘贮。至明亡，《永乐大典》正本不知所踪，杳如黄鹤，成为一大谜案，由于有关正本归贮的记载隐晦难明，引起后人种种推测，以至有毁于明末清初南京、世宗殉葬于永陵、藏于皇史宬夹墙内、焚于明清易代之际、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等诸说，众喙纷纭，至今尚难定谳。《永乐大典》副本清初移置翰林院，其后屡经馆臣监守自盗和兵燹火厄，加上外国人劫掠，至今仅存四百册左右，星散于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多个公私收藏家手中，成为珍贵的历史遗存，难以求觅的稀世之宝。

二

　　《永乐大典》保存了我国十四世纪以前的典籍文献，其中多宋元及明初之书，极具版本价值，且多后世佚文秘典，可见《永乐大典》对保存佚书的独一无二之功，因此有“遗书渊薮”之称。明万历年间，重修《文渊阁书目》，《永乐大典》所收之书已“十不存一”。清康熙年间，徐乾学修《一统志》时，更是“寥寥无几”。
　　早在明隆庆年间，高拱、张四维等人参与重抄《永乐大典》，张四维就从中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和《折狱龟鉴》。《名公书判清明集》辑宋、元人之案牍判语，分类编次，有南宋刻本（残本）和明隆庆三年（1569）盛时选蓝印本传世。《折狱龟鉴》，南宋郑克编撰的案例故事集，因五代和凝父子《疑狱集》未尽详备，遂采摭正史、传记、墓志、笔记中有关侦查破案、司法鉴定、辩诬雪寃、审断疑狱等案例，补苴遗缺，分载于二十门类，如龟决疑，如鉴烛物，书名意谓此书是判案决疑的一面镜子，有明辑本、《四库》大典本《折狱龟鉴》传世。
　　早在明代，《永乐大典》修成后就有散失，据汪康年《雅言录》，翰林院编修杨慎有窃书行为。另据张岱《陶庵梦忆》、《石匮书》，其祖孙曾在执掌禁中书库的胡氏家中亲见私窃携归的《永乐大典》正本二三十册。入清以后，《永乐大典》副本散失十分之一，有识之士始有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书坠简之议。康熙三十二年（1693）以前，徐乾学首倡其说，有校辑其书之意而未能实行。康熙五十年（1711），查慎行等人奉敕撰《佩文韵府》，拟奏请翻阅《永乐大典》，因卷帙繁穰，恐致损污而其事遂寝。雍正年间，开三礼书局，《永乐大典》从皇史宬移入翰林院，李绂、全祖望得窥其书，从中辑得佚书十四种，惜今皆不传。全氏是注重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方志的第一人，后世学者踵武者颇多。
　　乾隆三十七年（1772），修纂《四库全书》，下诏征求遗书，“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由此广开献书之路，发中秘之藏，延揽群儒，妙选通才，汇萃都下，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被荐入馆，时人美称其为“五征君”。安徽学政朱筠奏呈《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摺子》，论搜求遗书，条奏《永乐大典》内多古书，请开局从中辑佚，各自为书。于敏中力赞其说。次年，诏设《四库全书》馆，由此兴起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书的高潮，众多古本、善本沉晦千百年者，至此重见天光，复存于世，先后签出一千一百三十五种佚书，后经散佚，收入《四库全书》者三百八十八种，存目一百二十八种。其中对郁堙沉晦数百年的《旧五代史》的辑佚尤为世重。
　　《旧五代史》为邵晋涵辑佚。邵晋涵（1734—1796），字与桐，一字二云，自号南江，浙江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中进士，经刘统勋荐入翰林，入馆监修四库书。他与戴震各以史学、经学享名当时。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多部，以《旧五代史》最为著名。《旧五代史》又名《五代书》、《梁唐晋汉周书》，北宋初年由宰臣薛居正领衔监修。其后八十年左右，欧阳修私撰了一部《五代史记》，为区别二书，称前者为《旧五代史》或“薛史”，后者为《新五代史》或“欧史”。《旧五代史》取材梁、唐、晋、汉、周五代实录，又以范质《五代通录》为蓝本，历时十八个月修成。欧阳修不满《旧五代史》文笔平淡卑弱，叙事冗杂，遂自撰《新五代史》，取材除《旧五代史》以外，还有宋人关于五代十国的史料杂著，且用笔记、小说的材料，“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欧阳修以一代文宗，笔致纡徐婉转，有峰回路转、风行云展之妙，文笔虽简，但叙事过于疏略。北宋时，“薛史”、“欧史”二书并行。南宋后期，“薛史”流行渐衰。鉴于南宋独行“欧史”，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下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薛史”由此渐湮不传，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幸有明内府本存世，见《文渊阁书目》，得以抄入《永乐大典》。清初黄宗羲二老阁尚藏有其书，黄氏身后火灾，所收入之书失去大半，所藏《旧五代史》渺不可得。至乾隆时，此书已佚。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薛史”，甄录排纂，会粹编次，得十之八九，又旁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通鉴注》、《新唐书》、《旧唐书》、《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国志》、《北梦琐言》、《太平广记》、《玉海》、《职官分纪》、《梦溪笔谈》、《锦绣万花谷》、《记纂渊海》、《青缃杂记》等数十种书籍，裒然成编，共一百五十卷，使《旧五代史》晦而复彰，散而复聚。又把陶岳《五代史补》、王禹偁《五代史阙文》等部分内容，按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例，分附于《薛史》相关文字之后，并把馆臣整理此书所作的考辨、校勘按语附于正文之后，有禆研读。乾隆四十年（1775），《旧五代史》进呈，《进旧五代史表》中称“有薛史以综事迹之备，有欧史以昭笔削之功，相辅而行，偏废不可”，奏请“刊诸秘殿，颁在学官”。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印殿本，成为正史“二十四史”之一，乾隆特撰御制诗《题〈旧五代史〉八韵》：“上承唐室下开宋，五代兴衰纪欲详。旧史原监薛居正，新书重撰吉欧阳。泰和独用滋侵佚，永乐分收究来彰。四库蒐罗今制创，群儒排纂故编偿。残缣断简研摩细，合璧联珠体裁良。遂使已湮得再显，果然绍远藉搜旁。” 　　《旧五代史》殿本刊刻传世后，又有翻刻殿本的湖北官书局刻本、五洲同文局石印本、新会陈氏刻本等传世。以《四库全书》稿本为底本的有民国十年（1921）丰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以四库馆臣原辑本为底本的有民国十四年（1925）吴兴刘氏嘉业堂刻甬东卢氏藏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曾重金悬购，终未得到传闻中存世的金代刊本，《旧五代史》即以刘氏本影印。后世对《旧五代史》的辑补增益工作从未中辍。陈垣先生治五代史多年，于1937年和1963年分别发表《〈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他根据《册府元龟》及传世《永乐大典》所引“薛史”原文一百九十四条比勘辑本，揭出馆臣出于避忌，有意删改“薛史”原文，归结列出十类：忌虏，凡“虏”字必改为“敌”或“契丹”;忌戎，“戎王”改为“契丹”或“契丹主”;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伪忌贼，忌犯阙，忌汉，忌杂。凡有所忌，或改或删，主要在于防止和泯灭汉民族的民族思想。证以“故老相传，殿本薛史，曾经改窜”，空穴来风，其来有自。考察殿本《旧五代史》将《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书卷数尽行删去的做法，原因在于所注引书卷数多误，《四库全书》成书期限迫近，难以复检，索性删去，可见当日馆臣的粗疏。孙楷第在《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附薛史辑本避讳例》中高度评价陈氏：“其书开示义门，为吾国近年来最重要之史学撰著。”高步瀛在《陈援庵先生六十寿序》中盛赞陈垣先生校勘《旧五代史》的功绩“稽其同异，缀其阙残”，堪为治史模楷。陈垣先生最早提出对辑本进行校订，最终未能遂愿。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陈尚君著《〈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对新辑佚文重加编排，在最大程度上恢复“薛史”原貌。附存五代实录、会校诸本，附注于《旧五代史》相应文字之下，颇有文献价值。此外，胡文楷撰有《薛史〈王仁裕传〉辑补》、张升《〈旧五代史〉辑补》等均对《旧五代史》辑本有所补辑。陈智超《论重新整理〈旧五代史〉辑本的必要与可能》剖析馆臣辑本得失，提出重新整理《旧五代史》的看法。陶懋炳、郭武雄、王赓武等人均对《旧五代史》辑本有考析、证补之功。
　　对南宋《直斋书录解题》的辑印也是当时取得的重大辑佚成果之一，此书为邹炳泰校纂而成。邹炳泰（1741—1820），字仲文，号晓屏，江苏无锡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与纪昀等筹定校辑《永乐大典》条例，自始至终参与《永乐大典》辑佚。他本人先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十七种，如《石林燕语》、《苏氏演义》、《京口耆旧传》、《农桑辑要》、《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尤以《直斋书录解题》为世推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崇文书目》、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为有宋一代四大目录专籍。《崇文书目》、《遂初堂书目》仅著录书名，未及考订;晁、陈二书均穷溯图书源流，有继往开来之功，为研治目录学的规范。其中晁氏书志有南宋淳祐九年（1249）衢州本和淳祐十年（1250）袁州本传世。而陈氏《直斋书录解题》书阙有间，仅有元抄本残书四卷存世。陈振孙毕其一生心血撰作的《直斋书录解题》是一部私人藏书目录，书中解题（提要）介绍作者生平，撮举每书要旨，品题得失，考辨谬讹，但此书仅以稿本或抄本出现，未能雕版梓行。最早传抄者为其浙江安吉同乡程棨，受到当世学者推崇。相传明毛氏汲古阁有“半部宋椠本”，应属子虚。明初内府藏有《直斋书录解题》残本，据以将全书抄入《永乐大典》。邹炳泰从中校纂成编，列入《四库全书》，以武英殿聚珍版印行，购者珍如星凤。原本五十六卷，分五十三类，共著录图书三千零三十九种，五万一千一百八十卷。邹炳泰从《永乐大典》辑出二十二卷，虽有残缺，《四库全书总目》称：“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后世学人对《四库》辑本未能尽善之处多有校正，如南京图书馆藏有丁丙跋卢文弨校本、日本京都大学藏有陈鳣校本、青海师范学院藏有缪荃孙批校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以武英殿聚珍版本为底本，参校《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据朱彝尊旧藏抄本残卷与卢文弨《新订<直斋书斋解题>》稿本为主要校本，成为当今较好的通行本。
　　《四库全书》开馆时，为从《永乐大典》中裒辑佚书，对存在翰林院敬一亭内的《永乐大典》进行清查，发现已缺失一千余册，合二千四百二十二卷，追查而无结果。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库全书》纂修官黄寿龄私自携六册《永乐大典》回家阅读，途中被人偷窃。乾隆帝下令严查，偷窃者因无法脱手私售，把六册书又放回御河桥边以息事。黄寿龄受到罚俸三年的处分。由于当时《永乐大典》尚存九千册左右，数量庞大，对裒辑佚书大有助益，馆臣从中辑出宋、元人艺文集近两百种，如宋夏竦《文庄集》三十六卷、宋庠《元宪集》三十六卷、刘邠《彭城集》四十卷、张元幹《芦川归来集》十卷、宋陈起编《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元陆文圭《墙东类稿》二十卷、胡祗遹《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等。宋谢逸擅写蝴蝶，曾作蝴蝶诗三百首，描摹入微，清新隽逸，耐人涵咏，人称“谢蝴蝶”，受到黄庭坚称赏。谢氏《溪堂集》久无传本，被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析为十卷。周永年辑录的宋苏过《斜川集》也功不可没。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号林汲山人，山东历城（今济南）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四库全书》开馆后，“以夙望被荐”入馆任纂修。他首倡儒藏之说，被广为传播，开纂修《四库全书》之先声。入馆后，他从《永乐大典》中辑校佚书致力尤深，为时人所称。苏过（1072—1123），字叔党，号斜川居士，苏轼的幼子。所著《斜川集》对了解其父苏轼晚年景况、徽宗朝政治状况及其对元祐党人的迫害颇有价值。其集《文献通考》作十卷，世无传本。当时馆臣所见苏过《斜川集》系伪本，以故斥入《四库全书存目》。周永年从《永乐大典》各韵下辑得苏过诗文，析为六卷，系真本，但未收入《四库全书》。吴长元借归录副，又据《宋文鉴》、《东坡全集》等书加以增补阙遗，交鲍廷博。乾隆五十二年（1787）赵怀玉用鲍廷博藏抄本刻于杭州。嘉庆年间，法式善任《全唐文》总纂，复从《永乐大典》中掇拾，辑为《补遗》两卷，《续抄》一卷，交唐仲冕刻于苏州。鲍廷博又合前后两辑本，仍作六卷，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成为后世通行本之祖。1996年，巴蜀书社出版舒大刚等校注《斜川集校注》，又辑得苏过佚文佚诗二十余篇，并附录《苏过年表》和集评等。

三

　　嘉庆十三年（1808），下诏于文颖馆旧址编修《全唐文》。馆臣除辑录唐代佚文之外，复从《永乐大典》中纂出佚书遗篇甚伙，今天可考者有五十种左右，其中以徐松辑佚的《宋会要辑稿》最为享名。徐松（1781—1848），字星伯，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博贯经史，学问渊博。《全唐文》开馆，徐松任提调兼总纂官。在馆年余，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之书颇多。会要，是中国史籍重要体裁之一，以事体为中心，记载一定时期的史事发展，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依据时次先后，分门别类荟萃于一书。会要之学，滥觞于唐代，定型于北宋。最早出现的《唐会要》为宋初王溥编撰。宋代修撰的会要，前后成书十余种，总计在两千卷以上。官修原本未刊行，间或有写本散出民间。元朝牧马江南，南宋祚终，历朝会要与实录、国史等图籍被北运燕京，元代修《宋史》即取材《宋会要》各志。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已散失十之二三，文渊阁所藏《宋会要》残本仅二百零三册，多整段抄入《永乐大典》分隶各韵之中。宣德年间，宫中火灾，《宋会要》扫地煨烬。徐松入《全唐文》馆后辑《宋会要》非由朝命，以搜集《全唐文》资料为名，签注《永乐大典》中引用《宋会要》之文，由写录官录副，共得五六百卷，是为辑本。若无徐松及时辑出，《永乐大典》亡佚日甚，此书再难现世。嘉庆十七年（1812），徐氏因科场案被参劾，获谴革职，籍没家产，流放新疆伊犁效力赎罪。陈垣先生《记徐松遣戍事》考之颇详。后释放回籍，《宋会要》辑本未及排比整理纂成定本而徐氏去世。徐氏后人迫于生计，将徐松毕生庋藏的图籍、手稿尽数出售，辗转流入书肆。其后，《永乐大典》散佚日甚，无缘再见书中原文。同治年间，徐氏辑本为缪荃孙从北京琉璃厂书肆韩心源的翰文斋购得，缪氏《琉璃厂书肆后记》记其事云：“余之宋、元本，大半韩为搜得，即《宋会要》，亦得之此肆。”辑本归缪氏后，十余年中间有校笺，由于冗事丛集，仅从其中抄出《宁宗会要》一卷。后辑本让归张之洞在广州主办的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出版《广雅丛书》，专事校勘、刻刊古籍，蔚为风气。缪荃孙曾为张之洞幕僚，协助张氏编撰《书目答问》，承学之士视为津筏梯航，几于家置一编。张之洞督粤，时缪氏在京师，遥聘其为广雅书局采访、总校，月致修金。缪荃孙与屠寄厘订《宋会要》，仅成“职官”一门。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移节湖广，欲对广雅书局遥领其事，特意安排留粤支撑书局的屠寄与缪荃孙安排校勘、刻书诸事宜，后因广雅书局变化，锓版行世《宋会要》之事未果。屠寄也离粤去鄂，辑本为书局提调王秉恩隐匿。1915年，秉恩流寓沪上，无以度日，将《宋会要》辑本以银圆二千九百元售与吴兴藏书家刘承干，入藏嘉业堂。以原书稿部类不明，先后杂厕，刘承干聘请刘富曾、费有容重加整理厘订，历时十年。岂料刘富曾等对原书稿痛加删并，直接剪裁，致使总类子目离合无端，又以《宋史》诸志、《文献通考》、《玉海》等书增补，改益旧文，增添新事，成四百六十卷清本。此清本体例不严谨，又混杂了《永乐大典》以外的资料，杂引他书均不注所本，转使辑本真相丧失，有窃改兰台漆书之嫌。此书终不见刊刻梓行，1931年《宋会要》辑本经董康介绍，以银圆四千元购归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1933年，北平图书馆向嘉业堂商借刘氏整理之清本，与徐氏辑本比勘，以为“不足据为典要”，遂舍刘氏清本，决定影印徐氏辑本，成立编印《宋会要》委员会，以陈垣为委员长。1936年，先以徐氏辑本影印行世，名为《宋会要辑稿》，共线装两百册。1957年，中华书局缩印为平装八大册，为通行本。由于清本中确有出于《永乐大典》原文而徐氏辑本中不见者，因此清本也有参证价值。作为一部政书，《宋会要》超过一千万字以上，分为十七大类，一千余门，其中礼、职官、食货三类每类均超过百万字，以食货类价值最高。《宋会要》数易其手，辗转传抄，反复掇录，殊多残缺，先后经三次整理，治丝益棼，即《永乐大典》将其分缀各韵之中，顺序打乱;又经缪荃孙、屠寄初步整理;再经刘承干请刘富曾等剪裁分合，缀拾成文，已与《宋会要》原貌相去愈远，而且连《永乐大典》中《宋会要》的原样也难以窥见。在汲取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陈智超、王云海等人从北京图书馆找到《宋会要辑稿》遗文和缪荃孙、屠寄广雅书局稿本的一部分，又在浙江图书馆找到四百六十册、八百余万字的刘承干嘉业堂清本，得用中华书局出版的《永乐大典》残本以及山西平遥杨氏《连筠簃丛书》本《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改变思路，深入研究，参照《唐会要》、《五代会要》、《宋史·食货志》等文献，对现存《宋会要》辑文重加编排，并最大限度恢复其在《永乐大典》中的卷数和顺序，据此《宋会要》的“食货类”得以复原。由于全书错简、讹误、缺漏所在多是，整理工作十分繁复。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刘琳等人点校整理的十六巨册，一千二百余万字的《宋会要辑稿》。
　　徐松除辑佚《宋会要》之外，还采撷《永乐大典》中有关唐人及第的史料，撰成唐人科举制度专著《登科记考》三十卷，辑录唐及五代明经、进士及诸科、制科登第之人，按年编次，附有科举典制掌故、考试诗文。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河南志图》十四幅，辑成《河南志》，是研究自西周以来洛阳历代都城的重要文献，进而撰成《唐两京城坊考》，其中保存了大量失佚的北宋宋敏求《河南志》的资料。后张穆对《唐两京城坊考》加以校补，于徐松去世当年付梓。
　　嘉庆、道光年间修《全唐文》和重修《大清一统志》，因疏于监管，《永乐大典》被官员乘机盗窃，文廷式一人即盗走一百余本。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翰林院中的《永乐大典》遭兵燹之灾，创深痛巨。至光绪元年（1875）修葺翰林院时，清查所存《永乐大典》，已不足五千册。光绪二十年（1894），翁同龢入翰林院核查《永乐大典》时，只剩下八百余册，记于日记之中，可见亡佚速度之快且巨。道光八年（1828），钱仪吉曾奏请重辑《永乐大典》佚书，所请未得允行。此后，张穆、缪荃孙、文廷式等人继有辑佚之书，如张穆辑有《元朝秘史译文》十五卷，缪荃孙辑出《中兴战功录》一卷、《曾公遗录》、《顺天府志》、《元一统志》等，文廷式辑有《中兴政要》、《考古质疑》、《经世大典》等多种。

四

　　据缪荃孙《永乐大典考》记述，光绪十九年（1893），《永乐大典》仅存六百余册，“庚子拳匪倡乱，毁翰林院，以攻使馆之背。旧所储藏，均付一炬，《大典》遂一本不存”，这与《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时《永乐大典》存书八百余册说法不一，两说孰是，遽难论断。总之，当时《永乐大典》佚散严重，所剩无多是事实。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沦为战场，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和其他珍籍遭摧烧攘夺。关于翰林院纵火，以往多归咎于八国联军。2003年，杜泽逊撰文加以驳正：翰林院被焚系国人为围攻使馆所为，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此五十四天之后。翰林院遭焚时，一部分《永乐大典》被使馆中人搬至英使馆保存，一部分被使馆中人乘机盗走，一部分被焚，一部被弃置不顾，使《永乐大典》化为乌有。宣统元年（1909），清点翰林院残存《永乐大典》，只有六十四册，被陆润庠运回府中。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经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鲁迅）建议，咨请国务院批准，派员赴陆润庠处，将六十四册《永乐大典》运载教育部，除四册庋置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后也拨归京师图书馆），另六十册派专差送往京师图书馆庋藏。
　　民国以后，学者对《永乐大典》的研究与搜残存佚工作为功尤巨。清末民初，随着近代图书馆的兴建，皇家图籍深幽琼阁、藏而不传和旧式藏书楼聚艰散易、重藏轻传的观念被打破，欧风东渐，图书是社会公器、归于公藏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学风丕转，《永乐大典》的研究得到提升。郭伯恭《〈永乐大典〉考》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全面研究《永乐大典》的学术专著，对前人语焉不详的“纂修及职官、录副与散佚”等问题多有创获，堪称筚路之作。缪荃孙的《〈永乐大典〉考》以亲历亲见对《永乐大典》在清代的流传做了较为详实可靠的论述，为研究《永乐大典》流散史所必读。随着研究的细化，如对《永乐大典》纂修人的考证，郭伯恭书中为一百九十三人，其中新考见者一百六十五人;王重民《〈永乐大典〉纂修人考》总录二百四十五人，得郭氏未见者五十六人;朱鸿林《〈永乐大典〉纂修人考补》又加增补，得郭、王二文未录者二十二人，可疑者九人，可见研究日渐深入。
　　袁同礼从1929年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1942年升任馆长，至1948年年底离馆，主持馆务二十余年。他历时十五年，对掠至国外的《永乐大典》进行调查、收集、复制回国，任内实现了大多数现存《永乐大典》的影像回归，功绩卓著。他了解《永乐大典》存世情况，先后撰作发表《〈永乐大典〉考》、《关于〈永乐大典〉之文献》、《〈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等九篇文章，至1933年，证实中外公私所藏有三百六十七册，基本摸清了海内外所存《永乐大典》的状况，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赵万里1928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访组组长和善本考订组组长，支持袁同礼收集《永乐大典》的工作，想方设法搜集国内外现存的《永乐大典》。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在他倡导下，编制《永乐大典》引用书卡片索引，金针度人，并先后撰写出《〈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永乐大典〉辑出之佚书目补正》等文章，他把辑佚《永乐大典》视为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先后辑出《陈了翁年谱》四卷、《校辑宋金元人词》七十三卷、《薛仁贵征辽事略》、《元一统志》等多种，特别是对《析津志》的辑佚为北京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析津志》是现存最早记述北京及北京地区历史的专门志书，对北京的沿革、至到、属县以及城垣街市、朝堂宫宇、水道坊巷、名胜古迹、人物名宦、山川风物、岁时风尚等均有翔实记载，为元末熊梦祥撰。此书未刻印刊行，明初作为《顺天府志》的组成部分，依韵收入《永乐大典》。明中期，《析津志》失传。1935年，赵万里从《永乐大典·顺天府志》等书中辑录出《析津志》。析津，古冀州之地。五代后晋高祖石敬瑭不惜向辽国称臣仰息，割让燕云十六州，依庇契丹军队援立建国，做了儿皇帝，遂使析津成为辽国属地。辽太宗时升为南京，又称燕京。辽开泰元年（1012），取古人以星土辩分野之法，以为燕分野旅寅，为析木之津，改称南京析津府，领六州十一县。后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在赵万里辑佚的基础上汇集整理，一是利用《永乐大典》原本直接采录;二是从《日下旧闻考》中转辑;三是从徐维则铸学斋所藏抄本《宪台通纪》采集;四是从琉璃厂通学斋主人孙殿起1930年在济南收购后转让给北京图书馆的《顺天府志》残帙两卷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缪荃孙从《永乐大典》所辑《顺天府志》佚文八卷中转录，最终辑成《析津志辑佚》，共十万余言。这部凝聚了百年来众多学人心血的书，于1983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不靳人，民间学者对《永乐大典》访录、搜求也屡有斩获。1919年夏，叶恭绰游欧期间，在伦敦一家古玩店意外发现《永乐大典》两本散册，一本为“职”字韵，一本为“戏”字韵，“戏”字韵中收有南戏三种，即《张协状元》、《宦门弟子错立身》、《小孙屠》。叶氏大喜过望，遂购以归。“南戏”之名，最早见于元代夏庭芝《青楼集》。又称戏文，为了区别北曲杂剧，又将戏文称为南曲戏文。南戏产生于北宋末年的浙江温州一带，是宋、元时用南曲演唱的戏曲艺术，由宋杂剧、唱赚、宋词以及俚巷歌谣等综合发展而成，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种较成熟的戏曲形式，对后世戏曲影响极为深远。南戏作品传世稀少，在《永乐大典》南戏三种发现之前，只有《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和《琵琶记》五种传世。《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是保存了原貌的南戏作品，具有化石标本的意义，对研究宋、元南戏和中国古代戏曲渊源流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因其戏文未经明人妄改，成为研究宋、元时期语言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开启了学界对宋元南戏研究的新潮。叶恭绰原想“以原本付之影印”，但“因循未就”，北平图书馆据以录副一部。赵万里于1929年发表《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介绍《永乐大典》所收戏曲情况，并披露叶氏将《永乐大典》“戏”字韵一册携归中土的信息。1931年，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将此刊印，题名《〈永乐大典〉戏文三种》。1979年，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叶氏购归的这册《永乐大典》抗战期间由中央图书馆利用英国退还庚款购得，入藏南京图书馆，但许多人以为此册《永乐大典》已失传。解放前，此书被运往台湾，入藏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 　　近世以来，还有不少学者和学术单位从《永乐大典》中辑佚辑补，成果斐然。如傅增湘辑佚《西湖老人繁胜录》;王国维继馆臣辑补《水经注》之后，又从《永乐大典》中全录《水经注》河水至丹水二十卷;朱启钤、刘敦桢辑出《梓人遗制》;唐圭璋编撰《全宋词》、《全金元词》从中获益良多;张国淦《〈永乐大典〉方志辑本》收书九百种;钱钟书《管锥编》据《永乐大典》辑录的文献甚多;郭绍虞有《宋诗话辑佚》;栾贵明辑成《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国立北平图书馆先后辑佚达二百一十五种。

五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永乐大典》的收集出现崭新局面，国内公私藏书家纷纷踊跃捐献。1951年，周叔弢先生捐出《永乐大典》一册，以为“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职”。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先生倡议下，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二十一册《永乐大典》捐献国家，归于公藏。赵元方先生捐出家藏一册《永乐大典》。琉璃厂富晋书社掌柜王富晋藏有一册《永乐大典》，秘不示人，待沽高价，也转售给文物局。195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将四册《永乐大典》移送北京图书馆。广东文管会也移送三册《永乐大典》。此外，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赵万里等先生也各捐献出一册《永乐大典》。流失国外的《永乐大典》也有部分回归。1954年，苏联先后三次将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劫掠的六十四册《永乐大典》归还我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归还了三册。国家还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处购回四册。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发现一册《永乐大典》，书的天头地脚已被剪作鞋样或卷烟，此书捐献后得到修复。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古籍普查专家发现一位加拿大华人藏有一册《永乐大典》，先后四次经专家鉴定，此书为《永乐大典》卷二千二百七十二至二千二百七十四卷“模”字韵“湖”字号，内容为与“湖”相关的诗文。2009年，此册《永乐大典》回归入藏国家图书馆，与原藏于国图的《永乐大典》前后各一册相缀，使“湖”字部分合璧。至此，历经百年搜求，国家藏有《永乐大典》二百二十二册（包括在台湾的六十册）。
　　为了《永乐大典》的传播、研究与利用，1960年，中华书局将当时搜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影印，分装二十函，共二百零二册。1982年，又将陆续征集的六十七卷及零页五页，影印二函二十册，称《永乐大典》续印本。1986年，将上述二本合一，共七百九十七卷，附印《连筠簃丛书》的《〈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出版十册十六开精装本。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将存于美国、日本、英国、爱尔兰等国的十七卷《永乐大典》套印出版，名《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此外，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在中华书局七百三十卷的基础加配台湾和西柏林所藏十二卷，出版《永乐大典》影印本，凡七百四十二卷。1985年，台湾大化书局出版重编本《永乐大典》，共收七百五十四卷。2002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决定将存世《永乐大典》全部仿真影印，陆续出版，化身千百，以广流播，堪称壮举。
　　《四库全书》修成后，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古籍三百余种，竟轻率断言“菁华已载，糟粕可捐”，但后世学者不断从残存《永乐大典》中辑佚辑补，辑书多达六百种，至今这项工作仍赓续不辍，足证馆臣纯属信口谬说。如今，世界范围内中国宋、元善本仅存三千余部，而《永乐大典》收有七八千种明初以前古书。种种迹象表明，《永乐大典》正本尚存天壤并非不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心良知的提升，其副本仍会择时面世，对佚书遗编渊薮的《永乐大典》的利用远未汲掘罄尽。作为中华文化瑰宝，让《永乐大典》最大规模的回归，是亿万国人薄海同企的心愿。